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的“外传播”

政治传播是政治共同体内政治信息和政治价值观的扩散、接收、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从形态和传播范围看，政治传播有“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之分。所谓对内传播是指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政治传播，所谓对外传播是指各种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传播。政治共同体有大有小，性质也不尽相同，而比较成熟和现实的形态是政党和国家。因此，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看，可以将对内传播理解为党内或国内的政治传播，将对外传播理解为党际或国际的政治传播。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理解政治传播的“内传播”与“外传播”，尤其是如何在“外传播”中保持和强化主体意识，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一，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政治传播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的辩证统一关系。具体地说，对内传播时，坚持政治传播主体意识是政治共同体保持稳定并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政治传播的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是一种有机统一的关系，对内传播是对外传播的基础，对外传播是对内传播的延伸。一个政治共同体要存在下去，统治者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将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观点、政治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传输给社会各个阶级。这一过程在葛兰西的眼中，不是通过暴力措施实现的，而是依赖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自愿认同来实现的。在政治共同体内部，统治者通过大众传媒、学校、政党、教会等各种渠道，将自己的统治意志普遍化为社会的共同意志，这个过程就是政治信息的内传播过程，它是制造“社会同意”的过程，亦即“‘霸权’最终实现的必然过程和要素”^[15]。当然，统治者要维持自己的统治，需要时刻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教育，运用系统的传播手段将自己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灌输给大众，经由政治教育和政治灌输使大众由“社会人”变为“政治人”，以完成人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众所周知，政治社会化传递和延续主流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共同体的稳定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持，“维护政治权威，节约社会资源”，“培养公民的政治素质，促进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16]它能为政治共同体的延续提供人才和思想保障。

第二，全球化语境下，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必须强化政治传播的主体意识。从理论上讲，当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在政治共同体内得以稳定地实现时，它便会有溢出共同体界限的冲动，一旦溢出就意味着对外传播的发生和形成。对外传播主要针对的是国外的受众，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政治信息的对外传播，树立政治统治者和政治共同体的良好形象，展示政治共同体所取得的政治成就，以求得国外受众对本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认同，扩大本政治共同体的影响。在经济独立、政治隔离、文化抗拒的时代，政治传播侧重于对内传播，而在经济一体、政治相通、文化相融的全球化背景下，政治传播更多地表现为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政治冲撞和较量。较量的“输与赢”虽然与诸多因素相关，但归根结底，取决于较量的底线——政治文明本身。很多人认为，唯有政治是不可能“全球化”的。事实上，政治本身的“全球化意图”是最强烈、最明显的，这正是政治传播研究必须予以特别关注的。政治传播往往被裹挟在“文化传播”之中，政治的“全球化意图”往往穿着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外衣，让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因此，有必要在混沌与朦胧的文化传播中清醒地把政治传播“剥离”出来，以准确地判断出中国政治传播理论的价值。

当今的世界传播秩序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这是不争的事实。依靠旧殖民秩序留给西方的遗产和自身强大的科技和资金支持，依靠自己的先发优势，西方国家掌握着对世界信息秩序的控制权，形成了世界信息传播的“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对立，信息在国际上的单向流动成为一个常态，即信息大多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流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西方发达国家打着“信息流通自由”的旗号，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信息领域，在此情况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就面临着维护信息主权的沉重压力。国际信息流动的南北失衡、东西失衡的现状不仅导致由旧殖民主义带来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加剧，还导致国际政治秩序和信息秩序产生新的不平等。正如上文所讲，在这种信息全球流动的裹挟下，西方的政治价值和政治意识形态在谋求新的扩张。民主、自由、人权等被西方认为是普世价值的原则，得到大规模的宣传和扩张。在此情况下，广大发展中国家就面临着与西方国家进行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任务。20世纪70年代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进行的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的斗争、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舞台与英美等国的斗争都是这方面的反映。

我国的情况就更为复杂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不同是我们与西方的最大差别。因此，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斗争将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美国斥资5　000万美金建立的“自由亚洲电台”，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这表明，冷战结束后，美国将意识形态宣传的重点从东欧和苏联转向了亚洲。另外，近年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给西方以巨大的压力，西方的心理失衡和对中国的警惕、担忧也在与日俱增，这些也都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表现出来，“3·14”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的表现是最好的说明。因此，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对外传播中强化政治传播的主体意识。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传播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政治传播所面临的国际环境，认识到我国对外政治传播斗争的复杂性，在对外传播中保持清醒的主体意识，以更好地传播我国取得的成就，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