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主体与客体

为了对企业管理学本身有更深入、更清晰的认识与研究，我们必须运用哲学方法去思考企业管理活动，研究企业管理要素的本质以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就形成了企业管理哲学思想，而对企业管理哲学的深入研究将直接影响到企业管理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将弥补某些研究领域的空白。可见，运用哲学的方法研究企业管理学，或者说研究企业管理哲学对于企业管理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1．对哲学的基本认识

哲学是探讨宇宙万物的本质与其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有时又被人们称为科学的哲学。哲学是古今中外所有人类知识与智慧的升华与提炼，是思维着的人类精神的绚丽花朵，是人类思维的核心精髓所在。哲学是人类理想的家园，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工具。

西方哲学发源于古代希腊。哲学一词的外文拼写为“Philosophy”，是从“Philos”和“Sopia”这两个古希腊文单词衍化而来的，而这两个词的含义分别是“爱”和“智慧”，所以哲学在西方被理解为爱好智慧，或者“爱好智慧的人”，或者“智者”，像苏格拉底就是典型的西方哲学家，又被称为智者。

哲学这一名词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哲”就是“智”的含义，“哲人”就是“智慧”之人，哲学就是关于智慧的学问，哲学也就是智慧的别称。像两千多年前的老子就是典型的中国哲学家，五千言的经典巨著《道德经》仅注解本已经不下于5000种了，但是还未能穷尽其智慧。东方的智慧的特点是博大的、神秘的、缥缈的、柔性的。

从“哲学”这个词汇的演化历程来看，哲学普遍被古代东西方人视为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是对世界的本原、人类本性的思索与概括。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受哲学家规范的人永远富足。”可见，亚里士多德很早就知道了人们要富足必须受哲学家规范，这就揭示了哲学与经济的关系。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提出的“哲学王”的主张更是揭示了哲学与管理的关系。中国古代哲学家很早就提出了“内圣外王”的概念，就是从内部修炼达到圣人的境界，向外部发展成就事业要像帝王一样。柏拉图“哲学王”的概念以及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内圣外王”之道，不谋而合、异曲同工，不仅标志着哲学在人类生活领域内至高无上的崇高地位，而且还标志着东西方哲学家在历史远点上的第一次回归，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只有哲学家才能成为帝王——换言之，用今天的语言讲就是，只有哲学家才能成为国家管理专家。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哲学与管理学之关系的最早界定。其含义很明显是，只有成为哲学家才能成为真正的管理专家。故管理学家的首要前提是必须学习哲学，或者，我们也可以说，研究管理哲学体现了古代哲学家思考问题的历史轨迹。

古希腊哲学诞生在爱琴海边，哲学家在海边观察宇宙，苦思冥想地寻找宇宙的本原，通过海边的沙子，体悟到了宇宙的本原是“粒子”所组成的，因此，“原子论”便在古希腊形成了。循着原子论的轨迹，世界是可以被解析的。原子之间互不依靠，人与人之间如原子般自由、独立，人与自然也是互不依赖的。西方哲学家对世界的观察是建立在人与自然相对立的基础上，其精神实质是主张物我二分，特点是分析思维（即形而上学），就是解析式的研究方法。西方的化学、解剖学等学科的发展就是西方哲学这一哲学思维方式发展的必然逻辑结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已不断证实了原子论的合理性。比如：分子、原子、质子、中子、介子、中微子等微粒的发现，证实了西方哲学存在的某些合理性。牛顿、爱因斯坦之所以成为科学巨匠，就是因为他们不仅是科学家，而且更主要的是哲学家的缘故。

中国文化诞生于我国的中原地区。中国就是指中央之国，夏商时代的文化与文明主要是以洛阳、郑州一带为中心。中国哲学的几个核心概念如“阴阳”、“五行”等，是中国哲学家对宇宙观察之后抽象出的世界之本原。“阴阳”的辩证变化及“五行”的相生相克是解释宇宙规律的一把金钥匙。中国哲学家对世界的体察建立在“天人合一”论的基础上，也就是人与自然相融合的基础上，进而将人与宇宙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认识。“天人合一”论的提出，是中国古代哲学家所提出的宇宙系统论思想，该思想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分析，还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身与心的和谐等，人是天人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其整体思维方式类似于现代的系统论思想，注重统一、强调和谐，重视互补，认为二者间的融合以及整体的和谐至为重要。像阴阳五行理论、古代风水理论就是“天人合一”演绎发展的最好证明。中医理论就是运用“天人合一”这一系统论思想的典范。

成思危先生将中国古代社会国家与社会管理的精髓思想归结为“重在治国、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知人善用”，将古代管理战略战术精髓归结为“深谋远虑、雄才大略、随机应变、速战速决”[1]。这可以说是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一种高度概括与现代解读。中国哲学的核心思想是系统论思想最早诞生的雏形。顺着东方哲学的发展轨迹，像中医学的传统理论、阳宅阴宅风水理论等，都是中国哲学核心思想的必然结论。仅从中医学上的经络理论来看，人体的经络、穴位在解剖学上是看不到的，但是扎针就能使病人痊愈，实在令人费解。中国哲学又是一种生命哲学，而生命是完整的，难以分割的。中国哲学是采取整体包容的视角，将宇宙本体、人的生命进行完整、系统的研究，而不是单独抽取其中一部分，进行肢解性地观察与思考，这种思维方式更贴近宇宙本体。

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正因为思维方式的截然不同，因此，两者对于管理的理解与发展演绎路线也就迥然不同。但是，西方哲学发展到了后现代主义流派之际，就已经在向中国哲学回归了，特别是老庄哲学受到了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的大力推崇。这一结论与西方管理学自梅奥、霍桑实验之后向人本主义回归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而且两者的逻辑结论也是完全趋同的，更何况两者的提出在时间上也非常贴近，实在令人惊叹！

2．对管理哲学的基本理解

管理哲学是一个比较新出现的概念，相对于哲学这一概念出现后的悠久历史而言，管理哲学概念的出现仅几十年的时间，国内学者的研究时间仅约20年左右，所以，目前国内外对管理哲学的研究还很不成熟。理由很简单，哲学家还很少渗透到这个中观层面的问题，同时，管理学家热衷于哲学研究的也不多见。我们先回顾一下国内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进展。

管理哲学概念的出现。20世纪2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将管理哲学视同于一般的管理学原理，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如F.泰勒、O.谢尔登等。他们认为，管理哲学就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学中的一般性普遍原则。科学管理之父泰罗明确地说：“科学管理的理论或者说科学管理哲学，虽则刚刚为人们所理解，而管理实践本身却已逐步推进。”[2]泰罗的这一看法显然混淆了管理哲学与一般管理学理论的内涵与范畴。

20世纪70年代，C.小乔治将连同形成管理理论的思想基础也归入管理哲学，其观点虽然指出了管理哲学的思想来源，但是没有上升到管理哲学的高度。而C.霍金森则将管理哲学看做是指导管理行为、指导高层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哲学，即企业最高主管为人处世的基本信念、观念及价值偏好。这种观点说的不是很精确，较泛泛，而且也比较模糊。

美国哈佛管理丛书《企业管理百科全书》认为：所谓“管理哲学”是指企业最高主管为人处事的基本信仰、观念及价值偏好等。该定义的局限性在于管理哲学仅研究最高主管的价值观，而且偏向于文化价值观，对于管理客体的情况则没有涉及。

总之，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没有上升到管理哲学应该具有的学术高度，更没有将管理哲学的研究范畴界定清楚，只是注意到管理哲学实践层面的意义，具有明显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斯·杜威的思想色彩。

国内大多数学者都把管理哲学看做是一种“应用哲学”或“实践哲学”，认为其任务在于探讨管理中的哲学问题，揭示管理的本质。这些观点认为，管理哲学是与科学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教育哲学、历史哲学等学科并列，介于哲学与管理学之间，关于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管理主客体矛盾运动规律的“学科”、“理论”或“科学”[3]。上述定义虽然指出了管理哲学是研究管理的世界和方法论，指出了管理哲学概念的部分内涵即主客体矛盾运动规律，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是其缺点在于仍然没有将管理哲学的概念内涵界定清楚。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管理哲学是关于管理观的理论，这种管理观已不是各种具体的管理理论的原则或原理，而是对之进行哲学的概括和提升所形成的关于管理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观点。管理哲学研究的是，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矛盾，以及组织与个人和组织与环境之间的问题[4]。这一观点比上述定义推进一步，但是研究对象一会儿是管理，一会儿是组织，显然有些离题了。管理显然是一种活动，而组织则是管理活动的一种存在形态而已。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可以把管理哲学看作是处于一定管理关系中的管理实践者和研究者用以指导其管理思维的世界观（包括对人、组织、管理等基本范畴及其由此派生出的基本关系——人与人、个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组织与环境等——的理解）和方法论[5]。该定义并没有指明管理实践者是谁。我们认为，所谓管理哲学，是用哲学方法对管理活动所进行的深刻思考，其研究管理的本质及管理的核心内涵：如管理主体、管理客体及其之间的关系、管理目标、管理手段、管理方法、管理动因、管理资源以及管理存在的形式——组织，等等问题，以便指导人们的管理实践活动。

哲学方法的特点是高度概括性、高度抽象性，因此，管理哲学就是要用哲学的方法研究管理，比如：管理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管理活动？管理的方法与手段有哪些？管理的前提条件有哪些？管理是有效的吗？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管理哲学的丰富内涵。

所谓管理本体论就是用哲学方法对管理本质的深刻探讨。管理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1.中国古代学者对管理的认识

从中国哲学的观点看，我国古代哲学家与统治者最早使用的管理学词汇是“治”，而所谓“天下大治”就是国家大治，对国家的治理就是对于国家的管理。所以，“治理”就是“管理”，两者的本质和基本行为是大体一致的。

中国的历代帝王统治着辽阔的疆域，没有非凡的管理理论水平与管理实践才能是不行的。史学名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说，先秦六家（阴阳、儒、墨、道、名、法）有一个共同点，即“此务为治者”，而“治”即“治理”。意思是说，六家所谈论的很多事务的本质就是治理问题，换言之，就是管理问题。可见中国哲学家在先秦时期已经把治理国家、治理社会作为自己的哲学内涵之一。这个“治”在先秦主要是针对政府组织而言的，其实对于企业组织性质也完全相同；而现在所讲的公司治理、法人治理就是这个“治”的意思。

古典名著《大学》道出了精辟的管理学原理：“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因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一种将一个人由内而外的“一贯的道理”，以精微的逻辑推理方式展开，包容了极其丰富的管理思想，又是十分深奥的管理哲学命题。这是一个著名的中国哲学命题，这一命题其实也是关于管理学的定义或者是一条管理学命题。管理是从“修身”开始的，就是“先管好自己”，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管理所要逐步达到的目标，是三个阶段的管理目标，类似于短期至长期战略目标，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内圣外王”之道。“修身”是“内圣外王”之道的出发点与起点。没有“内圣”的修炼功夫就不可能有“外王”的境界与成就。“外王”的目的在于运用组织（国家）资源——比如权力、金钱等——驱使他人干事（或工作）以达到组织（国家）的目标。

“管自己”是中国管理学的出发点，“管自己”就是管“我”这个思维着的主体。如何管呢？中国注重“内省”功夫，强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人必先正己”，等等，因此，中国的管理本体在于首先要有自我反省的功夫。这一命题的逻辑结论是，能够管好别人的必要条件是，必须先要管理好自己。这就是“修身为本”，这是中国古代管理学的逻辑起点。西方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提出了第五项修炼，在《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一书中，他对学习型组织作了通俗的解释，把学习型组织解释为这样一种组织：“在这里，人们不断地扩张自己的能力，去创造他们所真正期望的结果；在这里，人们可以释放出他们郁结已久的激情；在这里，人们可以不断学会如何在一起学习。”其实，他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将中国哲学家在两千多年前所说过的“修身为本”的道理重新说了一遍，现在很多人都在学习、研究第五项修炼，殊不知，中国古代哲学家比彼得·圣吉在修炼问题上说得还要透彻。比如，墨子说，大凡做事都要有其根本。对于土人来说，品行是其根本。君子明察左右人的善行以借鉴，看见品行较差的人即反省自己，因此自己的品行就可以修正。《修身》篇还说：“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故其文意为，“源头混浊，水流不能清澈；行为无信，名声必然败坏。”墨子在此着力强调君子修身的重要性。人在社会上要想成就一番事业，要能够治国、平天下，必须要从修身做起，而修身的惟一做法就是“学而时习之”。这是管理学的真正起点。目前，不少企业家不惜重金上MBA与EMBA，就是为了学习，为了修身，为了更好地管理好企业。

“修身为本”是管理之“道”，其下才有“技、艺、术”一类的东西。“技、艺、术”是形而下的“器”。“治道”不仅是一种管理的方法，更是一种本体的方法。可见，“治道”是一种哲学思维的过程，通过一种普遍的管理规则寻找出管理之道。“治道”就是“管理之本体方法”，就是管理学的基本规律。“治道”不仅是一种管理规律，而且也是一种理念，即如何看人、如何看组织、如何看国家。至于老子道德经所言之“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就是宇宙的本体了。这个“道”比“治道”具有更高的概括性与抽象性。

中国古代哲学的另一个重要命题是“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之间、人的身与心之间的和谐。其管理学上的含义是，管理系统必须要处于最和谐的状态。管理者本身的使命是推动该系统，使之和谐运转，这其实是管理学的最高境界。

2.西方学者对管理的认识

管理的英文词汇是“manage”，原意是“训练与驾驭马匹”的意思。后来，这个概念就被广泛地运用于管理学中。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约公元前370年）就曾经从管理学的范畴精辟地分析了劳动分工论的优越性，他指出：一个人专心致志做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工作，那么，他肯定能把工作做得很好。

在西方，不同的管理学派对管理的认识和描述不同。美国科学管理之父泰勒认为，“最好的管理是一门以明确规定的法则、规章制度和原则为基础的真正科学——适用于各种人类活动——从最简单的个人行为到需要进行充分的精心协作的大公司的活动。”他又说，“管理的主要目的应是在确保每一个雇主获得最大限度的财富的同时也确保每一个雇员获得最大限度的利益”[6]；美国管理学家玛丽·福莱特认为，管理就是借助他人之力而实现目标。可见，管理必须要具有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对象），因此，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必然形成相互关系；采用管理手段是让别人更有效率地去做事，在这一过程中，管理主体自己也在做事，在运筹、规划、决策、判断、控制、激励等；管理活动必须要具有明确的目的性；行为科学学派认为，管理是一种人际关系之间的协调，通过激发人的积极性，达到共同的组织目标的一种活动。决策学派的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管理是一个动态过程，处于不断决策之中。管理者必须根据环境条件等的不同不断地进行判断与决策，使得管理处于一个动态的决策过程之中。经验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彼得·德鲁克认为，管理是一种工作、一种实务、一种学术、一种文化。这充分说明，管理是人类的一项基本实践活动，是一种系统化的学术积累过程。管理有其客观规律，管理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渗透着人们的价值观、信仰、风俗等文化传统。

在各个流行的管理学教科书中，对管理的界定也有所不同。托马斯·贝特曼和斯考特·斯奈尔指出：“管理就是通过对人和资源的配置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优秀的管理者做事时既有效果又有效率。有效果就是实现组织的目标，有效率就是通过最小的资源投入实现目标，也就是最优化利用金钱、时间、材料和人……最好的管理者是保持对效率和效果的关注……管理过程涉及一系列不同的活动，包括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7]加雷思·琼斯、珍妮弗·乔治和查尔斯·希尔等则认为：“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一组关键概念，组织是指在一起工作、通过协调其各自行动来达到特定目标的人们；目标是一个组织力图达到的一个未来的结果；管理是对资源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以快速有效地达到组织目标的过程，资源是诸如人、机器、原材料、信息、技术、资本等资产；管理者是负责掌管组织资源的使用以达到组织目标的人。”[8]

如果我们综合中外关于对管理的认识，就可以从哲学的角度对管理下这样的定义：所谓管理，是管理主体（管理者）主宰并对管理客体施加影响的一种活动，这一活动的动因（或目的）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经济效益，管理的必要条件是管理主体拥有资源（金钱、信息、人才、时间等），管理主体必须采取一定的管理方法或手段（如计划、组织、领导、控制、激励等）以实现管理目的，管理的理想状态是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处于和谐与双赢的状态。管理的最小边界条件是管理主体管理自身的活动，管理的最大边界条件是管理主体对全社会施加影响的管理活动。

可见，“管理”就是人类为了一定的目的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实践活动。“管理”的关键问题是处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矛盾或者管理组织与组织环境之间的矛盾。管理活动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管理主体，管理主体相对于管理客体而言处于主宰地位，因为管理主体相对于管理客体拥有更多的资源，因此，管理客体通常成为该组织中的弱势群体。

1.企业管理主体

在中国古代，管理主体通常是君主。墨子曾说：“君，臣萌通约也。”这里的“萌”通“民”，就是说君主是由臣民约定而选举产生的意思。既然君主产生了，就必须对民众发号施令，从而治理好国家。这里还说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企业管理主体如果想要发挥企业管理作用必须与企业管理客体有预先的约定，而这一约定就形成企业组织。比如，在一家公司里，大家必须预先约定一位董事长，明确一个最高管理权威，董事长可以委托总经理行使部分权力。否则，如果谁都说了不算，企业也就无法运转了。

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他还设立了统治者（管理者）的道德标准。孔子曰：“仁者，人也。”“仁者，爱人。”就是说，管理者必须关心爱护他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义的君主自己想要成就事业，也要同样给予他人成就事业的机会。对于总经理而言，到了自己的使命完成之际，就应该将位置主动让给贤能之人。

孟子强调管理系统内的和谐，他说：“民为贵。”意思是，必须尊重、爱惜管理对象。他的至理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至今广为传诵。他充分强调管理主体所管理的系统必须具有高度的和谐性，不要发生毫无意义的内耗。《淮南子》强调管理者的绝对权威，该书认为一国不能“隆二主”，否则国家就要衰亡了。就整个国家而言，只能有一个君主；就整个企业而言，只能有一个总裁。这是说，部下只能执行一人的意志。这就是管理学上的“统一指挥”的原则。比如，一些企业领导人之间搞窝里斗，谁都想要争取权威，结果是企业绩效越来越差。《孙子》强调，管理的执行力十分重要。他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这就是说，让下级的思想、行动完全与上级一致，在这一组织内部，执行理事很强大。这从侧面证明了，管理主体处于绝对的主宰地位。

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企业管理主体是企业管理者，这种企业管理主体是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拥有相应的权威和责任，从事企业管理活动的人[9]。美国管理学家彼得·圣吉则认为，作为企业管理主体的领导者具有三种角色，即设计师、仆人和教师。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建立一种组织，能够让其他人不断增进了解复杂性、厘清愿景和改善心智模式的能力，也就是领导者要对组织负责”[10]。通俗地说，领导者首先应该是设计师，是对于企业战略、组织结构、政策制度、应变策略、用人方略等基本理念的设计，以及对企业组织发展与进步的整合；领导者是仆人，表现为其对实现管理目标的服务意识与强烈的使命感。领导者是教师，就是要求领导者需要不断对部下进行教化，提高下属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从而通过每一个组织成员学习层次的提高，达到组织人力资本的不断升值的目的。因此，企业管理主体要具有全新的角色，即带领团队学习。彼得·圣吉将企业管理主体的内涵大大丰富了，并且界定了企业管理主体的角色。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企业管理主体给出如下定义：所谓管理主体，是企业管理系统（以组织形式存在）中的管理者或主宰者，为了实现其目标，企业管理主体需要运用自身资源对企业管理客体（管理对象）施加影响。企业管理主体离不开企业管理客体，两者均存在于共同约定的企业组织之中。可见，企业管理主体赖以存在的形态是企业组织，而企业组织则是组织成员之间通过预先约定而设立的。企业组织的设立是投资者一起商量设立企业组织，商定股权结构，形成契约，并进行管理职权与利益的界定与划分。企业组织又可以简称为企业。企业管理的形态就是企业组织。至于管理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企业是管理的外壳，管理是企业的内核；企业是管理的静态表现，管理是企业的动态内容。在现代公司中，管理主体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的主要子系统是董事会，这个系统的核心是董事长。对于管理主体的深入研究可以表现为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研究，公司控制权配置就是对管理主体问题从微观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中国哲学中所言的管理主体是君主，类似现在我们所说的企业领导人。在企业的最小边界条件下，有的企业甚至只有一个人，管理主体就成为“民”了，这就是处于管理系统中的起指挥作用的“人”。比如说，一个人开了个网站，他就可以利用网络资源进行盈利了。这时管理者最重要的是管理好自己，如果管不好自己，传播色情的东西进行盈利，法律就会追究其责任。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在企业的最小边界条件下，管理主体必须首先管理好自己，这就是中国传统管理哲学以“修身为本”之说的合理性证明。可见，管理有效性的逻辑基础就是管理主体的“德”。反之，管理主体无德而成功地管理企业的没有，像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企业没有一家不是走进死胡同的。中国哲学强调“管自己”，强调“修身”，这是优越于现代管理科学的地方。但是中国古代过分强调修身，过分强调“管自己”，因此“内圣”相当发达，“外王”则相对比较薄弱。自唐代韩愈批判荀子不是纯粹的儒家，继宋明理学之后中国人更加走向“内圣”，因而更加自我封闭，以至于“存天理、去人欲”，到清朝大兴文字狱，更使得文人胆小如鼠。因此，中国人的内生功夫实在不错，就是“外王”、“治国、平天下”之道不太成功，同时也说明，当时的社会生产与社会实践不是很成功。

2.企业管理客体

管理科学之父泰罗最早提出管理的三要素说，即管理的对象是人、财、物。后来，有的学者认为还必须加上时间与信息两种要素，成为五要素说。管理对象究其实质，就是相对于管理主体而存在的管理客体。我国学者把管理客体表述为进入管理主体活动领域，并能够接受管理主体协调组织作用的以人为中心的客观对象系统[11]。但是，这种表述没有具体指明管理客体究竟是什么。彼得·圣吉在管理客体问题的研究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认为，管理客体是进入管理活动中的人或物，是管理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他突破了传统管理理论将管理客体定位为人、财、物等范畴的局限性，而将知识也包含在其中。他所说的知识泛指一切学习的内容，包括存在于组织内外的各种技术、技巧、管理经验等。他认为“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是具备比你的竞争对手学习得更快”[12]。这些观点说明了他对知识作为管理资源的高度关注。彼得·圣吉认为，人、特别是那些掌握丰富知识的人已上升成为了组织的第一资源。彼得·圣吉提出了“学习型的人”之人性假设，认为学习是人的天性，每个人都是能进行不断系统思考、不断进行自我超越、不断改善心智模式并能积极参与组织学习以及在共同愿景下努力发展的，组织中的每一个人、每一群人对组织都有价值[13]。需要说明的是，组织中的每一个人、每一群人不仅对组织有价值，而是组织中的每一个人、每一群人都是组织中的重要资源。

我们可以这样对管理客体下定义，所谓管理客体是能够进入管理主体活动领域中的人、财、物等资源，知识、技术、经验、品牌等无形资产与时间资源也是管理客体的一部分，不过其载体仍然是人。我们可以将这一定义理解为管理学的广义定义。管理客体也形成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有人、财、物等，人是这个系统的主要子系统。管理客体的狭义定义可以表述为在组织中相对于管理主体而存在的人（或人群）。狭义的管理客体是指管理者的管理对象，对于国家而言是所有臣民，对于企业而言是企业的所有员工包括为企业服务的外聘兼职人员。其实，现代管理科学从20世纪的泰勒开始，基本上都将“管理”理解为“管别人”。区别管理客体的广义定义与狭义定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3.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关系问题

从泛泛角度说，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对立统一是管理的主要矛盾，这一矛盾是推动管理发展的内在动力。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对立统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构成了管理辩证运动的全过程[14]。彼得·圣吉的观点与传统管理强调自上而下的控制、强调对物的管理不同，在对人与对事管理的矛盾上，他更多地强调对“人”的管理，并特别提及对时间的管理问题。时间对于组织来说是一种战略性的资源，其表现是组织成员的自由时间与时间利用效率。彼得·圣吉认为，既然人是“学习型的人”，那么，组织中的人都是能够学习和授权的。基于此，现代的管理就应加快组织结构扁平化、组织交流信息化、组织系统开放化的进程，让员工参与到管理中来，使员工与领导者的关系尽快由以前的从属关系变为现在的伙伴关系，真正做到人人都是管理者，人人也都是被管理者，从而实现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最终统一。彼得·圣吉正确地处理了管理本体论中的这一主要矛盾[15]。换言之，彼得·圣吉试图使我们上文所定义的狭义管理客体上升为管理主体，从而实现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高度统一。

我们认为，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关系具有如下内涵：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组成矛盾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管理存在的形式——组织，在这对矛盾统一体中，管理主体处于支配与主宰的地位，管理客体处于从属与应对的地位。管理主体不断施加影响，影响管理客体，管理客体也反作用于管理主体。

管理主体拥有权威与处于主导地位的基础是，因为管理主体拥有相对于管理客体的绝对资源优势。可以说，管理活动的本质是管理主体对于组织内部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产生经济与社会效益，从而促进组织的成长与壮大。管理主体配置与管理资源的依据在于管理主体的判断与决策行为，判断、决策越是正确，企业内部的资源利用效率就越高，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也就越好。而判断与决策行为必须依赖于管理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与经验，管理主体所拥有的知识与经验越多，判断与决策就越科学。因此，管理主体必须不断地学习，并且还要带领整个团队学习。正因为管理主体是管理活动的主导因素，管理主体的学习与创新必然带动整个团队的学习与创新。管理主体的角色创新就极为重要了，这就是彼得·圣吉所极力倡导的学习型组织存在的合理性证明。

针对狭义的管理客体而言，我们进而又可以说，管理主体对于管理客体进行管理活动的核心内涵是管理主体对管理客体中的人的管理，但是这种作用又是相互的。如果将管理主体理解为企业中的股东大会以至董事会，那么，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的关系从经济上讲就可以理解为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关系。科斯尽力想解决的问题，不过是试图厘清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在此特指要素——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已。

管理的本质是管理主体对于组织内外部的资源配置与管理过程，这一本质的核心是管理主体（管理者）对于人的管理过程，通过这一管理活动使企业盈利。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本质，从企业层面来讲，是契约关系或者说是交易关系，这是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狭义地说是人）构成一个统一体的根本原因。

1.企业管理的目标与手段

管理目标是管理主体试图达到的目的与意图，这一目标必须要具有现实实现的可能性。目标就是组织在管理运动过程中努力争取达到的、其所希望的未来状况和预期结果，也是管理运动过程中各种矛盾的集中点和各种管理关系的综合表现。首先，从目标的根据来看，它是客观规律与主观需求的统一体，管理主体总是既按照自身需求（内在尺度）又按照客观规律（外在尺度）来确定自己的目标；其次，从目标的性质来看，它是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矛盾的集中点；再次，从目标的条件来看，它是组织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交错点。总之，管理目标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组织与环境、现实与未来等一系列矛盾相互作用的聚集点和综合表现[16]。目标本身是管理主体根据自身预期而设定的，目标必须基于现实的可能性，才能找到操作实施的路径。

通常，在企业内部，管理目标是由董事会或者由其委托代理人——总经理层制定的，目标的制定必须基于对现实性的外部环境条件以及内部环境条件的科学认识，目标制定后，必须要找到达到目标的操作实施路径。企业目标大而言之为战略目标，小而言之为计划任务。战略目标的设定、战略的部署等就是战略规划。所以，从宏观上讲，管理目标通常表现为战略规划；从微观上讲，管理目标通常表现为战略业务单位的计划或者任务。

管理手段相对于管理目标而言，是实现目标的方法与措施，或者说是战略目标的部署，实施战略目标的策略与战术等。像组织、领导、控制、激励等都是属于管理手段的范畴。故通常我们所看到的管理学教科书大多数内容阐述的是管理手段，而对于管理目标的阐述通常只用计划二字带过，篇幅未免太偏颇。其实，应该从战略目标的具体设定到具体的实施手段一一对应起来才更为合理。

管理目的和管理手段关系的平衡实质上是管理主体需要与管理客体属性、功能统一的过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管理的最终目的，任何政治、经济、法律制度都是实现此种目的的工具和手段[17]。人类自由的前提条件是拥有充分的财富，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使人类逐步获得极其丰富的财富，使人类思想真正从获取财富的繁重工作中解脱出来，从而使人类获得真正的心灵与思想的自由。

管理方法的选择和使用首先取决于价值取向。中国文化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较深，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往往决定了人们管理手段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观就是“中庸之道”。要想达到自然与社会、个人与组织、主体与客体、人道与天道、“人欲”（社会）与“天理”（道）的高度和谐统一，就要把握分寸，不能走极端。因此，管理行为要力求使管理对象不致处于过分偏激状态，不能偏离稳定状态。孔子说，“过犹不及”、“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这些都是管理过程的标准与规范，通常也是中国人管理行为的信条。

“中庸之道”要求，凡事要保持恰如其分，要适中、中和、适度、协调、平衡。在管理行为上，要表现为凡事既不过火，又不滞后。“中庸之道”包括以下原则：整体性原则、妥协性原则、平衡性原则、圆通性原则、实用性原则、柔性原则、整合原则、进化原则等。“中庸之道”形成了中国人力求稳定、平和，少走极端路线，强调群体主义，反对冒险的务实精神。

在管理手段或者说管理方法上，《管子》强调，管理者要法、术、势并用。《管子》非常重视法的作用，《管子·版法》中说，“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同样，其也重视术的运用，《管子·牧民》中说，“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顺民之经，在明鬼神”，以及上文提到的“治国三器”等都是术的体现。同时，统治者还要有德有威，这就是势，其实质是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和手段、管理执行力的运用。广而言之，这些都是管理手段或管理方法。

《管子》还初步揭示了这些管理方法与手段之间的相互关系：①法与术之间相辅相成，法是基础，这就是制度，术是实现法的手段，也就是策略；②法与势之间相互依赖，有法才有势，因为立法者地位很高，或者说有法可以获得势，反之，有势才能上台立法、要制造势、势可压人。《管子》的这些丰富的思想对于我们把握管理手段很有帮助。

2．企业管理的最高境界

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天下将自定。”意思是说，道总是顺其自然、无所作为的，但又没有一件事不是它所为的。帝王、诸侯如果能遵循它……天下也就会自然安定。这里，这是一条最高的原理，即顺乎其道。这里也阐述了一个及其重要的管理思想，即要遵循自然规律，做到不要过多地有所作为，而又能将所有的事情都做好，用这样的方法管理社会，社会也将自然很安定。这就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的基础是把握自然规律，对管理而言就是把握管理规律。一个企业如果遵循管理规律并以最佳秩序运作，那么企业管理主体就不必再施加任何过多的人为影响，就不必再发号施令，就不必再有多余的动作，而是听任企业顺应自然规律运作。如果企业组织内出了什么问题，那就“无不为”，就是没有什么事不能管理协调好，即事事都能管好，就能将组织内出现的问题调整好，让它再顺应自然规律。在这里，企业管理主体完成了一个辩证的螺旋式的上升，即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的过程。企业管理主体如果能够这样顺应“无为”的规律，那么，企业将会管理得很好。

“无为而治”是企业管理学的最高境界。一个企业或组织中的成员如果都能自发地按照合理的规范工作，发挥每一个成员的最大能量，维护组织的最大利益，保持组织运作的高度和谐，这就是企业管理学的最高境界。“无为而治”的意义在于它是对古典与现代管理科学所有规律的提升与概括，它能展示最大的灵活性与创造性，能最大限度地保持组织的有序与稳定，也能最大限度地让组织的成员发挥作用。

由此可见，管理的关键问题是处理人和社会的关系。管理客体（或管理对象）主要是指人。管理学有效性的逻辑基础是“德”，管理学的逻辑起点是管理主体的管理目标，管理学的目的是为股东、为员工、为社会创造价值，管理学的最高境界是“无为”，就是让管理系统处于最佳的和谐状态。

中国哲学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强调关心他人，爱护他人，帮助他人成就事业。这就要求管理者以他人为本，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以此为基点所建立的管理系统自然能处于很融洽、和谐的状态。用物理学的语言讲就是这一管理系统类似处于“稳定平衡状态”。

如何使企业管理系统处于稳定平衡状态呢？墨子认为，只有“兼爱交利”，社会上的一切祸患之源才得以消除；只有“兼爱交利”，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一个协调的群体组织。中国人注重维持和谐的局面，维护整体的利益，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墨子晚100年的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也是强调了民本与人和的重要性。

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之实质，“是一种柔性管理，它通过人们之间的互动的相爱来改善人际关系，消除破坏性冲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人们既能‘自爱’又能‘爱人’，从而每个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满足，这符合人的自然性的需要，又符合社会道德法律规范。”[18]威廉·大内在Z理论中所推崇的日本企业文化，正是墨子这一思想的再现与复活，这对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无疑具有较大的作用。所以，企业可以根据墨子思想塑造成功的企业文化。

在这样一个和谐的系统中，企业内部的股东利益、管理层利益、员工利益都处于双赢状态。这一和谐的体系也完全符合管理科学之父泰罗的理想。

[1]成思危：《探索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管理评论》，2004年第5期。

[2]泰罗：《科学管理原理》，第16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3]刘兆峰：《管理哲学：理论和实践的呼唤》，《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4]宫鸣：《管理哲学》，第2页，东方出版中心，1993。

[5]刘兆峰：《管理哲学：理论和实践的呼唤》，《山西财经大学报》，2005年第1期。

[6]转引自蔡建新：《西方管理思想发展史》，《化工企业管理》，1989年第10期。

[7]托马斯·贝特曼、斯考特·斯奈尔：《管理学——构建竞争优势》，第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加雷思·琼斯、珍妮弗·乔治、查尔斯·希尔：《当代管理学》，第5页，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9]宫鸣：《管理哲学》，第17页，东方出版中心，1993。

[10][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郭进隆译，第392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

[11]宫鸣：《管理哲学》，第17页，东方出版中心，1993。

[12][美]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郭进隆译，第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

[13]宁国良：《论彼得·圣吉的管理哲学》，《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4]宫鸣：《管理哲学》，第17页，东方出版中心，1993。

[15]宁国良：《论彼得·圣吉的管理哲学》，《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6]引自宫鸣：《管理哲学》，147～148页，东方出版中心，1993。

[17]宁国良：《论彼得·圣吉的管理哲学》，《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18]徐希燕：《墨子的管理思想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