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信息传播过程

3.2.1　政治信息传播的一般过程

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信息传播远不是拉斯韦尔想象得那么简单，它是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也不是无章可循的，而是有其内在规律的。政治信息传播多是在政府和公众间进行的信息流动，而这种信息一般是指政府所制定的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和政策。在这里，政府充当的是传播者的角色，因为他们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发出者，起着一个编码者的作用。政府存在于社会环境之中，它与社会环境发生互动关系。公众是社会环境中的主体，“要求”和“支持”等不同种类的信息输入政府。政府通过一定的政治过程对这些信息进行加工与处理，这个过程是编码过程。

所谓编码，是指“将意义或信息转换成符号的过程，是传播过程中极其重要的环节”^[3]。经过这个过程生产出新的信息产品，其中主要是公共物品，如法律与公共政策等规则，然后将这些规则传播出去。政府在制定政策进行传播之前，一般会先进行民意调查，也就是传播学上所说的前馈。所谓前馈，“根据控制论的解释，就是尽可能在系统发生偏差以前，根据预测的信息，采取相应的措施”^[4]。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之所以要增加前馈这一环节，就是为了使政策能够更准确地反映民情民意，提高传播的有效性，增强传播的控制能力。政府制定的政策和规则输入环境后，会形成传播效应，这就是公众解码的过程。在整个政治信息传播过程中，公众起到的是信息解码者的作用。所谓解码就是将符号还原为意义或信息的过程，它和编码相对。公众作为政治信息的接收者，还会对所接收的信息进行新的阐释，然后再把新阐释出来的东西反馈给信息的发出者——政府。“在现代社会，公众信息反馈既是政治传播持续进行的基本条件，也是考察政治传播效应的依据。在这里，公众是存在于一定社会环境中的组织、个人和群体的统称。公众信息反馈是指政府传播的社会回应。这种回应总是存在的，即使是沉默，也可以将其视为一种回应。如果假定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信息资源来自社会，那么，公众信息反馈就是这样的资源。”^[5]

由此可见，公众信息反馈对整个信息传播过程的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政治传播反馈是指公众被传播刺激而引起的信息回流，有正反馈与负反馈之区别。正反馈是有助于强化与认同传播内容的信息的流动，它表明传播内容的说服功能强;负反馈则是与传播主旨相背离的信息流动，它表明传播内容的说服功能弱。公众信息反馈是将不同的信息流动通过一定的编码再输入政府的过程。政府可据此调整传播内容与策略，努力使传播的效果达到最大化。政府对公众的作用是通过信息的传递实现的，而公众对政府的作用则是通过信息的反馈实现的。如果没有公众信息反馈的过程，则政治传播就失去了回路，变成为一个单向的一次性行动，这也就是拉斯韦尔公式里面所呈现出的传播过程。而实际上，公众信息反馈联结着新一轮的传播活动，它使传播从整体上呈现出周而复始的动态的循环过程。

政治信息反馈

1.公众信息反馈的意义

(1)公众信息反馈是政府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的信息资源。

决策科学化是指决策要以充足的事实为依据，按照事物的内在联系对大量的资料和数据进行分析和计算，遵循科学的程序，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从而作出正确的决策。决策的科学化，一是指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决策，而不是凭决策者的主观意志与个人偏好进行决策。二是指作为公共物品的生产过产程，决策也存在投入产出的关系，因此要追求决策的效率。决策民主化并非指决策机关扩大了决策者的人数，而是指决策机关通过必需的程序与过程能够得到各种利益主体表达利益要求的信息，并通过编码而使这些信息得到整合。如果说决策科学化旨在追求决策的正确性和效率，则决策民主化旨在追求决策的协调性与公平。公众信息反馈提供了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所需的基本信息资源。

假如某项政策是政府获得充分的公众反馈信息并对其加工处理后制定的(假定这个过程是十分理想的，没有失掉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当这项政策向社会发布之后，公众从中了解到自己的要求得到表达的程度，那么，公众对该政策的反馈信息同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所掌握的反馈信息属于不同类型。政策发布后的反馈是支持型的信息，政策制定前的反馈是要求型的信息。支持型的信息包括服从法律与公共政策，承担义务，产生认同，提供进一步的决策咨询，等等。要求型信息包括公众将各种愿望转换成政策性要求而形成的信息。这两种信息都是必不可少的。若没有要求型的信息，则决策既缺少科学性(因为决策信息不充分，难以进行科学分析)，也缺乏民主性(因为决策缺乏相关利益主体的信息表达基础);而若没有支持型的信息，则会使新的决策陷入茫然的境地，难以作出维护还是修改已颁布的政策的决定。

(2)公众信息反馈对于提高政府管理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当政府被置于社会之中时，政府与公众的联系是通过信息交换实现的。衡量政府现代化程度的一个标准是，是否存在着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交换关系。公众信息反馈集中体现着信息交换的实现程度。为了简化分析的过程，我们将政府与公众某一信息交换的内容规定为:要求提供更好的服务信息和希望得到更大支持的信息。前者来自公众，后者来自政府。假定某一基层政府部门对社区的治安环境和交通环境治理的要求置之不理，社区公众的生活长期处于不良环境之中，那么，这里的基层政府部门很难得到这里的公众支持。这就是说，信息交换没有得到实现。因为政府只得到了要求治理环境的信息，而没有得到支持政府的信息，这意味着公众信息反馈的中断。虽然这里的社区公众出于对政府的信任(相信政府肯定为社区居民着想)，还可能继续表达治理环境的要求，但这不是新的信息反馈，只是重复了原来的过程。相反，如果这里的政府对社区公众关于环境治理的要求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这里的环境得到改善，那么公众对政府的满意程度就高，从而完成了一次信息交换过程，其结果是增强了公众对政府的信赖，密切了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将在这种信息交换关系中得到增强。

(3)公众信息反馈是政府与公众建立良好合作关系的必要条件。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是否尊重公民权利并给予公众以监督权，这一点体现在政府是否在观念与行动上注重公众信息反馈。这一点是政治传播的基本问题之一。只有在公众信息反馈真正作为政治传播基本条件的情况下，政府与公众的协调一致才是可能的。例如，社会利益关系的协调、社会冲突的化解、腐败的治理、战略决策的制定与实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等等，所有这些重大问题的解决，都将与公众信息反馈密切相关。如果政府与公众能够在诸如这些重大问题上取得共识，那么，政府将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因为获得了较高的公众支持率。

2.影响公众信息反馈的因素

既然公众信息反馈如此重要，在政治信息传播过程中就应该加强对公众信息反馈的研究，分析影响公众信息反馈的一些相关变量，这样既是人们探讨政治信息传播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公众信息反馈问题的关键因素。

(1)传播渠道长短是影响公众信息反馈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因素在社会公众生活中具有重大作用。

人们可通过政府运作中的某些现象来分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公众的利益主体意识的增强，公众表达利益要求的行为在不断增加。一般来说，公众的利益与基层或地方政府的运作更直接相关，而与上层或中央政府的运作间接相关。这样，从道理上说，公众应主要向基层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或代表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但是，如果基层或地方政府不作为，或者该级政府没有相应授权，或者政府公职人员无视公众的利益要求，不为公众做事，那么，公众就会越过当地政府或直接能够受理的行政管理机关，把意见和要求向权力更高的党政领导机关直接表达，特别是向上级政府机关表达，以求得上级领导为他们“做主”。问题是，是否应该把所有的地方性问题都拿到上级进行处理?稍有常识的人都会作出否定的回答，因为这既是做不到的，又是不必要的。实际上，大量的此类问题，上级政府还是会传达给理应接管的下级部门，让它们去解决公众的需求。由此可见，公众跳过直属部门，向上级反馈，结果还是要由直属部门来处理。这一重复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走弯路”的环节，绕了一圈又绕回了圆点。在这样的过程中，多层次组织造成行动迟缓，办事拖沓，效率不高，信息传递速度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信息渠道中的噪音干扰使得信息失真、信息传递质量下降，进而引起受理费用不必要的提高，财务和决策负担的加重等问题，都会严重影响各级政府的正常稳定运作，也影响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播活动。其实质是降低了政治生活的质量和政府绩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有所受到影响。

政治信息传播渠道长短问题触及的是公共生活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例如，基层政府的权力来源、政府层级及其权力关系、政府的监督与制约，等等，这些问题只能通过改善政治生活和改革政治体制来解决。而公众信息反馈是我们思考如何改善政治生活、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不可多得的视角。公众提供的信息反馈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一面“镜子”，可以审视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公众信息反馈受到传播渠道承载容量的影响，信息的传播渠道是信息得以传递的载体，这一载体是信息传播和反馈的手段与工具。如果信息超载的话，则会造成渠道的拥挤和堵塞，阻碍了有用信息的传播，传播速度也会相应地降低;造成事倍功半的效果。但是如果信息量远远低于信息渠道的承载容量，则也会造成传播渠道的闲置与浪费。同时，如果渠道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则小道消息就会乘虚而入，从而影响正式消息的传播效果。从政治信息传播的领域看，目前我国的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存在着体制上的不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我国公众信息反馈的制度性的渠道，也是政治传播中公众信息反馈的主渠道。每年春季“两会”开会期间，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十分拥挤，而在闭会期间又存在闲置的现象。政府的“信访办”、“长热线电话”以及“现场办公制度”的作用又十分有限，因此，公众信息反馈渠道是稀缺性的资源，如何开拓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已成为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2)公众信息反馈受到传播渠道长短的影响。

传播理论告诉人们，在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如果传播渠道过长的话，则信息容量中的熵和冗余就会变得很多，传播的过程就会停滞不前。这里的熵是指信息传播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它表明信息处于无组织的状态，这种状态与传播者在传播信息时选择的自由度有关。冗余是为了抵抗传播渠道中的噪音而出现的信息。传播渠道越长，噪音越多，不确定的因素就越多;信息通过的层次越多，它到达最终接受者的时间也越长。这样，信息经过层层筛选、过滤，出现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在传播的时候，为了容纳和承载一定的信息量和信息流速，传播渠道必要的长度还是需要的，这里所说的渠道过长主要是指信息传播中多余的路径，而信息的反馈本来可以选择更近的道路。对于传播双方来说，较小的传播空间比较大的传播空间更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和系统之间的互动，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熵和冗余出现的数量。

(3)公众信息反馈受传播渠道多样性的影响。

信息渠道的多样性也是影响公众信息反馈的一个重要因素。公众在主动反映意见的时候，选择什么样的渠道具有很大的自主性。这一条信道不通，可以换另一条信道，也可能达到满意的效果。比如，虽然中国最有权威性的民意代表机构是人民代表大会，但是选民选举自己代表是依照一定的程序定期进行的，各级人代会也是定期召开，选民仅仅是选举时集中表达自己的意愿，难免会受到一定限制。于是，大众传媒就成为公众信息反馈的重要渠道选择。实际上，公众通过制度性的渠道所表达的要求与支持的信息具有某种规定性，即只能反映某种固定类别的信息，而在广泛的公共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生成要求或支持性的意见。因此，大众传媒经常会成为公众信息反馈渠道多样性选择中的基本选择。

在政治信息传播中，大众传媒传达给公众的信息来自两个方面，即政府和公众。信息反馈不仅沿着公众到政府的线路，或从公众到媒介的线路发生，而且还能够沿着从媒介到政府的线路发生。因此，媒介处于政府和公众之间，具有中介地位。在传播过程中，媒介通过观察、选择、编译并传播信息，以满足政府和公众的信息需求。传媒不仅宣传国家政策方针，报道上层政治决策，而且它的价值还体现为:贴近公众生活，真实、客观地报道与公众利益相关的典型事件等。大众传媒应以不偏颇的客观立场来从事传播活动，否则就会造成这一传播模式的失衡。若保持该传播模式的平衡，则大众传媒需要扮演两种角色:政府“守门人”和公众代言人。

3.2.2　政治信息传播媒介

3.2.2.1　传播媒介的重要性

无论是何种性质和形式的传播，都离不开传播媒介，它是传播过程基本的组成部分，是传播行为得以实现的手段。媒介即中介或中介物，存在于事物的运动过程中，传播意义上的媒介是指传播信息符号的物质实体。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送的工具”。^[6]在政治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媒介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政府和公众顺利沟通的桥梁。正是因为传播媒介这种非常重要的地位，正确认识媒介的特点和规律，对于我们立足现实，更好地使用媒介，扩大传播效果，对于我们面向未来，不落后于媒介的新发展，不断丰富认识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传播媒介经过了从单一到综合、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它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同步，而传播媒介的每一次变化都为政治信息传播带来新的手段和中介。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有“现在媒介分析的根”之美誉的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观点，它指出传播媒介本身就是一种信息，一种新的传播媒介一旦出现，这种媒介本身，而不是它所传递的具体内容，就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某种信息，引起社会的某种变革。麦克卢汉在《媒介即讯息》一书中曾经把人类的传播划分为口语传播时代、印刷媒介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这就用媒介很好地类比了人类传播活动的演化，而人类政治信息的传播又是和媒介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从早期的口耳传播政令信息到印刷品、宣传小册子，再到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甚至是当代新出现的媒介——网络，媒介都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大众传媒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深深地介入政治活动。政治活动最初往往是通过媒介活动表现出来的，因为政治力量主要是通过媒介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展示政治实力的，所以，有时传媒就意味着政治本身。

3.2.2.2　口语传播时代政治信息的传播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类主要是通过手势、语言来进行交流，这一时期被麦克卢汉称为口语传播时代，口语和手势成为最重要的传播媒介，政治信息主要是通过这两种媒介进行着传播。如当时的部落首领向部落成员发布命令，靠的就是集会后当众宣读或口耳相传的方式，即人际传播在当时占主导地位。通过口语和手势传播政治信息的方式，当时的政令能够很好地传达，也推动了人类的进一步发展。

而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的进步，新的媒介形式不断出现，而且它们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大、受众人数越来越多，这也就意味着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而这对政治信息的传播又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3.2.2.3　大众传播时代政治信息的传播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的也在不断发展，这无疑为政治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媒介手段，为它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而它的到来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标志着人类的传播活动进入到大众传播时代。这样，政治信息借助大众传播媒介，更是如虎添翼，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大众传媒工具对政治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使政治事件引人注目。而政治事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大众传媒工具促进了政治信息的普遍化程度。”^[7]这里说的印刷媒介主要是指报纸、杂志及传单、图片和招贴，电子媒介则主要是指广播和电视。印刷媒介借助大量复制、快速显现的印刷技术而进行的图形和文字传播手段，它可以用于小团体范围和人际传播，但主要属于依赖大规模印刷技术的大众传播手段。它是以文字、图片形式将信息印刷在纸张上所进行的传播。如报纸、杂志、图片、传单、招贴等。在公共关系实务活动中以上几种形式的印刷媒介其使用频率是很高的。

电子传播媒介是需要运用专门的电子接收和发送设备来传播信息的传播媒介。它以电波的形式传播声音、文字、图像，运用专门的电器设备来发送和接收信息。电子媒介主要有广播、电视、电影、录音、录像、幻灯、多媒体电脑和网络。在这些媒介中，既有人际传播使用的录音、录像，也有小群体传播使用的影像和幻灯等。更有大众传播使用的广播、电影、电视。网络是一种特殊的媒体，既适合人际，又适合群体，更适合大众。

3.2.2.4　大众传播与政治体系互动

1.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特征

民主国家的媒介很少出现检查或查禁内容的现象，集权国家也很少在媒介上出现公共讨论、批评施政的内容，但不可否认，媒介环境的不断改变，直接影响到政治的行为与组织。任何传播与政治的互动都为社会环境所制约，传播的结果、组织与政治的特定气氛与内容直接相关。麦克卢汉他认为媒介有冷、热之分，所谓热媒介是能够“高清晰度”地延伸人体某个感官的媒介，所谓清晰度就是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清晰、完善的程度，如照片、广播、电影等，因为它们没有给受众留下很多的空白去补充和完成，因此，热媒介需要受众参与其中的程度低。而冷媒介正好与之相反，它提供给受众的讯息不充分，需要受众进行补充和联想，受众参与其中的程度高，如电话、漫画和电视等。麦克卢汉认为正是媒介的这些不同划分影响了阅听人的接受程度;而批判主义的学者则认为媒介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整个社会环节的一部分，因而媒介与环境的互动就影响了媒介本身，也因而影响了社会。

2.大众传播与政府

大众传播与政府关系的理论，最早是在施拉姆等人著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中提出来的，它们的关系有:集权主义传播制度、自由主义传播制度、社会责任传播制度和社会主义传播制度，分类虽未见完善，但是多少勾绘出不同政治情境中的媒介与政府之互动关系。英国著名传播学者葛伯纳将四大理论合并为二，认为政府企图控制媒介、操纵媒介的形态有二:一是专制控制系统，一是非专制途径的控制。专制控制系统中又分非意识形态的控制及意识形态的控制两种;而非专制途径的控制则包括自由主义与社会责任两种途径。非意识形态的专制控制并没有意识形态做后盾，但统治者希望控制媒介，以免麻烦，减少批评及不良影响。意识形态的专制控制则认为媒介的使用与控制都是为了支持意识形态的目标。这两种形态的基本假设都是认为政府总是知道并能代表人民最大的利益，媒介因此不该批评政府政策，以免妨碍政府运作;相反的，媒介应该支持政府及政策，加速政府目标的达成。

在控制方法上，可选用法律的、规范的、结构的与经济的控制，法律的条文禁止媒介报道不利于政府的消息，社会规范限制新闻记者的行为，媒介的组织结构与经济支持等都可有形或无形地影响媒介的运作。透过法律、规范、结构与经济的限制，一种控制的环境已经形成，它们控制的主要目标当然是限制大众传播媒介的接近权，如果新闻记者与媒介表现良好，与政府合作，那么其接近权就自然增加，在采访与报道上，都有许多方便，这种接近权的限制在非专制控制的国家也多少会采用，只是后者在无形中使用，而前者可能是相当明显而立即用的。尽管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强调新闻自由，但实际上，大众传媒从没有毫无限制的所谓自由，它总是受到种种约束和限制。在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在新闻自由和法律制约之间、在新闻自由和政治势力左右之间，大众传媒不可能没有任何束缚和限制。而在政治信息传播中，专门机构通过行政手段对大众传媒实施政治影响。政府机构是代表统治阶级行使对国家管理权和统治权的重要机构，是政治活动的重要主体，政府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是发挥政治影响和制约大众传媒的重要体现。

3.大众传媒政治影响力的产生

大众传媒从出现第一天起，就介入到了政治和政治活动中，它是一种工具、手段、途径，有时甚至就是政治本身，媒介成为展示政治主张和政治实力的重要舞台。

(1)观照政治发展情况。

公民是否有通过传媒发表意见的自由、是否有通过传媒了解信息的自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是否享有和在多大程度上享有政治自由和权利的重要衡量指标，大众传媒是否能够发挥对政治的监督作用更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尺度。近代大众传媒的出现为政治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并改变了整个传统政治的面貌。它使得公民权利的扩大和拥有成为可能，使公民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国家大事中，它的生存状态体现和反映了公民政治权利的享有状态，推动着民主政治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很多政府建立可以和公众交流的平台。

(2)政治态度和行为选择。

大众传媒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选择。大众传媒是群体和组织为个人提供社会期待的重要源泉之一，它通过描述各种群体或组织的情况以及其他个体的行为方式，间接地对个人意见的形成和行为选择产生影响。当个人就某一政治问题表明立场并采取行动时，他人的期待和可能的反应、个人在群体中所处的地位以及社会流行的观念和行为都会在瞬间成为他的态度和行为形成的观照物，而被行为主体有意无意地顾及到。

大众传媒对政治的影响是通过影响在政治活动中承担形形色色角色的人来实现的。今天，一个远离国家政治中心的人也能了解政府的企图和目标，参与某些政治活动，除了可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机关以及党派组织的作用外，最能发挥影响的就是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

3.2.3　政治信息传播模式

3.2.3.1　传播模式及其在传播学中的使用

传播现象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同样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是一个多要素互动的动态过程，具有很强的交互性。政治信息传播虽然只是诸多传播现象中的一种，但它也是非常复杂的，为了方便起见，可以用模式来表述政治信息传播的结构和过程。

在传播学中，为了研究方便，经常用模式来表示传播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模式是指对客观事物的内外部机制的直观而简洁的描述，它是理论的简化形式，可以向人们提供客观事物的整体信息。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分类标准不同，类别也就不一样。按所用符号分为三类:文字模式，即用文字描述的模式;数字模式，即用数学符号、方程式等建筑的模式;图标模式，即用图形、表格等符号构建的模式。按模式作用分为两类:结构性模式，即仅仅描述某事物的结构;功能性模式，即从能量、力量及其方向等角度描述各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传播模式基本上是利用文字和图表构筑的功能型模式。

模式主要是思想和研究的辅助工具，它特别适合于传播学研究，因为利用模式就可以勾勒出一些线条来表明确实存在而又无法看到的传播关系，并能用其他手段来显示关系的结构、局部解剖图、强度和方向。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模式能概括一切，如果它能做到这一点的话，那么它就违背了模式的宗旨——简单地再现现实。

传播学研究中使用模式方法建构的传播模式，实际上就是科学地、抽象地在理论上把握传播的基本过程和结构，描述其中的要素、环节及相关变量的关系。从传播学诞生的那一天起，不少传播学家都曾尝试提出各自的传播模式，提出的模式有几百个之多。英国著名社会学家、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教授及其助手斯文·温德尔将前人的研究成果构筑成直观的模式。他们将这些模式分成五种类型、28个模式。

基本模式类型有拉斯韦尔模式，申农—韦弗模式，奥斯古德—施拉姆模式与丹尼斯模式，格伯纳的传播总模式等八种模式。个人影响模式类型:扩散与大众传播对个体的影响模式，刺激与反应模式及其修正，两级传播模式，创新扩散模式等五种模式。大众传播对文化与社会的影响模式类型:间接与直接模式，议题设置模式，大众传播依赖模式，沉默的螺旋模式等五种模式。受众中心模式类型:适用与满足模式，适用与效果模式，信息寻求模式等三种模式。

大众媒介的体系、制作选择与流动模式类型:比较媒介体系模式，媒介组织模式与守门人模式等七种模式。实际上，他们所说的传播模式可分为两大类:表征传播过程与结构的模式(如基本模式)和表征传播要素关系的模式(如影响、效果、受众、媒介模式)。在政治信息传播中，主要是以表征传播过程与结构的模式为主，这样的模式可以直观地反映传播要素的组成情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3.2.3.2　政治信息传播模式

1.拉斯韦尔模式

拉斯韦尔模式用文字模式表示就是:

谁传播　　　　　　　　控制分析

说了什么　　　　　　　内容分析

通过什么渠道传播　　　媒介分析

向谁传播　　　　　　　对象分析

传播的效果怎样　　　　效果分析

该模式明确指出了政治信息传播最大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具有非常强烈的目的性，具有企图影响公众的目的。应该说它是政治信息传播模式的开创者，为以后各种模式的建立起了先锋的作用。

2.带有反馈回路的传播模式

在政治信息传播的整个过程中，公众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他们也是整个传播过程中积极的参与者，具有主动性。政府在发出信息后，他们会对这一信息产生积极的反馈，这样就会形成新的反馈回路:谁传播，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传播，向谁传播，传播的效果怎样。这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在整个政治信息传播的过程中，起传播者作用的是政府，他们将信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或者是小册子、宣传单等媒介形式传播出去以后，到达公众那里产生一定的效果后，整个传播过程并没有结束。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就是公众对政府信息的反馈。反馈在整个政治信息传播过程中是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从政府的角度看，反馈可以检验政治信息传播效果;政府作为传播者可以据此调整和规划目前和未来的传播行为。因此，作为传播者，政府必须增强政治信息反馈的自觉性。从公众的角度来讲，反馈是公众意见、需要、态度等信息的流通方式;公众可以据此更积极、更主动地介入政治信息传播过程中，主动搜集、使用信息。因此，公众也必须增强政治信息反馈的主动性。只有政府的信息传播和公众的信息反馈相结合，才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过程完成。

3.政治信息传播过程系统模式

前面两种传播过程模式虽然已经揭示出了政治信息传播过程的一般特征，但都是在传播过程内部探索、研究、揭示出来的，都是其中的微观环节和要素。而系统观的形成为整个传播过程注入了新的元素，传播学家在关注传播过程内部微观环节的同时，开始并更多地研究传播过程的宏观环境、系统环境，即抛弃那种传播过程是在社会真空发生的，环境影响不值一顾的观点，更多地认识到传播过程乃是整个社会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政治信息传播正是处于这样一个过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