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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犯罪学说

时间:2022-07-1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由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犯罪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凡违背“天地良心”的,皆为犯罪。犯罪学的哲学讲究罪的等级。犯罪和正义均具有普遍世界的意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犯罪学的贡献是很大、很深刻的,也出乎他的意料。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弗洛伊德将通常的犯罪因果关系颠倒了。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犯罪人(罪犯)的罪恶感产生在前,而实施犯罪的行为在后。

科学是一场没有终结的探索接力赛。科学家应具有自觉的科学历史意识。21世纪的犯罪学家应回顾、了解19和20世纪的犯罪学历史,其中19世纪中叶和后期最为关键。在科学史上,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包括达尔文进化论的确立。

由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犯罪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晚期,他提出了“三层人格结构”理论。在犯罪学领域有一个课题是非常基本和核心的:犯罪和人格。由此可见,人格结构的重要性。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方物理、化学家开始叫开原子世界的大门,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则试图揭开人格(心理)结构的奥秘。他相信该结构由三部分组成:1.本我(id),2.自我(ego),3. 超我(super ego)。

本我即禽兽我(id),指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潜意识结构部分,其中包含着几十万年前人性中最接近兽性的那部分本能冲动。它像一口本能和欲望沸腾的大锅,具有一团非理性的、不可遏制的、老是向外喷涌的心理能量,按照“快乐原则”,一味追求满足,而不顾社会是不是允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彻底抛在了脑后。按我的理解或解读,本我是“生来犯罪人”的核心,也是“犯罪世界”的最深根基。有人脑解剖学的深厚背景。它和“罪的本身”可以画等号。

自我(ego)充当仲裁者。它监督“兽我”,让它得到适当的、合理的、社会允许的满足。有个比喻很形象,也很准确: 本我(禽兽我)是匹烈马,自我是骑手。烈马是动力,骑手是给马规定、指出方向。自我驾驭本我。因为马是匹野马,不听话,说明本我的烈性和潜力。如果任马去为所欲为,人类社会的和谐秩序会立即遭破坏,散架,无法成立。那便是无法无天,犯罪世界占绝对上风。可以说,自我是“三个君主”(外部世界、本我和超我)的仆人;也是本我和超我之间的过滤器或调节器。

超我(super ego)是指道德化了的自我。它代表良心(conscience)和自我理想(ego ideal)。作为我国传统的“圣贤”代表人物孔子一生的言行便是“超我”的最高典范。他说:“吾日三省吾身 ......”这正是“超我”的表述。“省”即内省,反省自己的言行,是不是合乎“天地良心”,遵守社会道德准则。如果人人这样“吾日三省吾身”,那么,全世界的监狱便是空荡荡的。我国传统的“天地良心”概念比西方的conscience(良心)说法更深刻,更哲学。它把“天地”都纳入其中,是汉字的妙绝!这只有中国人才能体认到。“天地良心”比任何科学、完美的法律更基本,有效,也更哲学。它日夜在我们心中。这便是我提出的“小警察”这个概念。它比穿制服、佩枪的“大警察”更有约束力,更威严,也更管用。

什么是犯罪?犯罪指什么?凡违背“天地良心”的,皆为犯罪。这是21世纪犯罪学哲学的精髓和要害。它也是我撰写本书稿的“一以贯之”的“道”。2012年11月16日香港海关向媒体公布,近日在一个集装箱内查获900多支象牙!这是不法分子走迂回路线,由东非经中东等地,再偷运到香港。这不仅是犯法,更为邪恶的是违背“天地良心”。它比违法更有罪,罪大恶极!罪是有等级的。犯罪学的哲学讲究罪的等级。没有等级,就没有犯罪学,更没有它的哲学。

我推崇荀子心目中的“道”: 天道、人道以及两者的相互关系。“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道是人们所必须共同遵守的社会法则。亿万人生活在社会共同体中,彼此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争夺。为了制约每个人的自然欲望(兽我的贪欲),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们能够共同、和谐地生活而不致于发生犯罪和动乱,必须制定维持社会秩序的准则。当然,政治秩序是最高的、决定其他秩序的秩序。

犯罪和正义均具有普遍世界的意义。荀子追求“君子之所道”,弗洛伊德所说的“超我”便相当于荀子心目中的“君子”。今天21世纪,全球70亿人(包括刚出生的婴儿),每个人都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部分构成。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情况。实际情形要复杂得多!我国哲学史上把人性分成性善和性恶,线条毕竟太粗。弗洛伊德的三个组成部分细分了,层次多了,是种进步。按照我们人类生物学进化,特别是人脑进化的逻辑(顺序和层次),我对这三部分的解读如下: 人脑最里面一层为兽性脑(比如鳄鱼等爬虫类脑);再外面一层脑的解剖组织为自我;最外层,薄薄的一层,仅仅是最近一万多年进化的产物。中国古人所说的“圣贤”,指的正是这层大脑的支配、管辖的结果。比如孔子、孟子和佛陀等圣人。

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俄罗斯古典主义作家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创作主题正是刻画这种复杂性。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弗罗姆(E. Fromm,1900-1980)有本著作《人心》(The Heart of Man)它第一章正是:“人,是狼还是羊?”实际情况决不是“黑或白”,“善或恶”,而是一个圆圈,半个白圈里嵌着一个黑点;同时,半个黑圈里又嵌着一个白点。这便是中国的太极图。把太极图同弗洛伊德的“三层人格结构”合在一起,会有助于我们认识自己,走近并理解犯罪世界,特别是理解“犯罪的根源”。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对犯罪学的贡献是很大、很深刻的,也出乎他的意料。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往往出乎人的最初料想。X射线的发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若是没有这个发现,DNA也就无从谈起。而今天在犯罪学中,DNA是个非常重要的破案工具。1915年弗洛伊德写过一篇题为《由于罪恶感而犯罪的人》。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弗洛伊德将通常的犯罪因果关系颠倒了。马克思、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这三人都为犹太人,他们在各自领域均信奉严格的因果律,是绝对的决定论者。弗洛伊德发现,罪犯首先认为自己有罪,在他的潜意识层有种很深的罪恶感,想通过犯罪行为而受到处罚。然后欣然接受惩罚来达到消除罪恶感的目的。--在犯罪人身上,这种很强烈的欲望是病理性质的。根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犯罪人(罪犯)的罪恶感产生在前,而实施犯罪的行为在后。这便是犯罪因果关系的颠倒。毕竟,这是精神病现象的表现。

人脑在几十万年进化进程中依次形成三个层级的示意图。最里面一层为最原始的部分,是本我(禽兽我,或鳄鱼脑)的成分;中间的解剖组织为自我;最外面一层为超我,形成时间最短,薄薄一层,不过一万年左右。我认为,这三个组成用粗线条勾画出了人脑的大致解剖结构,有利于我们叫开“犯罪世界”的大门。若是加上太极图这个符号,则更能让我们走近、理解犯罪的原因。弗洛伊德的思路、因果关联逻辑基本上是对头的。进入21世纪,我们理应把人脑结构安放在当代脑科学、基因和分子生物学的基础上。但完全、彻底揭示“罪的本身”是办不到的!

1961年秋,我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刚参加工作,同办公室有个叫刘中一的旅日华侨,毕业于日本的农学院,回国负责摸清日本战后农业科学研究成果。1962年他开始患病,常跑到我和其他同事的桌前低下头作深深的忏悔:“我有罪,对不起党和政府,对不起大家,我有罪......”(中文说得结结巴巴)可见,在刘中一大脑里有罪恶感。幸好他不是弗洛伊德所研究的对象: 通过实施犯罪,有受到惩罚的欲望。刘中一却很安静,没有企图去犯罪,最后通过接受净化心灵的净化性惩罚(Cleaning Punishment)来驱散内心的犯罪感,达到心理上的解脱: 恢复超我与本我之间的适当平衡。

弗洛伊德所研究的犯罪人是故意用一种很容易被人发觉、抓捕的方式去犯罪。比如犯罪人有意留下许多明显的线索。犯罪人被抓获之后渴望供认不讳,竹筒倒豆,彻底坦白自己的罪,甚至不惜夸大罪行。显然,弗洛伊德研究的现象属于精神病学的犯罪心理学(Psychiatric Criminal Psychology)。他的对象显然是位精神病患者。在“犯罪世界”,精神病人的犯罪现象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富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有这样一起个案: 刺杀前美国总统里根的犯罪人A的动机是: A同W小姐恋爱。W瞧不起A,说他没有出息。有一天,A对W说:“等着瞧,我要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犯罪人A用刺杀里根的行为证明自己有出息。古今中外这种犯罪心理学问题常有发生。

弗洛伊德是从脑解剖和精神病学起步的。1886-1938年,他私人开业治疗精神疾病。1915年,他发表论文《由于罪恶感而犯罪的人》,为犯罪学中的精神分析流派奠定了基础,指出了大方向,他本人便宣布退出犯罪学领域。弗洛伊德好比是这样一位开拓者: 他在荒山野地悄悄地挖出了大约半吨黄金,然后便说:“看哪,这里有个大金矿!”于是不少人便在这里挖出了金子,他自己便悄悄地离开了。这便是精神病学的犯罪心理学。这里面有太多的精神病学哲学。

动物世界没有精神病患者。你可曾听说,大象、狮、虎、狼......有精神病患者?动物的脑不像人脑发达。它们有语言,但远不够发达、系统和精细,达不到犯罪程度。犯罪要有相应发达的语言符号系统。

下面再来讲讲我的同事--日本归国华侨刘中一。今天我还能记起他的模样: 体格中等,但粗壮,性格厚道,三十五岁上下,已婚,生有一女,中国话说得结结巴巴。发病时的1962年,单位送他去安定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我受单位委托,去看过他多次。医生诊断他为精神分裂,但很安静,不打人、杀人,更不去纵火,犯罪。有一次,我看到他一个人在专心地做件事:医院特为他做了一块小板子,上面布满了十几个橡皮制的凸出的奶头,刘中一不断地将奶头按下去。这个被按平,另一个又弹起来。这样,他便在不停地按平过程中,心理上得到平衡和安慰。医生告诉我,在患者眼里,这个世界总是凹凸不平的,他要抚平世界。平了,他才舒服、满足。

医生的话让我吃惊。精神分裂症患者刘中一的视觉是病态的,严重扭曲了。不错,世界是我们的感觉复合。但有健全感觉和病态感觉之分。比如视觉上的距离感,正常人过马路,目测汽车离自己约有100米,越过马路是安全的;若患者目测车离自己是200米,实际为15米,这时过马路,发生车祸便是必然。患者死于车轮下,这便是“真实”,也是“真理的标准”。

我确信,精神有健全者和患病者之分,整个世界有正常和异常以及秩序和混乱的区别!根据龙勃罗梭的学说,“生来犯罪人”指的是,这类人生下来就是注定要犯罪的。他们的生理遗传特征决定了他们是“呱呱落地哭三声,命已注定”。就是说,人性本身是恶,人是作为潜在的犯罪人而出生的。这是犯罪学的哲学一个最根本的命题,该命题离“罪的本身”最近。

当我在柏林旅居的日子,曾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工作过的精神分析犯罪学家亚历山大(F. G. Alexander,1891-1964)有个命题老在我耳边回荡: 从心理动力来讲,所有的人都是生来犯罪人。这里有“原罪”或“罪的本身”隐身处。当我经过原第三帝国希特勒总理府及其地下室废墟的时候,我便会想起20世纪最大的犯罪分子希特勒。当然,远不止他一个。谁能否认,“四人帮”不是犯罪分子的帮凶?“四人帮”不是在法庭受到正义的审判吗?在穷折腾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多少个“家破人亡”!今天,我把这一切均视作“犯罪世界”。

1993年柏林仍然可以见到战争的废墟。它属于“罪的世界”的遗存。更可怕的是,这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又成了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差一点成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原因--犯罪的原因。“冷战”时期的柏林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危险的导火线之一,当然还有古巴导弹危机等。

1988-2004年,我三次造访过柏林。这是我2004年6月26日落脚的一家普通旅店,中等水准,小康。比起二战前,建筑物显得单薄。这是战后在一片废墟上造起来的。住在这里,我自然想起20世纪最大的战争犯罪分子希特勒的反人类罪。根据罪的分类,反人类的战争罪为最邪恶者,为罪大恶极。时到21世纪,这种罪还在横行。高科技世界和罪的世界并存为天下第一荒诞。

我忘不了2004年夏天我在柏林大学图书馆浏览、阅读几本犯罪学经典的情景。战前,20世纪二三十年代,柏林大学是世界著名高等学府之一,同剑桥大学齐名。可惜,它的图书馆已被战火毁掉了大部分。那回我走进去阅读的地方仅仅是部分残骸经复原后的样子。那次我复印了500多页资料,其中大多数为西方“犯罪类型学”研究的成果。我这一生并未进过某大学法律系或犯罪学专业,但“犯罪世界”对我的吸引力本身便是引导我的最伟大的博士生导师、教授和学者。

走出柏林大学图书馆,我在附近一家咖啡屋坐下来写日记。隔着大玻璃窗看过往的车水马龙,我在问自己: 希特勒属于哪类犯罪人?回答是: 希特勒属于政治性犯罪人,其中代表德意志民族复仇心理是一个核心因素。他不应划入“生来犯罪人”或“本能性犯罪人”。

2004年6月,我在德国柏林(原东柏林),住在一家三星级小宾馆,附近有条街,二战前很繁华,后来衰败了,无法复原。马路右边有排咖啡屋,我常落座在那里想心事。在旅德日记本上,我常写下我对“战争与犯罪”的思考。因为在1945年5月,我所在的这一带全是战火留下的废墟。在日记中我写道:人类是作为不能适应社会秩序的犯罪人而来到这个世界的。这里才是原罪,即犯罪的根。我们的婴儿时期并不是纯洁无瑕的。因为人只想追求满足和快乐。母亲的奶水不充足,孩子便哭,用嘴去咬奶头(这是攻击性,是犯罪)。后来,孩子才形成了自我和超我,绝大多数为社会所接受,不再是“怀恨儿童”(Children Who Hate),不再是“攻击性儿童”(The Aggressive Child)。而一战后的希特勒则是怀恨、攻击性极强的青年。他对犹太人、俄国人、吉普赛人、黑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发动的战争,在本质上是“复仇与犯罪”。

人类文明最高的努力(尤其是宗教、哲学和艺术)都在同人脑中的本我(禽兽我)作格斗,包括消灭战争,特别是销毁核武器和生化武器。若是毁不掉,自我和超我便是本我(禽兽我)的手下败将。同“禽兽我”作搏斗有多难啊!

二战后,有关希特勒的传记和评论全世界出版了上百近千种,但从犯罪学的哲学和精神分析的视角去研究的学术专著便不多见,也许还是个空缺。美国著名记者兼传记作家夏伊勒(W.L. Shirer, 1904-1993)是这样说起希特勒的:“他有着恶魔般的性格、花岗石般的意志、不可思议的本能、无情的冷酷、杰出的智力、驰骋的奇想以及惊人的判断人和局势的本领。只是到最后由于权力和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才做出了不自量力的事情......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希特勒具有或者不久就会具有一个真正天生领袖的气质。在后来暴风雨般的12年中,他们要盲目地追随他,好像他具有出自上苍赋予的莫明睿断。”这段话出自夏伊勒的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一卷,第11节。

一战前柏林的“波茨坦广场”,马车和有轨电车并存。德国文明水平达到了鼎盛时期。

之后,希特勒发动的战争不仅把欧洲毁了,也把德国断送了。可见,不义的战争是最大的、反人类的罪。动物世界没有战争,所以没有犯罪。因为动物的语言不够发达,所以没有战争。语言符号系统同战争有密切的因果关联。人类的战争在本质上是语言符号之争。

应该承认,希特勒上台是民选的结果。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希特勒是靠他的天才演说(语言)才能--煽动性,鼓动性--取得元首宝座的。大多数德国人都跟随希特勒走向世纪最大犯罪的道路。野生动物世界不会出个希特勒式的“领袖人物”。因为动物世界没有人类精巧的极富有号召力的语言符号系统,所以不会犯罪,更不会犯发动二战这样大规模、惨烈、血腥的集体(团伙)罪。

柏林墙倒坍后个别地方成了遗迹,成了青少年涂鸦的地方。其实柏林墙便是二战后的产物。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最危险的导火线之一。从它建立到被推倒,许多试图逃往西柏林的东德人被东德边防军开枪打死。在本质上,这是谋杀,是犯罪,是政治性犯罪。意味深长的是,没有一个西柏林人越过柏林墙逃往东柏林--这是为什么?热力学第二定律说,热会从比较热的地方流向冷的地方,这是大自然的意志。人性里头也有意志。意志决定行动。

【注释】

[1]龙勃罗梭《犯罪人》,1911年,英文版,序言

[2]《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第1卷,第83页;第3卷,第476页,1979年。**《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第1卷,第83页;第3卷,第476页,1979年。

[3]*《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第1卷,第83页;第3卷,第476页,1979年。**《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第1卷,第83页;第3卷,第476页,1979年。

[4]孔德《实证主义哲学》两卷,1932年德文版;《实证主义精神的讲演》1956年,德文版;《实证主义的本质和意义》1959年,德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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