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百科知识 危机是否远去

危机是否远去

时间:2022-07-1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欧盟经济先后陷入严重危机。欧元区4月CPI增长0.7%,较欧洲央行接近2%的目标相去甚远。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全球很多经济体目前却陷入“通缩”威胁中。如今,美国日显全球经济复苏领头羊角色,住户部门去杠杆完成、失业率降低,财政自动减支负面拖累弱化,企业部门和产出扩张可能继续推动美国经济成长。这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GDP增长和通胀的实际表现是一致的。

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欧盟经济先后陷入严重危机。

我们看到,美国至2013年才开始缓慢复苏;欧盟至今尚未完全摆脱困境;日本通货紧缩、经济不景气已延续多年,难以彻底摆脱20年螺旋式通缩窘境;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受到危机的影响,经济出现波动。

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新兴市场动荡相继过去之后,并不理想的全球经济,又浮现出一轮通缩风险。

首先是欧洲各国低通胀接踵而来。欧元区4月CPI增长0.7%,较欧洲央行接近2%的目标相去甚远。

美国的通胀形势相对乐观,但美联储“二当家”费舍尔也强调了通胀的重要性:只要通胀低于2%就将维持低利率

中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期内时常与高通胀联系“甚密”,但当增速放缓的时候通胀情况也出现了变化。在PPI连续二十几个月下行以及疲弱的4月份的CPI数据公布后,一些市场人士开始忧虑中国是否将加入“准通缩阵营”。

在全球经济弱复苏的背景,低通胀或者通缩风险是否会成为当前全球经济“新常态”?这有待我们进一步观察。

通胀压力从何而来呢?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挽救本国经济,全球央行纷纷进入“大放水”的QE时代。在经过全球央行大放水之后,虽然目前部分经济体已开始放缓QE速度或收紧政策,但市场资金流动性依然不可谓不大。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全球很多经济体目前却陷入“通缩”威胁中。有分析认为,全球物价逆QE而行,可能预示着经济将长期处于低增长状态。

更让人忧虑的是全球生产者物价指数走势。全球尤其是欧洲物价形势让人惴惴不安,因此OECD发出全球通胀持续下滑威胁经济复苏的警告。欧洲央行总裁德拉吉重申,已准备开始量化宽松政策应对低通胀风险。

同样,作为非OECD成员的中国物价亦在放缓。长期居高不下的印尼、印度等经济体通胀也在迅速放缓,尤其是印度CPI同比增速已从去年11月11.5%降至今年2月的6.7%;批发物价指数(WPI)亦从去年11月的7.5%持续降至今年2月的4.68%。

当然,全球物价走势也需要关注美国。如今,美国日显全球经济复苏领头羊角色,住户部门去杠杆完成、失业率降低,财政自动减支负面拖累弱化,企业部门和产出扩张可能继续推动美国经济成长。然而,2014年3月美国核心CPI和核心个人消费支出(PCE)同比增速均继续放缓,分别降至1.6%和1.1%的约三年新低。

经过长逾五年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刺激的美国似乎并无明显通胀压力,这可能根源于可支配收入增长不济。也就是说,没有收入提高,消费扩张难于“无米之炊”。

当然,银行信贷一直是美国消费的重要支撑,最近银行信贷显现加速扩张迹象,这明显优于欧元区信贷市场。

但这主要源于商业及工业信贷强劲扩张,消费信贷表现并非靓丽,也就是说,美国消费者还没有大举融资来消费,从而没有推动物价快速上升。

全球通胀与增长的动力在于储蓄与投资。数据显示,1999年之前的全球通胀和全球储蓄与投资产生负缺口密切相关。这种储蓄与投资失衡,虽然可能推动短期通胀走升和经济回升,但反过来会伤害实体经济的长期成长。这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中国GDP增长和通胀的实际表现是一致的。

上述全球低通胀、储蓄与投资增速放缓,可能昭示着全球经济确实已经步入了较为长期的低增长时期,而这并非简单量化宽松政策就能化解。如果强行大规模刺激投资,就可能恶化投资与储蓄关系,即使推动通胀和增长短期回升,也难以改变经济成长的长期趋势。

全球低增长与全球人口结构日渐老龄化进程及发展趋势密切相关。国内外大量研究成果都表明,人口变动对经济增长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密歇根大学人口研究中心专家4月提交给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的最新报告预计,全球人口年增长将继续放缓。

事实表明,日本、欧洲人口老龄化问题已对经济成长形成较大制约。数据还显示,欧盟人口年增长已从2007年0.46%放缓至2012年0.27%;同期日本人口主要为负增长。比较而言,美国人口增速状况要远好于欧日,也好于中国。当然,这部分得益于其相对有吸引力的移民政策。

正因为此,这一趋势促使美联储在2014年3月政策前瞻指引中取消失业率降至6.5%作为加息核心考量。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埃文斯上月末表示,“目前我预计低通胀及高失业率意味着美联储将维持近零利率直到2015年很晚的时候”。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看到自身经济成长潜力的同时,也在逐步正视中国及全球经济结构失衡、人口变化、产业链分工与重组等诸多问题带来的趋势性影响,适度相应调整增长政策,不过度着力维持自身经济高增长是契合现实的。

当前西方国家的经济出现疲软,很大程度上,与其发展模式所潜藏的深层次结构性发展矛盾有关。

西方发达国家有这么两种经济发展模式:

其一是以美、英为代表的市场经济和新自由主义。过去30年的经济繁荣或始于“撒切尔主义”的全球推行。1979年,撒切尔夫人采纳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领导英国率先启动经济改革,采取了国有企业民营化、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推动全球贸易和减税等一系列经济措施。1980年,里根效仿撒切尔夫人的做法在美国实践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则与英国等西方经济大国联手推动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自由贸易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取得30年持续高增长的核心因素之一。

其二是以北欧、法国、德国、瑞士等西欧诸国为代表的多种模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与英美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不同,这种模式重视社会福利、机会均等与包容性增长。欧盟成员国(英国除外)的基尼系数普遍较低,社会相对比较和谐,展示了在实践自由市场经济的同时可以实现包容性增长与社会的和谐。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西方推崇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神话”破灭,其发展模式所潜藏的深层次结构性发展矛盾是:

其一,绝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严重,已达到难以为继的状态。

其二,全球性收入与财富不均加剧,贫富差距矛盾突出,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面临巨大的挑战。

面向未来,全球经济若要实现真正的复苏与健康发展,主要经济体可能首先要对发展模式做出重大变革。收入与财富不均更为严重的中美两国可能需要引入更多的社会福利元素来实现包容性增长,而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南欧国家则需要缩减福利转向新自由主义,以市场为原则引入更多的竞争机制。

受外部环境变化造成严重拖累和内部结构性改革停滞制约增长,新兴经济体国家情况也并不乐观。

在经历了较快速度增长的“黄金十年”之后,万众瞩目的新兴市场近年来似乎已开始走下坡路。新兴市场总体规模及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已今非昔比,其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将带来较大的溢出影响,成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的重要下行风险。

新兴市场此前十年的繁荣增长主要得益于内外部因素的共同支持。第一,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给新兴市场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创造了强劲的外部需求。第二,国际市场流动充分、价格低廉的资金也有力地支撑了新兴市场的快速增长。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实施了超大规模的量化宽松措施,导致全球流动性近趋泛滥。第三,新兴市场劳动力成本低廉、制度改革红利以及内部需求扩张也为此前十年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远离危机震源的新兴市场虽然以较高增速率先复苏,但外部环境的变化最终对新兴市场造成了严重的拖累,加之内部结构性改革停滞制约增长空间,新兴市场未来面临的风险实堪忧虑。

一方面,出口导向模式虽然在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为新兴经济体快速增长提供了较强的推动力,但也使新兴市场对外部需求的冲击高度敏感。

另一方面,新兴市场过去几年里享受的宽裕和便宜的融资环境已经开始发生根本变化。据测算,新兴市场债券指数综合收益率上升100个基点,将导致新兴市场经济增速下降0.25个百分点。

此外,在之前连续十年强劲增长的同时,一些新兴经济体也积累了更多的内部结构失衡问题,包括财政赤字上升、货币信贷增长过快、经常账户恶化、通货膨胀上行等。尽管新兴市场已经开始加强制度改革、加快结构性转型步伐,但总体进展缓慢。尤其是在产业结构方面,新兴经济体仍主要集中于附加值相对较小的产业链中低端环节,在产品研发、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暂处劣势,核心竞争力有待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市场的规模和贡献已今非昔比。作为经济总量全球占比50.4%、增长贡献达75%的经济体集合,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必将带来较大的溢出影响,加大了当前全球经济的下行风险。

首先,中国、印度等体量较大、发展较快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提升迅速,其经济增速下滑对全球经济复苏形成一定的拖累。

其次,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市场预期的传递与蔓延可能导致新兴市场当前面临的问题更趋恶化。

再次,新兴市场实体经济增速放缓对金融市场造成较大冲击,发达市场亦将受到波及。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新兴市场实体经济增速放缓让金融危机以来持续看多的国际投行机构开始由多转空,部分机构大幅调整资金配置,导致新兴市场出现资金大量外流。

毋庸讳言,金融危机的遗产:债台高筑、饱受重创的银行、小企业高企的借贷成本、需求整体匮乏,加之僵化的就业市场以及高企的工资税率等欧洲地区长期以来的结构性问题,一同导致该地区经济增速放慢。

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力提高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其优势地位日益得到巩固。

发达经济体实体经济进一步强化,“再工业化”战略取得积极进展;企业并购活动重趋活跃,新一轮产业发展趋势初现端倪;财政巩固取得明显进展,货币政策取向开始分化;“能源革命”加速“能源独立”,重塑全球能源版图;全球自贸区谈判着力推进,贸易与投资规则孕育着嬗变。

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走势,既与周期性因素有关,更是近年来经历长期调整后,经济结构改善的结果。其经济增长势头进一步巩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突出,通胀走低但不会出现陷入全面通缩,货币财政政策目标将以稳增长为主,但金融领域风险仍不容忽视。

2014年以来,发达经济体趋势性增长势头日益巩固,以“再工业化”为特征的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企业并购重趋活跃。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在财政、能源及贸易投资规则方面也表现出较强的进取性。从年中看,发达经济体今年将延续经济复苏态势并将对全球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突出的作用。

另一方面,温和复苏使其通胀压力十分有限,顺周期的财政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此外,较高的主权债务和充裕的流动性将加剧金融领域的风险。面对由发达经济体率先调整带来的复杂局面,我们应趋利避害,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力提高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其优势地位日益得到巩固。总体看,在以下五个方面呈现比较鲜明的特征:

1.实体经济进一步强化,“再工业化”战略取得积极进展。

制造业已成为本轮经济复苏的重要特征,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显著。2013年制造业首次增加了就业机会。

与此同时,受经济前景改善、技术优势吸引和海外成本竞争力下降等因素影响,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加速回流。伴随着制造业扩张,发达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进力度。

2. 企业并购活动重趋活跃,新一轮产业发展趋势初现端倪。

宏观经济层面的改善相伴,随着发达经济体企业资产负债表逐步修补完善,企业微观层面的整合与调整趋于活跃。囤积了大量现金的企业开始增加在商业结构和设备方面的投资,并通过大规模的兼并重组巩固产业优势,抢占产业发展先机。

3. 财政巩固取得明显进展,货币政策取向开始分化。

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经济复苏和财政节支的持续推进,发达国家政府财政状况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改善,并开始进入“经济复苏——财政收支改善——节支压力减轻”的正向循环。

与此同时,鉴于复苏步调快慢有别,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取向也出现了分化。新西兰央行已启动加息进程,年内连续两次提高基准利率。美日欧尽管仍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但美联储已在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4月底已连续第四次缩减QE规模。欧元区和日本则迫于通胀走低及经济复苏放缓压力而不断释放宽松信号,欧央行甚至公开表示考虑实施包括证券购买计划和负利率在内的货币宽松方式。

4. “能源革命”加速“能源独立”,重塑全球能源版图。

近年来,发达国家以降低对外能源依赖,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为目的的“能源革命”已经初见成效。得益于页岩油气开采技术的突破,美国油气产量在过去五年大幅增长,并对国际能源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

同时,欧洲国家由传统化石能源迈向可再生能源的战略转型也取得显著进展,日本近期也推出了新的《能源基本计划》,明确表示要重启核电站,并提出增加可再生能源与煤炭的使用量。

随着能源革命的推进,发达经济体将逐步降低乃至摆脱来自主要能源输出国的制约。受此影响,那些建立在大量石油出口基础上的能源出口国,其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将因此而不断减弱,由此将使全球能源和政治版图发生深刻变化。

5, 全球自贸区谈判着力推进,贸易与投资规则孕育着嬗变。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自贸区建设不仅仅是发达国家寻求扩大出口的途径,更成为其构建全球贸易投资新秩序、巩固其在全球经贸格局中优势地位的重要手段。

此外,在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分工雏形初现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也加快了其在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布局,尤其是加快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更低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的步伐。

从2013年开始,发达经济体复苏势头明显改善,并在2014年一季度进一步得到了巩固,经济复苏的内生性和可持续性显著增强。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走势,既与周期性因素有关,更是近年来经历长期调整后,经济结构改善的结果。

1. 经济增长势头进一步巩固。

一季度,发达国家在极端天气干扰、新兴经济体增长低迷以及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等复杂环境下,仍保持了复苏的韧性。美国经济增速尽管受严寒天气影响降至0.1%,但依然实现连续12个季度扩张,其中消费仍保持了3%的高增长。欧洲经济也进一步走出衰退的阴影。

复苏的巩固还体现在各类市场改善方面。一季度失业问题继续好转,美国、英国失业率已分别降至6.3%和6.9%的五年低位,欧元区失业率也从历史高位回落至11.8%。

2. 发达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突出。

在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一冷一热”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复苏步伐较危机前明显放缓。一季度全球综合PMI指数均值为53.5,基本处于近年来的平均水平。然而,相对于新兴市场,发达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加突出。

预计2014年发达国家GDP占全球的比重将较去年回升0.1个百分点,至61.4%,从而结束了连续11年下滑的局面。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不仅有助于世界经济稳定增长,而且也将明显提高世界经济增长质量。在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下,全球经济结构实现了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不是要素投入来拉动。

3. 通胀走低但不会出现陷入全面通缩。

鉴于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势头总体温和,金融危机后形成的产出缺口难以在短期内弥合,发达经济体物价上涨的压力不大。IMF预计,今年发达国家仍存在2.2%的产出缺口,G7国家接近2.4%。这将有效吸纳发达国家经济复苏带来的通胀压力。

不仅如此,即便考虑到流动性充裕的因素,在实体经济需求回升有限的情况下,过量流动性将更多流向股市和房市等对经济复苏更为敏感的领域。同时,作为影响发达国家物价水平的重要因素,全球能源需求低迷以及美国页岩气革命带来的廉价能源供给,将使国际能源价格相对平稳,短期内不会对发达国家物价带来显著的推动作用。

此外,由于发达国家通胀走低更多是周期性因素所致,尽管物价将继续保持在较低水平波动,但也不会出现持续全面的通缩。未来随着产出缺口逐步收窄,通胀水平也将回升。

4. 货币财政政策目标将以稳增长为主。

在外部不确定性影响增加,以及内生动力仍需巩固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复苏“绿芽”仍然需要顺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呵护,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将是发达国家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美联储尽管已连续缩减量宽政策规模,但耶伦仍多次表示将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低利率政策。

5. 金融领域风险仍不容忽视。

高额的公共债务不仅增加了发达国家经济或金融的脆弱性,也将减少政策和融资的灵活性。

其次,在宽松的信贷环境下,发达国家部分资产价格已呈现泡沫化迹象。

新兴市场经济下行风险则继续加剧。

受美联储削减QE规模引发资本外流及新兴市场内部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等因素冲击,一季度,新兴市场经济下行风险继续加剧,体现在三大方面。

其一,新兴市场地缘政治风险大增。

其二,受政局动荡及内需疲软影响,新兴经济体主要经济指标继续走弱。其中,亚洲主要新兴经济体印度、韩国、印尼和泰国的制造业PMI出现不同程度回落,私人消费增速放缓,通胀率仍居高不下,滞胀风险有所加大。

其三,受地缘政治风险及美联储QE退出计划冲击,新兴市场跨境资金继续大量流出,引发部分经济体流动性趋紧及债券、股票等资产急剧下跌,货币明显贬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的地区调查报告中称,考虑到亚洲国家出口提速且内部需求保持稳固,今后两年亚洲经济复苏将会深化。亚洲货币贬值以及发达经济体增长加快有望为亚洲经济扩张提供助力。

亚洲开发银行在2014年亚洲发展展望中表示,“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的经济基本面已走强。展望未来,在出现繁荣景象之前加强宏观审慎措施,可有助于避免伴随泡沫破裂而来的资本突然转向”。

2014年4月8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分析了当前全球经济经济复苏的现状、前景,以及不同经济体的最优政策选择。

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复苏逐步增强且范围正在扩大,预计2014~2015年将进一步改善,增长动力将主要来自发达经济体。然而,这些经济体通货膨胀仍然低于预期,反映了长期以来的产出缺口和近期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许多新兴经济体尽管对全球增长的贡献超过三分之二,但在不利的外部环境下,其经济活力不容乐观。预计它们对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加,将进一步带动其产出增长。

中国经济正在努力尝试朝着依靠拉动内需的模式发展,对于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来说,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举措。国与国之间经济来往的平衡很可能会被打破,迫使其他国家也要根据中国的转变而转变。

中国的新一代领导层正尝试将中国经济从低收入、靠投资推动增长的投资型转变为靠内需拉动的消费型,而如果成功了的话,中国将会在世界上引起一股经济转型潮。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我要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