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批评的主体与客体

第二节　翻译批评的主体与客体

1. 翻译批评的主体

主体，即行为的发出者。就翻译批评而言，对翻译进行评价的人则是翻译批评活动的主体。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E. H. Gombrich）曾经说过：“实际上并没有‘艺术’这种东西，有的只是艺术家而已。”（贡布里希，1999）翻译批评也是如此，实际上并没有“翻译批评”这种东西，有的只是“翻译批评者”而已。没有翻译批评者，翻译批评则无从谈起。因此，对翻译批评的主体的探讨和研究对于认识翻译批评的实质，提高翻译批评的水平，促进翻译批评理论和实践进步相当重要。

主体具有意识性、自觉性和社会历史性等基本特征。翻译批评如何开展，基本取决于主体的身份、视角与素质。法国批评家蒂博代把批评分为自发的批评（即读者的批评）、职业的批评（即教授或学者的批评）和大师的批评（即公认的翻译家的批评）三种类型，其区别在于批评主体的不同身份。杨晓荣在其著作《翻译批评导论》中给出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批评要素及其作用关系”图可以帮助理解翻译批评的主体情况：

上图显示了翻译、译作阅读、翻译批评这一系列活动所涉及的几个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图中，“批评者（c）旁边有一个问号，表示在翻译批评中，批评者的位置是游移的，他可以站在不同的位置上，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批评的对象：他可以站在D（读者）的位置上，也可以站在B（译者）的位置上，还可以置身局外或身兼D、B二职，即处于E的位置上；反过来，翻译产出和接受过程中的两个主要参与者，即译者（T）和读者（R），甚至隐身于原作（Or）后面的原作者，也都可以以批评者的身份出现进行批评，成为翻译批评的主体；”（杨晓荣，2005）由此产生了读者、译者及专家三种翻译批评的主体类型。

1.1　读者批评

读者批评普遍来讲是自由式的，边缘化的。读者不是专业的翻译批评者，他们不一定同时通晓源语（source language）和目的语（target language）两种语言，也不一定具有专业的批评理论知识，但他们通常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读者阅读译作，通过在阅读中的理解和感受对译作进行自发性的、主观性的评价，这种评价的形式多种多样，亦或是口头评议，亦或是以文章形式见诸于非专业的报章杂志上，亦或是散见在网络媒体上等等。由于读者阅读译作大多不是参照原文进行的，所以读者的对译作的评价更趋近于对文学作品的评价，趋向于对译文的语言风格、伦理道德层面的评价。因此，读者批评应与专业的评价区分开来，但并不是说读者评价没有意义。翻译批评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就这一点而言，读者批评具有其积极意义，有时还许会出现不同于专业性评价的新颖观点，这就不仅有利于翻译事业的发展，还可以为翻译批评事业的发展拓宽道路。

读者批评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读者批评具有广泛性，这一重要特征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广泛性有助于吸引更多的读者关注某个译作或译者，乃至吸引更多读者关注翻译。尤其要提到读者发布在互联网上的批评文字，网络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影响力大。然而，这种读者批评有利也有弊，因为读者的批评毕竟没有理论指导，是自发性的、主观性的活动，必然不够客观公正，容易人云亦云。当然，不可否认读者批评不拘泥于理论框架，可以为翻译批评注入新鲜血液是读者批评的另一大优点，可以作为学术性翻译批评的有益补充，如果加以引导，避免偏激，将对翻译事业大有裨益。正是因为读者是非常广泛的批评群体，他们代表着具有不同知识背景和不同价值观念的人具有的不同欣赏口味，是翻译批评实践的主要方面，所以，在翻译批评研究过程中，读者批评的作用不容忽视。

1.2　译者批评

与读者批评相比，译者批评则远离了对文学作品的批评，趋近于对翻译作品的理性批评。译者相对于读者，有翻译的实践经验，并且往往有一定的理论知识，而且都是建立在双语对照批评基础上的翻译批评活动。“译者批评侧重于以经验为基础的过程分析或结果分析。”（杨晓荣，2005）“译者可以成为自己译作的批评者，也可以成为他人译作的批评者。”（许钧，2001）这两种译者批评分别可以称作译者自评和译者互评。译者自评相对于译者互评比较少见。能够进行自身评价的译者一般都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自评是译者想要不断提高、完善自身翻译水平的外在表现。译者在复译自己早期的翻译作品时，能够再次阅读原作，重新理解原作的意义，本着对原作者高度负责的态度进行，再将其与早期译本相互比照，对于两次译作的创作过程中的不同考虑以及两个译本的缺点和优点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种批评活动是难能可贵的。翻译家傅雷在重译作品《高老头》的序中就坦然地评价自己的初译：“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我的翻译，当然是眼高手低，还没有脱离学徒阶段。《高老头》初译（一九四四）对原作意义虽无大悟，但对话生硬死板，文气淤塞不畅。新文艺习气既刮除未尽，节奏韵味也没有照顾周到，更不必说作品的浑成了。”（转引自肖维青，2010）译者互评则是译者批评中最常见的形式。译者对于某一作品的一个译本与原文进行对照，或将几个译本相互对照原文，得出赞同与不赞同之处。译者互评的译者一般也是原文的译者之一，对原文有深度的理解，否则对于他人译本的评价则无从谈起。译者互评可以帮助译者相互监督，共同进步，创作出更精彩的译本。当然，译者在客观评价他人译作时，要注意避免卷入与被评论者相关的人际关系，不能借批评译作带入自己的私人情感，过分褒扬或过分贬低都是很对原作者和读者的不负责任。对于我们熟知的1814年各国联军攻陷巴黎后，拿破仑皇帝被放逐到地中海的厄尔巴（Elba）荒岛时所写的一句英文“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的中文翻译，马红军在其著作《翻译批评散论》中有这样一段评述，是典型的译者自评与互评的文字，现转述如下：

“该句的妙处就在于它的形貌特征，因为无论从左看到右，还是从右看到左，英文字母的排列顺序都完全相同。是一个典型的回文句。钱歌川先生虽给出译文：“我在看到厄尔巴之前曾是强有力的”，但同时又承认，该译已失去了原文的“妙味”，并将其归为“不可译句“之列。许渊冲在《翻译的艺术》一书中也提供了两种译文：

不见棺材不掉泪

不到俄岛我不倒

第一句译文没有传达出原文形貌特征，原文的神韵自然就体现不出，读者因而无法领略其中的奥妙。第二种译文主要是用音美来译形美。有评论者认为，该译文“利用了押韵和重复，可以说是用另一种形式表现出了原文形式的特征”。笔者认为，上译未能再现原文形貌突出特征，因而无法充分体现出原文的神韵。试译：

落败孤岛孤败落

若非孤岛孤非弱

译文和原文碰巧都是七个字。第一句译文没有出现“厄尔巴”三字，而以“孤岛”代替，事实上厄尔巴岛也是孤岛，而且这个“孤”字更能体现出拿破仑的处境。不仅如此，这个“孤”还和后面的“孤”相呼应，因为按中国的习惯，过去的皇帝称自己为“孤”。句首的“落败”二字表示拿破仑兵败滑铁卢后被囚于该岛之意，而句末的“败落”也意指拿破仑已不再强大。更为突出的是，该句无论正念或倒念意思完全相同，字也完全一样，是一个地道的回文句，且具有一定的寓意。第二句译文虽也可回文，而且与原文字面含义更为接近，但由于“若”和“弱”音同形不同，总体上看稍逊于第一句。”（马红军，1999）

以上这段批评文字生动的展现了译者对这句英文汉译的缜密思考和认真推敲，没有空泛地大谈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而是从翻译实践的角度出发，注重经验的切磋。

1.3　专家批评

专家批评一般指的是比较精通源语（source language）和目的语（target language）的人，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对原文进行充分理解，对译文进行详细分析，并对译文和原文严格比照进行翻译批评。这里所称的专家不仅指那些专门从事翻译批评的学者和语言学家，也包括一些通晓源语和目的语，并了解一定批评理论，对翻译批评有兴趣的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等。专家批评是翻译批评的主流形式，所谓严格的、学术性的翻译批评即指此类，此类批评是翻译批评领域中最为活跃，也最具创造性的部分，肩负着体现翻译批评的价值、促进翻译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这一重要使命。专家、学者仔细阅读、揣摩译文和原文，按照专业的翻译原则和标准来衡量和评价译文。他们凭借对源语和译入语的熟练掌握、专业理论的深刻研究、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洞察力，对译文、译者或翻译现象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作出客观的、权威的、有指导意义的评判。

既然专家批评被称作专业的批评，那么作为专业的翻译批评就要具有其必备的职业素养，树立科学的批判精神。翻译批评者是否具有正确的批评态度和科学的批评精神，对于翻译批评是否能朝着积极有益的方向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王宏印在其《文学翻译批评论稿》中提出理想的文学翻译批评家应具备七种素质：“1. 精通两种语言及其相关的文化，能够辨别语言的优劣高下文野等风采；2. 懂得翻译方法并具有鉴别力，其一在于识别写进了书本中的技巧以及可能获得的效果；其二在于所谓的知人论世；3. 具有相当的文学鉴赏力，包括一般的文学修养和具体的分国别的文学作品的认识；4. 对原作和译作要有研究，在同等水平情况下，即语言、文学、翻译等方面能力和眼光同等高低的情况下，研究译作和原作越透彻，则评价的权利和资源越有利；5. 同情心和理解力，所谓同情心要求评论者能够站在译者的位置上，设身处地地理解译者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以及要达到的翻译效果，所谓解释力指不但能够理解译者和翻译活动，而且能够对于自己理解的东西作出解释；6. 超越与达观态度，不与译者斤斤计较，不对读者盛气凌人；7. 评论者的风度，即温良醇厚的长者之风，不计较小节的学者之风。”（王宏印，2006）这七种素质既提出了成为理想的翻译评论家的语言、文化、文学等层面的客观条件，也强调了理想的翻译评论家应有的主观品质。除此之外，批评家还应该是一个杂家，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所储备。因为翻译的作品往往存在各学科之间的知识相互渗透，相互交叉，再加上社会的进步，科学的迅猛发展，技术的不断更新，知识的不断丰富，所以各学科的知的批评者就应有意识地学习，了解其他学科知识，并且应该具有紧跟时代步伐的眼光和鉴赏力。

此外，具备理论修养和知识储备固然重要，更加不容忽视的是批评家应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对批评对象作出公正的评价，并引导翻译事业健康发展。另外，处于新的翻译环境或遇到新的翻译现象时，改变传统的批评模式，有意识地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构建新的批评维度，对于推动翻译批评界的整体发展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创新意识也是翻译批评家不可或缺的素养，只有在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两方面都做到开拓创新，广借鉴，多创造，才能在理论方面拓宽批评的视野，增强批评的理论基础，在实践方面与时俱进，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董秋斯曾就翻译批评工作指出，“正如我们反对翻译工作可以不学而能的说法，我们也反对翻译批评用不着特殊修养的见解。文艺界既然有专业化的文艺批评家，我们翻译界也应当有专业化的翻译批评家。”（杨晓荣，2005）是的，翻译批评界对于专业化的翻译批评家是求贤若渴的。实际上，现今翻译作品大量产出，随着时代的发展，市场的需求增大，复译名著也蔚然成风。在大量的新译和复译作品中，不乏优秀之作，也必然存在质量低劣者，这时就亟需专业批评者对其作出客观的品评，指引译者翻译，引导读者阅读。同时，将专业的批评与读者、译者批评相结合，更有利于避免翻译批评界相对于翻译界发展的滞后。

2. 翻译批评的客体

不论进行哪种实践活动，有施动者，就必然需要受动者。对于翻译批评而言，只有确定了批评的对象，即批评的客体，批评主体才能进行批评活动。对于翻译批评的客体，翻译批评界存在不少不同的看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认识也在不断改变。在翻译批评出现初期，批评的文章大多以指出、纠正文中字词的错误和漏译为主线，注重单纯的正误判断和自己的感官意识，这对于帮助译者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有积极作用。郭沫若曾说：“指摘一部错译的功劳，比翻五百部错译功劳更大。”（郭沫若，1992）但值得注意的是，翻译批评如果仅仅局限于对字词翻译的评价上，便会失去翻译批评对于翻译所起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学术价值。渐渐地，学者认识到这一点后，对于批评的对象纷纷作出了新的界定。茅盾就曾指出：“过去的一些批评大多侧重于指责字句的误译，而很少就译本作本质的、全而的批评。指责字句的误译，当然也是需要的，但这是不够的，批评工作还必须比这更进一步。我们希望今后的批评更注意从译文本质的问题上，从译者对原作的理解上，从译本传达原作的精神、风格的正确性上，从译本语言的运用上，以及从译者劳动态度与修养水平上，来作全面的深入的批评。”（茅盾，1984）这段话常常被引用，也是因为致力于翻译批评的学者们对于广义上的批评文章之期待。众学者对宏观层面的翻译批评呼声层出不穷，郑海凌在其著作《文学翻译学》中指出：“广义而言，翻译批评的对象是翻译现象，即外国文学的译本或翻译理论问题。”此外，周仪、罗平、文军、刘树森、王宏印等也都对翻译批评的对象作出了各自的阐释。从他们的看法中，可以总结为两种把握的角度：“广义的和狭义的。广义的视角认为，翻译批评的对象是翻译现象（包括原作、译者、译作、读者、社会效果、翻译理论等等）（许钧、刘树森、彭甄、文军、郑海凌）；狭义的视角认为，翻译批评的对象是译作（周仪、罗干、华先发、刘宓庆、王宏印）。我们注意到，不论是广义的把握，还是狭义的把握，他们在具体的论述中都非常注意宏观与微观的结合，而这正是当代翻译批评理论对批评对象认识的必然要求。”（温秀颖，2007）然而，鉴于章节篇幅有限，此处对翻译批评客体的讨论不可能面面俱到，仅选取其中最常见的两种作介绍。

2.1　译者

译者既可以成为翻译批评的主体，也可以成为翻译批评的客体。大多数翻译批评都把眼光主要投在译作上，本着就事论事的原则，甚至常避免直接提及译者姓名，以避主观臆断，偏私之嫌，对于译者的研究算不上是翻译批评的主流。但是，译者是原作和译作的沟通桥梁，对于译者的研究意义是绝对不容忽视的。“早在1994年，文楚安就在《中国当代翻译百论》上发表了《一种翻译批评观：论文学作品的合格译者》，比较早而且比较清晰地把译者批评摆在翻译批评的显要位置。”（肖维青，2009）许钧也提出过：“从广义上讲，文学翻译的批评不应仅仅局限于对译文本身的评价。译者对原著的选择，译者的价值取向与翻译道德、态度等等，都属于批评的范畴。”（转引肖维青，2009）

近些年来，学者们对于译者主体性的关注呈上升的趋势，主要以对著名翻译家的翻译风格和翻译作品为对象进行分析评价，最为人所熟知的钱钟书先生所著的《林纾的翻译》就属于以译者为客体的批评。这一类研究属于几种以译者为客体的批评中的一类，即以某一位译者的翻译思想或译作为客体的批评。此类翻译批评往往以名家名译为客体，研究某一翻译家的翻译历程、翻译思想、翻译风格，翻译方法、翻译贡献等，如傅雷翻译研究、鲁迅翻译研究、张谷若翻译研究等等。除一些对于名家译作的翻译批评专著外，还有一些散见于《中国翻译》等学术期刊上的批评论文，乃至一些对翻译界泰斗级人物的访谈记录和评议都可归于此类。

以译者为客体的翻译批评还可以是以同一作品的多个译者为对象的批评。这类批评可以与译作批评同时进行，比较各个译者对原文理解的不同角度、翻译的不同切入点、读者不同的译文所达到的不同效果作出的反映等多方面因素，直接或间接地指出其优劣高下，或进行优势互补型的分析探讨，可为后来的再译者提供良好的借鉴。这类批评中最常见的莫过于对《红楼梦》两个不同的英文全译本，即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A Dreamof Red Mansions和David Hawkes、John Minford的译本The Story of the Stone批评研究。还有一些如《简·爱》、《傲慢与偏见》、《苔丝》、《红字》、《呼啸山庄》、《红与黑》、《论读书》等名著名篇的不同译本及译者的批评比较。

除以上两种外，还有一种以译者群为客体的翻译批评，也就是一部作品由几个译者合作翻译，这几个译者可看作为一个译者群体。这类翻译中既包含母语相同的译者之间的合作，也包括母语不同的译者之间的合作。二者均有各自的优势，母语相同的译者在理解母语方面可以相互探讨，做到更加全面，透彻；而母语不同的译者合作可以增强译文的准确性和地道性。除了根据译者母语的差别分类以外，译者群还有其他多种形式，比如佛经翻译场时期采取的是众多译者分工合作共同翻译一部作品；林纾的译作是由魏易口述后将翻译付诸于文字的形式完成的；另外，还有的将一部作品分割成若干部分，各部分分别由不同译者独立完成，然后再互相校对确定终稿，这种形式效率较高，实用性较强。现今许多公司的实用文件翻译和快速出版物的翻译大多采用这种形式。然而，不管是哪种译者群形式，翻译批评都应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促进合理分析每个译者的特点，发挥每一个译者的最大优势，保证合译作品的质量。

2.2　译作

以翻译作品为对象的翻译批评研究在我国的翻译批评研究中的比重和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无论是对译者风格、翻译过程、还是翻译理论等的批评，首先都要通过译作这一显性文本进行体现，所以即使是不直接进行译作批评，在进行其他方面的翻译批评时，还是要多多少少涉及一些译作的品评。因此，以译作为对象是翻译批评不可跳过的一部分。郑海凌曾指出：“译本是严肃的译者的艺术再创造的成果，是译者审美追求的具体体现，是译者的作品。他反对将那些‘伪劣假冒’的东西视为译本，认为它们不属于翻译批评的范畴，而属于揭露和打击的对象。而翻译批评，作为一种审美评价活动和较为完整的、系统的学术研究活动，其任务并不是打击伪劣假冒的译文，而是以科学的方法对译本（或翻译理论问题）的艺术价值和不足进行理论上的鉴别和判断，从中探索译者的艺术技巧和审美境界，以引导提高读者的鉴别能力。（郑海凌，2000）前面已经提到过，单一的“挑错式”的批评模式会使翻译批评的功用大打折扣，批评者需要注意将译作作为一个整体宏观上研究其产生的文化、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如某一译作的出现是否对已入语的历史文化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是否促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有好交流，是否对译入语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等等。当然，对于译作的内部剖析还是译作批评的主流。对译作的内部剖析有客观的语言性的分析，也有对译作风格的艺术性分析。语言性分析可以从选词造句、语法结构、修辞手法等方面着手对译作进行评价；而艺术性分析可以从译作的语言特点和意境表达等方面比较品评。

尽管将译者和译作分别作为两种批评客体进行介绍，但实际上，在批评过程中，对译者跟译作的批评几乎是分不开的，有其是评价译者的时候，免不了要提及译者的某些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