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图经》所反映的宋人对高丽的认识

《高丽图经》由于是宋朝使节徐兢在高丽的亲身见闻，因而也体现了宋人对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12世纪的高丽社会风貌。

《高丽图经》追述了高丽王朝的建国历史、王系传承并简要介绍宋丽之间的交往历史，其记曰：“王氏之先，盖高丽大族也。当高氏政衰，国人以建贤，遂共立为君长。后诏长兴三年，遂自称权知国事。请命于明宗，乃拜建元菟州都督、充大义军使、封高丽王。晋开运二年，建卒，子武立。汉干右末，武卒，子昭立。至后进建隆三年，太祖皇帝御极，奄有万国，昭遣使来朝，赐以功臣之号，仍加食邑。开宝九年，昭卒，子由立，遣使请命，封高丽国王。太宗皇帝即位，改封大顺军使。太平兴国七年，由卒，弟治上章乞龙封，诏从之。淳化六年，契丹攻之，治畏懦无守，臣事北虏，遂关朝贡。治卒，弟诵立。咸平三年，其臣朱仁绍入朝，具言国人思慕皇化，逼于强虏，未能如愿，朝廷嘉之，赐诏褒谕。大中祥符七年，诵卒，弟询权知国事，大破契丹，复谨修贡，且乞降尊号、颁正朔，又求封册。真宗皇帝初欲俯从，议者难之，遂寝止，从班诏而已。天圣中，使人屡兴女真偕来，贡方物，天子加恩，报礼优异。从询卒，子隆立，优柔寡断，政荒力屈，惮于北虏，遂复臣事之，而贡使双绝。隆卒，私谥曰正。子德王钦，钦弟穆王亨，皆朝贡不通，而朝廷亦罢遣使。亨弟徽，熙宁四年，以权知国事，复修方贡。”^[1]

《高丽图经》描述了当时高丽国王仁宗之形象：“眉宇束秀，形短而貌丰，肉胜于骨，性慧多学，亦甚严明。在春宫时，官属有过，必遭谴辱。既立，虽幼冲，国官颇畏惮之。西者，信使至彼，受诏拜表，行燕乡礼，升降进退，卓有成人之风。”^[2]李资谦作为高丽的权臣，其形象风度，后人郑麟趾所撰《高丽史》并无描述。《高丽图经》则由于近距离对李资谦的观察，对其形象描绘细腻，但是对其为人，尤其是专权跋扈，多有批评。如称赞李资谦“风貌凝静，仪矩雍容，好贤乐善，虽秉国政，颇知推尊王氏”，同时贬斥其“信谗嗜利，治田寿第宅，阡陌相连，制度侈靡，四方馈遗，腐肉常数万斤，他皆称是，国人以此鄙之”。^[3]

《高丽图经》对高丽王城开城之诸多建筑，诸如宫殿、官衙、城邑、门阙、祠宇、馆舍的规模、位置、建制等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如对国王接待使臣的会庆殿的描述：“会庆殿在阊阖门内，另有殿门，规模甚壮。基址高五丈余，东西两皆，丹漆栏槛，饰以铜花文彩，雄丽冠于诸殿。两廊通三十间，中庭瓷石，地虚不坚，行则有声，常礼不敢居。惟人使至，则受诏拜表于庭下。燕会则设使副之席于殿之西楹、东向；上节位于东序；中节位于西序；下节位于门之两厦；而北向，余礼则别殿以别之。”^[4]此外，对民间建筑也多有描述。

《高丽图经》对高丽上至国王、官吏、僧侣下至庶民、奴婢等各阶层的服饰均有详细的记载。其中冠服和僧侣服饰，颇受中国文化影响，如冠服制度，高丽毅宗时重定冠服制度，四品以上服紫，六品以上服绯，九品以上服绿，此与宋朝神宗元丰改制时服饰品级规定完全一致。从《高丽图经》记载来看，冠服采用紫、绯、绿三色服制，徐兢奉使高丽时已经出现，故徐兢说：“逮我中朝，岁通信使，屡赐袭衣，则渐渍华风，被服宠休，一遵我宋之制度焉。”^[5]记载婢妾之服：“官府有媵，国官有妾，民庶之妻，杂役之婢，服饰相类。以其执事服勤，故蒙首不下垂，叠于其顶，抠衣而行，手虽执扇，羞见手爪，多以绛囊蔽之。”^[6]此外，对高丽僧侣服制的记载，却体现了高丽的特色即“不服袈裟，不持戒律，白苎窄衣，束腰皂帛”，反映了高丽僧侣独特的风格。

《高丽图经》较为全面记载了高丽的典章制度，并对高丽典章制度与宋制进行比较。《高丽图经》对高丽的典章制度诸如教育、仗卫、军队、官署、官员职位、俸禄多少等等均有描述。如记载教育之盛：“虽居燕韩之左僻，而有齐鲁之气韵矣。比者，使人到彼，询知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又有清燕阁，亦实以经史子集四部之书。立国子监，而选择儒官甚备，新敞学舍，颇遵太学。月书季考之制，以第诸生，上而朝列官吏，闲威仪而足辞采。下而闾阎陋巷间，经馆书社，三两相望。其民之子弟未婚者，则群居而从师授经，既稍长，则择友各以其类，讲习于寺观。下逮卒伍童，……亦从乡先生学。”记载高丽建官制度：“唐武德间有九等，一曰大对，……知国事；次曰太大兄；次……折；次太大夫人使者；次衣头大兄，掌机密、谋政事、遗发兵马、选授官爵；次大使者；次大兄收位使者；次上位使者；次小兄；次诸过节；次先人。又有掌宾客比鸿……卿，以大夫使者为之；又有国子博士、通事舍人、典书客，皆小兄以上为之；又诸大城置辱陆，比诸督；诸城置处问近支，比刺使，亦谓之道使。其武官曰大摸达，比卫将军，皂衣头大兄以上为之；次末客，比中郎将，以大兄以上为之；其次领千人以下各有等到差。”如记载官员俸禄：“国相每岁给米四百二十苫，致仕半之；尚书侍郎而下，二百五十苫；卿监郎官，一百五十苫；南班官，四十五苫；诸军卫录事，一十九苫；其武臣视此等到而上之，与文官相埒。内外见任受禄官，三千余员。散官同下，元禄给田者，又一万四千余员。其田皆在外州，佃军耕时，及时输纳，而均给之。”^[7]

《高丽图经》中反映了高丽除了发达的青瓷技术等手工制造业外，还体现了高丽商品货币的发达，如坊市的繁荣，“自广化门至府及馆，皆为长廊，以蔽民居，时与廊间，榜其坊门曰永通、曰广德、曰兴善、曰通商、曰存信、曰资养、曰孝义、曰行逊”^[8]，这是对开京最大的市场长廊的认识。高丽市场贸易“以日中为虚，男女老幼，官吏工技，各以其所有，用以交易，无泉货之法。惟苎布银饼以准其值。至日用微物不及匹两者，则以米计赀铢而偿之。然民久安其俗，自以为便也。中间朝廷赐予钱宝，今皆藏之府库”^[9]。虽然，高丽已经设置铸钱监，但是，根据《高丽图经》我们发现，高丽市场交易仍然是以实物为主，货币流通并不发达。此外，《高丽图经》中关于高丽的海外贸易记载，尤其是茶叶的认识，记载道“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茶，并龙凤赐团，自锡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鸟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10]。可见，12世纪的高丽王朝盛行饮茶风尚，而且以中国茶叶为贵。

如上述记，高丽物产翡色青瓷“翡色……制作工巧，色泽尤佳”^[11]。与现在考古发掘之高丽青瓷完全一致。生活用品如文席“精粗不等，到精巧者施于床榻，粗者用以藉地，织草性柔，折屈不损；黑白二色，间错成文，青紫为补，初无定制”^[12]。此外，《高丽图经》对高丽人参、松实等土特产亦有较高的评价。关于对高丽民众之生产劳动的记载，反映宋人已经认识到高丽具有高度发达的梯田耕作技术，如梯田“治田多于山间，因其高下，耕垦甚力，远望如梯磴”^[13]。还认识到高丽粮食品种丰富多样，如有“黄粱、黑黍、寒粟、胡麻、二麦，其米粒特大而味甘”^[14]。此外，对高丽之渔业、山林樵采以及对粮食储藏和水果保鲜等技术亦有相关认识和评价。渔业产品主要有“鲜鳆、蚌珠、母虾、王文蛤、紫蟹、蛎房、龟脚以至海藻”^[15]。水果保鲜技术主要是“盛以陶器埋土中，故经岁不损，六月亦有含桃，味酸如酢”^[16]。从《高丽图经》可以看到宋人对高丽的农业生产、渔业以及产品储藏技术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也反映了12世纪的朝鲜半岛工农业生产技术的发达。

最后，《高丽图经》还反映了宋人对高丽儒、佛、道等社会宗教信仰的认识。如上述对高丽僧侣服饰的记载，可以看出高丽民族对佛教的改良。而关于对高丽王廷尊儒崇佛，以及道学、风水信仰等的论述，如“进士……萃于国子监，合试几四百人……故今业儒者尤多，盖有所向慕而然耳”^[17]，反映了高丽儒学的发达。此外，所谓“高丽素畏信鬼神，拘忌阴阳，病不服药……唯知兄咀厌胜而已……好祠鬼神社稷灵星，以十月祭天大会，名曰东盟。其国东有穴，号遂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18]。又如描绘高丽人席地而坐的习俗，“其席不施床卓，惟以小俎席地而坐”^[19]等，则体现了宋人对高丽生活习俗和迷信风水、鬼神等社会风尚的认识。

综上所述，徐兢所撰《高丽图经》以实地见闻的素材为依据，以纪行体形式，较为全面的记载了12世纪高丽社会政治、人物、典章制度、军事、地理、社会经济生活以及高丽宗教、社会风俗文化等。不仅是研究高丽史和中韩关系史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反映了12世纪的高丽王朝，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时，根据宋人徐兢的记述，我们也可以看出宋人对高丽制度文明和社会经济、文化成就的高度评价和赞赏。高丽文明作为东方世界文明的遗产，值得进一步发扬光大。

注释

[1]《高丽图经》卷2《世次》。

[2]《高丽图经》卷2《世次》。

[3]《高丽图经》卷8《人物》。

[4]《高丽图经》卷5《宫殿一》。

[5]《高丽图经》卷7《冠服序》。

[6]《高丽图经》卷20《妇人》。

[7]《高丽图经》卷16《官府》。

[8]《高丽图经》卷3《城邑坊市》。

[9]《高丽图经》卷3《城邑贸易》。

[10]《高丽图经》卷32《器皿三》。

[11]《高丽图经》卷32《器皿三》。

[12]《高丽图经》卷28《供张一》。

[13]《高丽图经》卷23《杂俗二》。

[14]《高丽图经》卷23《杂俗二》。

[15]《高丽图经》卷23《杂俗二》。

[16]《高丽图经》卷23《杂俗二》。

[17]《高丽图经》卷19《民庶》。

[18]《高丽图经》卷17《祠宇》。

[19]《高丽图经》卷26《燕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