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吐鲁番

考察吐鲁番

1958年9月初，竺可桢率领综合考察队，到达乌鲁木齐。这是他第一次到新疆，首先考察吐鲁番盆地。

吐鲁番盆地近东西向分布，似船形，面积5万平方千米。人口16.5万。盆地北部边缘，是高耸入云的博格达山，平均高呈3500米，最高峰达5000米，长年白雪皑皑。南缘的觉罗塔格山高呈是1500米，盆地北高南低不对称。盆地中的最低处是艾丁湖，高程低于海平面154米。盆底与边缘高低悬殊。著名的火焰山，位于盆地的中北部，随盆地近东西向延伸，长100千米，宽10千米，高达海拔500米。

分组考察开始后，竺可桢随地理组，决定先一睹火焰山真面貌。

火焰山，唯语称克孜勒塔格，即红山。竺可桢一行，出吐鲁番县镇不远，即看到一条低山横亘在前面。在午后火热秋阳的照耀下，红光闪闪。加之北部边远处青山白雪的背景衬托，更显有阵阵烈焰升腾。待到近前，见到火焰山露出的都是红色砂岩。山脚下，还有潜流渗出来。向上攀登几步，更觉得灼热烤人。竺可桢自语，看来这烈焰升腾，就是烈日烧烤下，红岩里的水蒸气升空了。随来的当地同志说：这里的最高气温达49℃，夏季的地表温度达70℃，最高82℃，可烤熟鸡蛋。盆地里干旱少雨，年降雨量仅二三十毫米。由于日照强，无霜期长达230天，适于农作物生长。盆地里的地下水丰富。如盆地北部，由边缘山坡沿冲积扇、坡积裙向内部，地势渐低，地下水面也降低。但由于盆地中分布的火焰山，又使地势抬起，地下潜水面随之升高，埋藏浅了，甚至在坡脚沟口呈泉水流淌，就便于利用了。

眼前的片片绿洲，远远看去，像一串串、一颗颗明珠，镶嵌在灰色盆地的坡前或沟谷。

浏览了盆地的风光山色，竺可桢一行，驱车来到火焰山西北侧的葡萄沟。同来的地方同志讲，这葡萄沟长8千米，宽约1千米。背风朝阳，水源充足，栽种葡萄已有千年历史。现在正是葡萄收获的季节，各位专家来得正好，可以尝尝鲜。也可改进种植，为提高产量出谋划策。竺可桢接着说：

“鲜是要尝的，但一定要给钱。绝不可以做蝗虫，吃了一走了事！”

全车人听了，都大笑不止。说笑着车已来到葡萄沟口。看这葡萄沟正如山前坡地冲积扇的前缘，主要是沙质土壤，滤水性强，适于葡萄种植。这里地下水丰富，便于灌溉。进沟后，只见路两侧，葡萄一架接着一架。维吾尔族老人见有三辆汽车进来，在路的两旁，葡萄架下，欢声笑语，迎接来访的客人。竺可桢一行下车，在几位维吾尔族老人簇拥下，来到一大片葡萄架下，席地而坐。主人端上来几大盘各色葡萄，送到客人面前。竺可桢看着这珍珠般的葡萄，摘一粒放到嘴里，感到皮薄汁多，称赞葡萄香甜可口。

他们一行还考察了这里的葡萄种植情况。竺可桢看到浇水都用明渠，认为这里蒸发量大，水资源缺乏，应考虑改用地下管道，以节约用水。他还注意到这里用做晾干葡萄的小楼挺别致。这种小楼，底层开门，上层四壁布满通风孔，便于空气流通。分多层架晾葡萄，既架得多，又是阴干，不着阳光照射，能保持葡萄（干）翠绿色泽。这种方法，值得推广。在向老乡告别时，他还亲切地说：

“以后，在栽培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问题，请给中科院竺可桢写信，我一定帮忙，设法解决。”

在返回县招待所的路上，地方同志说：

“吐鲁番5月开始瓜果飘香。最早是桑葚下来。这里的桑葚是白色的。个头大，糖分多，比北京的甜多了。五六月份，杏子、沙果接连下来，这里的杏，个儿大，核扁肉厚，而且甜。以后，甜瓜、西瓜下来。八九月份，是瓜和葡萄成熟的旺季，甜瓜还分为夏瓜和冬瓜两种，夏瓜只需80天就成熟了；冬瓜则要长120天，下来得晚。但在阴凉处，可存放到第二年瓜果下来，吃起来味道不变。瓜和葡萄不仅供应国内各地，还出口到外国。另外，吐鲁番的蔬菜，产得也较多，还供应乌鲁木齐市呢！”

听了这些话，竺可桢又风趣地说：

“看来，我们谢绝自治区政府的挽留，决定住吐鲁番县招待所是对了。不仅省去往返旅途之劳，而且还可以减少乌鲁木齐市蔬菜供应。”

这几句话，又把大家逗乐了，解除了疲劳，又感到跟着竺可桢这样的专家领导，出野外考察，不仅增长见识，生活得也很愉快。

第二天，竺可桢一行驱车向东南行五十多千米，来到艾丁湖畔。眼前呈现白茫茫一片，湖水干枯，水面缩小，在远处闪着微光。车停在岸边，距水面有几千米远，地面平坦，为渍地，表面具干枯的极结硬壳。在太阳照耀下，还有白色结晶盐粒闪光。吉普车又向前行进，前车的轮胎即压破硬壳，开始打滑，只转不走。人们下车，用后车把它拖回来。竺可桢继续向前步行一段，距水面尚有一段距离，脚下开始滑起来，实在向前走不得了。有个年轻人，嘴里喊着，我就不信走不到水边，走了几步，脚就陷进泥里去了。人们赶忙把他拉回来。竺可桢说：

“看来，我们只尝到湖泥的苦头，是不能品尝湖水的滋味了。”

汽车回头上路，继续东行二百多千米。到了十三间房。据说，以前国民党军队在这里设一个兵站，建有13间房，因此得名。现在已建起几百间房屋。竺可桢举目回望，但见这里仍是遍地戈壁，卵石直径都在二三厘米以上。很少植被，仅有的几棵红柳，在风中摇曳，显得孤独可怜。他神情严肃，脸上浮现愁容。

据说，这里是吐鲁番盆地东部的一个风口区，由于盆地里气温高，形成低压，致使大量冷空气，从情格多与巴里坤之间的谷地，涌入盆地。形成强烈风暴。以春夏之交最多。这一带，全年240天刮七级以上的大风。但在这里刮七八级风时，只感觉到大风呼啸，擦身而过，都依然是蓝天白云，不见黄沙漫卷。因为戈壁滩上的沙土，早被大风刮走了。至于压在卵石底下的沙土，只有在刮九级以上大风时，才和鸡蛋大的石子同被刮起来，刮得沙石漫天，狂飞乱舞，对面看不见人。这时如不躲避起来，就会被刮起的石子打得鼻青脸肿，打破衣服，乃至皮肉。在这风口处，植树很难成活。

竺可桢听到这些话语，面对戈壁滩的荒凉景象，感到需要从较大区域上着手进行综合调查，经过几代人长年全面改造，才会逐步奏效的。当前紧要的是，怎样防止风沙侵袭，保障兰新铁路的安全修建，以至修好后确保畅通无阻。

在返程的路上，竺可桢看到装满红柳的汽车、毛驴车，擦车而过时，不禁想到，红柳是这里最能抗风耐旱的植物，具有防风固沙的作用，这样砍伐，岂不是助风沙为害吗？但又设身处地，进一步想，不砍它，人们又烧什么呢？所以须得政府想方设法，动员全社会，综合解决这类牵扯面广的问题。

在吐鲁番的几天考察，竺可桢还专门听取了县气象站的汇报。勉励他们进一步搞好观测站的建设。提出在东西部风口区，设观测站的建议，这不仅为天气预报服务，而且为风能利用积累数据。

在返回乌鲁木齐的路上，竺可桢还考察了达坂城风口区。那天天气晴朗，微风拂面。竺可桢一行清早起程，八点半即赶到三个泉附近，开始考察。同行的地方同志说：这三个泉高程是900米，向西北上行到达坂城路程是1100米，相差200米，春末夏初时节，西北上的冷空气。自达坂城至三个泉的这条沟谷倾泻而下，形成西北向风暴，卷起二三厘米大的卵石，将向西开的汽车玻璃，全部打碎。油漆被打光，车上的苫蓬被打破、撕扯稀烂。使司机过这一带时，无不“谈风色变”的。

竺可桢下车，拍拍司机的肩膀说：

“小伙子，不用怕，我了解过了，这里的风暴，大都是午后开始刮起来的，到那时，我们已到乌市招待所养神了。”

说完，走到路旁戈壁滩上查看。沙石果然大都在3厘米以上。有些小的，大都压在大的下面。回头再看沙石路面，比水冲洗的还干净，这都是强劲气流冲刷之功。他又四处张望，看到沟口一侧背风的坡脚下，长着几束小草，估计附近有地下水渗出，也就是泉水了。

汽车沿沟谷继续向达坂城行进。沿途竺可桢不时要司机停车，下来走近路旁岩壁，查看被飞沙走石侵蚀的沟槽。在突出的岩壁转角处，沟槽深达十几厘米。

车到达坂城，又停下来，竺可桢又仔细查看戈壁卵石的大小，发现这里二三厘米的卵石比三个泉那一带多多了。说明这里的风比那里的风要小，否则，早就被大风刮跑了。他高兴地说：

“咱们闯过风口了！”

他还想到，在这西部风口，要想测得风暴强度，以在三个泉附近设站为好。

在此以后，兰新铁路通过这里。铁路和气象部门，联合在三个泉设立气象观测站，据其观测记录：每年这里8级以上大风100天以上，其中有12级大风（32.6米／秒）和风速每秒60米的风暴。据测试，风速每秒38.5米的风，即可以刮翻火车的空车厢。事实上，1971年元月9日，三个泉火车站，曾被大风刮翻9节空车皮。此风口区，火车曾因西北风暴阻力太大，而退回三个泉车站。车站的砖墙，迎风面，3年被风沙打磨掉两厘米。车站上的水泥电线杆，被飞沙走石敲击破损，最后被刮断。这些都是风暴为害的记录。

强大的风力，也可用做发电。20世纪70年代末，已在吐鲁番东部风区，小草湖车站建起风力发电站，三级以上的风，只要持续刮两天，发出的电能储入蓄电池，即可供20多人半月照明用电。除害兴利，变害为利，竺可桢的理想不断变为现实。

竺可桢倡导的进行国家自然资源的综合考察，所取得的成果，不断被经济建设所利用。为铭记和发扬他刻苦调查的精神，国家设立“竺可桢野外工作奖”，以鼓励后人，为野外调查事业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