侏儒时代的英雄形象

侏儒时代的英雄形象——评《行为糟糕的哲学家》

王志宏

我们生活在产生不了英雄，即使产生了也不知道加以爱惜，甚至以诋毁英雄为时尚的时代。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英雄，忘记了英雄的价值和意义。也许，每一个人在内心深处，都会以完人的标准来要求英雄，倘若英雄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完人（圣人），他们便会对英雄嗤之以鼻，觉得英雄也不过尔尔，和我们这些被归入到芸芸众生中的精神侏儒相差无几。我们甚至也会“凡人相轻”，以己之长，较人之短，因为英雄的“阿喀琉斯之踵”而鄙夷英雄，反倒见出自己的清白和纯洁来。完人本来是先哲的一个预设，他从来都不是实际存在过的现实人格。完人的预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存在的意义，他是每个人生存的趋向。连孔夫子都喟然长叹说，我哪里敢自称什么圣人啊？（“圣，则吾岂敢？”）可是后来，关于三皇五帝的道德叙事被当做了历史的本然，生命的方向被看做是生命的规范。完人和普通人变成了对立的二元，如若不能成为完美无瑕的圣人，那么，他就和我们相差无几，一样乏善可陈，而他的某些缺点则是我们对他大加挞伐的理由，也是我们自居于庸俗的生活的理由。在古希腊，英雄都是神的子孙，在我们这个诸神逃遁的时代，英雄向何处寻？在传统中国社会，英雄是天道的担纲者，在“礼崩乐坏”“周文疲敝”“天道远人”的时代，英雄向何处寻？

这是我读完尼格尔·罗杰斯和麦尔·汤普森合著的《行为糟糕的哲学家》之后的最大感触。毫无疑问，追问人的存在的意义的哲学家理所当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可是，在他们的书中，英雄都变成了形形色色的小丑，依照我们这个时代的道义可以把他们评判为“行为糟糕”的人。通过解析这些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该书作者认为那些哲学家的糟糕行为和他们所鼓吹的公正与真实自相矛盾，互不相容。他们不能理解一个思维敏捷、思考深刻、思虑超群的人怎么可能会过着一种甚至连普通人都不如的鄙俗、阴暗、道德败坏的生活。因此，他们想要揭露“智者的愚蠢，（使得读者对于哲学家）保留完整的记忆，避免将其神圣化的尴尬。”尽管该书只是选取了自卢梭以来的八个哲学家作为具体例证，但是该书作者在“前言”中毫不含糊地说，“当然，读者不能据此推断本书没有涉及的那些哲学家的性格或者行为就是正常的”，这不但把现代哲学家一网打尽，而且还说，“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家也有很多罪恶和不检点的行为”，简直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挖哲学家的祖坟，让他们所有人暴尸于天下了。虽然作者承认这些哲学家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自我理解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可是又认为他们本人的智慧并没有帮助他们过上理智的生活，恰恰相反，在一定意义上，他们走到了理智生活的反面。

通读该书之后，我们发现，在该书作者看来，不理智的生活无非是指某些具有个人特征的怪癖。对于权力、名声和性的诱惑不具有免疫力。总而言之，是没有表现出按照自己的理论来生活的努力，没有比一般人生活得更加高贵，更加聪明，让人无可挑剔，或者当做楷模。他们心目中的榜样是斯宾诺莎和康德这样的人，潜心学问，息影于公众生活，诚实正直，不事张扬。相比之下，柏拉图、卢梭、尼采、罗素和海德格尔是“行为糟糕的哲学家”的典型，他们要么倾心于权力，要么婚姻生活糟糕透顶，要么是偏执狂，要么大肆攻击基督教。上述几大罪状除了和权力相关的那一点之外，都说不上是什么罪状，而涉及权力和政治时，我们决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以给出一个简单的道德评判为满足。哲学家的政治错误关涉到人类的自我理解最为深刻的方面。其他几项对于哲学家的控诉除了可供闲人清谈之外，似乎没有更多的价值。只有在我们这个所有人都“贱民化”的时代，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我们不厌其烦、细致入微地考察伟大人格的细微的不足，以此证明伟大人格的破产。

在某种意义上，哲学家的生命是由他的著作组成的，“他出生了，他生活过，他死了”，这是所有思想家共同的传记的唯一写法，他的生命都表现在思想自身的展开过程中，即使写作过程本身也是可以忽略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哲学家个人的经历除了从属于历史中的个人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意义。事实上，每位思想家的经历都是一个伟大人格的形成史，只不过，它不是我们现成的榜样和典范，它的意义在于启示，在于重演的可能性，在于催促我们重新理解人的本质和生命的可能性以及终极价值。卢梭的《忏悔录》是如此，海德格尔的皇皇一百多卷全集也是如此。一个哲学家把自己的生活历程和思考经历展现给世界（注意：不是大众）的勇气，就是他人所不具有的。许多别有用心或者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人把这种展现解读为“自我辩护”，他们不知道伟大的人格根本不需要自己的辩护：一方面，伟大的人格知道自己的局限与缺失，他们从来没有试图冒充过完美无瑕与无懈可击；另一方面，他们理解有限的思想的意义，因为任何一本伟大的书的预期读者是追求伟大心灵的读者。如果说他们还必须面对某些东西的话，那就是上帝、真理和历史，而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本身缺乏根基的道德规范和人生理想。

该书中所有对于哲学家的指责都有一个潜在的预设和似是而非的推论：或者哲学家的思考和他的生活应该是一致的，他的行为的糟糕和他的理论的糟糕有着内在的一致；或者哲学家是思想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尽管他们的理论和生活完全是脱节的，而生活的可悲最终很难和思想摆脱干系，所以，他们的思想难辞其咎。因此，作者认为必须先检查和反省“最伟大的哲学家的生活，探索他们的生活是如何证实或者证伪他们的思想的，然后再接受他们的建议，确定自己的生活道路”（第7页）。在这里，作者根本误解了伟大的思考和个人生活道路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思想和思想家之间的关系，还是思想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思想并不想成为人生指南之类的东西，它也不是什么思想鸡汤或者心灵鸡汤这种庸俗的励志格言。它给人以指导，却不是什么具体的指导，生活也不需要这样的指南，因为生活之中最重要的东西是决断，是我们要成为怎样的一个人，而不是符合什么样的规则和标准。而且，我们看到，作者的标准其实是侏儒的标准，他们所持有的政治、文化、历史和人格观念完全是流行的美国主义观点，他们不加批判地把这些观点看做是拥有最高审判权的观点，党同伐异，打杀异端。另一方面，哲学家的行为和他自己的理论在最深刻的地方是一致的，他的生活经历和他的著作一样具有深刻的意义，生活经历和思想评传同样展示了一条通往伟大的思考的途径，生活本身的野蛮和恶劣从来都没有击垮他们，使他们向流俗投降。思想正是从和生活的争执之中诞生的，任何伟大的思想都带有战斗的气息，同时也带有孤寂的色彩。这种思想不可能成为确定甘于普通的人生活道路的路标。

这并不是说，哲学家的人格和思想就完美无缺，不容置疑。没有一个真正的哲学家自称过是完美的人，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以做一个完美的人为生活目标。相反，哲学家最为坦诚地宣告了人的有限性。哲学家心灵的缺陷和阴暗是人类阴暗的深度和极限，哲学家的经历既带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极端的绝望、残酷、阴冷与暴虐，也带着托尔斯泰笔下人物极端的善良、温情、理想与执著。海德格尔喜欢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伟大之思，必有伟大之迷误”，这里所说的“迷误”不是个人的，“思”也决不和纯粹个人的经历相联，与之真正相关的是存在的命运和历史以及人类的命运和历史。很多人总是把目光移向哲学家的一些可笑和可怜的弱点，只要人还不是神，他就一定会沾染这些东西。可笑的不是哲学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而是那些只有不足的人却因为伟大的人格有那些或者微不足道或者无伤大雅的不足而肆意地嘲弄与蔑视他们。鲁迅说，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伟大而又伤痕累累的战士终究是战士，而苍蝇只知道紧叮战士的伤口。

该书的最大价值不在于教导我们不要盲从哲学家的教诲，迷信哲学家的人格，而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般民众对于思想和思想家的理解与接受程度的典型例证。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因为观察星相而掉进枯井，遭到村姑的嘲笑，时至今日，民众对于哲学家的看法一直停留在这个故事所揭示的层面上，也许永远如此，不可移易。无可否认，掉进枯井的哲学家是个可笑的人，但是他绝不仅仅是个可笑的人，而正是超出这个表面现象的那部分构成了哲学家的本质。这样说绝没有贬低该书作者和民众的理解力的意思，除了关于思想和行动本身之间的关系的总看法之外，该书叙述各位哲学家的哲学思考时表现出了他们自己气度的褊狭、见识的肤浅与学养的欠缺，尤其是他们的措辞之轻浮、卑劣和不怀好意让人看到卑鄙小人的洋洋自得和自甘低俗。

在评论卢梭时，作者说，《新爱洛伊丝》“整本书都成问题，用卢梭的话说就是性感形象和天真色彩的混合，是乱七八糟的堆砌。对茱丽怀孕流产等的夸张描述，长篇大论的哲学思考，加上大段对阿尔卑斯山景色的抒情描写让这本书看起来不像小说”（第16页），卢梭一段时间同时撰写的《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这两部著作非常重要，但是内容大相径庭”，“《爱弥尔》中插入了一些也许和主题毫不相关的内容，也就是著名的‘萨瓦尔省牧师的信条’”（第18—19页）。或者因为作者对于小说的概念早就被固定在一个狭窄的框架之中，或者因为对于卢梭的偏见，《新爱洛伊丝》形式上的突破成规——其实，卢梭根本没有突破成规，同时代的狄德罗、伏尔泰的小说形式几乎都是这样不囿于定法的，说理性强，诡异多变，而卢梭着意突出了小说的抒情功能，只是该书作者自揭其短，对于小说形式的理解过于狭隘与固定罢了——也被看做是他的一大罪状。一个稍稍研究过卢梭思想的人都知道《爱弥尔》和《社会契约论》其实是一部作品的姊妹篇，它们其实在探讨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何通过政治和教育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它可以远溯到柏拉图的《国家篇》，无非形式上稍作变通，一分为二，而且采取不同的问题，一论文，一小说而已。其实卢梭的小说从来都是他的哲学思考的表现形式，他可从来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闲情逸致，因此，“萨瓦尔省牧师的信条”——《爱弥尔》中这一最重要的章节——非但不是和主题毫不相干，简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作者之浅陋由此可见一斑。

作者把叔本华和尼采当做行为糟糕的哲学家来叙述是极不公正的，即使从他们的个人道德而言，除了可能因为嫖娼而染上梅毒算是他们私生活中唯一值得挑剔之处外，他们说不上什么行为糟糕。嫖娼自然毋庸辩护，可是如果我们稍稍阅读有关那个时代风化史的著作，就不会为此大惊小怪了。正如我们只要理解希腊人的生活，对于苏格拉底是一个同性恋者这样的说法总会抱之以微微一笑。说到他们的哲学思想，作者除了带着道德的义愤格外关注叔本华对于“性欲”的理解和他的悲观主义之外，对叔本华的其他思考基本上付诸阙如，存而不论；至于尼采的思想，只要举出该书对于超人和永恒轮回的看法就足以显示出作者的鄙陋：“尼采所说的超人不是指生物学上与现在人类不同的其他物种，或者生理上更为强大的物种，而是在心理上、道德上、美学上更伟大的人”，“任何事物，不管什么，都会重新再来，绕巨大的圈子之后再回来”（第81页）。他们对于尼采哲学的问题和意义一无所知，只知或者拾人牙慧，或者重复一些自己亦不知其所以然的陈词滥调。

依照社会通行的道德标准，有足够的理由把罗素、萨特和福柯归入“行为糟糕者”之列，而他们之被驱逐到同一战壕的理由，似乎只有性这一主题了，尤其是罗素和福柯更有不少关于性的惊人之语。一定程度的行为怪僻只不过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个缺点，那是因为官能和生活的残缺给人类带来的不幸，在具体的个人身上表现得千姿百态，参差无定。我们不应该去苛责和嘲弄这些行为怪癖，而首先应该思考如何改变生活。事实上，他们自己也在探索这个问题，他们想用自己的经历去寻求人类性关系的其他可能性。仅仅强调我们今天对于性的本质的理解有很多不足，以及我们的婚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人性是不够的，因为婚姻、家庭首先绝不是一种制度，它是伦理精神的体现。糟糕的不是哲学家的行动，而是作者的眼光：他们始终凝视着哲学家的私生活，把他们的私生活泛化为他们人格的全体，而全然不顾他们的生命之中更为重要的东西以及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反思。罗素、萨特和福柯既是哲学家，也是政治斗士，他们为了正义和人类的利益同各种权力展开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著述时根本不顾及个人生命的安危，因为他们理解伟大事业的真正内涵、伟大人格的真正向度，他们的生命深深扎根于传统、伦理、政治和人的本质之中。

作者把卢梭看做环保宗师自然不是他们个人的见解（第29页），我们这个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理解思想的，正和房地产开发商用荷尔德林的诗句“人诗意地栖居”做广告词别无二致。让人不能接受的是，在他们看来，海德格尔的思想的最大价值也无非是给环保思想提供了更为细致的论证（第169、第250页）。也许，从他们的角度看来，环保问题是我们时代唯一伟大而迫切的问题。这就是该书作者对于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解程度。除了这一点可怜的优点之外，海德格尔至少还有两顶帽子：风月场上的薄幸汉和死不悔改的纳粹分子。他们评价海德格尔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来自两本书：爱丁格的《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以及理查德·沃林的《存在的政治：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前者用近乎粗俗和下流的语言描述早年海德格尔对阿伦特的勾引和晚年海德格尔对阿伦特的利用，后者用近乎大字报的语言批判他自己东拼西凑、无中生有地捏造而成的海德格尔的政治思想。该书作者可谓得二者之长，在批判海德格尔（和该书涉及的所有哲学家）时把这种拙劣而又恶劣的文风运用得炉火纯青、登峰造极。自古以来，很少有几个思想家像海德格尔那样其生活道路和思想进展之间相互依存到那么高的程度，因为他从成为自己以来一直从自己的事实性出发思考问题。作者批评说：“海德格尔看不到学术独立的意义，相反，他认为德国大学的使命就是要反映种族和国家意识，投身到塑造德国人民精神的神圣任务之中。任何事情都要通过斗争为英雄的价值让路。”（第177页）如果把这句话当中几个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的词稍作变换而且做正确理解的话，它的确表达了海德格尔对于学术的根本看法。海德格尔一生都在反对思想对于事实性的漠然、无动于衷，但是海德格尔理解的学术的政治目的不像作者所说的是和纳粹合流，海德格尔的政治哲学其实是源始伦理学，它的目的是返回人的原初本质。

虽然伟大的人之间未必互相理解，但是只有伟大的心灵才可能互相理解。伟大的心灵对于另一颗伟大的心灵的偏见其实也是以严肃的争执为前提寻求人类的卓越。自从苏格拉底被处死以来，不，自从泰勒斯被人嘲笑以来，无论哲学家是走进广场还是遁入学院，哲学和哲学家就从来没有摆脱过遭受误解、嘲笑、歪曲、诬蔑甚至压迫的命运。如果说，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是力图和哲学家一样思考的人对于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的一曲赞歌，那么，《行为糟糕的哲学家》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通人眼中的哲学家的普遍形象。它再一次告诉我们日常状态中对于存在的平均领会是多么冥顽，思想的事业是多么艰难！

（作者系云南大学哲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