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移民墓志的史料价值及其评价

上述21方高丽移民上层墓志的出土，对于唐代东北民族史、唐朝与周边民族融合发展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对此，碑刻金石大家罗振玉先生八十余年前就有过论述。

针对泉男生墓志，罗氏总结出可以“补正前史者八事”；另外，可根据泉男产其人在高丽期间的官位升迁历程，对高丽十三等官爵排列有了明确的认识，足见泉男产墓志史料价值之高。罗振玉还通过泉男生、泉献诚、泉男产、泉毖墓志，对泉氏家族入唐后的生息繁衍作了探讨。^[1]除此之外，对于高慈墓志、高震墓志涉及的问题及其价值，罗氏也条分缕析仔细考察，对于后世进一步探讨这些墓志的史料价值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那么，除上述罗振玉提到者之外，这21方墓志还有那些值得我们认真探讨的东西？笔者检讨相关史料，认为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中古史涉及的各类史料中，石刻墓志史料的价值近年来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并为学者们频繁引用和追捧，促进了以唐史为代表的各个研究区段、方向的飞速发展。论文中频繁利用唐代墓志文等。应该说，在掌握现有唐代文献资料的同时，唐代墓志已经成为继敦煌吐鲁番文书，考古发现的唐墓壁画等实物资料之外唐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 class="calibre9">^[2]高丽移民墓志作为石刻墓志其中的一个方面，彰显现存唐史史料的多样性，并可引证、补充现有文献史料的不足，对探讨唐朝多民族统一国家内民族融合和发展，提供了鲜活真实的史料，丰富了我们对7、8世纪唐朝统治区内民族融合繁盛局面的看法。

第二，墓志中出现了文献史料中没有涉及的一些入唐高丽朝野人物，为探讨唐代东北民族史，唐与高丽关系史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且不说高性文、高慈父子为捍卫武周边疆安宁浴血奋战，喋血磨米城，他们在高丽时节的官任，高丽灭亡之际迫于时势归服唐朝，以及入唐后频繁出征边方，并成为入唐高丽移民融入唐人共同体的代表人物，而高足酉、高玄两人入唐后，不仅出征远方，而且受到唐与武周朝廷的信任，逐渐熟悉朝野情势，驾轻就熟，显示出超乎寻常的适应力。高丽王族后裔高震及其高震女儿墓志的出土，上溯下延，对了解高丽王室入唐后繁衍生息状况提供了翔实的史料。李他仁祖孙三代担当高丽地方行政首脑，高丽灭亡前夕迫于时势投诚李勣所率唐军，随后参与镇压辽东高丽移民反叛的军事行动，上元二年（675）病逝于长安。这些在文献中不曾出现的人物，展现出高丽王国由于兄弟阋墙大厦将倾，导致国家灭亡的惨烈景况，为进一步探讨高丽灭亡前夕为求生存的芸芸众生，他们的所思所想提供了依据。同时，归降唐朝之后，这些人在唐朝实行开放包容政策的大背景下，很快融入唐朝体制之内，成为捍卫唐朝边疆安宁的忠诚卫士。无论是唐朝还是武周王朝，在这些人死后，政府均追溯他们为国家功勋，给予如同其他民族将领一样的褒奖和追赠，显示出多民族统一国家应有的气魄，以及唐太宗之后执行“爱之如一”、开放包容政策的持续。

第三，文献中已经出现的人物，这些墓志则增添了此前学界并不知晓的内容，丰富拓宽了研究视野，有利于相关问题的深入探讨。如泉男生、泉献诚父子墓志中，透露了泉男生逃往国内城后寻求与唐朝取得联系的具体情况，即泉男生先遣大兄弗德“奉表入朝”，二遣大兄冉有“重申诚效”，再派儿子泉献诚入朝说明，最终才和唐朝廷达成谅解，促成泉男生及其随从将领的归服。笔者曾查阅《全唐文》卷196收录的《左武卫将军成安子崔献行状》文，了解到唐朝接纳泉男生遣派使者后的反应，两者结合，对于洞察这一重大事件的全貌，提供了强力的史料支撑。高句丽与唐朝关系研究》，《高句丽研究》总第14辑，2002年。" class="calibre9">^[3]又如唐罗联军攻陷平壤城，俘获泉男建与高丽王高藏；昭陵献捷之后，按照相关规定，泉男建将被斩首，但泉男生“内切天伦，请重阍而蔡蔡叔，上感皇眷，就轻典而流共工。友悌之极，朝野斯尚”。即向唐高宗求情，才使得泉男建得以减轻处罚，被流放至贵州，这些都是文献史料中没有提起的事情。再如高丽末代王高藏接受唐朝廷封赐，前往辽东安抚高丽移民，“还辽东以安余民，先编侨内州者皆原遣”新唐书》卷220《东夷传•高丽》。" class="calibre9">^[4]，可见唐朝对高藏还是委以重任并有所期待的。但高藏到达辽东后，迫不及待地利用自己的影响，企图联合靺鞨发动针对唐朝的叛乱，只是未及行动就泄露行踪。唐朝召还高藏，将其流放至剑南道辖下的邛州。关于高藏联合靺鞨阴谋败露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是泉男生向唐朝报告了高藏反叛动向，而牛致功先生引用仪凤二年（677）泉男生“奉敕存抚辽东，改置州县，求瘼恤隐，襁负如归；划野疏疆，奠川知正”史料，证明事件发生于泉男生入辽东之前，即高藏反叛事件出现后，作为唐朝处理这一事件的措施之一，敕令泉男生前往辽东安抚。碑林集刊》总第11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class="calibre9">^[5]可见，泉男生墓志确实为探讨此问题提供了新的依据。泉男产墓志记录了泉男产入唐后担当的官职，死后备受哀荣的事实，这些在文献史料中都是看不到的。近年来公布的高铙苗、高牟墓志也可说明这一问题。高铙苗其人在《三国史记》卷22《高句丽本纪•宝藏王》提到其名字，以及作为内应协助唐军攻入平壤之事，墓志虽然采取隐晦的手法，也只有100余字，但可以了解高铙苗其人关联信息，如高铙苗入唐后的官职，以及咸亨四年（673）死亡等。高牟其人《全唐文》中载有关联判词云：

中郎高牟率家僮出畋，晚归滋水，长因醉使酒呵止，云违敕出畋。牟云：“今既断酒，岂宜带酒。忿竞诣金吾。”判词云：“高牟早承亭育，夙效款诚，背牛加之绝壤，奉鹰扬之峻秩。属以叶下黄山，草腓丹浦，历飞熊之旧径，徇逐兔之荒游。既而获已多乎，言指灞陵之路；日云暮矣，果逢醉尉之呵。类宽饶之发狂，焉知去就；同季布之饮酒，岂辨尊卑。既蚌鹬而相持，乃齐楚之俱失。则猎虽有禁，文不系于蕃官；酒乃停沽，限未拘于自饮。若其因酒入罪，岂非酿具招刑？以猎为违，则是移辕戾彼。此俱无本罪，论告皆失正途，既诣金吾之司，须置玉条之典。但告虽不当，状匪构虚，不可从勅反科，宜以不应置罪，待知官荫，方定刑名。”^[6]

也提到高牟当时的官职为中郎将，而墓志涉及高牟入唐后历任官职，即“授云麾将军，行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任隆韬禁，俯兰锜以申谋；位列爪牙，仰熏风而饮化。转冠军将军，行左豹韬卫大将军”，同时也记录了高牟死亡的时间及其埋葬地点等。

第四，21方高丽移民墓志对于高丽移民家族史，入唐移民个案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例如从上世纪初发现高丽移民泉男生、泉男产、泉献诚、泉毖墓志以来，高丽权臣泉氏家族的研究引起学界广泛关注。众所周知，文献中涉及的泉氏家族史料相当有限，出土的四方墓志则对泉氏的先祖，泉盖苏文生平，泉氏兄弟决裂，唐朝征伐高丽战争的胜利，泉氏家族人士入唐后的东征西讨，泉男生兄弟家族祖孙四代在唐繁衍生息，以及移民唐朝后成为唐人一份子的历程^[7]，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成为学术界探讨相关问题不可或缺的史料。与此相联系的还有高性文、高慈家族史，高丽王室高藏入唐后一百余年家族繁衍发展史。这些不仅成为探讨高丽灭亡之际移民最为珍贵的实录式记载，而且丰富了唐代东北民族史、唐朝与周边民族融合发展的内容，成为中、韩、日学界研究这一段历史最基本的材料。与此同时，这些高丽移民墓志的发现，有利于从个案论述到普遍探讨，对学界探讨此前并不知晓的历史史实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如文献史料中记载了唐太宗征伐高丽之前，指出征伐战取胜的五大理由，并且直接关注辽东所在人口和辽东的归属问题。新发现的李怀墓志、豆善富墓志、王景曜墓志，阐述了其先祖因各种原因迁移辽东，唐朝灭亡高丽战争期间上述三人父祖携家人移居中原，并为唐朝建功立业的历史。当然，实际移居中原，有类似经历的人一定不会少，上述三个家族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因为这些人从两晋或者南北朝时期移居辽东，臣服于辽东兴起的高丽政权统治之下，到唐朝征伐高丽之时，数百年飞逝而过，故将他们定性为高丽化的汉人，应该说是恰如其分的事情。^[8]而对这些家族的个案研究，既能明瞭两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国内民族因此迁徙边地，形成融合发展的时代特征，又可阐明在大唐统一王朝向心力感召下，不仅边方少数民族，而且流落边地已被同化的汉人重新回归中原的史实。当然，流落高丽，急切盼望回到中原的原隋朝俘虏当是另一方面的问题。总之，出土的入唐高丽移民墓志，弥补了现有文献史料的不足，并可通过某些家族史、个案研究，对于深化整体研究起到重要的作用。

另外，从更宽阔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学术研究的客观性，或者说从史源学诸方面，评价检讨上述入唐高丽移民墓志史料，可能还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探讨唐代高丽移民问题，现在看到的史料，不管是文献史料还是墓志石刻史料，很大部分出自于唐人或宋人撰述。虽然朝鲜半岛方面有12、13世纪出现的《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两部史书存在，但其要么大多来自中国方面的记录，要么对需要探讨的问题缺少撰述，这样，至少说在史料来源和分布上是不平衡的。这是一种历史现实，可能再过若干年仍是如此。但我们在对一些问题的具体论述中应该阐明这一点，进而增强相关研究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其次，毋庸讳言，中国史书记载周边地区民族国家史实时，不仅“详内略外”，而且在某些方面不可避免的站在中原王朝的立场，这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从学术研究客观角度看，应特别注重史料的整体全面，以及客观针对性，如此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确实的观点。对此，著名民族史专家李鸿宾教授曾有所论述^[9]，在此不赘。

再次，学界最近流行所谓的“从周边看中国”研究思潮，这种探讨方式方法应该说是值得推崇的。也就是说，在注重出土的入唐高丽移民墓志史料的同时，还应从中发掘移民入唐后内心的感受和可能的期待。虽然由于史料缺乏的缘故，从事这方面的探索注定相当困难，但在具体操作中不应放过任何一点可能有用的信息。还有，进一步加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发掘搜集朝鲜半岛、日本两地出现的各种史料，遴选和入唐高丽移民关联的史料，和现有出自唐人之手的史料相比较，进而得出可以自圆其说的结论。

注释

[1]罗振玉：《唐代海东藩阀志存》，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15册），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7年版。

[2]追索探讨唐代墓志，将其作为唐史研究重要的资料，是世纪之交乃至当前唐史研究的重要特点之一。具体表现为大量的唐代墓志图版、录文集的大量刊出，《唐研究》、《唐史论丛》等集刊出版唐代墓志研究专号，日本学者气贺泽保规编集《唐代墓志所在综合目录》（2004、2009年），以及众多研究者的著作、论文中频繁利用唐代墓志文等。应该说，在掌握现有唐代文献资料的同时，唐代墓志已经成为继敦煌吐鲁番文书，考古发现的唐墓壁画等实物资料之外唐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

[3]拜根兴：《激荡五十年：高句丽与唐朝关系研究》，《高句丽研究》总第14辑，2002年。

[4]《新唐书》卷220《东夷传•高丽》。

[5]牛致功：《有关泉男生降唐问题》，《碑林集刊》总第11辑，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

[6]清•董诰：《全唐文》卷976，《对中郎率家僮出畋判》，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0119页。

[7]杜文玉：《唐代泉氏家族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纪宗安、姜清波：《论武则天与原高丽王室和权臣泉氏家族》，《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祝立业：《从贵族交替执政到泉氏家族专柄国政：试析高句丽后期国内政治局面的形成》，《东北史地》2007年第6期。

[8]上述墓志见拜根兴《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9]参见李鸿宾教授为拙作《唐代高丽百济移民研究：以西安洛阳出土墓志为中心》一书所作“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