論
東漢文論
西京承戰國先秦之後，故其文雄峭多奇氣，晁、賈諸疏是也。承平既久，士氣薾弱，見之於文章者爲嘽緩曼衍而不振。朱子所謂衰世之文也。東漢因之，雖以光武之講論經理，明章之崇儒重道，而文體日趨駢儷，遂濫觴晉魏六朝不能遏也。豈風氣使然？雖甚，權力不能與之争乎？昔司馬遷文尚矜奇，故公孫宏、董仲舒傳不録其對策，而班固收之。東漢之書成於蔚宗，其所授述時人書疏多更删潤。是三書者，遂各成一代之文，則著作之家固風氣所從出也，可不慎與？然東漢人矜名節，師弟傳經，期作明理而已。與夫西漢大師相授受，爲發策决科取青紫者不侔也。至魁壘耆碩，正色立朝，封事屢上，讀之有使人欷歔累涕者，其爲益於名教甚矣。豈異時杜谷輩淺儒所可望哉？而郭泰、黄憲、徐稚之倫，文辭不概見，何與？夫人之信有得於已矣，則其於外宜有所不暇者，此又學者之不可不知也。
梁將王景仁論
王景仁嘗爲楊行密將，而救兖州，斬朱全忠子友寧於陳。全忠自鄆州還攻，望見景仁指揮，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後景仁以楊渥之攻奔吴越，全忠遣人召之，因間道歸梁。全忠者，唐季之羣盜耳。然頗能用其術籠罩豪傑，得其歡心。以景仁之屠殺其子，而不怨反寵任之，以爲大將，可謂有英雄之風矣。卒能脅制羣雄，遂其逆謀，非偶然也。昔者田横烹酈商之兄，食其不忍與商比肩而事高帝。吾獨怪景仁者，親戮其君之子，蒙耻而立於其朝，於是乎喪其羞惡之心盡矣。且彼亦未審利害之熟也，何以明之？夫將者以氣爲主，氣以心爲主。氣之餒焉，而欲其將之無怯，不可得也；心之不安焉，而欲其氣之無餒，亦不可得也。考景仁自淮南歸梁之後，終其身僅兩將兵。一爲北面招討使，帥梁精兵救趙，與周德威戰，大敗於柏鄉，横屍數千里。一攻廬壽軍，戰於霍山，復敗走，遂以亡梁。視其爲王師範，力戰青州時，召諸將飲酒，飲已復戰，左右顧盼，氣吞强敵。彼全忠者方且從高望之，而動容太息，又豈能料其後之摧折若此哉？此無他，殺其子而食其父之禄，其心有所不安焉，則其氣之餒而不振，無所往而不躓焉，宜也。昔廉頗嘗爲趙將矣，已乃避讒之楚，戰輒不利，曰：“我思用趙人頗，非宿怨於楚也。”一爲趙則利，一爲楚則不利，夫非其氣餒而不振之故耶？又况於蒙面事仇，廉耻道喪，而欲其立功晩，蓋難矣！此禮所謂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而孔子以爲不可與於矍相之射者也。五代之際，其人才本不足論。吾悲夫世之功名之士，苟且禄位，自託於射鈎斬袪之遇，而不知其卒無所成也。孟子曰：“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今則尺亦不可直，徒枉而已矣。然且相率而爲之者，何其不知悔也。故因景仁之事，表而出之，爲世大戒。
春秋四大國論上[1]
春秋之大國四，内則齊、晉，外則秦、楚。齊晉至春秋之末，俱相繼亡，而秦、楚延世又數百年，及楚亡而秦卒得天下，其故何歟？語有之，木再實者其根必傷，則齊、晉之謂也。齊自太公表東海以來，其勢固日趨於强矣。及桓公之霸，牽率同盟，南征北伐，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天子致胙，命無下拜，蠻夷君長冠帶之國，無不東面而朝於齊，其自謂與三代受命之君無以異，可謂盛哉！桓公死，晉文繼霸，子孫之主盟中夏者累世，諸侯以國之大小，歲受貢賦，庭實充溢於公府，貨賄交賂於私室，天王召會而即至，侯伯見執而罪己，是時天下靡然，不復知有天子矣。夫始之有霸，以尊天子也。至其後，乃奪天子之勢而自予焉，而天下不敢以爲專。然人臣而擅天子之勢，此豈可以爲常者哉？齊桓公没，歷世不振，至康公而國篡於田氏。晉用六卿，亦移其祚，非齊、晉之國至是而始亡也。其始之脅制諸侯，討貳舍服，所以耀吾軍實以奔走讋伏乎天下，而恣睢以享天下之奉者，其力固疲而氣固已竭矣。一旦大權既去，蹶然顛僕，何足怪哉？若夫秦、楚，則不然。《春秋》莊九年書，荆敗蔡師，楚僻在夷，至此始通中國。二十年伐鄭始稱楚，僖十九年，始得與諸侯同盟於齊。方其未與中國接也，楚特崛彊於江漢之間耳。王室之所不臣擯之，而中國之諸侯非類畜之者也。及其得志，争盟中夏，征車四出，則楚之禍西連於晉，南絓於吴。平昭之間，羣臣奔命不暇，而國之幾亡者再矣。然其所以宜亡而不亡者，何也？吴滅於前而晉分於後也。自三晉之分，力不足以支秦、楚，則楚之危者以安，而秦之弱者以强。故晉之存亡，此秦、楚安危强弱之繫，而春秋之一大變革也。由是觀之，楚之延世之久長者，以其爲中國後起也；楚雖後起而猶幾不免於亡者，以其威太盛也。故盛者必衰，强者必折，自然之理也。秦國尤僻小，雜於西戎，穆康之世，與晉搆釁，見於《春秋》，至於他國所用兵者鮮矣。傳稱穆公並國十二，開地千里，其所攻取，大抵皆在戎翟之界。方是時，泗上之諸侯奉盤敦歃血而争長者，呶然於壇坫之上，喜而朝，怒而叛者，紛紜於晉、楚之境，其視泰若不甚可畏也。秦亦漠然無所與擁崤函之固，迴翔熟視而不敢以争一日之雄。左氏曰：“秦穆之不得爲盟主，宜也。”不知盟主非秦之所欲也。秦唯不自爲盟主，故能蓄積其氣勢，徐以待諸侯之衰而乘其弊。歷於孝公之初，辟土益廣。然河山以東强國六，猶以夷翟遇之，擯而不得與盟會，則夫秦之所以終强而六國之所以或微或滅者，其必以此矣。或曰：“吴越之興亦後矣，而驟滅，何也？”曰：“吴越之君，純用夷禮，而無法度紀綱以維之，此如水潦之暴漲，何足與持久哉？”秦不妄慕乎中國之盛，寧自棄於僻陋以俟時而後用之。故齊、晉與六國亡而秦不亡，秦又不純以夷翟自處，而法度綱紀秩然有以維繫其上下。故雖其後起之强大如吴越者，皆以驟盛而滅，而秦不與之俱滅，且此非獨於秦楚然也。《詩》曰：“緜緜瓜瓞。”昔周之中世嘗微矣，不窟失官，竄於戎翟之間，歷夏商千餘年，天下幾不知有周矣。公劉遷豳，稍稍生聚，與其人執豕於牢，舉匏尊而酌之，此其自視，與天下何如者？然太王一出岐山之陽，伐柞棫，走昆夷，勃然起翦商之志，而周即能强大如桓文時，則其後且覆亡之不暇，何暇以天下爲哉？故曰其微也，斯其所以爲盛者也。然武王既得天下，散馬放牛，橐弓矢，包乾戈，以示弗用，使天下若仍不知有周者，而後民安之。而始皇日囂囂焉，出師强胡，加誅勁越，窮兵黷武以外市其强大之形。强大之勢震於外，而危亡之機成於内矣，則亦異乎其始之所以立國者矣。
李祖陶《湛園未定稿文録》之《春秋四大國論》上評語：立論詳確之至，而發揮亦最爲透徹，文筆紆徐，爲妍卓犖爲傑，殆合歐蘇爲一手者。立論詳確有目，皆知最愛，其文心最靈，局陣最變，説一面而面面俱透，擊一節而節節皆應，學者能於此文心，識其妙而得其構思運筆之所以然，其於古文思過半矣。通篇分五節，讀而歸重在秦齊晉行事相符，故同作一段，楚事起手與秦近而後事與齊晉符。故另作一段，秦則純乎取天下之術矣。故正講後既引吴越以駁之，復援周家以證之，然未有天下之先與周同，既有天下之後則又與吴越同矣，推勘到底更無餘意，待後人補證，如此手筆，那得不冠絶一時。
春秋四大國論下
齊、晉、秦、楚，歷世之脩短，吾既已言其故矣。然此猶論其大勢也，非其所以受病之處。夫人之禀命於天，壽夭不同。然其將死也，必有其所以受病之處。知其病而消弭之於早，則病者可起，死者可生。不知其病而預爲消弭之，則亦已矣。晉之六卿，齊之田氏，此其受病之處也。國之有强臣，如身之有痞疾。齊、晉之君不知消弭，而聽其塊然於胸膈之間。方其未發，手持足行，耳目便利，視之猶人也。及其既發，而塊然者已不復圖矣。秦、楚之君之治其病也，唯不待其既發而圖之，故其治患也不勞，及其患去而國之元氣亦以愈固。蓋權臣之竊其國也，類非一世之所能爲也。其積之有漸，故其治之有因。且其初，非必皆國之小人也。彼陳敬仲、趙文子之徒，豈逆知其子孫之有是事哉？勢之所趨，極重而不返，則雖有賢明之君，忠正之臣，常不能保其後之不爲亂。夫秦、楚之君之善治其病也，亦揣其勢之所必趨而逆折之，無使之至於不可反，斯已矣。楚之有令尹也，此大權之所萃也。令尹之佐有大司馬、左右司馬，政出於令尹，而兵柄則分掌之。司馬子木爲相，蔿掩爲司馬，使具賦數，甲兵既成，以授之子木。故曰司馬者令尹之偏，王之四體也。昔者子元、鬭椒，俱嘗爲難於國中矣。既不旋踵，身被禽滅。其時之家臣宗老不聞有擁甲以觀變者，兵柄不屬故也。令尹之權既分，而其制國也尤有法。分國爲縣，縣設公以處之。内有變則入，而靖亂於内，而强臣不得縱恣以爲内之大患。子元伐鄭，還處公宫，而申公鬭般殺之；白公稱兵，而葉公諸梁自蔡入而討之，是也。外有患，則即發其縣之賦，以征討於境外。救鄀之役，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繞角之役，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陰地之役，司馬昄起豐析之衆以臨上雒，是也。齊、晉大夫之有采地，以封植其私家。故曲沃據而欒盈叛，邯鄲入而荀寅叛，晉陽修而趙鞅叛，渠丘封而雍廪叛。而楚則不惟使之不可叛，而反能因其力以外備諸侯，而内制其强臣。齊、晉之衰，以家之有藏甲。而楚以令尹之權，欲舉國而唯吾用之，而且有所牽制而不可動，其制使然也。楚令尹之權既分，其制國也有法，而其因事杜害也尤有漸。昔者，子南爲宰，其士觀起無禄而有馬數十乘，康王聞之，車裂觀起，尸子南於朝。薳子馮繼之，所寵者有馬八乘，聞申叔豫之言，謂之生死而骨肉。夫宰臣之寵士，而使之有馬，自常情視之，非甚大罪也。然楚之君臣涕泣相告，若危亡之立至，而誅殛隨之，則其慮患也不亦密乎？秦公子鍼出奔於晉，有車八百乘，謂晉大夫曰：“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乃知秦與楚同一氣也。公子鍼親景公弟，終景公之身不敢以返國。則人臣而富者，是秦、楚之所深仇也。其後秦昭王一聞遊士之言，逐穰侯、華陽君之屬而出之境，若去毒螫。夫秦之日夜思芟鋤强臣，而欲已其病者，如此其至也。故封建之不得不廢，亦其勢然也。秦之祖宗固欲廢之矣，且此豈獨秦之意？使秦不得天下，六國之君得之，吾知封建亦必廢。何者？强臣在一國，則一國病；而在天下，則天下病也。自漢以還，封建廢而天下未嘗不治。秦廢封建，而以無道行之焉，此其所以得而復失之也。
李祖陶評語：三意蟬聯而下，确鑿指畫，皆足为後王殷鑒。
二氏論
朱子謂佛氏之書，其徒採取。老莊之旨，爲之其後。道家既失其傳，反竊取佛氏。經教之最膚淺者爲《道經》，譬如巨室子弟，亡失其先世所遺珍寶，乃從其人竊得破釜甕之器，誇之以爲己有。由是言之，佛與老雖異，其言初不異也。其説精矣。然自東漢至於宋，未有分佛與老爲兩人者也。袁宏《漢紀》：“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其教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浄。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此佛教初入中國之言也。而所謂清浄無爲者，則老氏之説矣。《（東漢）楚王英傳》：“晩節更喜黄老學，爲浮屠齋戒祭祀。”桓帝立黄帝浮屠祠於宫中，言黄老即曰浮屠者，明其爲教本一也。至襄楷上書桓帝，始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道經》亦云：“老子入關之天竺，託生維衛國王夫人。”晉顧歡《夷夏論》亦云：“又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處。”其言固怪誕，然楷東漢人，時佛教流傳中國尚未久，其言當必可徵。孔子思行先王之道於東夷，老子悲周衰去之西域爲浮屠，亦其類也。而或執所聞見以爲難信，吾意老子出關之後，其去留存没，當亦不至寂然無考。使其一無所傳述，既以屏棄老死，長爲戎羌之鬼矣，則孰與其以柱下終也？而自崎嶇於流沙萬里之外，此何爲者？太史公書言：“老子，即老萊子，年百六十歲，又云二百餘歲。”又疑爲太史儋夫、老子一人耳。一以爲李耳，一以爲老萊子，一以爲太史儋，當其在中國時已難定其蹤跡。如此，則去之西域，一變而爲浮屠，亦理之無足疑者也。孔子曰：“龍，吾不知其所變化。”此爲深知老子者。至其徒始髡而自私其教曰吾佛也，彼老之徒方瞀然不能復名其師之説，然後二氏之黨始判然其不可一矣。予謂今之爲老之學者，譬之老氏之嫡子也；爲佛氏之學者，譬之老氏之庶子也。嫡失其世守，而丐貸於庶子之家，則今之道家之謂矣。然其本固一也。尤可異者，若今之儒家者流，剽取釋氏虚無幻妄之言，一舉而附之孔子，講解傳習，流染蔓延，是真所謂竊人之餘以爲己寶而不知愧者也。然而道家之惑，以其先世之失傳耳。至吾孔子之教，五經六藝之文，譬如日星之垂列，江河之流衍，蔽之而愈明，淆之而愈清，一舉正之，斯昭昭然白黑分而邪正别矣。是其寶，固未嘗一日亡也。舍其家千金之璧，而羨人之瓦缶釜甕以爲美，然且不惜穿穴而求得之。若今之儒者，是二氏之徒之所竊笑者矣。
李祖陶評語：從朱子之言悟入而雜引漢晉諸人之説以證之，立論甚創而根據甚確，一結尤嚴。
黄老論
漢自曹參爲齊相，奉盖公“治道貴清静”，而民自定。其後相漢，遂遵其術以治天下，一時上下化之，及於再世。文帝爲天子，竇太后爲天下母，一切所以爲治無不本於黄老。極其效，至於移風易俗，民氣樸素，海内刑措。而石奮、汲黯直不疑司馬談、田叔、王生、樂鉅公、劉辟疆父子之徒，所以修身齊家、治官蒞民者，非黄老無法也。蓋漢當秦焚書之後，詩書放失，其一時之人，心志、耳目蕩焉無所寄。而黄老之教不言而躬行，縉紳先生之所以口傳而心授者，所在皆是。則乘其隙而用之，以施於極亂思治之後，故其致理之盛幾及於古淳悶之化。余考班氏書，爲黄帝書者幾家，爲老子書者幾家，大抵皆出於漢初人所爲。所謂莊周者，備道書之一家而已。太史公書雖老莊申韓並傳，不聞有以莊子配老氏者。《古今人表》僅次周於第六等中下之列，則當時之所尚可知矣。蓋老子之教以虚無爲本，以因循爲用，而其旨卒歸於治天下。莊子者徒樂爲倡狂恣肆、無涯涘之説，以自放其意而已。觀其人，雖有聖人者出將不爲用也。而魏晉間之樂縱誕者，必曰老莊，習其倡狂自恣、無涯涘之説，欲舉之以移易夫天下，則天下幾何其不亂且亡矣？而老氏之弊，豈至是哉？漢武帝表章六經，羣書輩出，黄老之教漸微。然儒者曲學阿世，文士浮薄無用。在朝之臣，僅有一董仲舒能明王道而不能用，漢治亦愈衰於前。豈孔子之教不如老氏哉？老氏得其傳，孔子之教失其傳故也。自孟子殁後數百年，而得一董子。又千餘年，而後宋之諸大儒出焉，發明理學，體用微顯之要。然後世始曉然知儒者之學，内足以治其身心，外足以開物成務，以致乎天下國家之用。而卒不知所以用也，則孔子之道之得傳於世，其亦難矣。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是已。以四子之不遇早死，驗其器識之淺薄，此爲不可。夫器識，豈可以貴賤天壽論哉？審如此言，則屈原爲浮華之祖，《離騷》爲導淫之篇，而子蘭、子上得先幾之識，蒙老成之譽矣。昔先王於矒瞽、侏儒、百工一技之士，必有所以區處之，使不至於失所。况文章爲天地之精氣所存，士得之百無一二，爲國者豈可不知所以愛惜之哉？若慮其浮薄而預爲之教，以要之有成，如古大樂正之法，斯可矣。不宜反挫抑之，使不竟其用也。王、楊、盧、駱，杜子美至比其體爲江河萬古之流，自唐及今，如四子者代不幾見。雖其淹鬱於一時，終炳爍於後世，以視彼名德不昌，而坐享期頤者，其器識爲何如也？明劉健亦賢相，薄何景明，不使入館閣。夫館閣，儲文之地。以景明之才猶不得入，不知朝廷設此何用？健斥李杜爲一醉漢，吾知使生李杜於明時，其受屈抑必甚於開寶間矣。大臣不重文學，此非細事。則天后見駱賓王檄己文，曰：“有才如此，而使之淪落不偶，宰相之過也。”一才士淪落，至歸過宰相，此真人君之言。其能籠絡豪傑，使爲己用，亦非偶然也。
蕭望之論
班固曰：“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近古以來社禝之臣。”予謂望之守常而不知變，知嫉小人而不能容君子，社禝之臣，豈如是哉？始望之與史高同受宣帝遺詔輔政，而高者，帝肺腑之親也。昔魏相謀去霍氏之權，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復因許伯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是時，霍氏雖切齒於相，而終不克加之害者，以許伯之爲主於内也。史高雖與恭顯相表裏，然爲腹心之疾者恭顯也。恭顯去，則史高者一豢養之具臣耳，何足患哉？爲望之計，莫若姑舍史氏而無與之争，且與之周旋於其間，設疑而多爲之間，則其黨可離，而恭顯可逐也。不知出此，乃欲一舉而並去之。夫與人同受顧命於先帝，未聞其有大罪極惡，輔政未幾而其所排擠者，乃在肘腋之間。此自常情視之，亦必以爲“疏離骨肉，專權擅勢”也（二語用望之獄詞）。况元帝闇主哉？卒之使恭顯得見德於史氏，而藉之口實者，望之也。望之可謂不知大計矣。且恭顯之宜去，不當在元帝，而在宣帝之世。宣帝任用法律，寵二人以爲中書令，樞機之重歸於宦豎。昔蓋寬饒嘗知以此爲患矣。以其地疎而言訐，故終於不納。望之爲宣帝敬信大臣，則當力陳履霜之戒，請還中書之選，更置士人，罷二人而去之。宣帝明主，必能見聽，不聽則以去就争之可也。既不能防患於未萌之先，而徒欲强制於横决之後，固且不可。况宣帝以法律任恭顯，而望之先以法律佐宣帝，則豈唯不能去之，抑且教之使用也。何以言之？嘗考宣帝之世，無罪臣之被殺者四，而獄成於望之之手者有二焉。始附魏相，則劾趙廣漢。後去左馮翊，惡韓延壽之聲名出己上，因劾韓延壽。二獄詞之上，史皆云天子惡之。惡之云者，史臣之微辭也。蓋其文致之，乃有以深中其忌矣。夫其果於用恭顯而不疑者，以此哉？吾觀望之量狹而妬，前以霍光輕己，則謀霍氏；以丙吉居己右，則短丙吉。馮奉世斬莎車王，大功也，而止其封爵。張敞，舊交也，元帝欲大用之，則沮之使抑鬱以死。夫張敞與廣漢、延壽、奉世之數臣者，皆强幹、忠正、有力之人也。望之縱不能前去恭顯，使其能保全善類，陰留之以待嗣主之用，則危疑之際必有所濟。計已大失，至於顛仄，乃反恃一憸邪讒讇之鄭朋，而寄之耳目焉？欲以是除君側之惡，豈不悖哉？大臣當國，如望之之所遇不可勝數。欲治小人，則當先散其黨；欲小人不爲害，則莫若内植其君子之交。既不能用小人以外披其心腹，又不能樹君子之交以自固其氣勢。反使小人得以乘機抵隙於其間，終至禍發身死，害貽國家，未可謂之不幸也。
李祖陶評語：議論一步緊一步，而結尾一段尤爲不刊。
周亞夫論
劇孟特一博徒之雄耳。吴楚七國反，周亞夫至雒陽，得孟喜曰：“吾以爲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陽，滎陽以東無足憂已。”恃之隱若一敵國，此言詐也。戰國時齊田單與燕戰，自言天與我神師，求之軍中。有一小卒妄言“我乃是”，單即東向事之，以令於軍中。敵人聞之，皆以爲燕得神師也。此兵家所謂詭道也。亞夫提孤軍入梁郊，七國連横之師正鋭。當此之時，天下洶洶，向背未有所定。然其衆烏合，易摇也。而劇孟方以任俠聞天下，故誇七國以劇孟，而疑天下以七國之無能爲，所以亂其謀而解其勢。嗟夫！亞夫雖倔彊人，其用兵顧多奇計，能制敵所不及料。故卒能困吴敗楚，饑其軍而叛散之，走吴王而斬之東越，豈彼博徒者之足係其輕重哉？方七國之兵起也，在漢，則有若鄧都尉料敵之神；在吴，則有若鄒枚見幾之早。臨敵决勝，則張韓、弓高、灌夫、欒布、任安之輩。或在梁軍，或蒞漢將，莫不併智協力以成大功。而劇孟碌碌其間，漢賞亦不及。異時，亞夫上功之餘，亦不聞有所薦揚也，其不足爲輕重明矣。故愚以爲亞夫之喜得劇孟也，是齊奉小卒之智也。
蘇秦張儀論
蘇秦、張儀皆天下之辨士也，然秦嘗自謂才不如儀。是時，秦方説趙王，相約從親以擅有關東之政，而使儀得用於六國，則其寵移矣。故召辱儀庭下，又陰資之使西入秦，然後秦肘腋之患始去。當此之時，儀方感恩之不暇，又何暇顧墮其術中？則不得不反而爲吾之用，故亦曰“吾不及蘇君”，明矣。以此知兩君者，其平時皆以才相慕，又相軋。戰國之士多奇變，而其術非從即横，故皆不可以並立於諸侯之國。龐涓之於孫子，心害其能，必欲計除之，故反爲其所殺。如秦者，可謂工於用妬者也。然自儀入秦，而六國之患日滋，終於破從解約，暴秦過惡爲天下笑，非儀負秦。且説士之常態也，則孰與久要以成其業哉？
秦始皇論
人之所由存者，神明也；其亡者，神明去也。斯則形骸之不能爲人存亡也審矣。彼秦始皇之求神於海上，以爲仙人不死之藥可立就，而安期羨門之屬可招手致也。吾怪其求之如此其至，然竟隕沙丘，爲世無神仙不死者。夫其治徒驪山，上具天文，下錮三泉，罄百萬家養生送死之具，以照狐兔於泉下，則可謂至愚者矣。夫吾骨已朽矣，而此纍纍者獨何爲哉？蓋彼方以塊然能飲食之軀，爲可以致長生後天地者。故深居宫中，極土木之麗，美人鐘鼓之奉，如雉之護尾，雀之守翠，不知其有水不濡而火不熱者在也。斯盧生、徐市之徒得因而市其利，趙高、胡亥之謀已成於外，螻蟻已思穴其髒腹腎胃，而猶以形骸爲性命之所寓也。因循不悟以至於死，然猶且戀之，徒滿藏而瘞焉，不謂之大惑與？老氏曰：“吾之所患以吾有身。”故君子後其身而身存。愛其所患，内其所外，指路人以爲之手足，誠又惑之惑也。故神明之於形骸也，祭祀之於芻狗也，存則藉其用，去則委諸地而已。漢文帝終身節儉，遺詔薄葬，史傳其嗜黄老家言，此始皇之不得爲黄老歟？
續范增論
夏商之季，其君無道而湯武誅之。以臣弑君，而不謂之簒取其天下而居之，而不謂之貪，何哉？其故在於順人心而已。夫天立君以爲天下也，彼斬刈其民，惟恐不勝；而吾出死力以除之，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則亦安然以爲爾之君已矣。二世之惡，浮於桀紂；關東之師，正於湯武。於此之時，而有能顯暴其罪於天下，奮不顧危如夏商之季，之所以誅其君而吊其民者，雖爲之君可也。惜乎！項氏有取天下之資，而范增以其計誤之也。方項梁與羽謀殺會稽守，西嚮渡江以會諸侯之師，約共亡秦，非有所禀命而行也。以項氏之世將聞於天下，非如他之所謂暴受大名不祥者也。當此豪傑並起，智略輻輳之際，角帝而帝，角王而王，風起塵湧，以争勝於鋒鏑之下者，何可勝數？增也以七十之布衣，與羽相遇，扺掌而談當世之務。不乘此時導羽以收拾人心，延攬謀士，急伸大義於天下；而特勸之以扶立義帝，提牧豎之手，加之十數强悍諸侯之上，增以爲非此不足以制秦之命乎？夫無故而奉一無功之匹夫，甘心以爲之臣而不辭，雖聖賢有所不能，增以羽爲終能臣事之乎？推增之心，不過謂藉其虚聲，可以速致天下耳。不知懷王以嬖讒客死，楚人特憐之而非有德於天下也。使天下樂秦，願爲之死，雖百義帝何益？不然秦之當亡，誰不知之？天下方皇皇焉欲得吾以君之，而又何有乎？無功之匹夫，取其昏庸殘孽，相率而爲之下乎？且增亦未聞天下之大義也。夫既一日而爲我之君矣，則其勢不可以復臣。非勢不可，理不安也。彼范增徒目擊夫廣、勝之事，詐稱扶蘇足以鼓動天下之視聽，而不顧其後之將有所不安。夫即使其後之幸而獲成也，亦不過如莽、操、懿、裕之故事，名爲揖遜，而其實足以詬厲於天下。及其不成，則相尋於廣、勝之餘轍而已。嗚呼！此山林草竊之見，赤眉王郎之所以踵死而不悟者，孰謂好奇計者而竟出於此耶？議者曰：“羽之失，在不先赴關中，而急救趙，俾沛公得因之以取天下。”是殆不然。羽之救趙，義帝之命也，羽安得而違之乎？帝之約曰：“先入關者王之。”顧獨遣沛公而令羽救趙以後約，絶之使不得終王關中，此見殺之由也。蓋權有所制，則其勢自有所不得伸，而其計將有所變。故其使羽負惡名於天下者，增也。若夫沛公既轉戰以及關中矣，此樊噲所謂勞苦而功高者。而增也於羽之焚燒咸陽，誅戮子嬰，天下成敗之關，其孰大於此？乃卒不聞一言以争，而惓惓於擊殺沛公爲事。一沛公可殺，諸侯之謀士如云，秦民之思漢日甚，增能悉制之無一反耶？亦可謂愚而拙於計矣。夫沛公，義帝之所遣也。苟可以成項王之事者，增猶將不顧其不義而欲殺之，何有於卿子冠軍？議者謂殺卿子冠軍者，是殺義帝之漸也。不知此亦增之謀也。增之去羽，不於羽殺義帝之時，而於羽受漢間之日。羽之疑增，亦不於義帝未殺之前，而於漢間既行之後。然則義帝之死，增亦與有力焉。况增之資漢以名也，非一日矣。彼義帝亦幸而見殺於楚，以死耳。使其不死，以及於漢之將王，漢將安所處乎？度終臣事之不能也，計無過封爲大國，名不爲臣，拱手揖讓以代之，君其去於九江之利刃一間耳。而縞素以從天下，卒使漢之得委罪於楚者，增之謀實爲之也。或曰：“漢王長者，必不爲此。”是又不然。人情之重，孰如父子？方羽之與漢王臨廣武而軍，而置太公於鼎上也，其危不容以毫髮。而漢王且從容而謂：“分我以杯羹。”夫其親之不恤，而何有於君哉？吾故曰：“增之資漢以名也。”夫楚得增而亡，漢用子房而終以獲濟，亦其謀之有善有不善也。初楚圍漢滎陽，或勸漢王立六國後撓楚。權賴子房諫以止，卒消諸侯牽制之患者，子房之力也。其後光武肘掣於更始，耿弇諸將勸之早絶，而河北之功成。明太祖初設韓林兒座，劉基獨罵不拜，曰：“此豎兒，安足奉！”太祖從之而金陵之鼎建。彼數臣者，豈樂導其主以寡恩哉？蓋誠有見於帝王光明磊落之業，慮爲可居之功，而不屑爲山林草竊之計，以徼倖於一時之便。故烈光於前世，名炳於竹帛。唐高祖不知此義，起兵太原以誅楊廣。湯武之業也，其事本順，而終於代王之禪，致唐祚不得正其始。此則謀臣劉文静輩不學之過，爲可惜也。項羽殘暴失人心，無終得天下之理。要之，范增者，所謂無謀之甚者也。考增事羽，終始無可稱述，唯勸立楚後，與日謀殺沛公而已。而其計皆不足以有成，增不去羽，亦必亡。增之不得爲人傑，明矣。
楚子玉論
澹臺滅明濟河中流，有蛟挾舟求璧，滅明斬蛟，投其璧於河。君子之於人也，不可以威，故怵；不可以利，故誘。遇異物怪類而可以威怵利誘焉，則亦不足爲君子矣。楚子玉爲瓊弁玉纓，與晉將戰於城濮。夢河神求之，不與。榮季諫，不聽，戰竟敗。時人以爲歸咎，而左氏傳之。是何諫者之愚，而左氏之好怪也？子玉之敗以剛而無禮，不由河神。使子玉巽順以處己，廣益以集國事，雖不與河瓊弁玉纓，何害？若猶是剛而無禮者，拂衆犯難，衆實怨之，於河神奚有焉？榮季之諫，當謂其不狥衆，不班師，不當咎其不與河瓊弁玉纓也。水有四瀆，王者以禮秩祀之，次於五嶽。享王者之祀，蒞晉之境。許人土地，威福自擅，不忠；啖人以利，以貪其愛，不廉；挾私敗成，殘民以逞，不仁。不忠，不廉，不仁，是謂淫祀。子玉違淫祀者，不聞其以違諫。子玉不與河瓊弁玉纓，可不謂之守正乎？守正而見譏，爲善者滋懼矣。晉文公聞子玉死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夫子玉，晉文之所懼也。豈能縮恧爲河神下哉？楚昭王有疾，卜河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卒不祭而死。孔子曰：“知禮。”蓋君子不言禍福，而禍福之來，有適與其事相值者。好事者遂從而實之，嗚呼！其亦昧於道也甚矣。
楚子文論
大臣之患，不在於彊直果遂、任怨生事，而在於儒懦迂緩，名爲藴藉而其實持禄苟容之人。漢之初用申屠嘉、周亞夫，可謂戇矣，而天下卒以治。至於元成之際，任匡衡、張禹、孔光之徒以爲相，卒至釀成衰亂，大盜乘之，遂以移國。蓋持禄苟容者，嘗選愞避事，其禍陰中於國家，而言者欲舉之，則無過可指。任事之人，日夜揣摩利害，以身當其艱，能使一國之紀綱風俗翕然振動，而不可散。然及其計左事敗，而其罪常至於可殺。夫與其用一可殺之臣，罪歸舉者，則孰若姑取一切無所短長之人而進之？利可分功，而謗亦不及於己。歷觀自古國家之委靡潰敗，浸淫而不悟者，有不以此也夫？《左氏傳》：“楚令尹子文使得臣爲令尹。薳吕臣曰：‘子如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余讀之而歎曰：“嗟乎！子文之言失矣！”夫令尹，楚相也。相之任，所以統攝百官，贊理宏化，非其人莫得居之，而豈賞功之職哉？及子玉死，薳吕臣實爲令尹。左氏曰：“奉己而己不在民矣。”蓋惜子玉之亡，而信子文之非失舉也。然後歎子文之心，非左氏，其孰知之也？當是時，齊晉迭强，楚威幾頓矣。子文唯以奉己，碌碌者之不足以託國，以支齊晉而制諸侯之勢。而子玉剛愎，又非執政之器。然而一時之人才，實無出其右者，則以權舉之可也。特其暴貴任事，慮不足以服衆。故因其伐陳取焦夷而還，而授之以政，而託之以功賞，所以厭衆人之心而明吕臣之不足以深言也。其後又使之治兵於蔿，俾得斬斷於中國，以重其權，而國人始曉然於子文之意矣。蔿賈者，姦人也，其言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兵，過三百乘不能以入矣。”夫子文能知越椒之狼子野心於始生之時，豈不能知子玉於執政之日，必待稚子而後决哉？蓋剛而無禮，子文之所知也。子文以爲剛而無禮者之不足以易庸庸者之禍深也，故寧棄其短而用之。子玉之死，晉侯聞之而喜可知也。故當時之知子玉者，子文與晉侯也。向使成王於此能如秦之用孟明、晉之用荀林，父俾之復位修政息民以待其隙，並力而再舉，則晉楚勝負或未可定。當城濮之敗績也，左師既潰，而子玉猶能力收其卒，全軍於奔北之餘，安在三百乘之不能以入哉？《傳》記鬭般爲令尹，蔿賈譖而殺之，乘機以取司馬。其處心積慮，欲阻撓有功之臣而奪之位者，非一日矣。故子玉憤憤於一戰，願以間執讒慝之口，蓋謂蔿賈也。然則子玉之敗，亦蔿賈有以激之也已。嗚呼！自古人才之難得也，用一人而人得而撓之，則功不可以成。子産之得有爲於鄭也，以子皮力持於上，而後强族不偪。子玉之不終天也，即使子文聽間者之言而廢子玉不用，楚固不至於大敗。然第取碌碌奉己如吕臣者而委之社稷之事，將百姓何望哉？才臣之取敗，其禍在一時庸臣得志，而潛潰其國家，其禍乃見於數世之後，漢匡衡、張禹、孔光之徒是已。大臣之用心，固不可以目前之成敗論也。
論詩樂[2]
《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疏》：“《文王世子》‘春誦’謂歌樂，歌樂即詩也。”以配樂而歌，故云歌樂，亦是以聲節之。詩，古者謂之樂語，又謂之歌樂。蓋樂主人聲而文之以金石管絃八音之器。其實八音之器之聲由人聲而準，故樂必以詩爲本，稱詩者亦必言樂，詩與樂一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解之者曰：“孔子正樂必先删詩。”或言孔子無删詩之事，樂正，雅頌自然得所。此皆分詩、樂爲二物，不知孔子所言樂即指雅頌，其曰正即得所也。直上下相足成文耳，豈有二義哉？故教學者之詩，必以誦節其抑揚高下之聲，而配之金石管絃八音之奏。是故春誦則夏必絃，絃誦者凡皆以習樂也，習樂而詩在其中矣。故學詩者必於成均，均者樂之調也。蓋詩者不可以理義求也。孔子曰：“誦詩三百。”孟子亦曰：“誦其詩。”誦之者抑揚高下其聲，而後可以得其人之性情，與其貞淫、邪正、憂樂之不同。然後聞之者亦以其聲之抑揚高下也，而入於耳，而感於心。其精微之極，至於降鬼神、致百物，莫不由此，而樂之盛莫逾焉。當時教人誦詩，必各有其度數節奏，而今不傳矣。詩之度數節奏既失，則八音之器雖設，亦具文耳。於是後人之説詩者泛泛焉無所主，而專求之文字之間。其説支離畔散，理義多而性情少，此詩之所以益亡也。好古者猶欲追黄鐘之音，而於六義既亡之後，截嶰谷之竹，累中山之黍，布緹室之灰，法非不善也，而古樂終不可復作。故古之爲詩，征人思婦，田野之農夫皆優爲之，而今非學士大夫則不能以爲。蓋古人於聲音之道，家習而户曉之。雖擊壤拊缶，可諧律吕。采風者得之，又必稍節文之而播之於樂。後世人不知樂，言詩者第以其文字而已。文字非積學之久則不能工，求其工於文字者，宜乎！雖今之學士大夫而於詩猶有所未暇也。
論日本貢市入寇始末
自漢武帝滅朝鮮，倭驛使始通者三十許國。至建武二年，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安帝永初元年，復入貢。魏時朝獻者一，入貢者二。至晉前後貢使以六至。隋開皇三年，遣使詣闕。大業時亦一至。唐興，貢獻益數。天寶十二載，以新羅道梗，始改貢道由明州。其後，使者仍由新羅。考宋端拱元年，倭僧奝然遣弟子表謝，有曰：“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倭開洋至寧波纔五日耳，不得云十萬里，此由新羅之徵也。
至乾道九年，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貢。及元至元八年，則復隨高麗使入朝。自此，元數招諭之，不報。遂至兩用兵其地，一航不返，而貢使亦絶矣。蓋自漢魏至元二千餘年間，倭未嘗一窺中國。至元末，方、張竊據旁海郡縣，敗後豪傑多逸出航海。
明洪武初元，稍稍因緣寇竊。議者謂，使是時中國潛爲邊備，而聽其自去來於海上不問，一如元宋以前時，亦不至爲大患。乃二年遣同知趙秩賜璽書，盛誇以天子威德，且責其自擅不臣。其王初欲殺秩，繼而復禮秩，遣僧隨之入貢。然使未至而寇掠温州矣。是年，有詔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秋，遣行人楊載齎書往。五年，遣僧祖闡往。倭亦屢貢，寇不常其貢也。或無表文詔旨，詰責其使，至付三邊安插，亦隨謝隨寇。十三年始詔絶日本之貢，以僧如瑶來獻巨燭，中藏火藥，且與故丞相胡惟庸有謀故。因發如瑶雲南守禦，而著爲祖訓絶其往來。以其僻在一隅，不足以興兵致討云。於是起信國於鳳陽，出江夏於閩嶠，設城建堡，冠蓋交於海上，終太祖世不復言貢事矣。
永樂二年，命太監鄭和從兵下西洋。日本先納款獻犯邊倭二十餘人，即命治以其國之法，縛置甑中蒸死。帝嘉其誠，遣通政使趙居任厚賜之。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毋過二百人，船毋過二隻，限其貢物。若人船逾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尋命都御史俞士吉錫王印綬，勅封爲日本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國山，上親製文勒石賜之。然倭入寇益不悛。九年寇磐石。十年寇松門、金鄉、平陽。十七年寇王家山島，都督劉江破之於望海堝。自是不敢窺遼東，而浸掠浙江益甚。蓋西洋之役，雖號爲伸威海外，而華人炫於外國珍寶瑰麗。倭使來中國，奸闌出入，主客相糾，以故寇盜滋起。而倭貢道自此一由寧波，久之益習知其島嶼曲折，則吴越之間蠢然駭動，固其宜也。蓋倭之得以爲患我中國，一由於明高帝之通使，再成於成祖之許貢。而成祖以好大喜功之心，置高皇之約束於不用，其禍延及於數傳之後，塗毒生靈幾半天下，亦云慘矣。
當洪武時，以貢舶之來衆，設三市舶司於福建、廣東、浙江，聽與民間交易，而官收其利。廣以西洋，福以琉球，浙以日本，然獨日本之使號爲難御，其來也往往包藏禍心，變起不測。成化初，忽至寧波，守臣以聞。鄞人尚書楊守陳貽書，主客力言不可以爲：“倭賊僻在海島，其俗狙詐狼貪。洪武間嘗來而不恪，朝廷既正其罪，絶不與通，著之爲訓。至永樂初復許貢。於是往來數數，知我國中之虚實，山川之險易。時載其方物戎器出没海道，而窺伺我。得間，則張其戎器，而肆侵陵。不得間，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陵則掠民財，朝貢則叨國賜。間有得有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如是。至宣德末，來不得間，乃復稱貢。而朝廷不知，詔至京師，燕賞豐渥，稇載而歸，則已中其計矣。正統中，來而得間，乃入桃渚，犯大嵩，燔倉庾，焚廬舍。賊殺蒸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於柱，沃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爲笑樂。剖孕婦之腹，賭决男女以飲酒，荒滛穢惡至不忍言。吾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者隕涕。於是朝廷下備倭之詔，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大修戰艦。合浙東諸衛之軍，分番防備，而兵威振於海表。約七八年邊氓安堵。兹者復來窺伺，我軍懷宿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瞑目礪刃，欲寢食其皮肉。彼不得間，乃復稱貢，而當事復從其請，以達於朝，是將復中其計矣。今朝廷未納其貢，而吾郡先罹其害。芟民稼穡爲之舍館，浚民膏腴爲之飲食，勞民筋力爲之役使。防衛晝號而夕呼，十徵而九斂，雖雞犬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道，强市物貨，調謔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既譁然驚懼矣，若復詔至京師，則所過之民其有不譁然如吾郡者乎？矧山東郡縣當河决、歲凶之餘，其民已不堪命，益不可使之譁然也。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爲糜國用，蠧民生。而過厚之者，一則欲得其向化之心，一則欲彌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前，則非向化明矣。受其貢亦侵，不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於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謙讓不敢受。漢通康居罽賓，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况倭乃我仇敵而於構釁之餘，敢復逞其狙詐以嘗我，其罪不勝誅矣。况可與之通乎？然名爲效貢，既入我境而遂誅之，亦不可。竊以爲宜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物，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俟其復來，則草薙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姦謀沮息，威信並行，東南數千里得安枕矣。”守陳言不用，至嘉靖二年而有宗設之事。
時主事唐樞建議，以爲宜復互市，曰：“市通則寇轉而爲商，市禁則商轉而爲寇。”通政使唐順之曰：“舶之爲利也，譬如礦然。封閉礦洞，驅逐礦徒，是爲上策。度不能閉，則國收其利權而操之自上，是爲中策。不閉不收，利孔洩漏，以資奸萌，嘯聚其間，斯無策矣。今海賊據浯嶼、南嶼諸島，公擅番舶之利，而中土百姓交通接濟，殺之而不能止，則利權之在也。宜備考國朝設立市舶之意，毋泄利孔，使奸人得乘其便。”又疏請許貢，以爲朝廷能止其入貢之路，不能止其入寇之路。
尚書鄭曉論之曰：“洪武初設市舶司於太倉黄渡。市舶司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又罷，復設，所以通華裔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征税之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而抑奸商也。當倭亂之時，因夏言疏罷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内臣，非市舶也。若必欲繩以舊制，十年一貢之期而後許之。彼國服飾器用多資於中國，有不容一日缺者，安能坐待十年一貢之期，而限以三船所載之數哉？彼既不容不資於我，而利衆之處，人自趨之，以禁民之交通，難矣。”此皆言市舶之必不可罷也。然猶未揆其本末而論之。夫浙江市舶，專爲日本而設。其來時許帶方物，官設牙儈，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明矣。貢之期以十年，則必十年一至，而後可謂之貢。今止言市舶當開，不論其是期非期，是貢非貢，是釐貢與互市爲二也，將不必俟貢而常可以互市矣。此政前日之所以召亂者也，可乎哉？且貢舶者，王法之所許，市舶之所司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許，非市舶之所得司者也。
日本原無商舶。所謂商舶，乃西洋貢使載貨至廣東之私嶴，官税而市之民。既而欲避抽税，省陸運，人導之改泊海倉月港。浙人又導之改泊雙嶼。每歲以六月來，望冬而去。嘉靖三年，歲凶，雙嶼貨擁，而日本貢使適至，海商遂販貨於倭，倩其兵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西洋船仍回私嶼，東洋船徧布海岸，而向之商舶悉變而爲寇舶矣。然倭人有貧有富，富者與福人潛通，改聚南嶼，亂後尚然，雖驅之寇，不欲也。此無待於市舶之開，而其互市未嘗不通者也。貧者剽掠爲生，每歲入犯，雖令其互市，彼固無貲也，亦不欲也。故不知者謂倭患之起，由市舶之罷而其實不然。夫貢者，其國主之所遣，有定期，有金葉勘合表文爲驗。使其來也以時，其驗也無僞，中國未嘗不許也。貢未嘗不許，則市舶未嘗不通，何開之有？其來無定時，驗無佐證，乃假入貢之名，爲入寇之計，雖欲許，得乎？貢不可許，市舶獨可得而開哉？
自嘉靖末年海患既平，貢使亦絶，以至於今，不聞其國之服食器用有缺，而必取資於中國也，亦不聞倭之日爲患於中國如前也，三者之言猶未盡矣。雖然有貢，則商舶宜禁。貢絶則商舶者適所以爲中國利也，未見其害也。初自宋素卿創乱之后十八年，金子老、李光頭始作難，勾西番，掠浙閩。至二十二年許棟住霩衢之雙嶼港，爲朱紈所逐。其下王直改住烈港，並殺同賊陳思盼、柴德美等，遂至富强。以所部船多，乃令毛海峰、徐惟學、徐元亮分領之，因而從附日衆。倭船徧海爲患，興販之徒紛錯於蘇杭内地。潛居其中國者，亦不下數千家。爲之謀主，挾以入寇，自此致亂，而通番之禁愈嚴。然近海之民以海爲命，故海不收者謂之海荒。自禁之行也，西至暹羅占城，東至琉球蘇禄，皆不得以駕帆通賈，而邊海之民日困。以故私販日益多，而國計亦愈絀。至萬曆二年，浙江巡撫龐尚鵬奏請開海禁，謂私販日本一節，百法難防。不如因其勢而利導之，弛其禁而重其税。又嚴其勾引之罪，譏其違禁之物。如此，則賦歸於國，奸弊不生。然日本欲求貢市，斷不可許。蓋過洋自我而往，貢市自彼而來。自彼而來，則必有不測之變；自我而往，則操縱在我，而彼亦得資中國以自給之利。二者利害，蓋大不同也。
先是隆慶初年，福建巡撫涂澤民請開海禁，准販東西二洋。萬曆初，巡撫劉堯海請舶税充餉，歲以六千兩爲額。於時凡販東西洋、雞籠、淡水諸番，及廣東高雷州、北港諸處商漁船，給引名曰引税。自四年溢額至一萬兩，其後驟增至二萬九千餘兩。然則海民趨利之情，與商舶通塞之利病可睹矣。顧尚嚴於日本之禁，其刊行海税禁約一十七事。一禁壓冬，以爲過洋之船，以東北風去，西南風回。雖緩亦不過夏。唯自倭還者，必侯九、十月間風汛。又日本無貨，止嬴金銀。凡船至九、十月回無貨者，必從日本來，縱有給引，仍坐之。又以吕宋地所出少，所用止金銀，商船多空回。故税販吕宋者，每船别追銀百五十兩，謂之加增。商人多折閲破産，及犯壓冬禁不得歸，流寓長子孫者以數萬計。同安奸人張嶷者，謬奏海中有機易山，地産金，可得成金無算。詔遣使臣勘視。吕宋聞之大恐，以中國將畧取其地，流人爲内應，於是盡坑殺漳、泉之在國者二萬人。事聞，張嶷以欺罔首禍，寘極刑。巡撫因招諭私通及壓冬者，罪悉宥免。而私販日本之禁稍疏矣。
萬曆末，以東事告急。啟禎之際，劉香老、李魁奇、鄭芝龍等爲盜外洋，重申海禁。然芝龍兄弟既撫後，通洋致富，賂遺權貴，海上建閫者卒用此牟利。由此私販雖日多，而國家竟不得其利云。大抵私販有二：有中國之私販，有日本之私販。中國之私販齎貨至彼，必勾引倭徒，緣貢爲名，而乘吾之不備，鹵掠人民，互分其利。許二、王直、葉宗滿之輩是已。日本酋長爲衆所尊者曰天文。彼中故事，每遇閏年，則諸島富家各輸資於天文，請得勘合入貢。實則貿遷有無，以侔厚利，利勢在上，天文所欲者。後因奸民通販，加之假稱名號者竊録勘合，私通酋長，遂至往來無稽。而天文之利權下移矣。故私販者，中國之所惡，而亦日本之所不樂也。然而以中國之奸民，與日本互爲糾結，其遺患於中國也滋甚，而皆起於進貢之途不絶。貢端絶，則日本之販舶不至。日本之販舶不至，則我内地勾引接濟之奸不能挾倭以爲重。如此，雖有高檣大桅羣聚而輩往者，不過將其絲素、書畫、什物之類，以往返漁利而已，於我固無損也。况設之市評，以收取其税。如萬曆之於東西洋者，其有裨於國用，又有甚利者哉？臣愚，故以明之貽患不在於私販之有無，而在於通貢之一失。明太祖既誤之於前，而成祖復甚之於後。然貢既已絶，而猶欲禁商，使不得行，是何異懲羨而吹虀？有見其患而無見於其利也。
國家初患海孽未平，撤界而守，禁及採捕。康熙二十三年，克臺灣。各省督撫臣先後上言，宜弛航海之禁，以紓民力。於是詔許出洋，關收其税，民情踴躍争奮。自近洋諸島國以及日本諸道，無所不至。四榷關之設，異於市舶之設，上操其利權，譏其貨物，而下不得以爲纖芥之害。中國主其出入，而島人潛處帖伏而不敢動。比年以來報課日足，比之唐宋則利倍之，比之於明則絶其隱患。此所謂不寶遠物而遠人格者，與夫疲敝百姓，以逞志於荒服之外者，異矣！或者設爲萬一之慮，得無有私挾，彼人窺伺中國，假稱朝貢，希爲互市者乎？此端一開，召釁不難矣。誠嚴詔守土之臣，時禁闌出之條，絶勾引之萌，杜生事之漸，重禁溢額以勸來者。皇上又垂誡萬世，無得受其貢獻。如今日使倭之片帆不復西指，視中國如天上焉。而吾民日取其有，而轉輸之。於以仰佐縣官之急，充戍守之用，而私以自寬其民力，於耕商之所不及。是則上饒而下給之道，奠安萬世之良策矣。臣故備述原委，附於海防之後，亦以明設險者之在此不在彼也。
海防總論
康熙初，廷議以爲徙民内地，寇無所掠食，勢將自困。遂悉徙粤、閩、江、浙、山東鎮戍之在界外者。賊計果絀，降者接踵。二年立定界樁，連歲遣官巡閲邊海諸郡縣。八年有詔，稍展界縱民，得採捕近海。十三年，成功子經乘閩叛，游居漳、泉。王師收閩，寇遁，疆臣再修邊備，而海壇、金厦復置戍兵矣。十九年六月，福建督撫臣議處投誠之衆，奏請給還民界外田地，以無主者俾之耕種。且曰：“方今海外要地，已設提督總兵大臣鎮守，是官兵在外，而投誠在内，計可萬全無慮。”詔許之，閩界始稍稍開復。二十三年五月，克臺灣。十月，兵部議請各省開界，得旨。江南、浙江、福建、廣東沿海田地，可給民耕種，諸要地防守事宜，其擇大臣往視焉。乃以工部侍郎金世鑒，都御史呀思哈往江南、浙江。吏部侍郎杜臻、内閣學士石柱往福建廣東。上面諭遣之，許以便宜設防守，事竣奏聞。世鑒等往會督撫巡視，遂盡復所棄地與民，各就地險易，撥置戍兵。疏上報可。
自是沿海内徙，衛所巡司、墩臺烽堠、寨堡關隘，皆改設於外，畧如明初之制。民内有耕桑之樂，外有魚鹽之資。商舶交於四省，遍於占城、暹羅、真臘、滿刺加、浡泥、荷蘭、吕宋、日本、蘇禄、琉球諸國。乃設榷關四於廣東澳門、福建漳州府、浙江寧波府、江南雲臺山，置吏以蒞之。使泉貨流通，則奸萌自息，此上策也。而諸番緩耳雕脚之倫、貫領横裙之衆，莫不纍譯款貢，叩關蒲伏，請命下吏。凡藏山隱谷，方物瓌寶，可效之珍，畢至闕下，軨積於内府。於是恩貸之詔日下，德澤汪濊，耄倪歡悦，喜見太平，可謂極一時之盛。然而帆檣接於内地，則盜賊生心；互市通於外國，則狡焉思逞。此前代已事，始未嘗不警誡，而後稍弛防，患輒中之，宜皇上之惓惓南顧，慮此至重也。
始明太祖吴元年，用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調兵戍海鹽、海寧各州縣。洪武二年，命參政朱亮祖副平章廖永忠取廣東，遂命亮祖鎮守，建置衛所。七年詔以靖海侯吴楨爲總兵，都督僉事于顯副之，領江陰、廣洋、横海水軍四衛舟師，出海巡哨。所統京衛及太倉、杭州、温、台、明、福建漳泉、廣東潮州諸衛官軍，悉聽節制，事權專而責亦綦重矣。十七年，起信國公湯和於家，使巡視浙江福建沿海城池。和至浙，則建議北起乍浦，南汔浦門，縈回二千里，設九衛，築五十九城，及諸所巡司。民丁四調一爲戍兵。是年，江夏侯周德興亦築福建海上十六城，置巡司四十有五，按籍練民兵十余萬，戍並海衛。二十七年，敕都督僉事商暠巡視兩浙城隍，簡閲軍士。又命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吴傑練兵海上。時廣東都指揮同知花茂上言，請徙廣屬逋逃蜑户爲兵，增設依山碣石等二十四衛所城池，於要害山口、海汊立堡，撥軍戍守。詔從之，而命傑董其役。故閩廣江浙一切海上阸隘城堡，傑、德興、和所建設爲多。
蓋是時中國數被倭寇。二年寇山東並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寇山東，遂轉掠浙閩。自後南北並受其患。太祖深憂之，先後設衛所屯軍，所轄於衛，衛轄於都司，而總屬之五府。其卒伍之設，每百户所旗軍一百一十有二千户，所一千一百二十，衛列五所，及衛鎮撫軍，凡五千五百有奇。各衛屯田軍率十分其七守城，三屯種。屯軍一人，賦田二十畝，而官徵其什之一。軍屯錯列，分堠而守，自粤抵遼，延袤八千五百餘里，烽火相望。而並海以南迫近倭，故其戰守備尤密云。廣東瀕海之府八，其六府分爲三路。東路惠潮，接壤閩疆，商舶通番所必經也。左挈惠潮，右連高雷廉，而爲中路者廣州。倭寇衝突，莫甚於東路，而中路次之，西路高雷廉又次之。高雷廉，西洋貢道之所從入也。守廣者以三路爲扼要。福建設水寨五，在漳州曰銅山，泉州曰浯嶼，興化曰南日山，福州曰小埕，福寧州曰烽火門，皆控制於海中。浙江立沈家門水寨，兩浙衛所，戰艦協哨。南哨至玉環烏沙，北哨至馬蹟洋山，而歸重於舟山定海。江南之邊海在蘇松，松有海塘而無海口，其要在金山衛爲之衝。蘇州之沿海多港口者，各設水兵堵禦，而崇明爲賊所必經地，故兩處皆設重兵鎮之。至狼福山與圌山、三江相呼應，又爲南北海防第一門户。江北之戰，水陸兼用，登萊三營連絡，曰登州，曰文登，曰即墨。其外島嶼環抱，迤邐以及遼陽，而金復海蓋旅順各衛，星羅棋佈，足嚴守望，此其大凡也。
自成化後，訖嘉靖初，倭警寢息者五十餘年。邊備廢弛，衛所屯田，並兼豪右，軍户亡耗，不復勾補。水寨移於海港，墪堡棄爲荆榛，哨船毁壞不修。而奸民逸囚，漁人蜑户，咸伺隙思釁，勾引山城失職之貢使，嘯聚稱王，騷然蠢動。一旦鋒突四起，武夫喪氣，抱首鼠竄。賊無亡矢折刃之衄，蹂躪徧於江南，城野蕭條，白骨填路矣。然後謀臣猛將，分道出鎮，增兵設屯，人人扼腕而談戰守。起壬子至癸亥，首尾十餘年，中國始得安息，此寖失祖訓之故也。善乎總制胡宗憲之言曰：“夫謂之海防者，則必宜防之於海，猶江防者必防之於江。國初每衛各造大青及風尖、八漿等船百餘隻，更番出洋，哨守海外諸島，皆有烽墪可泊。後弛其令，列船港次浙東於定海、浙西於乍浦、蘇州於吴淞江及劉家河。夫乍浦灘塗淺閣，無所避風。吴淞江口及劉家河出海紆回，又非防海要地。故議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跡，定海之船以守大衢，則三山鼎峙，哨守相聯，可拒來寇。而又其外陳錢諸島久爲賊衝，三路之要宜以總兵屯泊其地，每于風汛時協軍巡哨，使不得越島深入，則内地可以安堵。總兵俞大猷亦曰：“倭自彼島入寇，遇正東風，經茶山入江，以犯直隸，則江内正兵之船可以禦之。遇東北風，必由下八山、陳錢、清水、馬跡、蒲澳、丁興、長途、衢山、楊山、普陀、馬墓等澳經過，然後北犯金陵，西南犯浙江，請於浙江共設樓船蒼船數百隻，分伏諸島，往來巡探攻捕，名之曰遊兵，而遠遏之於大洋之外。”議者多是之。或謂海棲經月，必有颶風，巉崖複礁，廉厲侔劍戟，不可下椗。
癸丑，俞大猷圍王直於馬蹟，蛟龍驚砲起，幾致覆没，師旋賊逸。乙卯秋，浙直會兵大衢殿前，邀賊歸路，暴風雨大作，飄舟以萬計，是邀擊海上之難也。蓋倭從南來，晝行夜止，依山棲宿。始至必泊陳錢，次馬蹟，次大衢，次殿前洋山，若驛傳然，可逆數知也。然海波無際，賊覘知諸山有備，東西南北何所不適？嘗聞海中長年云：“避颶風者舍山泊，泛大洋多得全。”逆知死地不避，寇知豈出其下哉？故必依此四山，嚴會哨應援之，令潛師伺敵，發無不中。此與設官屯駐顯示之標者，利害相去懸甚。
右通政唐順之疏曰：“臣竊觀崇明諸沙，舟山諸山，各相連絡。是造物者特設此險，以迂賊入寇之路，蔽吴淞江、定海港口，國家設縣置衛者以此。而沈家門分哨之制，至今可考。今宜於春泛時，用兵備數員，蹔駐崇明、舟山。而總兵以下分海面南北會哨，晝夜揚帆，環轉不絶，其遠哨必至馬蹟而止。”副使譚綸甚善其説，而謂：“陳錢、馬蹟諸山，在内海之外，止可出哨，不能設守。蓋海戰之弊有四：萬里風濤，不可端倪；白日陰霾，咫尺難辨，一也。官有常汛，使賊預知趨避，二也；孤懸島中，難於聲援，三也；將士利於無人，掩功諱敗，四也。昔江夏侯五水寨舊址設在大洋，後人以應援不便，移其三於海岸，致寇無門庭之限。”議者謂宜復如舊制，或謂復之不便。而信國經營浙海，棄下八山不守，謹置汛於沈家門，人卒便之。非江夏之先見不逮信國，浙閩之勢異故也。然賊自五島、開洋諸山，曠遠蕭條無居人，得採捕小民嚮導以來，近岸常無覺者。自嘉靖乙卯後，禦洋之法立，哨探嚴緊，官得預備，則籓籬之守，其法終不可廢。故必哨賊於遠洋，而不常厥居；擊賊於内洋，而不使近岸，斯策之最善者。
初日本之犯中國，山東寧海、成山諸衛，數被其毒。及嘉靖之亂，首犯福建以及浙直，而延蔓於淮揚，獨山東竟未嘗被兵，何也？蓋明起南方，大兵所聚，北地置戍猶少，故寇時躪入。然東南猶不免焉。迨防守既密，南北少事，承平日久，士卒生長南方，風土脆弱，兼之衛所軍部衆不多，兵力散焕。而瀛渤之間，風氣堅悍如故。寇來獲少，所失亡多，所以日夕垂涎江南北。或比壤一日而破數縣，或千里同時而殘諸郡。其時召客兵，募土著，徵調煩苦，民力大竭，必待督撫重臣前後彈壓而後定。
本朝創業，撤都指揮千百户之兵，而槩統於將軍提督總鎮，分領於城守協鎮以下，大者宿兵累萬，次亦數千。各城保守要害，清野以困跳踉之賊。如是者三十餘年，而卒制其命。賊不能以流劫郡縣，生民不至大困者，則兵力出於一故也。時勢不同，代各異制，考之於古，三代以前尚矣。
秦命南海尉任囂築瀧口，漢陽嘉中亦詔緣海益屯兵備盜賊。至晉咸和間，趙將劉徵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南沙，今常熟縣地。尋寇婁縣武進，郗鑒擊却之。此自北而南，寇道之始通，而海上自此漸以多故。及晉末運，恩循道覆，相繼倡亂，始入會稽上虞，終於廣州始興。又寇道自浙入廣之始也。時謝炎以會稽守督五都軍事，率徐州文武戍海浦。今自龕山而東至閩風，石堰、鳴鶴、松浦、蟹浦、定海皆其地。劉裕戍句章，吴國内史袁崧築滬瀆壘。後裕與盧循相持潯陽，潛遣水軍從海道襲其番禺，則其戰守皆在吴越之間。史記恩曾一走郁洲，今臨朐縣東北有郁洲山，而未嘗逸出爲民害。然則防海之亟於江南舊矣。顧其制不槩見。考宋時嘗於明州招寶山抵陳錢壁下置十二水鋪，以瞭望聲息。然宋終始未嘗罹倭患也。至有明之世，建置詳矣。
謹次明自洪武以來所設官立軍，以防海外、海港、海岸事宜，各省哨海界，及日本朝貢、入寇、互市始末，然後備列今制，别爲篇如左。
李祖陶評語：前事爲後事之師，故於明初經制明臣議奏詳悉鋪陳，大抵惟有備可以無患，雖居安亦當慮危。觀嘉靖間倭患之由，及瀛渤間，獨不被兵之故，夫亦可恍然矣。老成練達，不同紙上空談。
江防總論
岷江會衆川之流，出峽而後滔滔東下。然其勢猶未極盛也。至過江陵，則漢江統西北之水，而趨鄂渚洞庭，合西南之水而出岳陽。又經黄蘄而向潯陽，則彭蠡會饒、徽、贛、袁諸方數千里之水，以南出湖口，東北納淮南之衆流，泄宣潤之陂澤，所受天下水幾十之四五。自九江以下，兩岸南北，涯涘無際，汊港縱横。故小則漁徒鹽户時出没藏奸，大則巨盜之揚帆鼓棹，挾風濤而負固者，不可誰何也。明制：用都御史設操江署於應天府之新江口，上起九江府之南湖汛，下至南直圌山三江會口，一千五百余里以時分班，操練水師。又設南北兩巡撫，兼理兵務。操臣任江中，撫臣督岸兵，互爲策應，而兩御史巡閲之。於是取民間之少壯充弓兵巡司，保伍聯結，制姦人無所得出入。洲渚港浦，步步設備，營栅相望，櫛比而鱗密矣。本朝定鼎，初設操江駐池州，改駐安慶。康熙元年，始議撤巡江兩御史，裁操江而以其職并轄之於總督都御史，規制稍變焉。臣謹按：古之有事於江者，未有不因江之利者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長江固天下之至險也，而亦有國者之所恃以爲守也。徒知其害而不知其利，因用之以取勝，豈謂善識時勢者哉？然而有南北之分勢，有創業之大勢，有一統之全勢。所謂南北之分勢，若孫吴、東晉、五代及後唐、南宋是也。時則以金陵爲居重，以上流爲控扼，以全蜀爲根柢。蓋自京口而至秣陵，是爲長江之險；自武昌而至江陵，是爲荆湖之險。守長江者以二淮，守荆湖者以襄漢。南宋李綱論守備之宜，請於淮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裨，進守支郡，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其説偉矣。南唐罷瀕淮把淺之戍，周師得以深入。楊行密與朱温亟戰於淮上，温不敢渡江，而楊氏遂能以淮南一隅與中原抗。此則淮江相爲唇齒之效也。晉羊佑據襄陽險要，開建五城。紿吴人罷守石城，杜預得以收江陵之捷。晉陶侃取襄陽，命桓宣守之，而趙人不得越漢沔以取荆。此則襄陽與荆湖相與唇齒之效也。然而根柢尤在於蜀者，江之所從出也。我不得蜀，則長江之險與敵共之矣。晉之滅吴，隋之平陳，元之蹙宋，皆先取蜀而後舉兵隨之，其已事也。獨典午南渡，未嘗得蜀而得晏安江表數十年無西顧之憂者，以蜀之未與中原通也。苻堅既克漢中，復平蜀，密令人預備舟師於蜀，將以入寇。於時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使其不輕身先進，徐以待東南萬里之師，水陸俱下，以壓區區之江左，豈有幸哉？故蜀固而後襄漢得爲荆湖之藩蔽，荆湖守而後兩淮得爲金陵之門户，此偏安之勢然也。宋之取江南也，所出之道一，此沿江而下之師也。晉之取吴也，所出之道六，而沿江之道五。隋之取陳也，所出之道八，而沿江之道四。元之取宋也，所出之道二，而沿江之道一。則上流之勝勢斷可識矣。獨明太祖起兵淮甸，日决勝於吴楚之間，其始由和州渡采石，取集慶，尋取京口，以斷張士誠絶江之路。既而陳友諒襲太平，犯龍江，不與之争於境内，乃溯流直上，而西殪之於鄱陽，進兵武昌而東南大定矣。此所謂因江之利而善用之，以取勝者，開創之盛業，帝王之極功也。至於承平已久，風波恬息，持籌長算之士，無所得騁其間，其視長江衣帶，固漁人舟子之所以泳遊而玩狎之者也。然而備又不可以不預也。昔吴紀涉之對魏主曰：“江自西陵以至江都七千五百里，疆界雖遠而險要必争之地不過數處。猶人身七尺之軀，靡不受患，其護風寒者亦數處耳。”彼所謂數處者，不過西陵、荆州、九江、采石、京口迫江諸險要而已。此特就其國言之也。若夫有天下者，則其風寒之所當護者，又有大於此者焉。試以明事徵之。正德間劉齊之寇泝流而上至九江，又下南京，往來者三，如入無人之境。然其始亂則近畿也。其末也，賊張獻忠由黄州團風鎮飛渡武昌，陷省會，全楚魚爛，同時郡盜豕突，池和廬鳳悉經焚掠，烽火照於江南。然皆自秦豫來也。如是病有所從起，患有所必備，雖七千五百里之外，孰非吾一體之所當護者乎？而况即此七千五百里中水陸之路，斜汊支港，傍溪曲徑，觸處成險。雖節節分營，而於各營之中又自有其護風寒者。其規模宜廣，其佈置宜密。故善爲防者必合天下之全勢而計之，務使遠邇聲息，真若一體之相周流聯屬，而不至有一旦不可救之患而已。此在一隅偏安者苦於掣肘，而若有所不及。爲今舉天下之大，唯吾所欲爲之，而不至有猝然不可救之患者，非萬世一時哉？故曰：有一統之全勢者此也。我朝撥亂之餘，功令一新，所遣將軍都統以下，星列棋布於荆州、江寧、京口諸重鎮。奇兵游兵，巡江諸營，或守禦非常，或往來探哨。千里之遥應若呼吸，隔江南北若運指臂。以故比年以來，滇黔兩廣外暨九真日南，珠璣孔翠、異香文犀、罽毲賨幏之貢，浮江而入河者，若過於枕席之上。巴蜀之名材，荆楚秔稻，連檣接艫而輸於天府，散給吴越者，若取諸左腋之下，可不謂盛烈哉？然而芟薙萌芽，墐塞罅漏，圖大於其細，制近於其遠，吾之法一定，而天下之變日出而不窮，其不得以太平無事而忽之也，明矣。
臣謹按：明制江防與唐宋經略微有不同者，嘉靖以後懲於倭患，江防與海防相爲表裏也。江自京口金焦起，下與海接爲第一重門户，外訖於廖角嘴、營前沙，南北相對，則爲入江第二重門户也。江南以及通泰之吕四場、掘港諸處，與海相通者在在皆所經畫。凡以防江即以防海，此其所以視前代加重。而我皇上於今海氛既靖之後，猶不能無加意於門户之守者，聖主之意周乎天下，誠非前代帝王所能及也。舊明操江臣洪朝選故有《江防要覽》諸書，後吴時來作《江防考》，王篆繼輯之，本朝順治間操江李日芃具有成書，皆略載當時見行事例而己，不及有所證明。臣今紀自明世以及本朝設官各汛要害，參伍古今，備志沿革，而於大江源委，亦詳著於篇。
李祖陶評語：三條檃栝而歸重於一統之後之當預防，上下千年，供其扺掌縱横萬里如在目前，此真經國大文，有心世務者當座置一篇以自省也。
《明史·刑法志》總論
自漢承秦弊，歷代刑典更革不一。迄隋開皇間，始博議羣臣，立有定制，其最善者更五刑之條，設三奏之令，而唐世因之。高祖命裴寂等撰律令，本前代法，故爲書而一準乎禮，以爲出入禮之所棄，律之所收也。故唐律爲萬世法程，其後放軼於五代之際，至宋始採用之，然其時所重者勅而已。律所不載者，則聽之於勅，故其法時輕時重，終宋之世無一定之律也。金元以來類因事立法，及其積久而綱維蕩然。明興，太祖詔定律令，丞相李善長等上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爲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悉遵唐舊。”帝從其言。凡更律者三至三十年始申畫一之制，其所以斟酌變通而損益之者，至纖至悉，子孫守之，羣臣有稍議更革，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至嚴也。而後稍陵夷矣，大約立法之漸失者，其弊始於人不知律，人不知律，遂以律之不足以盡情僞之變也。於是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滋而弊愈無窮。自此以往，一定於弘治，再申於嘉靖，三酌議於萬曆，不清其本而徒爲此紛紜如此，揚湯止沸，勢不灼爛不止。故舞文之吏從，而汩亂之，其端不可究詰。如枷死，重也，不引律而反引例矣；梟示，尤重也，律無斬例，則梟矣，以此爲阱於國中，徒使高皇帝之約束，不信於後世，是有司之過也。
昔太祖定律，特設講讀律令一條，使内外風憲官考校有司之不能講解通曉者，以差罰笞降級。百工、技藝、諸色人等有能熟讀講解者，得免罪一次。永樂十年，命進士詣法司理刑獄。正統前，監生、教官諸項考選御史者，皆令各衙門問刑半年，而後試之職。成化四年，以辦事進士邱俊等與見任官一體僉書問刑。又以刑部尚書董方言擇進士楊茂元等三十人於刑部問刑，主事缺即選補之。弘治間，馬文升爲吏部，亦上言，請勅法司堂上官督令所屬官外三司，督令斷事理問，並各府推官人置律一卷，朝夕講讀。不時按治考校，庶使人精法律，獄無冤氣。時旨雖勅行，具文而已。由此奸吏骫法，妄立人罪。或希上官意指，或伺人主喜怒，隨意比附，鍛錬周内。即如天順間欲誣于謙、王文之迎立外藩不得，則曰有其意而已，而于、王棄市矣。弘治間，以妖言坐斬劉槩。嘉靖間，以詐傳親王令旨殺楊繼盛矣，以言大臣德政坐馮恩，以子罵父律坐海瑞矣。骫法如此，欲天下之無冤死，得乎？至如律有取自上裁，及特旨斷罪，臨時處治者，謂罪在八議，不得擅自勾問。與一切疑獄罪名難定，及律無正文者，設非謂天子可任情生殺之也。其後元惡大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出，則任其兔脱矣。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獄，百口莫辨。若世廟之於李默，創爲臣罵君例加等坐死，此尤不經之甚者。而所司不聞執奏此弊。自英憲以後，無代無之。祖宗三尺法，非天子自廢之乎？蓋法者，所以制刑之輕重者也。人者，所以用法者也。而君人者，尤所以用人以共守祖宗之法者也。然而法果可以獨任哉？《書》曰：“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言刑以輔德而用，則教可作，而治可興也。及觀太祖之設施，則亦有不盡然者。其自謂當元綱廢弛之餘，務苛急以繩其群下。乃大召天下耆民，禮之以歸，使得縛其有司之貪殘。若勢豪致之闕下，所過阻者處以極刑，讞實則厚賞其民，而抵所縛者以法。於是有挑筋剁指，刖足斷手，刑臏髡首，鈎腸之刑，而名各府州縣衛所廨左廟曰皮場。吏受賕至六十金者，引至場，梟首取其皮以待後任者，設之於坐以示警。造清淮樓，令校尉下瞰城中，所見民吹彈、蹴踘、摴蒱六博、亡作業者，輒捕至樓中，水飲之，久之羣相枕藉死。二十三年，以京民爲逆不已，在京之民廢及一半，遷於化外者亦一半。太祖謂廢爲殺也。其它徙邊實都，墾田築城，自贖及株連死者不可勝數。當其時，朝野惴惴，朝臣至以鴆染衣帛，早訣妻子。入直或佯狂避職，猶不得免。其操切如此。然亦時時有所矜貸，既爲三誥示天下而犯者不止。一日讀老子書：“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慨然興歎，以徒刑之無益也。遂悉罷極刑，令議獄一從寬厚。又著《祖訓》，首言法外用刑，此吾一時權宜，非守成之君所宜用。以後子孫爲皇帝，止守《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荆、劓、閹割之刑。臣下有敢奏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凌遲處死，豈非仁者之用心哉？跡其所爲，疑於慘刻寡恩，而卒能享國長久，海内晏如者，以其忠厚垂訓，爲子孫後世之取法者，有此具也。竊按明律，比前世加峻。復本《大誥》意，創設上言大臣德政及奸黨暗邀人心、交結近侍諸條，蓋所以尊君卑臣，而防患於未然，故其後亦終無權奸專制之患。及其弊也，士大夫朝簪紱而暮累囚者有之。他或建言觸迕，立時與杖，司寇不具，爰書廷評，不暇讞駁，御史臺不及彈奏，搒掠所加，血肉糜爛，上避殺諫之名，下有屠身之慘。至於堂廉亡等，士氣不立，而廉耻道喪，其所由來者有漸。要之，詔獄之設，爲禍尤巨。行之二百餘年，雖有哲後，曾莫知變馴至亡國，悲夫！故綜其大畧，著之篇而以厰衛終之。厰無列傳，故備列其姓名使有所考。
議
嚴父配天議
古論者謂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孝明以光武適符嚴父之説，章、安二帝因之弗改，最爲合禮。唐代宗用杜鴻漸等議，配考肅宗。宋世仍之，南渡後至以道君侑享，侮天極矣。初，神宗詔謂文王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之祀非必以考配，明也。司馬光謂：“孔子以周公輔成王，致太平之業。而文王其父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也。”錢公輔曰：“以周公言則嚴父，以成王言則嚴祖也。政則周公，祭則成王，安在乎嚴父哉？《我將》之詩是也。”是數説者，皆足以破泥古者之惑。然愚竊有疑焉。周公之輔成王，凡所告誡天下，一則曰王曰，再則曰王曰，成王在焉。而周公自以嚴父配天，豈人臣所宜出哉？“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蓋公之以文王配天也，非獨不自以爲功也，並不敢以成王尸其事，曰：“此武王之意也。”孔子之謂嚴父主武王言之也。唯武王之意而周公能行之，故曰周公其人也。“我將我享”，祀乎明堂也，皆爲武王之自我，而其頌則作于成王之世。此即孔子之所謂嚴父也。當是時也，故文王而爲武王之父也，則可以謂之嚴父。文王而爲周公之父也，而周公固人臣也，如之何其嚴父哉？此一舉也，臣子之大防備焉，學者所宜盡心者。然則非嚴父，亦可以配天乎？曰：周公以始祖后稷配天，而文王功大不可以無配，故享后稷於郊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義起之也。後世始祖無后稷其人，則開創之君宜專配南郊，而上帝可以不配。上帝不配，則明堂可以無立。近制有郊祭，而罷明堂之祀，庶乎得禮之意矣。
辨
釋奠必有合辨
釋菜，禮輕也。釋奠，禮之次輕者與？釋菜者，唯釋蘋藻而已，無牲牢幣帛。釋奠者，釋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故釋菜輕，而釋奠於禮爲次輕也。《禮》：“釋奠有六。”唯天子視學，釋奠於先聖先師。其它師還，及四時入學，皆不及先聖。而四時入學，則《詩》、《書》、《禮》、《樂》之教官主之，各祭於其學之中，天子不親行禮也，則次輕之中此其尤輕者矣。故釋奠有合樂者，有不合樂者。《周禮》：“春入學合舞，秋頌樂合聲。”及《月令》：“季春大合樂。”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興秩禮，祭先聖先師於時，則遂養老，此合樂者也。其餘四時之奠，不及先聖。主之有司者，如春夏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奠之；秋冬教羽籥，則籥師奠之。一有司專家之事耳，豈必合樂哉？雖有司之事，亦有舞有授器，然《周禮·大司馬》司戈盾之屬：“祭祀授舞者器。”謂凡祭祀，皆授之，不止釋奠也。凡祭祀之樂，不言合樂，獨於釋奠言合樂，非也。且《月令》於仲春季春之合樂，皆曰：“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觀之。”則其重在合樂，不在釋奠也，可知。故合樂則必釋奠，釋奠則不皆合樂。合樂之文，著於經文者，唯此，其他則不槩見。鄭註《文王世子》謂：“合先聖先師於鄰國。”其説是也。自宋諸儒創爲合樂之説，與鄭異義。陳氏《集傳》因之，其解“有國故則否”謂：“國有凶喪之故，則雖釋奠，不合樂。”夫凶喪廢樂，此國常禮也，不必釋奠。且《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禘。”爲夏祭説者曰：“後使其爲天子之喪，喪三年不祭。”而謂猶視學，可乎？若曰此非指天子行事者，有司耳，則有司之奠，又不當合樂，如前所云也。以此較之鄭義，明甚。諸儒論之甚詳，要之漢儒之説，未可輕廢矣。
不喪出母辨
吴氏澂因子思哭嫂，知其有兄。因其有兄而鑿空爲奪宗之議，曰：“子上雖有父在，而不得爲出母服者，蓋子思兄死時，使其子續伯父，主祖與曾祖之祭。既主尊者之祭，則不敢服私親也。”此禮昔所未有，子思以義起之者。又曰：“子思有兄，則支子爾。子上則繼禰之宗子也。”古禮有奪宗，謂宗子死無後，則非宗子者代之主祭也。然以支子奪宗子，不若以繼禰之宗，進而爲繼祖，繼曾祖之宗者爲順。或曰：“不立後，而但奪宗可乎？”曰：“禮惟大宗無子者不立後，而但奪宗也。”此大不然。使子上主尊者之祀而不敢服其私親，則不但不當服出母之喪，亦當降服於其父也。何者？以曾祖祖視其父，則子思爲支子，不當主祭之父。既不當主祭，則子上爲世父後，以繼其曾祖祖後。無論父母，皆私親也，服安得不從而降？今但以續世父主祭爲不服出母之証，於義安乎？《傳》曰：“天子建國，諸侯奪宗。”謂諸侯爲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移宗於己，此所謂奪宗也。禮自大夫以下，支子不祭，或宗子有故而代攝之祭，則必告於宗子。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稱孝子某爲介，子薦其常事。宗子有罪，適他國者，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亦如之。而禮有降等，庶子無爵而居者，望墓爲壇以時祭。宗子死稱名，不言孝。凡禮言支子代宗子祭者如是而已，皆不得謂之奪。若宗子無後者，則必以支子之子爲之立後矣。夫支子代宗人之祭，其昭穆同也，固不可以爲後。而支子之子繼大宗者，必繼其禰，未有越禰而直繼其曾祖祖，謂之奪宗者。《喪服傳》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言繼禰也。禮爲大宗無子爲立後，非大宗則不立後。不言大宗不立後，而但奪宗。爲此説者以禮適子不爲後，故遷就其説。於奪宗以騁一時之辨可耳，不知其下貽末世議禮小人之口實，其爲剌謬，豈不甚哉？且子上誠爲世父後，則子思不當云“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子上既不爲世父後，“爲伋也妻者，爲白也母”矣，而何私親之足云乎？設使子上既不後世父，又不後其私親，天下有無父之人，則可也。不然吾懼守禮者之進退無所處也。古者士惟一廟以祭其禰，而祭祖於其禰之廟。子上士也不祭禰，不立其禰之廟矣。雖有曾祖祖之祭，不知其將安設？此尤理之不可通者也。然則爲子上者，宜何居？曰：“有孔氏之禮在矣。”《記》言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志變禮也。明其爲變禮，從而爲之辭者，皆後儒之過也。
鼻亭辨
柳子厚爲薛道州作《毁鼻亭記》，謂象以惡德而專世祀，不可。至明王文成爲《靈博山象祠記》，以象爲已化於舜，故至今廟祀之。其識似勝子厚，而兩公皆未及象封邑所在。按：靈博山，在今貴州境，非象所封地。《孟子》：“舜封象於有庳。”即今湖廣永州府之零陵縣。《一統志》云：“在道、永二州之間，窮崖絶徼，非人跡可歷。”愚嘗考之，舜罪四兇，其所誅、流、竄、殛皆不出今中國之治。幽州，在密雲，其地有共城。崇山，今澧之慈利，即岳州境，比零陵尤近。三危，在沙州，漢燉煌縣東南三十里。羽山，在萊州即墨，古不其縣南。所謂投之四裔者，以其爲東西南北之界也，其實皆中國版圖所隷。當時舜都安邑，若封象在今零陵縣地，則陸踰太行，水絶長江，延迤三四千里，然後得至。又有洞庭不測之險，俗與椎髻爲伍，而驅其愛弟，使披箐篁、涉風濤、犯瘴癘於此地。此與四兇之放何異？而猶以爲仁人之親愛其弟，吾不信也。漢文帝弟淮南王長廢徙蜀。袁盎諫以爲淮南王素驕而暴摧抑之，帝必受殺弟之名。後淮南王果道死，而帝悔不用盎言。象之凶傲甚於淮南，有庳之險遠不啻巴蜀，使舜避放弟之名而封之以險遠必死之地，是何漢文之所終悔者，而舜行之不疑也？《孟子》曰：“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越湖絶江，踰河陟嶺，以至京師。比歲一至，則往返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則日奔走於道路之中，且時有登頓之憂，風波之患。若三年、五年一朝見於天子，如周之制，又不可謂之常常而見，源源而來也。以此推之，則零陵必非象所封地。象所封地必近帝都，而今不可考矣。柳與王之説雖善，然祠廟之建毁，均於象無與。《史記注》引《括地志》曰：“帝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曰鼻亭神。”此爲近之。然世俗之附會古蹟，名似而實非者多矣，余誠不敢穿鑿以求之也。
李祖陶評語：層層駁詰，極透極醒，末以地必近帝都而今不可考作收，深合古人闕疑之義。
姚明山學士擬傳辨
何元朗云：“衡山先生在翰林，大爲姚明山、楊方城所窘。時昌言於衆：‘我翰林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而衡山名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有道著姚淶、楊維聰者哉？”自無識者稱快此言，載之於《詩選》中，而明山之後人未知也。余辛酉年以纂修之命將北上，姚氏數人持東泉尚書父子傳志見示。復出明山存集刻本中有《贈衡山先生南歸序》一篇，又《送衡山出灣馬上口占絶句》十首，其序大畧云：“自唐承隋後，設科第以籠天下士，而士失自重之節者幾八百餘年。然猶幸而有獨行之士，時出其間。如唐世之元魯山、司空表聖、陸魯望，宋之孫明復、陳後山諸人，猶能以學行自立，而足以風厲乎天下。今則惟衡山先生足當之。而先生之秉道誼、立風節，明經術、工文章，尤有高出於數子之上者。其却吏民之賻，以崇孝也；麾寧藩之聘，以保忠也；絶猗頓之游，以厲廉也；謝金張之餽，以敦介也；不懾於台鼎之議，以遂其剛志也；不溷於猶褒之招，以植其堅貞也。天子賢之，擢官翰苑。官僅三載，年財[3]五十餘。既慨然起南歸之興，吾每謬言留之不得，竟三疏得請，以去榮出於科目之外，貴加於爵禄之上。罻羅之所不能取，樊籠之所不能收，翩然高翔，如鳳凰之過疏圃而飲湍瀨，下視啄腐鼠以相嚇者，何不侔之甚已？”其言曲盡嚮往之志，極讚揚之詞，而於詩章曰：“豈是先生果忘世悲歌，盡在《五噫》中與？”序中台衮猶褒，有悲憤時事，不敢指稱而相與爲隱之意，其知衡山也深矣。俗儒不考，漫筆之書。近有史官自刻其稿者，復著其説於擬傳，不重誣耶？明山可傳，不獨議禮一節。其居官屢有建白，援據古今，義正辭覈。惜其中年凋喪，不竟其志，而何氏謂今世遂無道及者，彼自不識明山，於明山固無損也。復按家傳誌銘，皆云楊文襄引公同修《明倫大典》，公耻不肯與，同館皆嫉之，而擬傳云。淶雖以議受杖，後與修《明倫大典》，不終其節。余在史館疑而請之監修徐公。公命取《大典》檢閲，同修者絶無姚名，遂命删此一段。然其稿猶傳播人間也。此是姚公一生大節所係。彼既罹禍於生前，復被誣於身後。史筆之陷人，豈必在張桂羣小下哉？余特爲表出之，以告後之君子。
李祖陶評語：明山此言，今流傳成典故矣。不可少此，申雪甚矣，賢子孫不可無也，使不出而要之於路，則覆盆千古矣。
誓
誓 書
維康熙三十八年，歲在己卯八月丙寅朔，越初八日癸酉，考試官某，同考官某某等，同致告於場中文昌司命之神，曰：今當己卯大比年，皇上於江浙諸省特命講讀諸臣往蒞試事。而京師首善之地，某以新進小臣，學識粗陋，猥蒙簡命，入闈惶悚，惟懼隕越。即十六房名姓，亦係御筆親點，委以分校之任，是某等之受知皇上均也。所望協力贊襄，克光大典。兹於聚奎堂焚香公誓，祗告明神：務期滌慮洗心，矢公矢慎，一毫之曖昧莫容。勿以在公而作營私之計，各卷之搜求宜徧，勿以今日而負初日之心。如違斯誓，暗納苞苴，致佳士沈淪，匪才倖進，則明有國法，肆市之罪難逃；幽有鬼誅，讀書之種永絶。敢告。
策 問
第一問（己卯鄉試）
皇上神明天縱，備内聖外王之學，尤崇重經筵，表章正學，則經之大意，學者所當盡心也。自漢以來，言《易》者多主象占，至王弼始暢以義理而崇尚虚無，故功令黜之。然伊川每教學者，先看輔嗣《易》，則弼註亦有可採者歟？本義之説多本《程傳》，然其中亦有互異者，可得聞歟？《尚書》壁中古文至晉始得，皆謂今文獨艱澁，而古文反平易，遂疑其非真。然格言要論，多出其中，何也？明初正蔡氏《集傳》之失，爲《書傳會選》，其得失何如歟？詩有《小序》，朱子闢之甚力。葉石林、馬端臨俱力主《小序》，謂：“使淫詩而孔子有取焉，則其所删者何詩歟？”然朱子同時鄭夾漈亦有《小序辨妄》六卷，又何説歟？今儒生誦習《小戴禮》，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儀禮》註解。欲定爲一書，先以《儀禮》三百篇目置於前，而以《禮記》‘冠’、‘昏’等義附於其後。”作《古禮經傳通解》。使其書得成，古禮果可復興歟？而朱子又謂其繁重難行，何歟？舊學宫取士，《春秋》四傳並列。今功令雖獨遵胡氏安國，然自啖趙以後數十家，不有可相參訂歟？而歐陽氏以三傳誣妄，至欲從經而廢傳，何也？諸生研索已久，當悉著於篇，以應聖天子文治之盛。
第二問
問：守令爲民命之所係。唐貞觀中，嘗書刺史名於屏間，坐卧觀之以備黜陟。又命内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聞，此吏治之所以日隆也。皇上留心民瘼，於山陜要地郡佐以上，特令部臣列缺上請，親自補授。其他守令新除，亦必以次引見，躬加訪問而後遣之。是宜人知感勸，治效日臻。比者南巡所過，目擊閭閻生聚非昔，嘆撫綏之不得其人。則爲守令者可不兢兢奉職，無負委任歟？嘗考之兩漢所紀循良文翁，以好學通《春秋》被舉。龔遂召信臣以明經致通顯。及潁川四長，皆彬彬學道君子也。則必以經術飭吏治，斯無媿於忠信之長、仁惠之師歟？奈今之有司，自催科盜案，凡百鞅掌。一挂吏議，鎸斥立隨，宜其教化有所未暇歟？或者操凛四知，志氣清明，雖處繁劇而丰裁可以愈厲歟？則奬廉其尤要歟？皇上選擇督撫之潔己奉公者，使之表率属官，慮無不恪供厥職矣。然而非時舉劾，果盡公歟？調煩留任，果無私歟？常例餽遺，果盡絶歟？今欲大法小廉，使追呼無擾，盜賊屏息，和氣薰蒸，民生樂業，其何道之從？願悉言無隠。
第三問
聞之先儒曰：自古備荒有二策。一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惟先儲蓄之計而已。我皇上仁愛元元，宵旰圖治。所謂順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者，亦既上孚天意，下浹民生矣。今因巡幸所過，截留漕糧，以濟被災州縣，江浙山左皆蠲免夙逋，畿輔捕蝗，旱不爲災，憂勤如此其至。則所以預小民蓄儲之計者，凡在羣下可不力圖報稱乎？夫法重常平固矣。然議者謂常平外有利民之名，内實侵刻百姓。以近事觀之，名曰樂輸，而里遞追比，甚于正賦。吏胥盤踞，恣其中飽，則謂之侵刻亦宜。意立法本善，而奉行有弊歟？胡氏曰：“賑饑莫善於近其人。”隋置義倉於當社，饑民易於得食，則常平果不如義倉之善歟？朱子社倉，亦義倉遺意。陸象山急稱之，而憂其一遇歉歲，有散無歛，欲兼制平糴一倉代社倉之匱然。則義倉、社倉固所以補常平之不足，而平糴一倉又所以爲社倉久遠之計歟？今州縣虧空日報，然在事之日，鮮有以虧空被參者，一經解任弊端立發。是影射與庇狥，其責惟均也，亦何法而使清查得實，民沾實惠歟？諸生痛切民隱，盍畧去陳言，亟詳其弊？
第四問
問：《周禮》無鄉校之官，其閭胥族師黨正鄉遂大夫之所書所考，皆國子教學之法也，是即其官也，至於國學而其官始大備，然教法獨詳于春官之大司樂，而司徒成均簡不帥教之法獨見于《王制》，何歟？夫欲移民風，先端士習。今皇上頒朱子小學於天下，爲取士之的，意甚盛也。詩歌城闕，其患在於不學。意者讀書所以興行歟？抑其要尤在師儒歟？唐貞觀時，令徵民間有通一經者，任以助教博士，而使之分教其弟子，其法可倣而行之歟？夫大司樂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即詩也。詩自三百篇而後，有騷，有樂府、歌行、雜體，至于律體興，而流變極矣。其旨趣風格與三百篇離合何如歟？司馬光曰：“備萬物之體用者，莫善於字。”自蒼頡創造古文，貫三才，綜百行，爲萬古文字之宗。中間大小篆、分隷、真草、飛白之遞興，許慎、李陽冰、徐鼎臣、林罕之所論著，其得失可臚列歟？皇上仰觀俯察，聲律身度，萬幾餘暇。矢口四聲，則諧和雅頌；揮洒八法，則焕爛星雲。今淵鑑齋《御製詩文法帖》俱已垂勒金石，冠絶古今。爾諸生躬際文明之運，必有洞晰厥旨，足以鼓吹休明者。願詳述所聞，幸大雅之復作焉。
第五問
問：古治安之世不能無盜而有弭盜之方。先王制保伍以定民居，使能相保相受，同其刑賞，此防盜於未然者也。至於後世政教無聞，而法令廢弛，寇盜之作往往有之。則慎擇良吏者，尤所以爲弭盜之要歟？若夫畿輔之地，五方雜處，自古稱爲難治。歷考前世，或有用鈎距擿伏如銖兩之稱，奸盜無所容者矣。有赭汙衣裾窮治所犯，而枹鼓稀鳴者矣。有搏擊强暴而探丸行刦，應時歛跡者矣。此皆京尹令長之己事也。今國家定制，以五城御史、九門提督巡察内外，而三輔要地則擇捕盜同知分疆緝捕，其勢與古專任者異矣。昔人已試之，法尚有可用者歟？我皇上仁心善政，洋溢寰宇。雖爰書已具，跡涉矜疑，猶時有赦宥，俾之更生，宜無不回心革面矣。乃各省之盜案日積，輦下之寇攘時聞，何歟？豈失事之律愈重而諱盜愈深，諱盜愈深而盜益滋歟？夫嚴行保甲，此備盜之善經也，豈其法有未行？抑行於閭里而猶不行於營伍乎？或謂在外之盜，治之宜寬，當重卓魯之循良；近畿之盜，治之宜嚴，當用趙張之明斷。然歟？否歟？其各抒所見以對。
第一問（癸酉鄉試）
古無經名也，六經之説見於《莊子》。自後戴聖記《禮》，遂有《經解》之篇。漢當秦滅經之後，諸儒掇拾於煨燼之餘，各相傳説，使聖人之道不泯于後世，而有宋諸大儒，因得以尋流而溯源，厥功偉矣。鄭氏夾漈至謂漢窮經而經亡，不亦過歟？《易》家有施讐、孟喜、京房。其後費直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至王弼又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胡翼之、劉原父之徒謂古文淆亂，自二人始然。程傳本義皆從費學，其意本欲使人易讀耳，故至今遵之。而施、孟、京三家之説不傳矣。《尚書》伏生口授二十九篇，孔安國復增多二十五篇。或者謂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難。而安國考定於蝌蚪古文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至所爲之序，亦不類西京文字，則梅賾所奏上之書，亦未必爲壁中之真本。然而要言格論，亦出于其間，故學者不能廢也。《詩》齊、魯、韓三家皆立博士，魯人大毛公爲訓詁，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毛詩獨後出，而齊、魯、韓三家之説亦廢。韓嬰詩雖存，《外傳》真僞各半。雖其真者，於論詩之旨趣亦無當也。至朱子爲集註，則并斥毛詩。而後之學者又以《小序》爲不可盡去，則紛紛之論至今未有定矣。《春秋》三傳，左氏紀事，公穀獨傳經義，其後有鄒夾之書，惜其不傳。自唐以來多主趙匡、啖助，而陸淳之書所戴[4]兩家之説，往往有存者。然今功令獨遵胡安國傳。朱子謂《春秋》多不可解，安國之説亦未見得孔子之本意，則謂其附會時事過於牽强耳。今學者於胡氏而外，數十家之註解，或亦有可以參觀而互考者，不必株守一家之義也。高堂生《儀禮》十七篇，后蒼傳之，與大小二戴之《禮》並存於世。今所用者戴聖之《禮》也。朱子曰：“《儀禮》是經，《禮記》是《儀禮註解》。欲定爲一書，以《儀禮》篇目置于前，而以《冠》、《昏》等義附于其後。”作《古禮經傳通解》，而惜乎其書之未成也。鄭康成於《易》、《詩》、《書》、《儀禮》、《周禮》皆有箋註，唐孔賈等共爲疏義，皆就其所立説，以證明其意，非有能領畧聖人不傳之旨於千百世之下者。斯文未湮，周、邵、程、朱輩出，乃就經以發明絶學，剖决性命。而後天下後世始曉然知經之所以載道，而百家異説至是而統歸于一，是矣。若宋元諸儒羽翼六經，各有著述，大抵本於朱子之學，而不能無得失。其間學者兼存而節取之可也。今皇上神明天縱，直接精一之統，以發揮於治道，而又表章六經，崇師重道，宸翰照耀，萬方作覩，可謂曠世一時矣。今愚更有進者，夫經學之與理學一也。理不外于經，而經乃所以明理。自元以來史臣無識，纂修宋史取道學與儒林而各爲之傳。於是談理者高論性天，薄文學爲無用。而窮經之士，亦不復以致知格物爲事。此經學之所以大晦也。後之秉筆者必合道學儒林而一之，使天下皆知明經所以造道，而不至徒事於口耳之功，其亦扶進人才之一端也與？
【注释】
[1]雪軍案：四庫本《湛園集》無上篇，據《湛園未定稿》卷一補。
[2]雪軍案：此則又見於《湛園札記》卷一。
[3]雪軍案：應爲“纔”之誤。
[4]雪軍案：似爲“載”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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