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政治传播

1.1.1　政治的概念

“政治”一词，最早起源于西方，但无论是法语Politique、德语Politik，还是英语Politics，都起源于希腊语πολι。关于这个词的最早的文字考证记载于《荷马史诗》。最初，政治的含义是指城堡或者城邦，后又同人民的政治生活相联系，发展成含有政治制度、政治家等意思的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政治”一词的最早意义就是指城邦中公民参与政治统治、社会管理等各种公共行为的总和。在我国，先秦时代就出现了“政治”一词，《尚书·毕命》中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周礼·地官·遂人》中记载着“掌其政治禁令”。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古代“政治”的含义与西方意义不太一样，多半指君臣维护国家统治、治理国家的行为，而且“政”和“治”是分开来讲的:“政”一般指朝代的制度秩序、统治或施政的手段、君臣的政治活动以及符合礼仪道德的修养;“治”则指的是安定社会状态、治国的行动，正如“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现代汉语中的“政治”是舶来品，当英语Politics经由日本传入我国时，孙中山认为“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因此，他选择将Politics译做“政治”一词，孙中山对政治的理解在当时影响甚广。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政治”概念的理解也各不相同。由于不同时代需要政治发挥作用的侧重点不同，因此而形成的对政治理解的各种观点也就打上了特定时代的烙印。但是，无论对政治怎样界定，或者不管是立场、观点、价值、风俗、文化差异有多大，在诸多有关对政治的探讨中，下列几个因素作为政治研究的核心组成要素一直以来从未被忽略。

1.1.1.1　权利与权力

在政治与国家权力相关的概念中，还应该提到的是，把政治看做是一种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生活的行为这种观点。从政治最初的概念来看，这的确是体现了政治的主要表象特征。孙中山在将英文Politics一词翻译为中文时，认为政治(Politics)就是“管理众人之事”，西方也有学者认为政治是权威性的决策制定行为和执行活动。但是这个观点忽视了政治更深层次的关系，没有明确提出政治管理的主体是谁，因此它的表述是不完整的。另一种观点是认为政治是权术计谋，把政治看做是一项统治技术，不需要用善恶的道德标准来评判，这种观点认为政治是执政者针对被统治者采用的统治技术、管制计谋，为了实现巩固统治地位的目的，采取的权术和计谋可能会逾越道德的底线。这种观点关注的过多的是对政治的批判，只看到了政治的黑暗层面，尤其是在阶级社会中，政治作为统治工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这些黑暗面并不是政治的全部，政治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它是社会管理的一种特定形式，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因此，这种把政治看做是权术、计谋的观点也是不准确的。

与上述观点不同的是对权利的理解，认为政治是权威的象征或者权力的利用。我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先王所期者利也，所用者力也”，直白的表述出政治就是权力的使用。西方也有诸多观点是从权力的角度解释政治，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政治’是指力求角度分享权力或力求影响权力的分配”^[1];美国当代政治心理学家拉斯韦尔认为政治主要是“权力的形成和分配”。^[2]的确，政治的权威是执政者对整个社会公共生活的管理、对社会结构进行调节的权威，这种公共的权威也体现了政治现象的核心。事实上，政治的良好发展也需要树立和维护这种权威。但是，把政治看做是权力衍生品的观点，仅仅注意到了政治的强制性，这就很容易造成一种误解，即政治只是一种争权谋利的行为。这些有关政治的观点涉及了一对重要的关系范畴，即如何理解权利与权力的关系。

实际上，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既是政治永远躲避不开的重要话题，也是从属于政治学的重要范畴。权利和权力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概念，也是被广泛使用却又被广泛模糊的一对概念。权利或者权力是什么?学者们对此争论由来已久。毋庸置疑的是，只有在人和人组成的社会中才能形成权利和权力，孤立于社会的个人无所谓个人权利，也无所谓权力。因此，对于权利或权力是什么，只有在社会网络中才能找到答案。简言之，我们所要探讨的权利权力关系就是政治社会中个体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为我们理解权利权力关系提供了线索。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说道:“我设想，人类曾达到过这样一种境地，当时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于是，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并且人类如果不改变其生存方式，就会消灭。”^[3]在这里，卢梭假设了这样一种理念状态:自然状态。在自然状态下，由于人和人的交往逐渐变得频繁而经常，并伴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使得“自然的不平等，不知不觉地随着关系的不平等而展开了”，“在最强者的权利和先占者的权利之间发生无穷尽的冲突”。这个时候，“富人就很容易地造出一些动听的理由，诱导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他向他们说:咱们联合起来吧!好保障弱者不受压迫，约束有野心的人”^[4]。这种联合不仅刺激了权利观念的产生，使承认和尊重成为人们生活的需要，而且也使权利逐渐成为社会生活中人类维持和调整彼此关系的重要工具。对于社会生活中权利观念的形成，格林说:“没有这种承认或者承认的要求，权利就不可能存在。权利是而且必须是不仅作为社会的产物，而且是有自我意识的社会的产物:人们已经察知其共同利益并共同具有这种意识，所以，人们愿意并且能够共同协调他们的行为。”^[5]关于这种结合的必然性，卢梭接着说:“然而，人类既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结合并运用已有的力量;所以人类便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自存，除非是集合起来形成一种力量的总和才能够克服这种阻力，由一个唯一的动力把它们发动起来，并使它们共同协作。”^[6]那么，这种组合是如何实现的呢?卢梭认为，“那就是: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7]。在卢梭看来，公共权力的产生是个体权利集中的结果，是社会个体在缔结社会契约的过程中全部让与权利形成的。通过这种让与和集合，人类社会获得了一种高级的权利——共同体的权力。共同体权力的产生，意味着人类社会已经完成了自然状态向政治状态的转变。卢梭的社会契约解决了人类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或者说解释了人类“从自然状态下的个体到政治状态下的人民的转化”。^[8]至此，卢梭也完成了由权利到权力的证明。也就是说，权利先于权力而存在，权利中蕴涵着权力因素;共同体权力产生于权利，是一种特殊的权利，或者是更高级的权利;这种权力根源于社会个体的权利，但并不是权利的上位概念，也不是与权利对立的概念。卢梭认为，在人民所代表的权利之上创立一个权威是荒谬的，因为人民本身就是权威。因此还可以进一步说:从本源上看，权力在效力或正当性上来源于权利。在政治状态下，虽然权力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但是，无论是独立的权力还是权利之中的权力，其根源都来自于社会个体。在政治状态中，我们把这种社会个体的集合称为人民。这种理解对我们处理权利权力关系是有意义的。卢梭认为，在任何一个政治社会中，个体成员都具有两种身份:既是主权者，也是臣民。^[9]具体来讲，个体成员的权利中隐藏着这样一种权力:一方面，它使得社会成员得以主权者的身份参与主权，形成共同体意志，并据此制定普遍性的法律，这个意义上的个体成员可以称为公民，也即主权者，但这种权利却不能简单地称为权力，因为它仍然是权利的范畴;另一方面，主权者制定法律后，这种权力因素便在日常生活中隐藏起来，社会成员的权利成为不具有权力因素的权利，它要求社会成员承认并遵守法律，服从秩序。在这种情况下的权利，我们一般也称为法律认可的权利。在第一种意义上，权利中的权力因素得到显现，社会成员以主权者的身份登上舞台;在第二种意义上，权利褪去其权力因素，社会成员成为臣民。

正是因为权利内部存在这种差异性，为了标明社会个体在这两种角色下的权利状态，我们主张对权利作这样一种区分，即“具有权力内涵的权利”和“不具有权力内涵的权利”。前者对国家主权发生意义，且可以不以法律规定为必需条件，如选举权、复决权、监督权等，这种权利奠定了人民通向主权者的道路。后者对国家主权之外的广阔领域发生意义，且一般以法律规定为依据，如一般情况下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这种权利并不要求“人民出场”，社会个体只要遵从法律即可。关于权利的这个划分，德国著名法学家耶利内克也曾有过类似的论述。他认为可根据公民个人的法律地位对权利作如下分类:①消极地位，即对国家的一般服从。②否定地位，即防备国家的权利。③积极地位，即由国家授予采取积极行动的权利。④主动地位，保证参加政治、特别是选举的权利。^[10]据此，耶利内克进一步将公民在政治社会中的角色，分成被动身份、消极身份、积极身份和主动身份等四个不同的身份。其中，主动身份以“参与国家”为主要内涵，旨在形成公共意志。在这里，我们看到，被动身份一般并不拥有权利，而消极身份所拥有的权利并不具有权力内涵;积极地位的某些权利虽然包括了一定的权力内涵，但一般都不具有权力内涵，因而我们一般将这几种公民身份中可能包含的权利视做是“不具有权力内涵的权利”。但是，由于选举权等具有权力和权利的双重属性，且关系到国家主权范畴，因而，主动地位的权利一般被看做是“具有权力内涵的权利”。

1.1.1.2　道德伦理

以孔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中外思想家们认为政治的最高目的就是为了让人和社会达到至高的道德境界，按照他们的逻辑和观点，政治从属于伦理道德。进入中世纪以后，西方的政治成为了宗教神学的奴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才从宗教神学的藩篱中解脱出来。中国也是如此，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时期，政治被以儒家为代表的宗教哲学所取代。尽管如此，政治仍按其自身的规律行使着本该由政治所承担的各种使命。但是，古今中外有关政治即伦理的观点却长久兴盛不衰。这种观点认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应该是善恶的伦理道德标准，应该把政治看做符合正义标准的“善”，而且是最高标准的善。近代德国思想家康德认为道德法则是人行为标准的绝对命令，黑格尔把国家政治看做是道德伦理发展的最高阶段，认为人们意志上的真正自由只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才能实现。我国传统儒学对政治的阐释，也寄托在其对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追求上。孔子认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正，就是儒家讲的道德规范。

其实，道德和政治是有本质区别的，道德所起的规范作用依靠的是人的信念或者社会的舆论，而政治维护社会规范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所以不能混为一谈。不过，用道德的观念来解释政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来政治权力需要道德的外在帮助，再者二者都存在于客观环境中，在相同的现实环境中并存。张玉亮在他的《政治概念之比较分析及其他》一文中曾指出:政治与道德的融合则是因为，一方面，道德弱化导致政治失控，进而延缓了政治的发展进程(客观要求);另一方面，政治在超常发展过程中同时为道德发展铲除了障碍，也为道德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现实条件)。^[11]但是，这种对道德的解释有两个缺陷:首先，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现实角度分析问题，这就使得政治带有浓重的“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2]，不能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现实的反映;其次，抽象的伦理价值会使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和阶级对立得以掩盖，不能揭示出社会政治的本质。

从整体上讲，道德是受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它是一种特殊的调节规范体系;与科学、艺术相比，它是一种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即实践精神的方式。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道德的本质问题有很多探讨。宗教神学认为，道德是上帝、神的意志的表现。唯心主义否认道德有客观的物质基础，或者把道德归结为人的情感意志、内心活动;或者把道德归结为某种客观精神、“善的理念”。旧唯物主义中有的从人的感性需要、生理本能、自然属性解释道德的起源和本质，有的则把道德与物质生活水平直接相联系，认为道德水平是被物质生活水平所制约的。这些观点对道德的本质的理解不正确，没有超出历史唯心主义的藩篱。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道德与人的物质生活紧密联系，但并不是直接受物质生活水平制约。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关系对它的决定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直接决定各种道德体系的性质。道德体系是指各种道德现象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其中主要包括道德意识、道德规范、道德活动。而道德活动是在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的指导下进行的。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是一定的经济关系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是一定的经济关系对人们的道德行为的要求。因此，有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经济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要求。在人类历史上，与不同的经济结构相适应，产生了不同的道德原则与不同的道德规范。因此，便出现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的道德体系。第二，在阶级社会中，处于同一经济结构中的不同经济地位的人，其道德观念有所不同，在经济生活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道德观念在道德生活中也处于统治地位。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的人虽然处于同一经济结构之中，但是由于人们的经济地位不同，实际的经济利益不同，其道德观念、道德情感也有所不同。比如，在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要求维护贫富贵贱的差别，而广大受剥削受压迫的农民阶级则要求“均贫富、等贵贱”。所以，在阶级社会中，虽然不同的阶级处于同一经济关系之中，但由于阶级利益的不同，各阶级之间除了一些相同的道德观念之外，还形成了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道德观念。而在几种不同的道德观念之中，哪个阶级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哪个阶级的道德观念在道德生活中也就占据统治地位。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表现为思想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3]第三，经济关系的变化迟早要引起道德的变化。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而产生的，它的使命是为其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基础服务。当旧的经济关系被新的经济关系取代之后，新的经济关系则要求人们的道德观念发生变化，要求用新的道德观念代替旧的道德观念，以有利于新的经济关系的巩固与发展。同时，新的经济关系也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这就为新的道德观念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物质关系的基础。旧的经济关系被新的经济关系取代之后，旧的道德观念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时，旧的道德观念由于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关系的要求，所以总是要受到新的道德观念的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旧道德就日趋衰亡。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新的经济关系对旧的、过时的经济关系的代替，也会引起新的道德对过时的道德的代替。即使在同一个社会里，经济生活中某些重大的变化，也会引起道德观念的相应变化。比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的道德体系虽然没有根本的变化，但是某些道德观念在它的后期与前期是不大相同的。这种变化的根源，就存在于经济生活的变化之中。总之，道德是对社会经济关系的一种反映，是受经济关系制约的一种意识形态。之所以把道德称为特殊的意识形态，是由于把道德与其他意识形态相比较时，它又有着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的本质。这种特殊本质表现为它是一种调节规范体系。社会意识形态除了道德之外，还有政治法律思想、艺术、哲学、宗教。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只需有道德是由各种准则构成的行为规范体系，其余几种或者根本不是行为规范，或者虽含有一些行为规范，但不构成体系，其性质与道德规范也不相同。

1.1.1.3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创立，为科学的政治观树立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工作者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从不同角度对政治含义的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观。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是19世纪社会矛盾运动和政治斗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人类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思想结晶。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认为，政治是一种社会关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治是有规律的社会现象。具体来讲，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的发展。同时，政治对经济的发展起反作用，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对经济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政治对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和发展速度起决定性作用。

其次，政治是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一命题，侧重在典型的阶级社会中从政治与阶级的关系上阐述政治的含义，着重指出政治与阶级及阶级关系密切相关，阶级性是阶级社会中政治的最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进行社会利益争夺的手段。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点中揭示了政治的基本任务和基本内容，即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矛盾的调和，以及内部复杂问题的处理，都需要好的政治环境提供社会得以维持基本生产和生活秩序的保障。因此，与政治分不开的是国家权力问题，国家权力就是阶级社会中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政治就为哪个阶级服务。因此，政治的根本问题就是国家权力的问题，即阶级社会中的公共权问题。

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有规律可循的。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政治的表象特征非常复杂，也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但是，从本质上来讲，政治现象也是一种特殊的矛盾运动，它的产生、发展、消失，都遵循着特定的规律。人们研究政治现象，就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政治发展的轨迹，这对人类认识世界、认识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会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提供正确的方法论依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治是一种科学、一门艺术”。

1.1.2　政治的发展演变

政治作为社会现象，并不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随着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方式、程度都随之发展，政治的含义、功能等也发生了变化。总体来讲，政治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工具水平都极其低下，每个人的生产能力有限，人们就要组织起来进行群体劳作和分工，这就出现了原始的群体组织。最初，人们的组织是以血缘关系起决定性作用。当这种类似家庭的组织形式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时，人们就开始与外系血缘进行联合，形成了原始公社，来进行生产分工。这种分工的组织的维系就需要简单的规范加以制约，才能保证劳动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劳动产品的平均分配，如果有人违反了群体公共规范，那么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应该就是最早的政治现象，公共规范的监管者就是最早的公共权力所有者。这种公共权力不仅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调节个人与整个群体、家庭与整个群体之间的关系。因此，原始公社中的人就是“政治人”。这种公权力的强制性还是依靠群体形成的自然形成的法则来维持，这种自然法则包括风俗习惯及道德认同。我们也能在长老主持议会和家族会议中看到议会制的雏形。

人类的政治生活出现之后，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又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阶级分明的社会，经过不同阶级的利益对抗和政治较量，政治在本质上开始变为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而社会中的全体人民也变为政治生活的参与者，社会也发展到了政治权力与社会生活日益结合紧密的社会阶段。

当原始社会发展到父系氏族时，一方面，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出现了，畜牧业、农业分离，手工业和其他行业出现，导致了社会生产增长，剩余产品增多，在氏族中掌握公共权力的首领可能占有剩余的劳动财富;另一方面，生产分工会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战俘和没有或者缺少生产资料的穷人就变成了奴隶，这就导致了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出现。不同阶级的分化日益鲜明，把原本的内部矛盾，变成了阶级矛盾，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以阶级利益为目的的对抗。为了维护奴隶阶级的利益，原本靠道德和公约为强制力的公共权力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由此便产生了新的组织形式和公共权力，即国家的出现。

国家产生之后，人类社会又经历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随着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变化，社会上先后出现了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的阶级对立。但是这种由贵族垄断的公共权力经过工业革命的变革，也发生了变化。社会政治文明进入现代社会阶段后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国家的建设阶段，即从封建主义、诸侯割据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集权过程;第二个阶段政治民主化阶段，即通过资产阶级革命，逐步确立了普通公民的政治权利和义务，这个阶段中政治参与的阶层增加，建立了政党制、司法独立制等民主体制;第三个阶段是福利化阶段，国家行使社会职能，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福利国家。

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及新型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社会组织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资料国家所有的制度消除了阶级利益对立的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形态也由压迫人民的手段变为服务人民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社会分工、经济利益、民族区域、宗教信仰等问题，只是这种政治矛盾不再是阶级矛盾，是人民内部的可调和矛盾。由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经济发展和人们的觉悟还亟待提高，社会还需要规范和制约。

1.1.3　政治和政治传播

1.1.3.1　政治与传播的关系

自古以来，政治和传播就联系密切，君王或者其他统治者们要传达政令、树立自己的形象、争取民心、上情下达等都需要运用传播手段进行;不同等级之间的信息传递、社会民情通晓、各族利益平衡等也需要传播手段进行维系。社会发展到今天，通信技术的发达和传播手段的改进，使得传媒的影响力几乎涉及了人们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而在政治传播领域，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都有大众媒体的跟进报道，也有的政治活动本身就是传播信息的途径。“政治是传播的主神经，传播是政治的控制器。”^[14]因此，虽然传播对于政治来讲如影随形，但是媒体报道也不是“随心所欲”。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政治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又不是每位公民都能直接接触到政治活动，对政治统治者来说他们也不可能直接把信息传递给每位公民，所以作为中间工具的传播媒体就受到政治力量的制约，因为政客们要尽最大可能保证自己的意思被正确传达，或者是传播的内容有助于他们的形象建立和维护，毕竟社会公共权力的所有权在他们手中。在强制力作用下，传播活动也受到制约。同时，作为“社会之公器”的传播媒体当然不会甘心“听命”，他们也努力使自己的报道客观公正，行使好自己的监督权力。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政治和传播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局面。

政治与传播的关系，总体来讲包括两个层次的含义:政治对传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传播对政治的作用体现在影响力上。下面就从这两个方面来具体阐述政治和传播的关系:

(1)在政治环境中诞生的传播学。

传播学起源于20世纪初期，作为一门学科开始于20世纪40—50年代的美国。传播学起源于美国，这与美国的政治环境是密不可分的。美国的政治非常重视利用媒体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树立自己形象，而美国每四年一次的大选也是政治家们宣传的鼎盛时期，在选举前进行政治演说争取选民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功课。1940年，拉扎斯菲尔德在美国大选期间，针对传播对选民投票意愿的影响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就是著名的“伊里调查”(因调查的地点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伊里县而得名)。这次调查得出的结论对后来传播学的研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既有政治倾向”假说，“选择性接触”假说，“意见领袖”和“两级传播”理论等就是这次调查得出的成果。这也表明了政治环境是有利于传播学效果研究的。

美国的传播学研究除了和选举关系密切，受战争的影响也很大。两次世界大战对传播学的研究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和协约国除了正面战场的较量也展开了“宣传战”。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正式参战后专门成立了“公共信息文员会”，负责战时宣传，向社会分发了大量战争广告、宣传手册、新闻电影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耶鲁大学的心理学教授C.I.霍夫兰等人针对美国为了鼓舞士气制作的六集系列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的宣传效果进行了调查研究，实验得出的结论与“伊里调查”的结果有些出入，霍夫兰等人认为纪录片虽然让士兵们对战时情况有了了解，但是并没有实现制作方想要鼓舞士气激发对敌军仇视的效果。从这方面来讲，霍夫兰认为说服效果的取得是需要条件的。这种效果研究不仅丰富了传播学理论，而且这种心理实验的方法和拉扎斯菲尔德采用的抽样调查法都成为以后传播学研究的主要方法。除此之外，对传播学研究意义重大的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传播技巧》成为了宣传研究的经典之作;美国成立的第一个研究宣传的学术机构——宣传分析研究所，因为该所的研究者对战争时期德国对美国的影响很关注，把研究结果集结成书即《宣传的艺术》，该书中归纳了七种常用的宣传手法。

无论是美国大选还是两次世界大战，我们都能看到传播学的诞生和发展都依附于政治的土壤，而这种传播效果的研究又对政治家们如何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提供了“教材”。

(2)传播学对政治的影响。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传播效果研究之所以被政治家们关注，就是因为传播效果对政治发展尤为重要。虽然说媒体宣传并不是获取政策理解的唯一通道，但是美国总统利用大众媒体传播自己政策、获取选票、赢得选举的例子不胜枚举。因为，宣传的意义并不限于宣传本身。1972年，美国传播学家M.E.麦库姆斯和D.L.肖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题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这篇文章基于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大众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的调查报告。该文章中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全面地分析了大众媒体关于议题报道程度，如何报道能引起人们在认真、态度和行为三个层面不同的影响。^[15]

这些研究都为政治家们如何使用媒介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提供了借鉴。但是现代意义上传播对政治的影响，更加注重的是媒体拥有话语权的情况下，对政治的影响。

现代社会政治更加重视民主，注重民意的表达和人民话语权的实现。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程度、发表意见的自由度、通过媒介了解政事的频率，不仅体现出一个国家大众媒体的发达程度，而且更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水平的标志。现代媒体特别是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发展，为公民提供了实现政治权利的舞台，为公民更广泛参与公共事务创造了条件。相比较传统媒体，新兴媒体受到政府的控制更少，对推动舆论监督的作用也就更大。传统媒体在揭露政治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很多贡献，诸如1972年的“水门事件”，2011年的新闻集团的“窃听丑闻”等;近年来，我国微博发起的多起“门事件”也推动了反腐工作的开展。

总之，传播不仅仅为政治的宣传提供了工具，而且更是大众实现话语权和政治监督权的渠道。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传播速度加快，信息传播范围更广，信息接受者更加广泛，政治监督的方式更加多元化，这对政治家们也提出了新的课题。

1.1.3.2　政治传播

关于政治传播的概念，西方的任何一部专著中至今都没有一个没有异议的定义。因为，政治传播自身包含着“政治”和“传播”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又在分属的两个学科中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分，而且一个概念中包含两个要素给概念界定带来的困难还在于:政治传播到底是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界定还是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界定。此外，随着政治学和传播学本身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新的研究元素也不断被引进到政治传播研究中来，对原来就没有形成共识的已有概念形成新的冲击。

目前，西方学者在政治传播学的概念界定上有两种趋向，即政治学本位和传播学本位。坚持政治学本位的学者认为政治传播是一种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如最早关于政治传播学概念的表述:“政治传播是一种过程，一种有多种因素在其中相互影响的过程:政府及其辖设的社会事业机构与公民的选举行为两者不断向对方传达政治性的影响因素。”^[16]美国的民意研究学者莫里·艾德尔将政治传播作为一种政治图像进行了抽象的定义，他认为，政治传播似乎不是一种传播的流动过程，而是由公众舆论所形成的人们对政治的种种假设或者意向。^[17]这些关于政治传播定义的界定或者解释都是基于对国家如何应用传播手段取得公众认同感和维护社会政治秩序正常运行知识的了解。在了解这些之后，政治传播就可以通过直接的政治宣传广告和隐性的宣传报道来达到政治宣传的目的。

从传播本位界定政治传播概念的学者中，来自查菲的观点最简单也最容易被接受，他认为政治传播是“传播在政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18]与查菲的观点不太一样，阿尔蒙和波尔认为:“政治传播是一基本的系统功能，其很多结果将可维持或改变政治文化及政治结构。”^[19]美国学者赖恩·麦克奈尔综合了传播学角度解释政治传播概念的观点，作出了比较权威的定义，把定义简化为“关于政治的有目的的传播活动”。^[20]后又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一切党派人士与政治活动家为了达到特定的目的而进行的各种传播活动。第二，一切非党派人士针对党派人士展开的传播活动。第三，一切涉及以上三类人群政治行动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文章或通过其他媒介形式的展开的政治讨论。”^[21]

从西方学者对政治传播概念界定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侧面看出西方学者政治传播研究的范式，因为概念界定是研究的第一步，它制约了学者从哪个角度、用什么研究方法来研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