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兢生平及《高丽图经》撰写的背景

关于《高丽图经》及其所体现的宋人高丽认识

中山大学　魏志江

宋朝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为研究12世纪高丽政治、经济、社会风尚、历史文化以及宋丽关系的重要史料，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然而，由于《高丽图经》版本不一，错误较多，极大地限制了学者对《高丽图经》的运用。目前，《高丽图经》流传较早的版本为宋乾道三年（1167）刻本，而校订较为完善的刊本为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鲍廷博以家藏《高丽图经》为底本，吸收了清藏书家胡夏客校勘成果，并参校明末海盐郑休仲刊本，收入著名的《知不足斋本》，世称鲍刻本。本人拟对《高丽图经》的作者徐兢生平与《高丽图经》撰写的背景、内容、体例、史学价值以及该书反映的宋人对高丽的认识等加以论述。

徐兢^[1]（1091—1153），字明叔，其籍贯，据《行状》称其为建州瓯宁人，然据《四库全书总目》引《文献通考》则称其为和州历阳人，《思陵翰墨志》又作“信州徐兢”^[2]。其实，建州瓯宁为其祖籍地，其后移居和州历阳，靖康之变后迁移至信州弋阳。徐兢晚年自号自信居士，但科举屡试不第，政和四年（1114），徐兢以恩荫入仕，历任地方官。其为两宋之际著名的篆书大家，不仅徽宗对其书法大加赞誉，即使如宋高宗论及当代书法颇多微词，但说到篆法，也认为“惟信州徐兢”，对其书法成就多有赞赏。正因为徐兢的书法才能，为其出使高丽提供了条件。随着宋丽文化交流的频繁，高丽于宋朝书法技艺颇为赞赏，高丽睿宗特下令在王宫中设天章阁，用于珍藏宋徽宗墨宝。宣和四年（1122）高丽使臣金富辙等来朝，希望宋朝遣使赴高丽时能够派遣“能书者”^[3]同行，因此，擅长于书法的徐兢便成为宋朝使团出使高丽的不二人选。宣和五年（1123）夏，宋朝以给事中路允迪、中书舍人傅墨卿为正副国信使出使高丽，徐兢以国信所提辖人船礼物官的身份随同使团奉使高丽。徐兢一行奉使高丽时，适逢高丽睿宗去世，徐兢一行便兼任吊唁慰问大使抵达高丽，以吊慰高丽睿宗。回国后，徐兢根据其在高丽逗留约一个月左右的所见所闻，“物图其形，事为之说”^[4]撰写了图文并茂的《高丽图经》，共40卷，分列二十八门。

《高丽图经》撰成后，于宣和六年（1124）八月序上。徽宗览之大悦，命徐兢诏对便殿，赐同进士出身，知大宗正丞事，兼掌书学。但不久，王黼罢相，徐兢以亲嫌受到牵连被贬池州永丰监。靖康南渡，徐兢以祠禄官致仕。绍兴二十三年（1153），徐兢去世，终年六十三岁。

关于《高丽图经》的撰写背景，与宋朝所谓“联丽制辽”的政策密切相关。962年（宋建隆三年，高丽光宗十三年），宋建国伊始，高丽即“遣广平侍郎李兴佑等如宋献方物”^[5]。并于次年（963）十二月行宋年号。宋太祖也降旨高丽，称其“习箕子之余风，抚朱蒙之旧俗，而能占云候海，奉蛰充庭。言念倾输，实深嘉赏，是用赐之懿号”^[6]。并册封高丽王由“检校太保、玄菟州都督、大义军使，封高丽国王”^[7]。 但是，993年，契丹首次征伐高丽，迫使高丽“称臣纳贡”后，高丽终于以辽的正朔纪年，取代宋的年号。随着辽宋丽三国关系的发展，宋丽断交长达四十三年。 1046年，高丽文宗徽嗣位，谋求与宋朝恢复邦交。《高丽史》谓文宗“乐慕华风”^[8]。“徽又自言，尝梦至中华，作诗纪其事”^[9]。可见，“乐慕华风”，崇尚宋王朝的文化礼仪，固然是高丽谋求与宋复交的主要原因。但是，契丹数次对高丽征伐的阴影和高丽太祖临终前的遗训，仍使高丽对契丹“臣而不服”，心存芥蒂，因而作出与宋复交的决策。故徐兢在《高丽图经》中说：高丽“附北虏者，常以困于兵力。伺其稍弛，则辄拒之。至于尊事圣朝，则始终如一”^[10]。最后，由于宋商黄慎等人的牵线奔走，宋丽两国终于在1071年恢复了邦交。^[11]

宋朝对与高丽复交，也采取了积极的姿态。其原因是宋庆历年间，由于对西夏战争的失败，辽乘机向宋提出索还周世宗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十县地的要求，宋遣富弼两次使辽交涉，终以每年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和岁币称“纳”字的代价，与辽签订了所谓“关南誓书”。^[12]因此，为了对付契丹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宋朝再度将“联丽制辽”的政策提上了议事日程。宋人贾昌朝上疏谓：“宜度西戎诸国，……北如黑水、女真、高丽、新罗等处，皆旧通中国，今为二敌（指辽、夏）隔绝，可募人往使，诱之来朝，如此则二敌必憾于诸国矣。敌憾则为备，备则势分，此中国之利也。”^[13]富弼在《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亦谓：“此夷狄攻夷狄，中国之利也。……今契丹自尽复诸蕃，如元吴、回鹘、高丽、女真、渤海、乌舍、铁勒、黑水秣鞨、室韦、塔坦、步奚等，弱者尽有其土。强者止纳其贡赋。独高丽不伏，自谓夷齐之后，三韩旧邦，诗书礼义之风不减中国。契丹用兵力以制高丽，高丽亦力战，后不得已而臣之。契丹知其非本意，颇常劳其制御，高丽亦终有归顺朝廷之心。……高丽虽事契丹而契丹惮之，……朝廷若得高丽，不必俟契丹动而来助，臣料契丹必疑高丽为后患，卒未敢尽众而南，只此已为中国大利也”^[14]。但终仁宗、英宗之世，“联丽制辽”的政策并未付诸实施。1068年，宋神宗继位，励精图治。次年，高丽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顷从祖祢以来，素愿梯航相继。蕞尔平壤，迩于大辽。附之则为睦邻，疏之则为就敌。虑变骚之弗息，蓄陆袭以靡遑。久困羁縻，难图携贰，故违述职，至有积年，屡下云祥，虽美圣辰于中国，空知日远，为迷旧路于长安，运属垂鸿，礼稽展庆。大朝化覃无外，度豁包荒，……俟得报音，即备礼朝贡”^[15]。对于高丽的朝贡请求，“议者亦谓可结之以谋契丹”^[16]。于是，宋神宗便命罗拯致意，1071年，高丽文宗“遂遣民官侍郎金悌等百十人来，诏待之如夏国使”^[17]。从而，宋丽国交终于恢复。1074年，高丽为避开契丹的“嫌猜”，“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18]。自此，高丽由陆路登州（今山东蓬莱）进京朝贡的路线改为由海路至明州（今浙江宁波）登陆进京。宋丽恢复邦交后，两国关系日益密切，宋元丰元年（高丽文宗三十二年，1078），宋遣安焘和陈睦往聘高丽，规模盛大，高丽“国人欢呼出迎，徽具袍笏、玉带拜受诏，与焘、睦尤礼，馆之别宫，标日：顺天馆”^[19]。此外，宋神宗以高丽“国尚文，每赐书诏，必选词臣著撰，而择其善”^[20]。宋徽宗时，宋丽关系更日臻亲密，“升其使为国信，礼在夏国上，与辽人皆隶枢密院。改引伴、押伴官为接送馆伴”^[21]。宋徽宗政和七年（高丽睿宗十二年，1117）“三月十五日，馆伴王黼、同馆伴范纳奏：‘臣窃为陛下，宠眷三韩。去年其王俣遣陪臣李资谅、李允继岁入贡，召同辅臣宴于睿谟殿中。席资谅、允跋望清光，踌躇感恋，相顾涕泗被面，泪坠酒中，见者为之太息”^[22]。终北宋（960—1127）一百六十七年间，宋向高丽遣使三十二次，高丽向宋遣使五十三次^[23]，其中多为宋丽恢复邦交后派遣的。而宣和五年（1123）遣使路允迪、傅墨卿率领庞大的使团出使高丽，即是“联丽制辽”政策的重要一环，徐兢随同使团奉使高丽，并撰写《高丽图经》，实为提供宋朝对高丽实施外交政策的重要决策参考。

注释

[1]南宋•张孝伯撰写的《宋故尚书、刑部员外郎徐公行状》附刊于《高丽图经》之后，其为研究徐兢生平最重要的资料，此外，《四库全书总目》收录《高丽图经》时也对徐兢生平多有考证，于研究徐兢生平，颇多裨益。

[2]《四库全书总目》卷71，上册，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630页。

[3]宋•张世南：《游宦纪闻》卷6，中华书局点校本，第56页。

[4]《高丽图经序》，《知不足斋本》卷1。

[5]《宋史》卷487《高丽传》。

[6]《宋史》卷487《高丽传》。

[7]《宋史》卷487《高丽传》。

[8]《高丽史》卷14《睿宗世家》（三）。

[9]《宋史》卷487《高丽传》。

[10]《高丽图经》，《知不足斋本》卷40。

[11]参见宋晞：《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宋史研究论丛）第2辑，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

[12]《长编》卷137“庆历二年九月癸亥”。

[13]《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冬十月戊辰”。

[14]《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

[15]《宋史》卷487《高丽传》。

[16]《宋史》卷487《高丽传》。

[17]《宋史》卷487《高丽传》。

[18]《宋史》卷487《高丽传》。

[19]《宋史》卷487《高丽传》。

[20]《宋史》卷487《高丽传》。

[21]《宋史》卷487《高丽传》。

[22]《宋会要辑稿•藩夷》七之四。

[23]金渭显：《契丹的东北政策》，华世出版社1981年版，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