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对于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一个具有不同变革意义的时代。对于美国来说，此时期美国国内的激进女性主义思潮和妇女运动逐渐式微，伴随着70年代末新保守主义思潮[3]的兴起，“美国社会出现了反女权主义的行为，激进女性主义遭到来自媒体、保守派和传统妇女的攻击。”[4]“妇女解放运动的衰落是与右翼势力的攻击以及其他激进运动的衰落同时发生的。现在民权运动和争取黑人权利运动比几十年前削弱了许多，环保运动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也失去了方向。”[5]
80年代的社会现实促成了史学革新与史学思想的变化，导致了新型史学研究作品的出现。经过对文献的搜集和分析发现，这段时期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呈现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契合了美国中国研究的大势，出现了以“中国中心”为导向的研究模式[6]，研究者在主观上尽可能做到避免政治意识形态和先入为主观念的干扰，力图做到公正客观。[7]
中国妇女劳工史研究是美国新劳工史研究在80年代发展的新动向，也是美国的妇女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出蓬勃生机。[8]其典型特征在于，首先，研究者在形成论点时以详实可靠的史料为依据，她（他）们来到中国通过实地考察，采用口述史料、政府报道、公文档案或时闻杂志等第一手资料进行研究，因此得出的结论在史料的层面上具有说服力。其次，妇女史研究体现了较强的女性主义色彩，研究者一方面挖掘以往被忽视的底层声音，一方面又以过去被忽视的女性群体为主题进行研究，不再以男性经验为模版，在纷繁的史料中倾听妇女的声音，重现女工特殊的历史经验，并突出了妇女劳动的特点，显示出女性学者对于现实中某种程度上仍是第二性的妇女的人文关怀。再次，研究中摆脱先入之见，紧紧围绕中国议题，进入中国语境，探索中国女工的特殊性，包括对妇女的籍贯出身、扎根的历史土壤、生存条件等深入的挖掘，由此建构了具有中国特殊性的妇女劳工史。在这方面的研究中，韩启澜（Emily Honig）[9]于20世纪80年代所著的《姐妹与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1919—1949》堪称经典之作。
《姐妹与陌生人：上海纱厂女工，1919—1949》是一部进入近代中国语境、挖掘第一手资料并具体考察中国城市妇女劳工的开创性著作，是美国学术界第一部有关中国现代城市妇女劳工史研究的代表作。以往的研究中，劳工史研究大都将工人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忽略了妇女劳工的特殊性，本书改变了这样的情况，也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空白。作者将女工从工人阶级中剥离开，对女工的方方面面，诸如其工作性质、就业环境、社会关系、同乡网络，以及在转变成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时所经受的过程，做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与阐述。作者通过对先辈足迹的实地考察，从史料中发现相关的蛛丝马迹，并将其合理整合，努力揭示历史演变的细微和复杂。
本书也是美国中国妇女史研究向“新妇女史”过渡的典范性作品。妇女史研究的新旧之别在于，旧妇女史只是将历史上著名的女性政治家或知识分子纳入到已有的史学框架中，以此丰富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新妇女史则带有鲜明的女性主义色彩，从女性特有的视角和观点出发，挖掘历史上普通妇女的历史和经验。美国学术界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中国妇女史研究，就属于“添加史”的范畴，这时期的大部分作品，基本上是将妇女看作一个受到压迫、以求反抗的群体，其研究的主要目光，还是专注于父权制家庭的研究。韩启澜则以女性主义视角展开探讨，试图为底层群体说话，记录在历史记录中“从未出现过的名字”。[10]从该书的章节安排，诸如“纺织厂内”、“工人籍贯”、“寻找关系”、“包身工”、“工作的一天”、“工作内容”、“变化的视角”等，[11]可以看出这是一本试图全面记录近代上海女工的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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