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帆远去的时候

在整个明代，中国有着广泛的海外贸易的机会和实力，当全球性航海贸易体系建立之后，美洲白银和中国手工业品在交易中所产生十倍的利润，让国富民强在这个时候，不会仅仅是个概念性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节点。

白帆远去的时候，我们有时间坐下来，继续讨论我们的海洋话题。

在最近的这500年里，我们眼前的这一片海洋，在承载整个人类近代文明进程的过程中，积累了太多的社会财富和矛盾。这种错综复杂的海洋关系，使我们常常感到时间背后的迷惑，比如海商与朝廷的关系、明清时期漳州百姓与朝廷的关系等等。有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一些细节，这个细节与另一个朝代有关。

中国历代王朝对偏居东南一隅的漳州的管理始终持审慎乐观的态度，或许他们本来没把这地方太放在心上，或许这一带以海为生的百姓和中原人有许多不同，至少在盛唐的光辉照耀这里之前，这一带的海边居民的生活习性常常被后来的研究者联想到太平洋岛国上的那些居民。王朝强盛时，主流意识形态和这里总是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倒是到了文弱的宋朝，尽管它的统治中心开封距离福建数干之遥，这并不妨碍这一带百姓成为王朝忠实的合作者。在王朝全盛时，他们向国家提供财源；在王朝倾覆时，它向王室提供最后的避难所。

公元1279年，宋室崖山败亡，与陆秀夫一起赴难的还有漳州人——都统张达和海舟监簿陈格，他们在宋室汀山大势已去时率领家乡子弟加入流亡政府，大海成了他们灵魂的归宿。另一个漳州人——提督岭南海路兵马陈植率残存舰队突围后回到家乡继续那场无望的战斗，这支队伍或许是宋王朝最后的抵抗力量。而在海洋的一片悲歌中，张达全族从此灰飞烟灭。

文弱的朝廷面对汹涌的大海舒展自己并不宽广的胸怀，同时也为自己找到最后的归宿。

也许，这正是主张开海贸易的宋王朝到了大厦倾覆时还得到东南沿海子民拥戴的原因。

当明王朝穿过战争的硝烟而来时，强大皇家秩序却使它失去在自己的东南海域有效管理的行政基础。

就一般性规律而言，任何一个地区总是同时存在现行秩序的拥戴者和抗拒者，当现行秩序的拥护力量压倒反现行秩序力量时，这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人类的天性使秩序下的社会群体成为王朝顺民。但是，明王朝的海禁政策堵塞了东南沿海百姓用合法手段实现自己的利益时，社会力量对比开始失衡，人民走向反抗现行秩序的道路。

漳州人反抗现行秩序仅仅是因为这种秩序剥夺了他们的生存的空间，海洋是东南沿海百姓世代为生的田园。失去了田园，接下来，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的呢。

在东南沿海人民特别是漳州海商与朝廷激烈对抗的时候，大明朝的主事唐枢说了这样一段话：“寇与商同是人也，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始之禁禁商，后之禁禁寇。”不是东南百姓出了问题，是王朝海禁政策出了问题。

既不能顺应民意，又不能一手遮天，当狂热的海外贸易超越现行秩序，混乱加剧了。

这是航海人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幸。

当史册以惯有的风格勾勒这段历史时，英雄与叛逆，一开始便走向各自的宿命。

大明王朝的皇帝这个时候或许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上百万的陆军，比欧洲所有国王们的军队加起来还要多，但是，面对自己统治下的东南沿海百姓的反抗，王朝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懦弱，因为人们背靠的是无垠的大海，这种虚弱使他们在戚继光之前，未能体面地打一场战斗。

海商们在做困兽之斗，官府被庞大的军费开支拖得疲惫不堪，事情的发展令所有人感到愤怒：和平贸易变成追捕，追捕变成厮杀，厮杀结果是两败俱伤。

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尴尬的时段，海禁最忠实的执行人死了，热心的反海禁者也死了，在东南沿海一片混乱中，西方的船舰正在扬帆东方的海面。

他们打着王国的旗号，驾几只破船，却对所经过的海域和土地及其财富满怀野心。

这个时候，对于曾经拥有郑和船队的大明王朝，西方人的数量和装备是那么微不足道，但是，这一切将很快颠倒过来。

15世纪开始，中国的海上力量实际上已经分化成官府水师和海商武装集团，这两股力量与西方航海势力相互博弈，让远东水域在以后数百年间，呈现异常复杂的国际态势。

在整个明代，中国有着广泛的海外贸易的机会和实力，当全球性航海贸易体系建立之后，美洲白银和中国手工业品在交易中所产生十倍的利润，让国富民强在这个时候，不会仅仅是个概念性的问题。

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节点。

但是，王朝依然以统治陆地的理念来规划海洋，以统治陆地的方式去管理海域。辽阔的大陆，足够让皇帝和他的甲士们放马驰骋。那几个充当藩属的小邦土酋的栖身地，对集天下财富于一身的王朝来说乏善可陈。

最初，他们可以允许郑和船队作为弘扬一种宏大的政治理想的存在。但是这种气魄也仅仅是昙花一现，他们决不允许一种经济力量以这样激进的方式存在于自己的眼皮底下，因为害怕动荡，所以他们愿意关起门来，他们不可能意识到，被拒绝在门外的机会，对这个国家未来是多么重要。他们所忽视的正是决定日后世界格局的，那就是对于海洋的权力。因为这个时候，正是世界历史由陆地转向海洋的重要时段。

对西方航海者而言，他们所期望的是一个开放的门户而不是一个天朝大国的威仪。他们的利益观将决定他们的行为法则，拥有巨大财富的天朝大国的海洋理念是那么不可接受，以致需要兵戎相见来解决问题。但他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一个海禁的背影下的老大帝国的存在，对他们的崛起，本来就是一个多么珍贵的机会。如果王朝有足够的胸襟，面对海洋世界的变化，集东南数省的资源傲视大海，那些野心勃勃的西方舰船将那么微不足道。

但是1433年之后，整个王朝的海外联系绝大部分只能依靠走私商人和海寇。当整个帝国的上层热衷于子日诗云的声音、温文尔雅的算计和无上荣耀的仕途的时候，一个民族的想象力走到了顶点。皇帝对剿灭海商集团的兴趣，远远超过那些西方国家的国王们与海盗分享利润的兴趣。

所以人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葡萄牙这么一个遥远的国家会始终热衷于去占领双屿、浯屿或澳门，而大明王朝最优秀的士大夫和军队指挥将官则把在这些据点恢复皇家秩序作为己任。

在农耕文明中，我们对商人阶层始终不抱好感，尽管数千年来中国曾经诞生过许多伟大的城市，并且因为商人而闻名于世，但是商人始终以一个未入流群体形式存在，并在社会动荡时期充当替罪羊的角色。许多年前，那个伟大的商王朝覆灭的时候，那些失去了土地家园的王室贵胄，只能靠长途贩运使自己免于饥寒，一个群体的名称来自灭国贵族，这也是数千年来商人不幸命运的开始。高贵与卑贱，在农耕文明的精神天空里形影相随。

充满风险的海洋，煅造出充满冒险精神的漳州海商性格。

在一些明代的记载里，漳州人被描绘成像佛郎机人、日本人一样嗜利与强悍的充满冒险精神的群体。

他们不同于儒家精神里所演绎的那种温柔、敦厚、驯良、恭顺的角色。在没有财富的时候，他们拼却了性命去追求财富；当他们拥有财富时，他们追求得更多，挥霍有时是他们生存动力和弱点；当头顶高悬着夺命刀剑，又有谁会责备那些来去匆匆的欢愉呢？“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汀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叛逆性格使他们敢冒杀头风险去博取利益。

若干年后，在明王朝行将就灭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海寇商人的尊严、荣誉、财富以及他们的冒险精神，还是融入华夏精神的深处，在反清复明的旗帜下为明王朝唱响最后一曲挽歌，就像那个时代同样生于这片海滨之地的文化巨子黄道周一样。

海洋与海洋冒险，使漳州海商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航海民族的性格。

这种性格曾经使古希腊建立起数十个城邦，曾经使维京人狂风般扫遍欧洲大陆，曾经使阿拉伯人和他们的三角帆飘扬在地中海各个港口，曾经使几个弹丸小国开肩近代海洋文明并影响和决定未来世界的格局，也使我们这个曾经拥有世界一流的航海技术的东方古国此后充满了对海洋的忧患意识。

如果王朝给予海商的远航以国家的名义。

如果海商们怀揣的是那些足以荣耀后世的国家契约，就像西方的航海者一样。

如果他们的背后，有着强大的国家意志支撑着那些遥远的航程。

那么今天的海洋世界又将如何？

海商们始终没有夺取国家权力的欲望，他们对于遥远的紫禁城的皇帝宝座和发生在宝座边上的血雨腥风、尔虞我诈缺乏了解，但这不能成为质疑他们的理由，在农耕社会里，他们有足够的实力去组织一次像样的市民起义吗？

就像在遥远的欧洲城市发生过无数次的那样。他们关心的只是自由的贸易和贸易带来的自由。即使他们和朝廷兵戎相见，他们要求的也不过如此。

他们拼却性命争取的实际上正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的。

这样，时间慢慢走到了隆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