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背影

近代闻人梁启超回顾晚清到民国的五十年历史，发出这样的感慨：“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伍连德字）博士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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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清宣统二年，“老大帝国”山雨欲来风满楼。

这年盛夏，大上海的股票市场遭遇崩盘。一场由国际因素主导的金融危机一举掏空了清政府的经济根基，一个叫“川汉铁路公司”的“玩家”在股崩中巨亏三百五十万两白银，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遭此致命一击，从经济上丧失了最后一点元气，更加摇摇欲坠。

夏秋之交，清王朝发祥之地，山海关外频频告急，东三省水灾泛滥，仅黑龙江省淹没地就达二万余亩，难民逾十五万人。10月，中国满洲里发现鼠疫，并以江河决堤般的速度向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沈阳蔓延，一个月内横扫五省。鼠疫所到之处，染病者发热、咳嗽、吐血，甚至突然死亡，每日动辄死亡数百人，往往全家毙命，整村灭亡，尸骨堆积如山。一时间，从城市到乡村，人们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惶惶不可终日。

面对重大疫情，国势衰弱的清政府束手无策，日本和俄国虎视眈眈，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派兵相要挟，并公然声称中国无人能领导防疫。清政府征召毕业于美国丹佛大学医科的海军总医官谢天宝博士，以钦差大臣头衔，前往东北组织、领导防治鼠疫的工作。可是，这场鼠疫来势汹汹，一不小心就有灭顶之灾，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傻子才愿意蹚这浑水，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聪明的谢天宝博士，甚至不用权衡就知道利弊，婉拒任命。正当清廷万般无奈、一筹莫展之际，有一个“傻子”自告奋勇，这“傻子”不是别人，就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清廷像溺水的人抓到最后一根稻草般，连忙委任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统领东北防疫。

伍连德是马来西亚归国华侨，首位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当时，在剑桥读书的中国人寥若晨星。游学欧洲期间，伍连德先后在英国圣玛丽医院、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法国巴斯德研究所从事研究，曾师从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梅奇尼可夫和霍普金斯。四年前，在“育救国”和“学救国”的大潮中，他终于听到了来自祖国的召唤——清政府直隶总督袁世凯特别邀聘他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副校长）。怀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生长于南洋、不谙汉语的伍连德博士首次回到中国。

伍连德并不是家族中第一个回来报效祖国的“海归”。他的外公是爱国华侨，先后把六个儿子（即伍连德的舅舅）送到福建船政学堂学习，并参加了清朝海军。其中一子林国裕在甲午海战中牺牲，林国祥在甲午海战中接替临阵脱逃的方伯谦任管带，指挥“济远”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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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授命，伍连德明白，“防疫不亚于一场战争”。发生鼠疫的东北如同一座活火山，领命前去防疫就是坐在火山口，稍有不慎，不仅自身难保，还可能株连九族，更会误国误民、遗臭万年。但伍连德没有犹豫，凛然受命，面对亲朋好友的劝诫，他只是平静地说：“为国效力是我的荣幸。”这年圣诞节的前一天，黑龙江气温已降到零下二十几摄氏度，身材瘦小的伍连德辞别爱妻和刚满四岁的儿子，只带着一个助手抵达疫情最严重的最前线——哈尔滨的傅家甸。一个英制中型显微镜，几件细菌研究的必需品，酒精、试管、剪刀、钳子，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鼠疫之下的哈尔滨

当时的中国，医疗卫生条件极为简陋，全国专业医疗力量仅数十人，民众和官员对传染病防控一无所知，很多人染上疫病后，居然靠吸食鸦片治病。为查清病因病理，到达疫区第二天，伍连德就“大逆不道”地在哈尔滨傅家甸的一间民房里，亲手秘密解剖了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日本女人的尸体，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例人体解剖。三天后，细菌培养结果证实，东北流行的是鼠疫，是一种名为肺鼠疫的新型鼠疫，通过人的呼吸飞沫传染，并很快查明疫源来自旱獭。

为阻止呼吸传播，伍连德设计了特殊的加厚口罩，并强制要求医护人员和百姓佩戴。这种口罩后来被称为“伍连德口罩”。这一措施，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他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设立隔离疫区、集中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一系列防治措施。近百年后，应对SARS袭击时，这些措施仍被普遍采用。最终，靠着科学防疫措施和防疫团队高达百分之十的殉职率，这场数百年不遇，死亡人数达六万之众，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不到四个月就被扑灭了。身材瘦小的伍连德，坚守在关外，替四亿同胞挡住了比千军万马更有摧毁力的、可能吞噬整个中华大地的一场空前绝后的瘟疫。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效控制大型瘟疫。那年，伍连德刚过而立之年。多年后，他去世时，《泰晤士报》在讣文中提到他的“医术和奉献精神”，因为他使吞噬了六万人生命的鼠疫没有演变成另一场黑死病。欧洲人记忆犹新：黑死病作为悬在欧洲中世纪上空最可怕的魔咒，曾以99.99%的死亡率，大约灭掉了欧洲30%到60%的人口，引起无数宗教、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和精神上的巨大震荡，并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文明的历史进程。

“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在那个动荡飘摇的年代，内心如果缺乏信念，很容易会绝望到举手投降的地步。当旷世危机悬于一线时，一个历史的错位，或者说如果选错抗疫主帅，就可能酿成世纪大祸。当时伍连德要抗击的，不仅仅是来势汹汹的疫情，更是清帝国那积习成癖的低效率，还有欧洲同行们在科学上的无知和种族偏见。在清廷将覆时，伍连德执着坚守在抗疫第一线，为的无非是千千万万苦难中的百姓。在总结这场骇人听闻的大瘟疫时，他只是这样说：“我觉得一个人择定了他的工作后就应该认真去做。千万不可敷衍因循，如果是本着良心做事，便不可怕负责任。”

“赤诚爱国，自强创业”，这是伍连德在危难时秉持的信念，打造的精神。现在，这八个大字已被他创建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奉为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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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没有在一时的胜利中陶醉，他呼吁组织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和多国联合科考。在他的奔走下，清政府在它的最后一个春天，拨款十万两平库银，用于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总结刚刚扑灭的中国东北大鼠疫。1911年4月3日，伍连德在奉天（沈阳）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十一个国家的三十三名鼠疫权威和传染病专家出席，至4月28日结束，历时二十六天。在这次举世瞩目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上，最终确定西伯利亚旱獭为1910年东北鼠疫的疫源宿主，会后，还发表了以英文撰写的长达五百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会议报告》。

伍连德力主中国人自主组织西医学术团体。早在1910年，他就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启事，把上述愿望和倡议公之于众，征求中国西医界人士共襄其事。1915年2月5日，他与美国耶鲁大学医科毕业的颜福庆博士，联名邀请当时在上海出席外国教会“博医会”年会的华人西医二十一人，聚会于上海的一家饭店，组织成立了“中华医学会”，选举颜福庆为会长，伍连德为书记。1915年11月，《中华医学杂志》创刊，伍连德任总编辑。中华医学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上海举行，伍连德被选为会长。当他以会长身份第一次在大会上致辞时，首先就向全体会员建议：在中华医学会的会议上，用中文发言！

伍连德抗疫有功，清政府为表彰其功绩，本想授予他二等双龙勋章，但知他不愿穿官服，戴假辫子，后改授陆军蓝翎军衔和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医科进士。伍连德第一次“有资格”跪拜于紫禁城内御座前，受到为七岁的宣统皇帝代理政务的醇亲王载沣的召见。但他没有接受让他担任管理全国卫生和医院事务的官员任命，而是回到东北继续从事防疫事业，担任东三省防疫总处处长这个小官，月薪三百两银子。

后来，伍连德想长期为祖国服务，他择居于北京东堂子胡同55号，一栋淡粉略带藕荷色的、有着孟莎式屋顶和老虎窗的法式洋楼，院子南面是欧式花园，里面种植着各种鲜花和高低参差的树木，还有在阳光下闪烁的喷泉。胡同的东边住着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一家，这一西一东两座宅院，一个住着“德先生”，一个住着“赛先生”，他们都为中国的民主与科学事业奉献终身。

伍连德一家妻慈子孝，其乐融融。他回到中国建功立业，妻子黄淑琼是坚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黄淑琼是福建著名华侨领袖黄乃裳的掌上明珠。受夫人影响，伍连德非常喜爱福州，“我正和她相似，甚爱福州。我曾和亲友们游历福州乡区，及欣赏那些分散于郊区的庙宇。福州之菜肴也是最好的，尤其是清蒸的鱼。福州的女子，不论是受教育的，或处在乡间的，都是温柔可爱的。不过福州的语言很难，我始终学不会。”伍连德亲昵地称妻子为“我那纤细、柔弱，异常美丽且有着文学天才的妻子”。黄淑琼欢喜文学，酷爱美术，在北京这座带有花园的房子里，她以英文创作了中国美女小说《杨贵妃》、《西施》和《昭君》，英国剑桥大学中文教授吉尔斯博士称之为“迷人的书”，并亲自作序。这些书后来在欧美各国出售，前后重印三次，销路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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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伍连德博士（坐者）在鼠疫实验室工作

伍连德厌恶官场上的繁文缛节、尔虞我诈，多次辞官不就，清政府、袁世凯和蒋介石先后请他当卫生部长，都被他谢绝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已签署任命伍连德为军医署长的委任状，却因他固辞而被迫取消，这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实属少见。伍连德将全部精力都用在他热爱的防疫事业上，殚精竭虑地推广科学卫生，启迪懵懂的国人。他担任过一些小官微职，都与防疫有关，如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上海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等。他创办了东北防疫事务总管理处和肺鼠疫科研所——中国最早最健全的卫生防疫机构，培养了中国传染病预防领域首批科研精英和专业队伍。在伍连德的竭力提倡和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他还创办了东北第一所由中国人自办的高等医学学校——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后更名为哈尔滨医科大学。1927年，国际卫生组织授予他“鼠疫专家”称号，他也因而被称为“中国三士”——华人博士、医科进士、鼠疫斗士。

伍连德

伍连德在中国防疫抗疫一线工作了二十七年，三次成功地杜绝了霍乱大流行，且霍乱死亡率远低于英美等国。当时，他对瘟疫的研究和防治技术已达到世界最高水平。1935年，在瑞典著名病理学家Henschen等人联合提名下，伍连德成为当年诺贝尔医学奖三位候选人之一。科学家们给他的提名理由是：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诺贝尔奖候选人的保密期为五十年，此消息在2007年才在诺贝尔基金会官方网站上正式披露。这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个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难怪阅人无数的梁任公，在回顾晚清到民国的五十年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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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时代的转身之间，在大起大落的时代动荡中，伍连德始终展示的是一位正直学人的良知操守和由技术专家向公共知识分子进发的心灵历史。辛亥革命爆发后，伍连德给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英国人莫理循写信求助，希望得到英国媒体和公众的帮助筹集基金，“以装备起一个红十字会，由我率领开赴前线，一视同仁救护双方伤员”。在1911年10月30日的信中，他说：“如可能从汉口开始。”遗憾的是，最后他没有去成。同年12月，他出席了在海牙召开的国际禁鸦片大会，那是清政府派出的最后一个外交使团。会上，他大力呼吁，痛陈鸦片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伍连德有坚毅的事业心和强烈的爱国心。他倾力救治因反对“二十一条”而刺腹血书“誓死报国”的工人；他慷慨激昂登台演讲声援并倾囊赞助“五卅惨案”受难同胞。“九一八事变”后，因他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日军将其拘留，后来，又炸毁了他在上海的寓所，他的大量书籍、资料毁于一旦，所幸家人无恙。为逃避日本人的追杀，他被迫离开中国，举家避难到他的出生地马来西亚怡保市。重回马来西亚，他开了一家诊所，继续悬壶济世，为华侨和当地居民看病治病。其时，他还创办公共图书馆，集资兴建火化炉，提倡火葬，推动当地移风易俗。20世纪50年代，在怡保市街头，人们常看到一位清癯瘦削的老人在悠闲地散步，偶尔会听到他用蹩脚的广东话劝诫人们“不要抽烟喝酒，多运动”。从一个举世震惊的医学科学家到一名普通的医生，伍连德泰然处之。在他的心目中，只要能治病救人就行。也许，这就是伟人的平凡与伟大。他的长子伍长庚博士，一岁便随父母来中国，后往美国求学，先后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罗彻斯特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回国，在北京防疫机构服务，不幸在一场传染病防治中染病，以身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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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在师弟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劝说下，伍连德出版了自传《鼠疫斗士》。在序言中，他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他对奉献了三十年的祖国始终深深眷恋。临终前，他留下一个遗愿：将他的故居——北京东堂子胡同55号，捐赠给中华医学会。1960年1月27日，《泰晤士报》在他的讣闻《流行病的英勇斗士》开篇中写道：“由于他的逝世，医学世界失去了一位英雄般的和几近传奇式的人物，而他对这个更广义上的世界的贡献，要远远多于这个世界迄今所给予他的回报。”

流年似水，岁月匆匆，纷繁的人世间，多少明媚鲜妍终究会零落成泥，多少人与事，注定会被遗忘被忽视。但，也总有些什么，应当被镌入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伍连德，这位矮小却高大、平凡却伟大的“国士无双”，在历史的青山绿水间，应是一道永不缺席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