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传播与传播的政治辨析

◇姜　飞

为什么现在的政治传播研究这么的热闹呢？自然科学通过对自然物质构成部分从分子、原子到中子、夸克的细分逐层深入地呈现物质的微宇宙，对宏观理论认识更深化，以此作为构造物质世界理论和宇宙观的基础；人文社会科学通过对社会构成部分从组织、文本、过程、个体、心理等的逐层深描再现人的微宇宙，并以此作为构造宏观判断和世界蓝图的基础。再进一步说，一个学科（discipline）假以时日，通过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以定位领地（domain），通过研究对象（subject）的逐步清晰开始立下根基，通过对于研究对象的细分和深描构造该学科的基础理论或理论基础；再假以时日，学科理论成熟度逐步提升，对于现实问题的回答开始获致认同（identity），则推动着该学科领域的人群逐步有核心理论和经典文献共识性沉淀，并有代表性人物和成果、机构，其贯穿的学科史、理论史促成思想史的研究渐次展开……此时，对于学科总体的历史性哲学（Philosophy）批判就提上了日程，并由此开启学科思想的涤荡，进一步探求学科的学理合法性，以便再上台阶云云。那么政治传播研究正呈现出这样的过程、阶段和气质。如果我们去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走向前台的过程，会发现其中有两个引擎：一个是国际传播，一个是政治传播。太阳底下无新事，如今中国也是政治传播研究与国际传播研究把30多年自娱自乐的传播学界逐渐带上了前台，这是从形势上作出的基本判断。

但是对于政治传播究竟该怎样理解呢？我把我的观点与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有很多学者提到我们是从宣传的理念到传播的理念，是不是大家发现从宣传到传播又有了一个新词语就是“讲故事”？如果对传播学不太了解的话，有必要知道有这样一段历史，中国的传播学是在新闻学的框架下引进来的。那么新闻学就有一个理论的前提：新闻就是一种客观地、真实地呈现。但是传播在新闻的框架下引进了传播学，这就变成了新闻传播学，所以传播学在中国想当然地被认为就是逻辑的前提：传播是传播事实的。这个前提可能在当下的传播中，从宣传到传播到讲故事，这个视野是需要更新的。因为“事实”从来是一个构建的产物，尤其是通过媒体这样一个专业机构和人群。充其量他们是事实的遴选机构，但他们与权力的特殊关系使得他们被赋予了新闻生产的专属权，从而使得他们对“事实”建构赋权，甚至将他们的作品——“新闻”等同于历史。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通过复杂的论证已经揭示给我们一个貌似复杂但简捷的思考范式：知识的生产需要考古；同理，可见的历史本身也不是客观先在的东西，“历史”本身都是历史的，取决于多元文化变迁系数的相互作用。从这个角度就比较好理解当下“传播”语境下的新语词“讲故事”。进而，我们的国际传播体系不是单纯的信息劳工，其所要承担的两个责任与角色目前貌似把中国特色发展的故事有效地编织进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而不显突兀；同样，把中国特色发展的故事编织进国际政治和传播体系可以让人和你和平相处。这是我们当前学界面临的两个问题，这也应是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命题。

第二，理解政治传播需要一个变化的主体观。在当下，传播是以事实的提供，或者以事实的合法提供者的身份敲击着我们当下对主体的认识，使之超越主体的认知处理能力投身于更多“事实”的海洋和追逐行为；而信息通过看似偶然性的并置行为将价值和观点藏在信息的夹层，让信息的消费者自觉自愿地服用并传播致效。用“文化他者”（cultural other）的主体性置换自我，在消费他者的过程中将自我异化出去——关键是这样的过程给用户带来一种认知错觉，他的消费过程不仅是自觉自愿的，而且是自我激荡、自我发明的服用过程。主体变成不知疲倦的信息猎户，甚至是实验室里圆弧上奔跑的小白鼠，外观似万般无奈而内里则乐此不疲。以前我们对主体的认识是恒定的。比如说我们国际传播中的中国形象构建，这种构建是建立在某种恒定的主体性的设定与某种恒定的主体性的想象基础之上；但是在后现代主义现实语境下，主体已经碎片化的存在了。因此，我提出，政治传播正蜕化为一个政治认知框架而非橱窗。那么这个框架放在哪里，哪里纳入的就是存在的政治的合法性和传播的利益所在，换句话说，是讲故事的方式反倒比故事内容和讲故事本身更加重要。至于现在最时髦的说辞“大数据”，所谓社会计算的方法试图通过还原随机性传播的痕迹而归纳出某种有机性的结论，则类似皇帝的新装，新的巴别塔想象，超越旧故事的故事边缘性缺陷试图满足故事的圆满期待，但终究还是一种故事，只不过变换了讲故事的方法。总之，一个趋势越发明显，政治的传播愈加依恋传播的政治。

第三，关于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理解传播学，中国的经济学统称为“政治经济学”，而中国的传播学也可以统称为“政治传播学”。所以，中国的政治学其实是“政治政治学”，传播学其实是“政治传播学”。如此，“政治传播学”已经涵盖了传播学的范畴，那么政治传播应该研究什么呢？政治的传播和传播的政治，就变成了一个逻辑上的顺畅前提：如前所述，传播主体性及其建构逻辑变成了框架效应时，那么就使得政治的传播更加依赖传播的政治，甚至大多数是传播的政治在决定着政治的传播。

有关政治学和传播学的关系，是否可以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来揭示：“政治学”基本都是西方引进的，那么中国的“政治学”就是中国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正房”太太；传播学也是从西方引进的，但是现在又和政治学相耦合，从政治学视野来看传播学好像政治学纳的一个“妾”。如果要回到政治学，这有点“夫妻反目”的趋势，不符合学术现实和规律。

当然，导致这种现象，传播学有自身的问题。传播学领域目前尘土飞扬，但暮气沉沉。中国传播学界从狂热地扑向西方，到现在西方送货上门的沾沾自喜，就像现在把核桃玩出玉的水平！但核桃终归是核桃。这似乎也是政治的传播在没有意识到传播的政治下的必然结局。因此，如何用政治学的学理观照传播领域的政治传播？又如何用传播学的学理观照政治学领域的政治传播？是背靠着西方、把西方的传播理论设计成橱窗来框范传播现实，还是背靠中国的传播现实检点西方的传播理论和我们的双手双脚？这些逻辑或许是我们下一步思考政治传播和传播学的某种新的起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