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

四、中国的“科教兴国”战略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1995年5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作出的重大决策。1996年3月17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将实施科教兴国作为“九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确定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根本战略。它标志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一)“科教兴国”战略的基本内涵

(1)努力贯彻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方针，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基本要求。科学技术门类众多，作用广泛，但是一定要把为经济建设服务摆在首要地位。这是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基本观点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时，就强调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1981年，党中央、国务院强调经济建设应当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应当把促进经济的发展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1982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面向”与“依靠”是我国科技工作基本方针的核心，亦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二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通过贯彻“面向”和“依靠”的基本方针，我国科技事业有了很大发展，为“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科技人员已由1979年的460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1 913万人。1995年全国大中型企业拥有技术开发机构13 107个，比1985年增长一倍。1995年52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拥有高新技术企业15万家，技工贸总收入2 300亿元，利税总额240亿元，出口创汇38亿美元。1995年民营科技企业达4.3万家，技工贸总收入2 684亿元，利税总额315亿元，出口创汇52.7亿美元。1991～1995年省部级科技成果累计16万项，其中仅1995年就达到3.1万项。在科技工作的有力支持下，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近些年来成果更为突出。

(2)“科教兴国”战略是邓小平科技与教育思想在治国方略上的具体化。“科教兴国”必须坚持以教育为本，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始终极为关注科技和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早在1977年5月，他就明确提出:“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上提出:“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和社会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人才。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又强调:“发展教育和科学，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发挥我国巨大人力资源的优势，关系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尊师重教，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积极发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稳步发展高等教育。优化教育结构，加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重视受教育者素质的提高，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实现科技、教育和经济的有机结合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关键。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就是要通过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实现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实现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新飞跃。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具有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科技、教育发展和经济建设的统筹规划，认为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并一再强调要革除传统体制中科技、教育和经济脱节的弊端，促进科技、教育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科技、教育和经济的有机结合，除体制外还有几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是教育内容必须有超前性，要以先进的知识培养学生与一切受教育的人。现在我们的教材内容往往滞后于知识的发展现状，必须加快教材改革。二是科研、教育机构的运行机制必须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相适应，把科研机构中的多数推向市场，实现产业化；高校乃至中等职业学校的课程内容、专业设置，也必须适应市场的要求。三是不仅必须强调全民教育，还必须强调终身教育，并由“终身教育”向“终身学习”转变，即由被动接受教育向自觉进行终身学习转变。

(二)“科教兴国”的目标、根本任务和重大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在今后5年和15年，我们要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到2000年将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灭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一番，人口控制在14亿以内，人民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整体水平有较大提高，国际竞争力大为增强，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台阶，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和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实现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根本方针和重大方略。其根本任务，就是要充分发挥广大科技人员和亿万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全面推进科技进步。

实施“科教兴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分两步走。到2000年的目标是: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科技体制，在工农业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基础性研究、高技术研究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有显著提高，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基本转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到2010年达到以下战略目标:使基本建立的新型体制更加巩固和完善，实现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繁荣科技事业，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的科学技术队伍，全民族科技文化素质有显著提高，重大学科和高技术的一些领域的科技实力接近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掌握重要产业的关键技术和系统设计技术，主要领域的生产技术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20世纪末的水平，一些新兴产业的生产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历史必然性

“科教兴国”是我们党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其他国家的成败得失进行科学分析，并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教训进行系统总结所作出的正确选择。

(1)“科教兴国”是近代发达国家共同的历史经验。在近代史上，从十五六世纪开始，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真正可以称得上世界头号强国的只有三个国家，即18世纪的英国，19世纪60年代后崛起的德国和上世纪30年代至今的美国。这三个国家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的发展都有着血淋淋的、不光彩的一面。例如英国，它的原始积累主要是靠“羊吃人”的圈地运动，靠残酷掠夺农民和野蛮的殖民统治与海盗抢劫。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近代史上最早靠殖民掠夺、靠抢劫起家成为“海上霸王”的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国，它们虽耀武扬威于一时，但却都似昙花一现，不久就一个个衰落了。可后起的英国不仅后来居上，而且在长达100多年的时间里称霸世界，号称“日不落国”。其不同于西、葡、荷等国的最主要特点，就在于英国得益于宗教改革所推进的教育改革和16、17世纪的科学革命及18、19世纪技术革命，使其具备了持续的动力和不断增强的竞争力，这才是深层次的原因。有关统计表明，从1770～1860年的90年间，英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20倍，工业总产值占世界的39%，外贸额占世界的32%，英国的钢铁、煤炭和纺织品产量都占世界的50%以上。英国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关键就在于在这90年间，英国的科学发明占世界的30%，而技术发明与专利占世界的57%。正是科学技术与教育支撑起了大英帝国。这种情况对英国来说是它的个性，但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考察，它又是所有世界一流强国的共性。继英国之后，成为世界科技中心和经济中心的是德国。德国的崛起被看作是19世纪下半叶的“奇迹”，它仅用40年时间，就走完英国100多年所走的路程。据1910年的统计，其工业总产值、外贸额、钢铁、煤炭的产量等均全面地超过英国，而德国的化肥、农药和人工合成染料等三大支柱产业更是垄断着国际市场。德国的崛起与腾飞，从根本上说同样得益于由思想革命、哲学革命所引发的煤化工科技革命与洪堡开创的高等教育改革。本世纪30年代以后，美国逐步取代了德国的地位，成为世界新的科技中心、教育中心和经济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50%以上是美籍人士，资本主义国家里最重要的技术革新项目有60%由美国首先研制，并有75%最先在美国推广应用。究其原因，最重要的是美国自华盛顿、杰弗逊开始就形成了注重科技与教育的社会传统与政治传统，这是一种全民共识、两党无争、政客无奈的优秀传统，是美国至今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当然，一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是多种社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上述三个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的昌盛，都离不开对内剥削劳动人民，对外掠夺殖民地与不发达国家。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也不会去学习这些丑恶的东西，但他们重视科技与教育的共同特征，则是我们可以引以为诫的。

(2)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科教兴国是唯一的正确选择。朱镕基同志在《加快经济发展关键要靠科技进步》的讲话中指出:“九十年代，我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既适逢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从当前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看，靠大量投资和消耗自然资源带动经济增长，盲目地追求数量和速度，不仅会使我们丧失机遇，而且会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事实证明，科技的投入产出比、科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传统产业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只有扬长避短，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市场经济体制长处的同时，充分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优势，并使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国民经济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必然选择。”

我国最突出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均自然资源水平低。尽管我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许多自然资源总量名列世界第一。但由于我们有13亿多人口，从人均自然资源的水平看，与世界人均自然资源水平相比，我们却是相对贫、小、穷、弱的国家。几乎所有涉及工农业生产与国计民生的自然资源，我国均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我们发展经济，如果仍然是用老技术、老办法、老设备，走拼资源、拼消耗的老路，那只能是越拼越没有出路，越拼越死路一条。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靠科技与教育，使有限的资源尽量增大知识附加值、科技附加值，即走科教兴国之路。

我国基本国情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科技教育不发达，经济发展水平低。我国企业设备陈旧，职工科技文化素质不高的问题十分突出。我国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有13亿多伟大的人民。通过教育与创造其他各种社会条件，开发13亿多人民的聪明才智是我国现代化建设最基础、最根本的历史任务。试想，如果把13亿多全部开发出来，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那将会迸发出巨大的创造力。

(四)科教兴国与对外开放

科教兴国，不限于办好国内的科研院校，办好大中小学，办好社会教育，还有一个与对外开放紧密结合的问题。因为就知识本身来说，绝大部分是人类可以共享的财富。但要共享，落后的国家就要千方百计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引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改革开放之初，我国自然科学比先进国家落后了20年，社会科学也落后了。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作出了两项重大决策。一是派人去外国留学，二是利用外国智力。国家各项建设人才的培养，主要立足国内，但也要加强留学和利用外国智力的工作。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发展，成效十分明显。二十年来，包括公费派遣和公民自费出国留学的人员已近三十万人，分布在103个国家和地区。其中10万人已学成回国。有的留学人员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上已取得世界一流成绩。出国留学人员已成为一个特殊的人才群体，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无论是他们学成以后回国工作，或是在国外以不同方式为祖国服务，都为我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出国留学人员已成为我国科技战线的一支生力军。在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近十几年回国的留学人员占到50%以上。在中国科学院90个研究所现任的所级领导中，留学回国人员占52.9%。参与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中青年专项人才基金”、国家科技部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等工程和计划的人员中，留学回国人员占半数以上。要继续实行“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工作的方针。出国留学人员工作必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相适应，一方面要强调和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对因各种原因不能回国的，要鼓励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在建设事业健康发展的现代中国，留学人员在国内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在引进外国智力方面，成绩也十分明显。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引进国外智力人才逾66万人，从科研机构到高等院校，从重点工程到工矿企业或文教卫生事业单位，都有外国专家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在加强出国留学工作和利用外国智力的同时，我国也加强了吸收培养外国留学生和向外国宣传、介绍中国优秀科技成果、民族优秀文化的工作。中国医药及中医治疗技术，尤其是针灸疗法在全世界的推广，汉语和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及中华民族精神在国际上的弘扬，都是突出的事例。在改革开放大好形势下的这种双向交流，有力地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融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