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政治传播

8.3.1　改革开放后的政治传播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从此中国在各个方面开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带来了中国社会各阶层天翻地覆的变化，新事件、新情况层出不穷;同时，国外的许多新事物也传入了国内。人们的观念也随着社会的转型而发生了巨变，人们迫切希望能了解更多的社会动态，学习和接受更多的新东西。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媒介还抱着“阶级斗争为纲”不放，对社会上的经济建设大潮、人们的价值观念需求、国外的新事物等视而不见，避而不报。这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

从1979年开始，有三次重要会议为全国性政治传播改革指出了方向，添加了动力。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会议的首要议题是:新闻工作的中心如何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10月，在北京地区社会科学界庆祝建国30周年术讨论会新闻学组上，与会者提出，媒介要进行自身改革，以更好地满足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1980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与会者达400人之众，胡乔木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阐述了邓小平的要求:报刊要成为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中心，促进这个政治局面的发展。

以1979年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为发端，到今天改革开放共30余年，新时期的政治传播改革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82年;第二阶段从1983年到1991年;第三阶段从1992年至今。

第一阶段从1979年到1982年，是中国“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时期。全国上下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祸国殃民的罪行，对“文革”期间媒介的功能沦丧，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中国传媒界否定“阶级斗争工具论”，探索和尊重新闻规律，重新恢复报纸作为“新闻纸”的本来面目。这一时期中国传媒战线所取得的基本成就，主要有以下几点:

(1)摒弃“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性质说，重新肯定新闻事业是以刊登时事为主的、面向社会大众的传播机构;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2)摒弃“假大空”，提倡“短快新”，尤其重新确立了新闻真实性的权威。在这一时期里，对新闻真实性的讨论占有各种新闻学刊物的最大篇幅。

(3)随着党的工作中心逐步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新闻传播的指导思想也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上来，经济报道逐步成为新闻媒体的主体。

1983年以后，信息概念引入了我国新闻界，导致了对媒介功能的重新定位，从而引发了我国媒介的巨大变化。从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到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新闻观念实现三个方面的变革:

(1)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活动实行指令性安排，信息传递以纵向传递为主，同时，受“左”倾思潮的影响，新闻声音被看做是单一的政治宣传工具，甚至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下，国家对经济活动采取“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方针，信息传递以纵横交错的网络传递为主。在这种形势下，新闻声音不仅具有政治宣传功能，而且具有传播信息、指导经济、服务社会、舆论监督等多种功能。

(2)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新闻事业形成了几乎是党报一体化的单一结构。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下，新闻事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传播，而信息又具有多种类、多层次、多流向的特点，这就要求新闻事业建立以党报为核心的多层次结构。

(3)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新闻事业作为政治宣传部门，完全由党委领导，难免以党代政、以党代报的弊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新闻事业既是政治宣传部门，又是独立的行政事业单位。

1992年，邓小平的南行讲话以及10月份的党的十四大的召开，确认了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针。对新闻的认识又有了新的认识。就其产品来说，它既有很强的政治性，同时，它又为全社会提供了经济活动和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知识和娱乐;媒介属于第三产业即信息产业。这个新思路可以归结为“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即在保证党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前提下，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经营媒介。

这一阶段出现了五大特征:新的媒介种类迅速涌现;媒介的传播内容更加贴近受众;媒介的内部结构有了很大的调整;媒介朝集团化发展，开展多种经营;媒介的技术手段有了极大的改善。

现时期媒介工作的新观念就是深化媒介改革，建立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媒介体制与报道模式，关键是要更新新闻观念，在坚持党性原则、喉舌功能等无产阶级新闻工作基本观念的前提下，树立和强化与改革开放新时期相吻合的新观念。

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各项工作与国际社会的逐步接轨，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在量上越来越多，在内容上日益多元化。这就迫使媒介在具体的新闻工作中树立信息观念，提供比以往计划经济时代要丰富得多的各类信息，扩大报道面，在高度重视新闻舆论政治导向的前提下，把采集、传播信息放到重要位置，使信息成为联结生产、流通、消费的纽带和沟通各国经济活动的桥梁。

服务观念的突出体现是媒介受众中心地位的确立。过去，把宣传功能当做是媒介的第一乃至唯一的功能。随着20世纪80年代信息概念的引进，以及媒介管理体制的转变，媒介由过去的完全由政府拨款扶持运作逐渐过渡到自谋生路，自创效益，使媒介在角色认知、报道角度、文体文风等各个方面都开始强调服务功能，树立“一切为受众服务”的观念。

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媒介逐渐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法人主体。政府财政专项拨款的基本断绝，使媒介开始对经济效益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对经济效益的重视具体地体现为对媒介经营与管理的重视和观念转型。

8.3.2　邓小平的政治传播思想^[16]

邓小平对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有更多的言论、著作和批示。尤其在改革开放时期，他对国内外政治传播的大环境，党和政府领导新闻工作的宏观方针，对作为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新闻工作者的素质与修养，发表了许多远见卓识，并渐成体系，形成了完整的邓小平政治传播思想。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政治传播的社会地位、政治使命、传播功能、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等都进行了理论概括，这些都是指导我国传播者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当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思想指南。

邓小平同志历来重视政治传播工作，强调政治传播工作的重要性。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邓小平更是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全党和全国工作的大局出发，反复强调包括新闻宣传在内的思想战线的工作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

最能代表和体现邓小平在新时期的政治传播思想的就是他于1980年1月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提出的“思想中心”说。他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

邓小平认为，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的作用大得很。新闻宣传对于国家稳定和社会安定起着重要的作用，正确的新闻宣传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新闻宣传工作一定要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第一，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引导舆论，成为国家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第三，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邓小平指出，要通过新闻宣传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认识改革开放的必要性，认识“发展才是硬道理”，要通过加强对外宣传让中国人正确了解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世人面前树立起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的形象，从而为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国内外舆论环境。他说，要通过新闻宣传和思想教育，让人民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要让人民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邓小平要求，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者要把改革开放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告诉群众，让人们对此有足够的思想准备。第四，实施舆论监督，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邓小平强调，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遵循下列各项原则:第一，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邓小平指出，党领导的报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第二，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也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指出，在当前，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因为，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人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散布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因此，一方面，我们必须继续坚定地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另一方面，要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前进的。第三，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的原则。邓小平指出，新闻宣传等部门，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第四，党的新闻宣传工作者要坚持讲大局的原则。邓小平提出，新闻宣传工作者要坚持讲大局，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我们的大局。邓小平还说，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顾及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就不可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为了更好地贯彻邓小平的政治传播思想，1996年1月2日，江泽民同志在接见解放军报社副师级以上干部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报纸办得好，可以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起到有力的宣传、贯彻作用，对群众起到极大的动员、鼓舞作用，对先进的东西起到积极的倡导作用，对错误的东西起到及时的制止、纠正作用，还可以对科学知识起到传播、普及的作用”。在视察《人民日报》时，江泽民同志又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他还特别指出:“党报、党刊、国家通讯社和电台、电视台都要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在引导舆论中发挥主干作用。”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必须坚持正确导向。”他把新闻的性质、功能“聚焦”到党和人民的舆论工具上。

8.3.3　现代网络政治传播

8.3.3.1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的形式

对于网络时代的政治传播，有人曾简化为网络政治传播。不管怎样描述网络时代的政治传播，都必须充分注意到网络的技术特性，它决定了网络时代政治传播形式和传统媒介的政治传播形式是不相同的。政治信息究竟按照怎样的形式在网络上进行传播、流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弄清楚网络政治信息及其特点。在网络上传播的政治信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信息，一种是意见。在这里，信息是指那些由各种组织或个人发布的与政治有关的新闻或信息;意见则是指由政治信息所直接激发的主观认识与观点，类似于美国社会学家罗杰斯所说的“影响流”，网络上的“意见”跟新闻学中“舆论”和“民意”的概念有些类似，可以说是网民的“舆论”和“网民民意”。

从发布方式看，政治性的信息与意见都采用同样的技术在网络上流动，信息的流动结构也就是信息的复制与传播途径。从手段上看，它是网络的各种应用技术的组合，主要包括:网站、电子邮件、FIP、聊天室与BBS、ICQ、博客等。

1.政府上网与电子政务

从政府方面来讲，互联网一出现，就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重视，各国政府也都把网络看做是今后政治传播的“必争之地”。政府纷纷设立自己的网站来发布政务信息以及接受民众的反馈。如今世界各国政府都把电子政务作为优先发展战略的重点。政府上网主要目的是公布政令以及为民众提供便捷的服务，传播信息的主流是政治信息。这种传播方式最大的好处就是拉近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距离，使得政府有一个更加便捷的工具和平台来服务于民众，当然，也有利于政府引导舆论和进行宣传。美国和加拿大是世界上电子政务发展最快的国家。加拿大政府已经实现了教育、就业、医疗、电子采购、社会保险、企业服务、税务等领域的政府电子服务。欧盟制定了信息社会行动纲领，各成员国也分别制订了各自国家的信息社会行动计划和电子政务规划，并积极付诸行动。亚洲的新加坡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发展电子政务，现在已成为世界上电子政务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我国政府上网工程也是信息化战略中的重中之重。现在，我国的政府网站有2200多个，国家部委在全国建立的广域网络和信息系统有80个，为实现政府内部网络办公和网上审批、登记、备案等的网络交互办公奠定了基础。上海、深圳、广州、天津等地方政府提出建设数字化城市或数码港计划，其中，电子政务的建设是数字化城市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

2.论坛(BBS)与新闻跟帖

论坛可以分为网站论坛(指各类网站设立的论坛)和论坛网站(只提供网友上贴帖子单一功能的网站)两类。网上论坛具有三大特点:一是新闻的集散地，国际和国内的一些突发新闻和重要新闻都能看到;二是观点集散地，各种各样的观点都有，既有系统的阐述，又有大胆的设想;三是民声集散地，网民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乃至阶层分布都很广，论坛中能够听到各种声音。

当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刚刚在中国兴起时，网民数量很少，论坛数量也很少，那时陆续有了“水木清华”(国内第一个基于互联网的BBS)、“体育沙龙”等著名论坛，为数不多的网友也能在此畅所欲言，发出各种声音，但尚未达到足以产生社会影响的地步。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各类网站开设论坛的数量越来越多，尤其是1999年以后，众多新闻媒介网站甚至政府网站均提供了这一功能，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和“统一论坛”、外交部网站的“外交论坛”、天涯网的“天涯杂谈”等为网友表达意见和对政治的看法提供了平台。

BBS是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在2003年，无论是伊拉克战争、SARS爆发等重大或突发事件，还是弱势群体的维权行动，网络在新闻传播尤其是舆论民意的形成方面都彰显优势。例如发端于平面媒介、网络媒介呼声浩大的孙志刚案，在多家BBS引发了强烈的讨论，形成强大的舆论效应，最终促使国家出台了新的收容政策法规;网络对刘涌案的重审呼声使最高人民法院对刘涌案破天荒地进行三审，也正是来自于网络舆论的强烈质疑。新浪网调查显示，超过88%的网民认为“刘涌一审被判死刑、二审判为死缓的改判”不公正，网络“声音”的舆论力量使沈阳黑帮头目最终被判死刑。在突破新闻封锁、传播信息、形成舆论、产生持续的压力等各个方面，互联网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新闻跟帖和BBS有一些类似，主要是一些门户网站和新闻网站开设的一种功能，当刊发一条新闻后，网友即可在新闻下面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每当一条热点新闻发出后，跟帖评论可以很快达到数百页、上千页，即帖子总数可达到成千上万条。如2004年1月4日，《沈阳今报》关于苏秀文驾宝马车撞人案重新调查的消息刊发后，从上午11时至晚上8时，新浪网的网友跟帖量就突破了1万条，截至11日18时，网友跟帖量突破了22万条。这种声势浩大的跟帖行为对于整个“宝马撞人案”的审判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力。

新闻跟帖虽然能够使网上舆论的形成比论坛讨论更快捷、更集中，但大多数跟帖内容存在着过于简单的缺陷。不管怎么说，BBS和新闻跟帖使以往只有权势阶层和知识精英拥有的话语权，在今天能够普及到普通公众包括弱势群体、边缘群体等，这使得社会舆论在短时间能够形成强大的压力，从而更好地进行舆论监督。

3.网上调查

网上调查一般是媒介或者政府通过互联网的形式对网民进行的调查，常常在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或社会热点问题形成后，网站都会及时推出相应的调查。网上调查尽管不具有统计学的科学性，但由于反馈快捷、广大网民可以直接参与表态等优势，几乎所有的网站都会使用这一手段，这类调查通常采用问卷的方式，一般只有3～4个问题，以了解网民对某一事件的态度。

凡是重大新闻或热点问题的网络调查，网民参与踊跃，这些网络调查无疑也反映出相当的民意。如在2004年“两会”之前，新华网于2月16日展开“本次‘两会’，你最关注的热点问题”网上调查，短短两天内，共有1．7万余人参与调查、评论，到26日中午，已经有4万余人参与调查、评论，共收到有效投票超过1万票。在列举的20个热点问题选项中，反腐败问题以84%的得票率排在第一位，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收入差距问题以57%的得票率排在第二位，教育收费首次进入前三名，以54%的得票率排在第三位。此外，电信、铁路等垄断行业如何打破垄断问题、农民增收、社会治安、如何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就业和再就业等问题也成为广大网民关注的焦点。网上调查虽然具有快速、反应迅速的特点，但是网络调查由于网民的年龄以及学历层次的影响，不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因而不具有统计方面的科学性。

4.网上签名

网上签名往往是网民一种自发性活动，可以视为网上舆论的一种升级行动，近年来，网上签名这种形式已十分常见。例如，孙志刚被殴致死一案被披露后，200多位网民于2003年5月29日在互联网上发动签名运动，上书最高人民检察院，强烈要求彻查此案，并呼吁保证司法公正，并对审案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一些程序性问题提出合理建议。

网上签名与传统签名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是精英色彩淡化。以往的政治生活中的签名运动，基本上限于“精英”的小圈子，每一次签名，谁够格，谁不够格，都要有一定的规则。但目前的大多数网络签名，发起者对于签名者精英身份的认定和排名已经不再看重，著名学者、知识分子与普通网友同在一份签名名单上出现已成为常见的现象，由此网上签名往往能形成较大的规模。

2003年，规模最大的网上签名活动当数“爱国者同盟”等七家网站发起的“对日索赔百万网民签名活动”。此举是“81事件”(侵华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在齐齐哈尔泄漏)导致的，历时一个月的网上签名活动最终征集到1119248个网友及12518个网站签名。9月18日，活动组织者将4000多页的网民签名递交日本驻华大使馆。这一事件还显示，网上与网下活动的结合与互动已达到十分活跃的地步。网上签名还衍生出为声援某人而在网上发起报名参加接续绝食(每人一天)、接续幽闭(每人一天)的活动方式。网上签名与新闻跟帖的作用类似，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比较强大的舆论攻势，但是往往是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能形成长时间的、更广泛的影响力。

5.各类民间网站与BLOG

互联网网站的多样性造就了互联网信息的多元化。各类民间网站是不同群体网上发声号角和扩音器。在国际问题上，中国民间力量通过互联网释放出的能量已经越来越大。

BLOG又称“博客”，翻译成为“博客”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人的接受习惯，以前人们认同了“黑客”、“闪客”等，翻译成为“博客”是顺应了这种习惯，它主要是指个人网络日志，一般博客不会单独存在，往往是由某一家网络公司提供网络空间，很多博客会在上面公布自己的日志，也有很多人发布新闻，发表评论。在中国，比较著名的博客联盟有“博客中国”等。

关于博客有这样的说法——有了“博客”，人人都可以当记者，也就是说，博客也是一种可以在互联网上自由发表个人观点的一种形式。在国外，很多传统媒介的记者拥有自己的BLOG，发布一些不能在传统媒介上公开发布的消息，当然，博客绝大多数还是非专业媒介人士，他们往往通过BLOG，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发布某方面的信息。所以博客与BBS最大的区别是，其他网络形式上发布的信息，还要通过潜在的“把关人”，如版主、网编等进行把关，而BLOG更像是一种个人行为，因而，传播的消息也就更加多样化。同时，由于博客是一种更加彻底的个人行为，除非是极具影响力或者形成联盟，一般的BLOG很难达到BBS的影响力。

8.3.3.2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的特点

特点一，网络传播是一种多媒体传播形式，可集文字、图片、声频、视频于一体，通过编辑可以使政治信息的传达更密集、更能吸引注意力，便于形成和引导舆论。

特点二，政治信息不受时空限制，到达速度更快，容量更大，其非线性的传播特征使其影响时间更为持久。“政治事件的发生、你的意见、政治家的态度以及政府决策和相关表决结果，这一系列与政治有关的活动和内容，在网络上是以光速传播的，因此政治传播活动变得非常迅速。”

特点三，网络政治信息的传播更加公开，由于网民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乃至阶层分布都很广，因此传播者和受众都较传统媒介广泛得多。可以说是四面来风，八方来雨。

特点四，网民(公众)的参与与交互更多，反馈更为即时。受众随时可以转而成为传播者，比如，通过站点进行民意测验，了解受众对新闻事件或有关人物的看法或态度。“传统大众传媒单向传播的特点，使得反馈机制迟缓，普通受众即使想向公众表达见解也往往难以实现。因为广泛传播的渠道被大众传媒控制着，而简单的人际传播显然无法使这种见解产生多大的影响……然而在网络的文化生活中，特别是对于网络言论的反馈，其反应是立即的。”

特点五，通过网络进行政治传播更为直接、平等和自由，在政治传播过程中把关人仍在发挥作用，但较传统媒介对于政治信息的审查力度要小，每个人可以平等地进行政治问题的交流，尤其虚拟社区的去身份沟通，使政治意见表达更自由。^[17]

由此可见，在网络世界中，政府和政治人物可以迅速地将政治意见、行动和决策通过互联网传递给不同的目标群体，提高政府的透明度，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网络使他们能快速获得多方信息和多角度的视点，为其提供了发表言论和表达言论的平台;网络可以迅速而集中地反映公众的意见和言论，使民间舆论或民意得以展现，进而形成民众和政府决策的有效互动。

8.3.3.3　网络时代政治传播的“二级传播”及“新把关人”

“把关人”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卢因(K.Lewin)提出来的，他的学生怀特(White)后来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大众传媒“把关”行为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其中既有新闻专业的规范和标准，又带有市场的因素，但是无论大众传媒运用什么样的“把关”原则，人们都可以从中看出，“把关”是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过程，其中，个人所能起到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为完全的客观是不可能存在的，新闻都是大众传媒根据一定的立场、方针、原则选择加工的，正如著名的美国新闻史学家弗兰克模特所说:“纯粹的客观性，甚至是对于机器人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创造出机器人的背后，必定存在一定的思想。”

在传统媒介的传播方式下，大众传媒的信息是社会大众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信息总是以客观真实的面貌示人，但是事实上，广大受众所获得的事实上已经通过了层层的过滤。信息先经由“把关人”再传给受众，这样也就形成了传统媒介的“二级传播”模式。那此模式是否还适用于网络传播呢?网络传播中是否也存在“把关人”呢?答案是肯定的。

网络的出现虽然是使传播权力更加倾向于受者，但是，网络传播中把关人仍然存在，因为任何信息传播活动都是一个信息搜集、信息加工、信息发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离不开人的劳动，无法由某一技术或者程序自动完成。传播活动只要有人的参与，其中，就一定会有人为因素的影响，而传播者在传播活动中必然有自己的偏好和标准。而且，由于政治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政治传播在传播的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因素更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要受到“把关人”政治观念的影响，因而，网络政治传播中的把关人的作用不可小觑。

在传统媒介中，担任“把关人”角色的往往是“权力精英”，但是网络的出现使“权力精英”的把关人已被“网络负责人”这个机械性功能的角色所取代，不再具有传播主控权力。网络化的个人电脑成为冲击传统媒介造就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结构的巨大力量，使这种结构造成的文化和信息的垄断与独裁被彻底打破。回顾一下历史，如果从人类有传播活动的历史算起，则人类传播最初就是源自人际传播，随着文明的演进，信息传播发展成为高度组织化、职业化、制度化的活动，而如今网络又使传播回归人际性。在数字化时代，地球才真正成了一个既大又小的村落。正如尼葛洛庞蒂所说，人们正处于一个“沙皇退位，个人抬头”、“消解中心主义”的时代，也就是“权力精英”的传播特权已经分散到普通人的手中了。

网络传播颠覆了第一媒介时代的传播逻辑。在新的传播逻辑里，受众获得信息的方式更加全面而且多样，选择媒介的权力也随之加大，伴随着媒介掌控信息的权威的逐渐消解，传统的“把关人”身份不得不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化。当大众媒介转化成“去中心化”的传播网络时，发送者变成了接收者，生产者变成了消费者，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这样，用来理解第一媒介时代的逻辑就被颠覆了。以往“把关人”是负责为受众挑选信息、构筑外部世界的主要力量，相对于受众而言，他代表着权威。但是到了第二媒介时代，传播的特征表现出“去中心化”和“双向性”，如同众多社会学家所注意到的那样，网络传播蕴涵着远胜于报纸、广播、电视的巨大的民主力量，它对权威的拒绝同时也是对传统“把关人”角色的消解。媒介“把关人”位高权重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特网上富裕的媒介资源给了受众挑选媒介的权利，受众完全可以向那些他们不喜欢的媒介组织说不，受众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这种“把关人”身份的变化，是传统媒介与网络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尤其是在政治传播方面，怀特米尔斯提出“权力精英”的概念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传统媒介的把关权力实质。他认为，权力精英可以占据一个超越普通人、普通环境的关键性位置，能够聚合一切有效手段，持续获取财富、声望以及权力;但“强者”的价值终需建立在其所处的政治机制上。传统媒介的“把关人”正是占据一个超越普通人、普通环境的关键性位置上，以“权力精英”的身份而出现，他身后所依托的正是社会政治体制的运行机制。

网络的繁荣把“权力精英”把关人的权力瓦解后，无数个人化的传播主体出现了，在新的传播主体身上蕴涵着比传统传播主体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新的传播技术自身所蕴涵的意义以及它对传统媒介工作环境的改造，对市场意识的加强和利润的需求，网络传播对“把关人”角色的解构和受众地位的上升共同作用于网络传播中的“把关人”。

在网络政治传播中，“把关人”的权利逐渐分散，互联网呈现出与传统媒介不同的“权力变迁”。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的传播蕴涵着这样的权力结构:“把关人”在控制政治信息传播时，处于“决定媒介内容”的支配地位;传统媒介基本上是以“无回应的言语”实施着以传播者为主体的“中心—边缘”的传播结构模式。传统媒介的传播模式往往从一个层面上推行着总体化策略，将多种性简化为一致性，或者朝着一个目标去组织话语。但是对于网络传播来说，总体化策略似乎走不通，因为网络用户有着很强的选择性，他可以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来控制对政治信息的接受与否，而摆脱“把关人”的影响，同时，还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

总之，虚拟中的网络主体，削弱了现实中的相互关系及其等级界限，也消解了专家、权威对现存社会、生活领域的主导权。关于互联网的政治传播权力变迁可以借鉴后现代者米歇尔福科的权力理论。他认为网络传播的后现代特征乃在于有空前繁多的权力核心，以及不计其数的流通节点，权力关系在其中得以维系、支撑，并散播于四处。它无法被单一主体固定永恒地“获得、夺取或分享”，只是随处运作并表现为高度的不确定性。权力在网络中被看做是分散的、不确定的、形式多变的、生产性的。福科消解了“权力精英”的观念，将关注点由国家政治权力延扩为日常生活的权力网络。从某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分散多元而矛盾的网络主体及其相互关系，决定着网络权力呈分散的、不确定的、形式多变的、生产性的特点。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网络传播的互动性(某种程度上是无序性)、自由性，网络媒介的把关人角色的作用已经大大被削弱了，但是，虽然“权力精英”的把关作用被削弱，但是网络上的把关人角色仍然存在，原因在于，网络媒介的信息流动量前所未有，更加需要把关人筛选、加工和传播。所谓的互动性和自由性，只是在消费者层面的特征，就网络媒介的传播者而言，仍然存在把关人。

人们上网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查看信息，而看信息无非是信息传播机构的网站，即依靠传统媒介建立的网站、商业门户网站以及个人网站这几个渠道。尽管个人网站在某一个时间和某一个事件上比专业的网络传播机构更快、更全面，在网络传播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从长远看，专门的网站在信息传播方面仍然占有绝对的优势，它们有个人网站难以比拟的资金、设备和人员，甚至还有国家政府的支持以及相关政策的倾斜。从这个方面看，人们查看信息的时候应该倾向于选择专门的网站，因为那里的信息更加丰富，更全面。另外，即使某人有避开专门的网站阅读信息的想法，要找一个非专门的网站来满足信息阅读的需求，虽然也不是一件费力的事，但是，任何一个理性人在阅读网络信息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专门的网站。

在网络时代，媒介把关人的作用虽然削弱了，但是网络传播中把关人的作用并没有消失，传播机构的把关行为仍然存在。所以，网络政治传播的模式仍然是“二级传播”模式，仍然存在“把关人”的作用，但是，与传统媒介的二级传播模式是不同的。其一，“把关人”的含义发生了些许变化;其二，“把关人”在网络政治传播中的身份已经不仅仅是原来国家或者媒介所有者;其三，“把关人”在舆论监督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强了，由于普通人开始享有话语权，原来的话语权控制者在统一声音方面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以克林顿的性丑闻案为例，美国(新闻周刊)的编辑部在这篇消息即将发稿的时候把它撤了下来，而由一个年轻人开设的个人网站德鲁吉报道则将这一爆炸性新闻公之于世，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的轰动足以见证网络舆论监督的威力。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网络政治传播中“把关人”还是存在的，但是由于网络政治传播使得民主力量日益增强，传统的“把关人”在把关时要受到民主力量的影响和挑战，因而，“把关人”在网络政治传播中身份出现了多重性，要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8.3.3.4　虚拟议政空间的构建

网络的出现除了使“把关人的身份发生变化之外还产生了一种新的传播形式，那就是虚拟的议政空间。近年来，不少传播学者也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理论引入自己的研究领域，哈贝马斯在研究公共领域结构时，重点采用了民主理论的视角，强调了政治公共领域对实现民主的重要作用，崇尚大众拥有对公共事务自由发表意见、交流看法的空间和权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除了政治、经济力量的干预外，传统大众传媒本身的媒介特性，如单向传播、守门人过滤、报道空间有限、缺乏互动功能等，很难提供大众直接发表言论进行相互交流的平台。当人们在网上“以言行事”时，也就构成了一种特有的力量。网民首先是现实中的人，然后才是网上的虚拟的角色，因此他们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现实中的规范、伦理携带到网上，使网上交往具备现实交往的仿真性。与此同时，传播主体的变更使网络传播呈现出复杂的政治景观。一方面，分散多元矛盾的主体带来了网络传播自由、多元和开放的优势，可以排斥传统媒介单一化产生的负面效果;另一方面，由于网络主体的分散多元矛盾，又使网络传播呈现“无政府”状态、“个人主义”色彩;网络主体身份的个人化认同，有可能实现一个自由、平等、自主地交流意见并发布其观念的“公共领域”。

网络个体作为自主的存在，他们各具独特的领域、独特的背景，在网上自由交流，可以在交流中实现“和而不同”，整合成真实的民意，从而主导虚拟空间进而影响现实生活。可以说，网络传播的“权力关系”是在虚拟空间中模拟、重塑现实社会的权力运行状态，网络权力被置身于日常现实与虚拟之间。所以，人们既不能把网络权力看成是单纯的虚拟世界的产物，也不能以单一现实的眼光去审视它。网络的出现对于政治最大的意义在于拓宽了民主渠道，这个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上的“虚拟的广场议政”，已经吸引很多民众的呼声，成为汇集民意的新渠道。

网络信息发布的匿名性，使得无数公共事务的关心者通过网络进行的信息传播成为可能。德国社会学家、传播学者伊丽莎白·诺伊曼提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假设前提认为:社会使背离社会的个人产生孤独感;个人经常恐惧孤独;对孤独的恐惧感使个人不断估计社会接受的观点是什么;估计的结果影响了个人在公开场合的行为，特别是在选择公开表达观点还是隐藏起自己的观点的行为上……因此，在传统媒介上的身份、内容公开性的压力往往会使被访者更容易发表符合主流舆论的观点。而在网络中，信息发布者可以使用真实姓名也可以用假名参与，没有人会因为你的具名的不真实而谴责你。这种在网络中，参与者主体身份处于一定程度隐匿状态的传播活动就是独具特色的网络匿名传播。匿名意味着自由，隐匿的安全感使参与者进行表达时会较少顾及社会规范的约束，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愿激进冒头的思想，也被匿名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从前害怕“枪打出头鸟”，面对各种社会不公平、不正义的行为，许多个体在群体中只有保持沉默，而在互联网上，在没有人知道说话人的真实身份的前提下，他可以把那些他想说而不敢说的东西通通宣泄出来。

虚拟传播的诸多属性(如异步性、去中心化、非线性和非历史性等)使得网络成为一种平等的信息交互平台，对于这一问题，国内不少学者从这种新媒介的新特点出发提出了不少的构想，网络和虚拟传播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为一种建构“公共领域”的利器。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在他的《信息社会》一书当中曾经提及，“网络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公共空间以展开对公共领域问题的讨论。在网络空间，一方面，网民可以各自发表意见;另一方面，通过超链接，将发布各种观点的新闻网站呈现在大众面前”^[18]。事实上，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之一《信息时代:千年之结》当中也提到，这种信息社会统合了多种因素并构建了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虚拟文化，这种崛起的网络社会在信息化的时代有着自己的制度肉身，信息社会的诸多逻辑逐渐使得工业社会的社会形式趋于瓦解。在信息社会，基于虚拟经验的社区传播和网络传播，很大程度上对传统的传播理念提出了新的挑战，一种全新的信息交互方式也正在显形，这种信息交互的方式对于“公共领域”的构建影响极大。这种虚拟政治传播虽然提供了自由议政的空间，但是其优势并不能轻易凸显，还要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

首先，虚拟信息交往者往往受国家的政治管控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国内的虚拟论坛当中，政治的无形统治依然存在，网络当中的人群聚合无形当中进行了一种自我的过滤。虚拟社区和虚拟论坛的商业化导向的构建使得信息平台当中的信息交往并不能脱离经济利益的影响。而且“公民”之间的道德约束都是贫弱的，网络间的信息互动也很难形成有效的信度和效度。

其次，影响网络“公共领域”构建的元素是公民的“自省性”和“批判性”，这种特性有助于信息传递者对自身和他人的立场、价值观、倾向性、旨趣进行过滤，提出自己的意见。在有效地维护自己的意见同时也能挑战来自对方的“强势观点”，“舆论领袖”常常也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虚拟信息交往中，大量的人充当的是“匆匆过客”的角色，泛泛地阅读已有的帖子，试图保持最大的疏离。论坛当中的辩论和宣传往往在网际的“舆论领袖”当中进行，次级的成员没有太大的话题导向能力。在这些次级的成员之间，一种“冗余”的交谈开始进行，这种“漫无目的”的谈话实际上构成对“舆论领袖”话语的消解，网络的格局开始分层、成员开始分化，最初的“公共空间”成为一种“散漫性社区”。与此同时，一方面，因为网络主体的虚拟摆脱了现实中的诸多制约，致使传播有可能呈现出“真的自我”来，以实现人与人真正的交流与沟通，构筑起新型的“虚拟社群”;另一方面，网络主体的不稳定性，网民摆脱现实的监控和责任，易使传播内容流于粗俗，成为无聊情绪的发泄，而且由于网上传播很难追究其责任，这就致使很多无聊的信息影响其他网络用户。

但是，不管怎么说，伴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发展，网上的“虚拟议政空间”逐渐开始发挥作用，比如，中国众多的游离于政坛的公众知识分子也开始走上前台，通过网络传播这种渠道参政议政，影响着中国的民主发展进程。中国网络传播的鼎盛使得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第一次极为鲜明地凸显出来，它成为了公众知识分子传播信息、发表意见的舆论平台。

【延伸阅读】

1.谢俊美.《中国古代官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0.

2.刘建军.《古代中国政治制度十六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郭齐勇.《简明中国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丁小萍.《中国古代政治智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5.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

6.杜洪义.《中国简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思考题】

1.简述中国大一统时期的政治传播活动。

2.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传播活动有什么特点?

3.请概括梁启超的政治传播实践及其政治思想。

4.中国共产党早期政治传播实践有什么特点?

5.结合实际谈谈对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治传播实践的看法。

6.新媒体对我国的政治传播有什么影响?

【注释】

[1]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

[2]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15.

[3]《宋会要辑稿(第59册)》.中华书局，1957:2394.

[4]《元史(第101卷)》.中华书局，1976:2680.

[5]周鸿铎.《政治传播学概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234-235.

[6]《明会典》.卷一六二，卷二一.

[7]文秉.《烈皇小识》(卷六).神州国光社，1946:163.

[8]周鸿铎.《政治传播学概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236.

[9]周鸿铎.《政治传播学概论》.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239.

[10]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时务报.

[11]梁启超.《论变不知本原之害》.时务报.

[12]卢少华，徐万珉.《权力社会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205.

[13]转引自刘宋斌，姚金果.《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23.

[14]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32.

[15]《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册)》:248-263.

[16]邓小平的政治传播思想主要是指他的新闻思想:新闻即政治。

[17]周静.《中国网络政治传播优势的建构、特点、体现及策略》.紫金学术网.

[18]熊澄宇.《信息社会中国社会构建新对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