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兴国”的辞源考察

一、“科教兴国”的辞源考察

从中国辞源上讲，“科”、“教”、“兴”、“国”四个字原是各个分离使用并各有丰富内涵的独立词汇，它们组合使用后，有的保留了原义，有的则有了新内涵，甚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剧变。一般而论，“科教”有三种含义，即:①法令。②特指道教信条戒律。③科学教育的简称。“兴国”也有三种含义，即:①振兴国家。②兴盛的国家。③剑名。其实，在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科教”一词至少包括三种含义:①“科学教育”(scientific education)，即有关增进科学素养的教育活动。②“科学和教育”(science and education)，即科学和教育两种概念和活动。这是目前国内绝大部分权威辞书的基本解释。③“科学技术和教育”(science，technology and education，简称科技教育)，即科学、技术和教育三种概念和活动(“科技教育”有时候也指有关增进科学技术素养的教育活动)。而“兴国”则至少有两种含义:①“振兴国家”(vitalize the country)，即使国家获得活力，从一个相对低级水平发展到较高水平或在相对孱弱基础上获得较好发展。②“复兴国家”(revitalize the country)，即使国家重新获得活力，从一个有过历史辉煌但曾被某种力量破坏或拖累过的基础上重新获得较好发展。在这样的基础上，上述四个字组合成“科教兴国”后，其基本含义便有了一个相对“专业”和“一致”的界定和理解，即国家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教育振兴国家的国民经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进一步深化理解便是国家通过优先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而使国家整体实力获得全面提高。

从西方角度看，崇尚知识和技术、主张智者治国的思想可谓久远，典型代表便是西方久已存在的“科技兴国论”。从柏拉图的“以哲学家为王”、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圣西门的“以学者和实业家为尊”，到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列宁的“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加全国电气化”、斯大林的“向科学大进军”，再到凡勃伦的“技术员苏维埃”、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托夫勒的“三次浪潮理论”等，都可以说是“科技兴国”思想的“经典”代表。圣西门甚至对学者和实业家盛赞有加:“我们设想法国突然失去了五十名第一流物理学家、五十名第一流化学家……五十名第一流机械师、五十名第一流民用和军用工程师……五十名第一流银行家、二百名第一流商业家……法国总共失去了三千名第一流学者、艺术家和手工业者。这些人真正是法国社会之花，因为他们是最能生产的法国人，是制造重要产品的法国人，是管理有益于民族的工作并使民族在科学、美术和手工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法国人。在全体法国人中，他们是对祖国最有用的人，是为祖国争得最大荣誉、把祖国的文明和繁荣推向顶峰的人。民族要是一霎时失去他们，便会变成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立刻沦落到屈居于今天正同它竞争的民族之下的地步；只要这种损失没有得到弥补，只要新的领袖没有出现，它将一直处于这种从属地位。”并指出:“人类理性的进步已经到达这样的地步，政治问题的最重要论据已经可以并且应当直接从高级科学和物理科学方面获得的知识中产生出来。赋予政治以实证性质，这就是我成名成家思想所要追求的目的。”他认定，“学者、艺术家以及你们这些用自己的一部分财力来发展文化的人，是人类中最有智力的成员”。“一方面，献身于实验科学的学者获得了比僧侣丰富得多的实证知识，得到了应用神圣的道德规律的巨大能力，另一方面，实业家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了比贵族巨大得多的财富，对人民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于是，政治力量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而要把管理国家大事的工作继续留在僧侣阶级和贵族手里，已成了反常和不能容许的事物”。“生产者阶级最有能力管理行政，只有他们对这种工作具有真正的才能”。所以，学者和实业家，“你们是我们的领袖；由于文明的进步，你们将成为民族中的最重要、最有用的和最有才能的人物”。圣西门对学者和实业家的赞美分析使他赢得了“科技兴国论之父”的美誉。但“科技兴国”的对应词汇在当时并没有出现在欧美辞典里，尽管人们对于依靠科技获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已开始认同。直到1919年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一位发明家和工程师W·H·史密斯在《工业管理》杂志上撰文创造并试用一个新词汇technocracy，随后的3月和5月再次在同一种杂志上撰文使用这个词汇，用来表示“理性化的工业民主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过程”。20世纪30年代初期，曾担任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研究部主任的霍华德·斯科特认同并推广使用了这个词汇。虽然两人对该词汇的蕴涵和使用意图不尽相同，但technocracy作为一个新兴词汇却被保留并使用开来，还被理解为或翻译成“科技治国论”、“专家政治论”等，当然也有学者直接借用，译为“科技兴国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