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考察文献

三、宏观考察文献

从国家层次或一般性地加以分析的文献很多，比如Chandana chakraborty和Parantap basu（2002）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对印度经济增长的作用。Coe和Helpman（1995）建立了一个模型分析贸易导向的溢出，同样的方法被用于分析投资导向的溢出，Pottelsberghe和Lichtenberg（2001）在修改模型后，分析了贸易、对内的国际直接投资和对外的国际直接投资如何作用于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内向和外向国际直接投资都是技术溢出的渠道。根据文献分析的内容侧重点不同，下面介绍几个典型的分析框架：

1．国际生产折中论

约翰·邓宁（J．H．Dunning）（1977）提出了国际生产折中论。该理论的核心是：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必须拥有三种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邓宁将所有权优势定义为一国企业拥有或能够获得而国外企业没有或无法获得的资产及其所有权。所有权优势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贸易、技术转让和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都可利用的优势；另一类是只有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使用才能实现的所有权优势。具体说，所有权优势主要包括技术优势、企业规模优势、组织管理优势和金融优势等。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对其所拥有的资产加以内部使用而带来的优势。跨国公司的内部化优势就是指跨国公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运用内部交换机制替代外部市场交易，以克服市场失效的能力。区位优势的大小不仅决定着一国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和投资地区的选择，还决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和部门结构。邓宁认为，如果企业仅拥有一定的所有权优势，则只能进行对外技术转让；如果企业拥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则选择出口贸易是较好的方式；如果企业同时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则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参与国际经济的最好形式。该理论综合了多种原理，从技术溢出角度看，它注重直接投资技术能力的适应性和东道国的吸收能力。

2．技术存量模型

Kwang和Watanabe（2002）用数学模型分析并证明了技术存量与溢出之间的联系。通过使用一个转移函数集中分析了动态联系——技术存量如何与投入变量，比如研发努力、从其他产业的溢出及这些过程的特征等因素相联系。他们认为技术存量的积累有很多特征，技术可能以多种形式存在并依赖不同的环境。论文使用了一个流程图表示技术流动过程中涉及的一些主要因素。

文中区分了两种溢出和两种能力，即投入溢出和产出溢出，特殊能力和运用能力。作者说明了技术来源不同，技术流动过程和性质等都有差异。投入阶段自身的投入加上投入溢出构成企业特殊能力，这一过程引致技术存量增长，增长并非单向的，也包括一个技术淘汰过程。而企业的技术运用能力直接关系到产出效果，也是技术能力最重要的体现。论文分析技术流动及参数间动态联系，关键之处在于特殊能力和运用能力的估计或衡量。作者使用日本制造业数据做了估计，考察结果表明企业自身能力及运用能力对溢出效果的作用很明显，而自身能力和运用能力显然与技术存量密切相关。存量积累是渐进的，因此，积累模型意味着技术溢出及技术进步也是渐进的。

图1－1　技术流动过程

3．技术超越模型

与渐进的技术存量积累模型不同，一些研究者注意到在历史发展中，存在这样的现象：经济领导地位从一个城市转移到另一个城市，或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领导者会保持一个相当长的领先地位，并且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国际地位。

Klundert和Smulders（2001）认为领导地位的丧失与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密不可分。他们认为增长模型有助于理解为什么领导地位丧失和资本外流同时发生。落后国通过技术引进和吸收技术溢出追赶，但追赶过程会在生产力水平接近时停止，要解释超越现象，最初的落后国必须具有某些比领先国更强的优势。大的落后国赶超小的领先国可以用规模经济来解释。但从计量上看，规模效应的结论是不确定的。另一个解释是领先者由于路径依赖而坚持原有技术时，落后国有更大的潜能采用新技术。Klundert和Smulders用资本流动、不完全的国际溢出及非贸易部门的消费之间的互动作用解释了超越过程。他们构建了一个完美资本流动条件下的两国内生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落后国拥有较少的初始知识存量，但从国外技术溢出中获益更大，并且有更高的创新回报率。国外投资的收益使领先国贸易与非贸易部门的消费都增长，但贸易品可以进口，非贸易品的消费增长导致资源再配置有利于非贸易产业，这意味着偏离更开放的产业发展，因此对增长不利。在构建模型之前，他们粗略分析了一些相关的问题，他们认为技术是当地公共品或国际公共品，技术在国际上的溢出是不完全的，技术的当地化是很关键的要素，“干中学”、模仿都具有当地化特征，企业特有知识对技术运用十分重要，由于企业特有知识的独特性与累积性，导致技术改进的内生性。研发活动对技术进步很重要，而研发生产率依赖于国内外的知识存量。国际间的劳动力几乎可以看做是不流动的，工资差异是显著的，低工资更有利于新技术的推广、试验。

在两国内生增长模型框架中，他们给定了初始要素供给条件，产业分为两种——贸易和非贸易部门，非贸易部门是完全竞争的，贸易品是差异化的，并且每种贸易产品都由一个垄断企业生产，所以国际贸易市场是垄断竞争市场。另外，企业拥有并积累企业特有的知识，没有转移成本，金融资产在国际上自由流动，所以利率因素是不考虑的。模型中贸易部门的相对生产率水平与相对就业决定了贸易情况。模型还揭示了两个重要结论：一是生产率与国外净资产成反向关系；^[10]二是长期生产率差异的两个原因——落后国得到更多技术溢出，消费在非贸易品上吸引了研究资源而损害贸易品生产。超越过程的分析表明，全球长期增长与国家生产率一样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并依赖于金融资产在全球的配置，开放程度（用贸易部门的相对规模衡量）在赶超过程中是关键要素。技术国际溢出和企业特有知识的积累也是不可或缺的要件，决定了赶超的速度和赶超是否会发生。

4．增长核算模型

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溢出的作用时，最常用的方法是增长模型，从模型运用的内容看，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在性质上的差异，从而间接性地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溢出的作用。主要方法是构造生产函数检验外国资本与国内资本对生产率的相对贡献。代表性的研究有Green和Levine（1976），Weitzman（1979），Toda（1979），Brada和Hoffman（1985），Terrell（1992），以及Rubiana、Sunder和Phanindra（2002）。不同的研究构造了不同的生产函数，如Brada和Hoffman，还有Terrell使用了转型对数生产函数，Green和Levine，Weitzman，Rubiana、Sunder和Phanindra使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Toda使用的是柯布—道格拉斯与固定替代弹性联合生产函数等。检验的对象也有所差异，有国家层面的，如Rubiana、Sunder和Phanindra检验了跨度16年的7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有产业层面的，如Terrell估计了波兰8个产业跨度23年的外国资本与国内资本的生产率。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国资本对生产率的贡献不一定比国内资本的贡献大，最终结果与特定国家或产业的特征紧密相关。第二类是直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溢出的作用，函数的设定与第一类一样，一般用生产率代表技术水平，这里不再详述。

最具代表性的是C－D生产函数，由此产生的变种很多，这里以此为例简单加以介绍。C－D生产函数的基本形式是：

其中，Y是产量，L是劳动力，K是资本，A、α和β是常数。

第一类分析假设国际直接投资是与国内投资性质不同的资本，包含着不同的技术，所以，（1．2）式变为：

其中，K_D表示国内投资，K_F表示外商投资，计量检验的目的在于验证国内投资与外商投资对生产的贡献是否有显著差异。

更多见的情况是第二类，把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直接在生产函数中体现出来。以Sadik和Bolbol（2001）的研究为例，他们研究国际直接投资对阿拉伯国家技术溢出的作用，使用的就是增长核算框架。从式（1．2）可以得到资本边际生产率βAL^αK^β－1，资本劳动比k＝K/L，技术给定时，k＝K/L越小，资本边际生产率越大，该区域吸引资本的能力越强。给定k＝K/L，β高（由于采用资本密集技术）和（或）A高，则βAK^β－1高，其中A高的原因很多，比如大量的人力或物质资本、研发支出、充分的结构调整、政策良好、政府可信，等等，这些可以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k高仍然可以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考虑到A与外商直接投资是正向关系，（1．2）式可以改写为：

其中，F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所以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存量的资本边际生产率为：

其中，A_F就是外资技术溢出的生产率弹性，如果A_F＞0，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有正溢出，则对产出的边际贡献大于私人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如果A_F＜0，意味着溢出为负，则对产出的边际贡献小于私人的资本边际生产率。在有正溢出的情况下，意味着政府给予外商直接投资优惠待遇是可取的。Sadik和Bolbol的实证研究结论是：在国家层次上的外商直接投资溢出不明显，技术溢出在两种条件下会受到激励，一是出口导向的外商直接投资由于面对较激烈的国际竞争，溢出会大一些；二是外商直接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技术差距大、当地企业规模较大的情况时，溢出也会强些。

5．技术渗透与转移模型

Ronald Findlay（1978）采用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分析了直接投资在落后国家通过各种联系产生技术溢出和技术扩散的过程。论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假说，相对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率是两个因素的增函数：一是自身技术水平与发达地区技术水平的差距，后者的技术进步率是固定的；二是对直接投资的开放程度，以外资占国内资本的比例衡量。第二部分考虑外国与本国资本的相对增长率的决定因素。最后将这两部分组合起来形成一个简单的动态模型，它决定外国和本国资本长期技术效率的固定比率，以及他们采用的路径的稳定性。诸如外资利润的税率等参数变化的影响也都考虑进来了。

这一模型的基本问题是，条件限制很严格。从历史上看，技术输入地区往往最后处于领先，最开始的领导者却衰落了。这种不连续或赶超现象不能以这个模型加以解释。^[11]

6．补充说明

关于国际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的宏观层次或一般性的分析，事实上涉及很多方面，在单个文献中往往只侧重其中某一个方面，本文的介绍已经包括了主要的问题，比如外商直接投资与当地企业或投资的技术差距、当地的吸收能力和运用能力、技术追赶与超越问题、技术能力和知识的累积、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在经济增长框架中的体现，等等。这些理论模型和分析的多样化说明了技术溢出这个主题所涉及领域的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