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培养跨世纪人才的认识与思考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与培养跨世纪人才的认识与思考

一、进入新世纪，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显得尤为正确和更加紧迫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科技教育思想，深刻分析世界科技革命发展进程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实际作出的重大决策。1995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召开全国科技大会，首次正式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江泽民同志在大会讲话中指出:“科教兴国，是指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同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把科教兴国战略列为今后十年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方针之一。1996年，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科教兴国战略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在“十五”计划建议中，再一次重申科教兴国战略，明确提出教育要适度超前发展，这是有其深刻的国际国内现实背景的。

首先，是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需要。研究表明，以20世纪发达国家的发展途径为参照，我国现有人均自然资源和资金资源拥有量难以完全支持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只有教育实现适度超前的发展，才能尽快地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变成为巨大的人才资源优势，才能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这是中央坚持不懈地推进科教兴国战略的主要立足点和出发点。

其次，是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需要。进入21世纪，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加显现出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感。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简称。按照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说法，知识经济是指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存储、使用和消费之上的经济。与以往的经济形态相比，知识经济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繁荣不是直接取决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是直接依赖于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利用。知识经济是以创新的速度、方向决定成败的经济，它一改过去那种资源、资本的总量或增量的决定模式，使创新优势弥补资源、资本上的劣势。有人对此形象地说道:“农业社会，谁拥有土地，谁就拥有财富;工业社会，谁拥有资金，谁就拥有财富;知识经济时代，谁拥有知识，谁就能占领经济发展的制高点。”

知识经济的兴起，是人类物质财富尤其是精神财富长期积累的产物，是当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作用日益深化，科技与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高级化的结果。人类发展到如今，主要经历了四个时代，即:石器、铜器、铁器和机器时代。其中，机器时代又可分为动力机、自动机和智能机三个阶段，并对应着三次大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每次革命都表现为智力的伟大飞跃，都是知识和智力向生产工具或产品中的进一步凝结。而在智能机阶段，知识和智力的作用已成为根本性的推动力量。世界的格局一再出现这样的场面，政治和军事的力量取决于经济、产业的发展，而经济、产业的发展又取决于科技的进步和突破。20世纪以来，世界科技和经济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现在的北美，这在科技层面上就表现为创造新知识和开发先进技术能力的接替。“知识就是力量”，并且是可以创造和改变历史的力量，这一观念不断被历史所证明，在历史的转折阶段上，谁先掌握先进的工具，谁就在历史进程中掌握了优先权、主动权和决定权。

再次，是迎接国际间日益激烈的人才竞争的需要。有关研究显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距本质上是知识的差距，是人才的差距。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和人口的确占世界的大多数，但是世界上90%以上的科技投入、科技人员和科技活动却集中在发达国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认为，发达国家的资本75%以上不是实物资本，而是人力资本。据调查，在信息社会里，一个最好的软件开发人员，比一个一般的人员能多做500%甚至1000%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拥有人才，谁就是21世纪的强者。

进入新世纪，随着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较以住更为紧迫。世界各国正把角逐的主战场由资源转向智力，一场全球范围内争夺天下英才，没有硝烟的人才大战正在展开。发达国家为了保持自己的科技优势，更是加大了人才争夺的力度。欧盟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地区在2000年仅信息技术人员人才就缺员123万人，为此，德国改变了不向非欧盟国家科技人员发放“绿卡”的规定。同年，美国宣布每年外籍科技人员的入境指标从11.5万人扩大到20万人。而日本紧接着也宣布要将外籍科研人员的比例从现在的10%提高到30%。西方纷纷出台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政策，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人才资源。因为他们明白，21世纪是一个高科技人才推动世界发展的时代。

面对21世纪，面对发达国家咄咄逼人的人才争夺态势，我们国家的状况怎样呢?我们作好了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准备吗?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在世界主要的46个国家和地区中，1998年度中国国际竞争力综合水平居第24位，其中科技竞争力排第13位，国民素质竞争力排第24位，教育结构竞争则处于第40位。而到1999年，科技竞争力则下降到第25位，特别是在新增的“合格信息技术人员可获得程度”一栏，我国居倒数第二位。这充分反映我国人口数量与质量的严重失衡，科技发展后劲不足的严峻形势，又一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2003年6月，法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发表了《印度将赶上中国龙》的署名文章，其中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印度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带来了软件业人才队伍的迅速发展，使之成为世界软件出口的大国和强国，从而使印度有望赶超中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印度教育的超常发展模式值得我们思考。

种种迹象表明，在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的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之际，科技和人才日益成为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的决定性因素和最重要资源。因此，在新形势下，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显现得尤为正确和更为迫切。

二、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济是中心，科技是动力，教育是基础。在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在人才资源开发，提供智力支持，知识探索创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科技产业开发，开拓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等方面，教育将发挥以往时代从未有过的关键性作用。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将从经济社会的边缘，走进经济以致整个社会的中心。这一方面为教育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作为知识经济的基础性产业的条件正在日趋成熟。一是知识经济的兴起标志着社会生产方式的重大转变，必将导致社会劳动力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知识型劳动者将日益成为社会劳动力的主体。据统计，1995年美国蓝领工人已经下降到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20%，有人预计2000—2010年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将只占社会劳动力总数的1/8。而美国到2020年将进一步下降到2%。二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知识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知识是最宝贵的财富，拥有知识、具备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将成为经济生活的主导。三是受教育者的教育程度和他将来的收益高度相关，个人愿意在人力资本上花费投资。因此，总的来看，机遇是大于挑战的。

知识经济要求重构教育制度，大力发展教育产业。知识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对整个教育体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是教育的终身化。教育不再只是大中小学意义上的学历教育，而应成为一个人的终身需求。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迅猛。据估算，截至1980年，人类获得的科学知识，90%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余年获得的。到2000年，人类社会获得的知识又翻了一番。现在全世界发表科技论文的数量每隔1年就增加1倍。人类的科学知识，19世纪是每50年就增加1倍，20世纪中叶是每10年增加1倍，当前则是每3年至5年增加1倍。现代科学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要求人们将教育时间从学校延伸到整个人生，使劳动者在工作中不断“充电”、“加氧”，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

二是教育的素质化。在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获取知识的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是一个国家、一个企业和个人在激烈竞争中成败的关键，当代教育的核心已不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是整体素质的培养，创新能力的培养将成为素质教育的最高标准。

三是教育引入市场机制。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是教育生存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其发展的归宿。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教育体制也必须适应这一转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反映在教育上就表现为以“统”和“包”为特征的教育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学校缺乏应有的自主权，不是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行政指令办教育，普遍存在“等”、“靠”、“要”的情况，缺乏生机与活力。学生进入大学后就如同进了“保险箱”，严重窒息了学生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方面教育要遵循自身的规律办学，另一方面，教育对象与教学内容必须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其运行机制应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转。在投资主体方面，要改革教育投资体制，拓宽教育投资渠道，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多元经济结构相适应的多渠道的投资体制，积极鼓励社会力量投资教育，要逐步形成国家、集体和个人承担的合理的投资机制;在办学体制方面，政府应该允许国有、集体、民办等多种办学形式并存。国外民办教育的发展规模很大，占到60%以上。而且高水平大学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等都是私立大学。而我国目前能够发放国家承认文凭的民办高校全国只有36所，其中仅有一所本科高校，由此可见，我国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空间和潜力很大。在专业设置和教育目标上，要面向市场，为新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培养大批适用的、高素质的创造型人才;在融资方式上，要为教育产业发展打开各种融资渠道。

四是教育的国际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已一浪高过一浪向前发展。各国教育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成为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重要桥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6年发表的高等教育变革与发展报告中，将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定为“质量、针对性与国际化”。因此，我国在加入W TO后，教育必须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大与国际先进科技文化的交流力度。

五是教育的网络化。信息技术革命，尤其是互联网的出现，不仅改变着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给我们传统的教育带来了冲击。目前我国上网计算机约为650万分台，上网人数为1690万，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迅猛增加。当上网像看电视一样方便时，课堂教育将会向网络教育跃进，网络教育将成为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目前“网络大学”、“数字化图书馆”、“虚拟教室”已经出现，国外有的专家甚至预言传统教育会被网络教育所取代，当然，这一观点不一定正确，但教育的网络化是不容置疑的。

除了上述共性以外，就高等教育而言，还有一个高等教育大众化问题。知识经济时代，竞争更加激烈，人类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就是创新，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本要求和内在动力，这就使得以创造知识和培养人才为己任的大学的社会地位将大大地提高，高等教育被新经济的浪潮从社会的边缘推到了社会的中心，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传统观念认为，大学的最主要任务是传授知识，高等教育只是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外部因素。知识经济时代，大学将从知识的保存、整理、选择与传递为主转向为以知识的生产、转换和传递、普及、创新等多功能的“知识活动中心”。这一“知识活动中心”将变成为每一个社会劳动者服务、使其适应社会变化的终生“加油站”。面对新经济的挑战，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都加快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根据美国学者马丁·特罗的分类，一国的高等教育能容纳适龄人口约15%以内的为精英化高等教育阶段;能容纳适龄人口约15%—50%的为大众化教育阶段;能容纳适龄人口50%以上的为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根据有关部门的研究结果表明:当人均GDP低于1000美元时，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10%;当人均GNP低于1000—3000美元时，高等教育入学率在10%—20%;当人均GNP在12000美元以上，高等教育入学率超过50%。1980年世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达到11%，发达国家也只有30%多。20世纪后半叶，世界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增长约5倍，由60年代初的1300万人增长到90年代中期的8200万。1995年，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接近60%。世界上只有美国的高等教育已进入普及化阶段，日本、加拿大等国家和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已进入大众化阶段(有些正在向普及化阶段过渡)，而我国的高等教育仍处于精英化阶段。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美国50年代达到，欧洲70年代达到，日本亦是70年代达到。欧洲过早地把职业教育提前，人为地制造就业。我国2005年达到，比美国迟50多年，比欧洲、日本迟30多年，比韩国迟20多年。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有利于人力资源的开发，从而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其对教育内部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高教大众化使更多的中学毕业生能够进入大学深造，从而拓宽了就学面，使高中生“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能有所改观，这就为中等教育改变“应试教育”，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同时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也必将拉动中等教育的大发展。

从适应世界范围内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经济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新形势看，从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来看，教育教学改革的确滞后于形势。当前，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应加大改革的力度和步伐:

第一，转变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必须转变教育思想、教育观念。这是对教育进行全面系统改革的先导。应该说，传统教育思想的消极影响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思维定势，严重阻碍了创新教育发展和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必须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的教育观念、教育模式。要由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错误思想观念，逐步转变为重视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思想、新观念;由教育是“单纯消费”的错误思想观念，逐步转变为“教育是开发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投资部门，教育的投资是效益最大的一种投资”的思想观念;从片面追求高分数、唯书、唯上的应试教育，逐步转变为重视能力和创造、进取精神培养的素质教育;由比较注重人的共性发展，而对人的个性发展有所忽视的思想观念，逐步转变为在注重人的共性发展的同时，注重人的个性发展等。要树立新的人才观、质量观。忽视学生的能力，单纯以考分量人，以考分取人，是长期以来教育战线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也是传统教育思想遗留下来的一个“毒瘤”。自古以来就因此而埋没了不少优秀人才。我国自兴科举以来，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大多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反倒是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不少有真才实学。近年来的高考，虽在不断改革，但也仍然存在注重能力不够、以分取人的传统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在高等学校中，有部分学生盲目追求分数、死记硬背，的确存在高分低能的现象。这已引起广大师生的不满和包括家长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关注。这对培养繁荣和发展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的优秀人才，是极为不利的。要破除以分数取人的传统教育思想，首先要树立正确的质量观，改革考试制度和办法，把能力的考核作为重要内容。课程学习好，又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是优秀生。相反，靠死记硬背得高分而能力弱者，只能算低能学生。而且衡量人才质量的优劣，还要进行信息反馈。在学校中考试成绩虽好，但走向社会后不能独立分析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者，也不能算优秀学生。要把质量的高低与能力的强弱紧密联系起来，而不能割裂开来。

第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就是学生全面素质和综合素质的教育。学生的全面素质，一般包括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心理素质、生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等。应该说，我们以往的教育过于强调业务素质的培养，而相对忽视其他素质的培养，存在不足和缺陷。比如现在有些学生有科学意识而无人文意识，有民主意识而无社会责任意识。再比如，学理工科的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较少，学习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生，自然科学的知识比较贫乏等。这些都促使我们思考素质教育问题。加强学生的素质的培养不仅是教育规律的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对于素质教育问题的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实际上经历了三次飞跃，第一次飞跃在80年代早期，从单纯传授知识到强调学生能力的培养。第二次飞跃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进一步提出要在学生能力培养的同时，强调学生素质的培养。90年代中期强调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素质的培养，这是第三次认识上的飞跃。

第三，拓宽专业口径，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广适应”的人才。我国高校自1952年设置专业、实行分专业招生和培养以来，就整体而言，是专业越分越细，业务面越来越窄。全国文、理、工、农、林、医等各类学科，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215种本科专业，发展到1957年的323种，而到1965年则剧增至2268种，并大体保持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中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专业设置，由1953年的34种(文科19种、财经类13种、政法类2种)，发展到1985年的398种，32年中增长了9.25倍。这种情况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所培养的人才知识面窄，适应性较差，学生毕业后工作的机动应变能力较弱，昔日综合大学“宽口径、厚基础、适应性强、后劲足”的优势，难以得到发挥，与当今科学技术发展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高度综合为主的潮流难以相适应。

为了迎接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为了适应新形势下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所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国家教委先后组织了四次大规模的专业目录的修订和制定工作。特别是1997年至1998年的修订是以长期专业划分过细、专业范围过窄、名称欠科学、欠规范等为出发点，遵循“科学、规范、拓宽”的原则进行的，同时，努力吸收广大高等学校所开展的教育思想、观念大讨论和教育部所组织的“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这次修订工作的时间虽然只有一年多，但修订的力度却很大。新修订的专业目录，除增加管理学一个大门类外，对二级类也作了较大调整;所设专业由504种调减至249种，调减幅度为50.6%，还覆盖了原目录以外的74种专业。

长期以来，对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看法多样:有的认为高等学校的主要任务既然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理所当然要设置专业、按专业培养人才，而且随着科学技术分工越来越细，没有必要过多强调拓宽专业口径;也有的认为随着高等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我国高等教育由英才教育正逐步走向大众教育，应当采用美、英等发达国家的办法，实施通识教育，按院系培养;还有的认为，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是穷国办大教育，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应当择善而从，取长补短，走我们自己的路。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等教育实践证明，按专业培养人才，在本科生阶段必须拓宽专业口径，主要应当按一、二级学科设置专业，按一、二级学科培养本科人才。设在学科门类即一级学科的专业，如法学以及以后设在一级学科的其他本科专业，可以而且应当从淡化专业到取消按专业招生，走上先按院系招生，逐步分流的人才培养轨道。不仅要拓宽口径，而且要在调整知识和课程结构上作出努力。对于现有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应大力加强自然科学的教育和相应的文化素质的培养，对于理、工、农、医等自然学科专业的学生，则应大力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的教育和文化素质的培养，使新一代的大学生真正成为“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广适应”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

第四，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更新和教学方法的改革，是深化教学改革、培养跨世纪人才的核心。为使我们培养的人才能走向世界，与世界对话，并参与国际竞争，就必须在教学内容上跟踪世界科技发展前沿，与国际接轨。许多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专业课教学内容落后，同样不能等闲视之。过去认为基础的东西比较稳固，可能问题不大，现在有不少专家惊呼，基础课教学内容亦亟待更新，亟待提高其起点，亟待总结、概括科学技术发展的新成果并将其上升到理论。还有一类课程，特别是经济、管理类的课程，是在过去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旧的课程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急需彻底冲破原有旧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转轨变型”的改革。这就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付出极大努力、走很长的路程才能完成。但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培养的人才不仅不能参与国际竞争，而且连了解国际、与国际对话的本事都不能基本具备。

教学方法的改革，我们提倡了多年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没取得突破性进展。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于中国、印度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应试教育传统的病根没有找准，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却未能采取带根本性的措施加以“根治”。考试本来是检查、提高教与学效果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衡量教育质量、教学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但考试只是教学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教学的目的。不重视考试的重要作用是不对的，但如果把考试的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以致使教与学都是为了应付考试，使学生乃至教师都围着考试这根指挥棒转，那就是违背了考试的初衷，偏离了教育的根本目的。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科举制度，其弊端和劣根性对我国的影响比其他国家尤甚。没有振聋发聩的宣传、揭露和随之而来的强有力的措施，改革是很难奏效的。英国波士顿教育学院阿尔特贝奇教授最近撰文说:“许多日本人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日本人从来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现在许多日本人认识到，他们的教育制度太死板了，要求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了。”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所长菱村说，在日本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和美国灵活的学习方法之间，“也许可以找到一种折中的可取的教学方法”。当然，日本并非没有出过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但当一位外籍日本科学家获此殊荣后，他感慨在日本国内没有获得而在国外获得，提出日本教育必须改革的见解，的确发人深省。

三、人才培养过程中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衔接问题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从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一直到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乃至在从事创新、技术创新的工作过程中，始终把培养人才的素质和能力放在首位，一以贯之，这样才能使学校成为“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的摇篮”。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之间，都是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两者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在座的各位都是在基础教育战线工作的领导，作为一个高等教育工作者，我在这里从三个方面和大家探讨一下两者之间的衔接问题。

问题的提出。在高等教育改革的调查中，师生、干部提出了许多亟待改革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

在德育方面，不少教师、干部提出，当前部分学生娇、骄二气较严重，学习不够刻苦，缺乏一定的社会知识和社会责任感。特别是不少文科学生，存在学社会科学而社会知识极其贫乏的“先天不足”。教师深感有些课程学生听不懂，收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

在美育方面，信心、恒心等非智力因素的训练尚未完全提到教学与教育工作的日程上来;组织纪律较松弛，以及缺乏正确的社会道德观念，劳动观点较差，等等。这些问题虽然表现在大学阶段，但许多问题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阶段的教育有关。

在智育方面，突出的反映是学生的基本功训练不够扎实，特别是语文基础较差。不少学生文理不通顺，错别字连篇。其次是教学内容有简单重复现象。有的是整门课程主要内容大体重复，学生反映说:“这个本本(指教材)我们如果没有基本掌握，怎么能考进大学?”部分课程内容的重复则就更多了，甚至连中学学过的作品在大学又重复选入并进行教授。有的中文系的学生反映:“《孔雀东南飞》，中学大学都学。孔雀飞来飞去，不知何时能飞完?”“卖炭翁卖炭，中学卖，到大学还卖，不知为何老是卖不完?”再如生物学课的某些内容，也重复得很离奇。学生反映:“我们在中学的生物学课学细胞，到大学又同样学细胞，有时还同时几门课讲细胞，究竟大学的细胞与中学的细胞有何不同?”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总之，的的确确出现了“中学生抢读大学书，进大学又上重复课”，出现使学生厌学乏味的现象。当然知识是互相联系的，必要的重复在所难免。然而缺乏在中学文化科学知识上的加深和提高的简单重复，则不仅浪费了学生宝贵的学习时光，而且影响乃至窒息了学生渴求新知的积极性。

在体育方面，普遍反映由于不少中学长期以来片面追求升学率，学生中近视眼多，上课开会，一片眼镜，比如，清华大学视力不合格的学生占40%左右，去部队军训，困难不少。再是学生的身体大多不够健壮，只往上长，呈“豆芽型”，等等。

总之，高校师生、干部及用人单位对大学生质量在整体上进行肯定的同时，也提出了许多不足或缺陷。这些问题虽然只是不同程度地反映在部分学生身上，但的确是发人深省并值得引起高度重视的。虽然由于近年来各方面的努力，有些问题在逐步解决之中，但总的来看，还相当严重地存在。无论是师生、干部还是学生本身，对此反映都比较强烈。这些问题深刻地反映了作为人才“制造”工厂的学校教育在“生产流程”中出现的问题。

如何解决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两个不同教育阶段的衔接问题，直接关系到合格人才的培养和教育质量的提高。在当前来说，大家感到似应从下列方面采取措施，认真而切实地加以改进。

在制订教育计划时，教育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从整个学校体系及不同教育阶段所承担的不同任务来考虑，进行符合教育规律和教学原则的最优化安排。按照明确的培养目标进行教学，这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特点。任何学校都是处在一定学校体系的学校，它必须与处在不同教育阶段的其他学校既相区别、又相衔接地实施教育，以完成其培养人才的任务。我国目前的学校体系大体由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院所组成。如果除掉作为弥补家庭教育不足的幼儿园和只以少数大学生为对象的研究生院不属普通学校外，一般以小学为初等教育，初中、高中为中等教育，大学为高等教育，即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教育阶段，也很类似日本的“教育阶梯”。初等和中等教育又可合称为基础教育。基础教育的目的是为以后的教育奠定基础，中等教育处于两者之间，以承前启后为目的，一方面要加强基础教育阶段所实施的基础教育，另一方面是为高等教育奠定普通教育的基础;高等教育则是以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为目的。“这三种学校，其教育任务不同，各自完成自己分担的任务，并互相配合来达到人才的培养目标”。既然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任务不同，体现人才培养基本要求和规格的教育计划当然不同。但是，正因为基础教育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而高等教育则是基础教育的延伸、发展和提高，两者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密不可分，所以，高等学校在制订教育计划时，必须十分重视包括中等教育在内的基础教育的教育计划。大学的教育计划应以中学的教育计划作为前进的基础和起点，要体现中学教育内容的深化和提高。研(研究生)、大(大学生)、中(中学生)、小(小学生)、幼(幼儿园)的教育计划，应当视为一条龙的有机的统一体，必须遵循人才培养的规律，瞻前顾后，沿着科学化、系列化和统一性、连续性的道路前进。

在确定课程教学内容和课程计划时，也要注意相关联的两个不同教育阶段的不同特点和要求，精心加以安排。课程计划是学校教育工作的核心部分，是教育内容的完整体系，是为实现培养目标服务的。无论是整个课程计划还是某一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既不能不考虑不同教育阶段的要求“突然起步”，跳跃性太大，也不能无视相关联的教育阶段的课程计划和课程内容，简单重复，使学生“倒胃口”。过去在外语教学中曾出现过的所谓“三次ABC”，即小学和初中、高中、大学都从ABC起学英文，使学生对本来饶有兴趣的英语课感到厌倦甚至消极抵制，其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现在绝大多数的外语课通过分快慢班或按不同程度让学生分别到不同年级修习等办法，使问题得到了较好地解决，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和好评。然而至今还有部分课程没有解决前后内容重复的问题。为此，现在有些学校为系和教研室提供中学课本，供教师备课时参考。也有一些高校的教育工作者和专家、学者，定期不定期地去中学考察访问、调查研究，以期在更高层次上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收到或正在收到好的效果。

认真做好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和信息反馈，不断改进教学，是解决两个不同教育阶段衔接问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的另一措施。大学如此，中学亦应如此。事实说明，对大学毕业生的跟踪调查，包括听取毕业生本人和用人部门、单位的意见，不仅能发现大学教育中的好的方面和不足的方面，从而据此改革教学，同时也能发现涉及中小学教育的一些问题。至于中学对毕业生的跟踪调查，由于它所承担的任务不同及“分流”的实际情况，可分两个方向进行。即在了解为社会输送大量合格劳动者是否“合格”的同时，认真对少部分进入高一级学校深造的学生的德、智、体诸方面加以了解，这对改进中学教育也是十分有益的。现在有一些大学与中学建立联系，也有一些中学与大学主动“挂钩”的做法是值得肯定和提倡的。大学提供来自不同中学学生到大学后的学习情况及表现，中学也能及时了解自己的“产品”质量的状况，对于办好中学教育大有裨益。不过目前这些做法还不够经常和普遍，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

为了切实解决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某些脱节的问题，高校应针对当前中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采取措施加强某些方面的教育。由于当前中学教育较普遍地存在片面追求升学率的问题，以致使不少学生不同程度地在德、智、体诸方面存在某些不足或缺陷，解决的根本途径当然主要在于深化中学教改，革除其积弊。但是，在当前的大学教育中，也不能无视现实情况，更不要相互埋怨，应当从实际出发，采取补救措施，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例如，中学生普遍缺乏社会知识，不了解国情民情，因此在大学阶段就应创造条件，适当加强学生的社会调查和专业实习，使其在“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的过程中，加强对社会的接触了解和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掌握。又如，中学生普遍不会自学和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这固然有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的不同特点和要求，同时也反映出在中学重视启发式教学和提倡自学不够的问题。因此，学生进入大学后，不仅在课程教学中要给“金钥匙”，而且应当采取措施帮助和引导学生加强自学，培养独立思考能力。这个问题，在一些发达国家都未能根本解决。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强调指出:现代学校的整个教学制度，存在一个极其严重的缺点——没有“智力教育”，也就是没有专门指导学生能力发展的工作，学生只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别人的思想，而不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只有一个任务，就是记住知识，把它储存在记忆中，再加以复述。因此前苏联在教学改革中强调“要安排学生进行独立作业的时间，要教他们学会学习”，“独立地学到知识”，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饶有兴味的、发展思维与独立精神的研究活动”。美国虽然过去一贯比较重视和强调自学，但面对当今国际竞争日益成为智力较量的高科技时代，他们深感以往所做的仍然不够，培养的学生尚“不具备当今全球性竞争中必不可少的解决问题的熟练技术”。因此不仅在中等、高等教育中引起重视，而且社会上一些大型企业主动捐资“支持新的教学法试验”，“强调教师对学生重在启发，而不是像信息传导装置那样机械地授课”。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国许多高校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努力弥补中学教育的某些不足。这些措施虽然有些带有“补课”性质，然而亡羊补牢，未为晚矣，对于为国家输送合格人才是十分重要的。

如何正确认识和解决高等教育与中等教育两个不同阶段衔接的问题，这既是一个实际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急需加强研究。

首先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应当引起教育界的进一步重视和关注。许多专家学者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总的来看，研究基础教育的似乎考虑高等教育较少，而研究高等教育的对基础教育也重视不够，以致使两个不同教育阶段的研究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现象。综观过去的教育学，无论中外，它的研究对象都是普通学校教育。因此，目前我国的教育学著作，不管是教材还是专著，论述基础教育者居多;而关于高等教育的书籍涉及基础教育内容的也为数甚少。很显然，在两个不同教育阶段的研究上缺乏联系的“韧带”，考虑各自的“硬件”多，重视相互关联的“软件”少。这种情况如不改变，无疑有碍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反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并作出科学说明，不仅对教育的理论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教育实践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在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都在深化改革的今天，这种研究显得尤其重要和紧迫。

其次是要加强两个不同教育阶段“系统工程”的综合研究。小学、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虽然有着不同的性质、任务及培养对象，但其最基本的原理、原则又是一致的，在许多方面彼此息息相关。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之上的专业性教育。根据教育的超前性特点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满足人们完善、充实、提高自身的需要”的教育“双重动能”，人才的培养不仅要考虑到当前，而且要考虑到本世纪末和21世纪对现代人才的要求，并根据这一要求研究初等、中等、高等教育各自的任务及实施的措施。分阶段的研究固然十分必要，而且还需要不断加强和深化，但如果缺乏综合性的研究，仅限于孤立、静止的分阶段研究，势必影响对未来人才的造就与培养。我国教育科研规划的制订与实施，对于推动教育研究和指导教育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情况看，涉及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这类“软件”课题的为数尚少。建议在执行全国第三次教育科研规划的“滚动式”计划，制订新的教育科研规划时，注意适当增加这方面的研究课题。

再次是对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如何在不同教育阶段科学安排，也应系统进行研究。

同样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要求，但体现在教育的全过程中并构成教育的科学和谐的体系，究竟哪些应当在小学、幼儿园进行教育和培养，哪些应当在中学进行教育和培养，哪些应当在大学或研究生教育阶段进行教育和培养，就很值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和进行研究。有些贯穿教育过程始终的内容，在不同的教育阶段究竟应有怎样不同的要求及其相应的措施，同样，需要潜心地研究。人才的健康成长，既要考虑不同年龄的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的生理、心理特点和文化基础，又要考虑学生对知识学习的系统性、连贯性和循序渐进。应当看到，过去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许多该在中小学阶段进行教育的内容，却没有在这个教学阶段进行或教得不扎实，而本来应当在大学教学教育的课程或课程内容，却硬塞在中小学教。这是十分荒唐的，也是脱离实际和违背教育规律的。

当然，像“五爱教育”、美育教育、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教育、遵纪守法教育以及适应当代和未来社会发展要求的竞争意识的养成等，应当贯穿并渗透到教育的各个不同阶段。现在，在一些大学生中反映出来的如前所述的许多问题，在大学教育阶段固然要抓，但也有不少方面的教育从中小学乃至幼儿园起就应当抓。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以为这些问题可一股脑儿集中到大学阶段解决，不仅会勉为其难，甚至根本办不到，而且即使花大力气，其效果也只能是事倍功半。反映人类知识宝库的极其丰富的教学内容，应当有选择、有计划地精心安排在各个不同的教育阶段，并让其细水长流、循序渐进。不仅思想政治教育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内容应如此安排，而且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内容也同样如此。邓小平同志说，学习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这就是要学生从小学习，熟能生巧，努力培养其兴趣爱好，将来更好地掌握这一现代化的工具手段。

此外，还要使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这些构成教学教育的基本“零部件”，在动态平衡中和谐“运转”。培养目标主要是根据社会和时代对人才的要求确定的，而社会和时代的不断发展变化必然导致对人才不断提出新的要求。为完成人才培养所设计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自然要作相应的改革来适应这种变化。“学生应当学的知识、技能、能力也应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顾客观现实的发展变化，不适时进行教育改革，教育就有偏离乃至脱离社会和时代的危险。反之，就能使“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逐步得以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浪潮迭起，美、苏、日等许多的国家对培养目标、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雄辩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很显然，适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教育总是处在改革和发展变化之中。但这种改革应当配套进行，使之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的良性循环。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教育工作者和教育家们的精心设计。如同建筑设计一样，既有深思熟虑的整体设计，又有与之配套的单体设计，然后才能造出匠心独运、天衣无缝的建筑精品和艺术的瑰宝。人才培养的“教育计划”同样如此。无论是对于不同教育阶段还是对于教育内部的各个方面，都需要精心设计。如果只顾教育的阶段性而忽视连续性，或者只顾教育的局部而忽视其整体，就会出现“脱臼”现象，产生教育上的“缺陷”，因而达不到合格人才培养的目标。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按照教育规律办教育，使不同教育阶段以及教育内部的诸方面的衔接能够科学和合理，是摆在广大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在“科教兴国与跨世纪人才培养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2004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