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内容的深层

当我们剥开意识形态的坚硬的外壳，区分出政治价值的分层次可传播性，政治传播内容的深层内核——政治文明就显现在我们面前。从传播的角度看，没有人会否认政治文明的传播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相反，人们渴望政治文明的交融，渴望各种形态的政治文明通过最广、最深、最精确的传播与覆盖给整个人类带来福祉。政治文明作为深层的政治传播内容，需要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来把握。

第一，政治文明没有政治冲突性。

政治文明是一种文明，对于文明人们往往从三个角度来理解。一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这个角度来理解。这种意义上的文明与包括蒙昧的野蛮相对应。马克思就曾使用过“蒙昧、野蛮、文明”来划分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二是从人类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积极成果这个角度来理解。这种文明，仅指有史以来人类精神创造和物质实践活动所传承下来的有利于人类自身的积极成果。三是从一个民族、国家、地域或具有共同精神信仰的群体的文化遗产、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这个角度来理解的。比如像古希腊文明、两河流域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等这样的表述。

在关于政治文明的认识上，很多人不愿意把政治文明与政治文化区别开来。文明与文化的关系本来已经是哲学解决了的问题：文明是文化中积极的、进步的精华部分，文化中包含着文明却不等于文明，文化不能代替文明，文化“大”，文明“小”。按照这种逻辑，理应先有文化，后有文明。但是，近年来却有一种思潮，把文化与文明的关系颠倒过来了，认为先有文明，后有文化，文明与文化并无“精华”与“积极”之分。国内外学术界都存在着这样的看法。这样一来，本来就十分复杂的文化与文明交织在一起，变得更加复杂。因此，在关于政治文明的认识上，还是要坚持一个基本的要点，即“政治文明是一个褒义的概念。政治文明是人类政治生活包括政治文化的进步状态，野蛮的、落后的、颓废的政治生活、政治文化不能划入政治文明之列”^[15]。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文明是进步的、民主的、法治的、正义的、和平的政治生活，是人类在政治理性和政治理想的支配下、长期的历史中积淀的、适用于各种政治环境的政治价值。所以，政治文明没有政治冲突性，这是其作为一种政治传播内容区别于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特质。

第二，政治文明唯有通过传播而融合。

人类的政治传播，传播的内容归根结底是一种政治文明。若把人类的政治文明用“西方”和“东方”做最简单的形态划分（当然不是最科学的，这里的“西方”与“东方”具有空间、地域、文化形态、意识形态等综合性意义），那么西方的政治文明发展至今，可以归纳为一些基本的理念或原则，比如，保障人的基本权利原理、人民主权原理、代议制民主原理、分权与制衡原理、法治原理、政府职能有限原理、政党政治原理、政治监督原理、正当法律程序原理、违宪审查原理等。而属于东方文明的中国特色政治文明，也有一些基本的理念和原则，比如，广泛吸收民意与注重集中落实相结合的组织原则，执政党与参政党相互合作、相互监督、相互统一的政党制度，投票式民主与协商式民主相结合的民主形式，以及我们在十八大以后所着力推行的社会主义协商式民主等。

从政治传播的特有角度看，没有“政治性”的政治文明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也是经验与规范的统一。但是，无论是其特殊性还是普遍性，都离不开政治传播。特殊性意味着其在特定的经验政治中生成，这种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播的过程；普遍性意味着其规范价值意蕴在其生成的政治系统以外被接纳、认同，这更是一个传播的过程。也就是说，无论在特定的政治系统中，还是不同的政治系统间，政治文明与政治传播都是共生共荣的。

第三，政治文明有国别无国界。

正如我们前面在关于政治价值中的“国别风格”的论述中所指出的那样，政治文明的特殊性与经验性说明其有“国别”之分（假设“国家”代表的特定政治系统是不同政治文明的载体）。这样，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和文化传统等政治经验的差异，在尚存在“国家”的条件下，政治文明是有国别的。既然有“国别”，就不应总是企图在政治文明的形态上“抹杀”这种国别。政治文明的特殊性决定政治文明有国别，同时，政治文明的普遍性决定政治文明无国界。政治文化有差别、有壁垒，但是政治文明总是顽强传播，生生不息。

从历史的角度看，政治文明属于人类的共有财富，无论是产生于哪个民族、哪个地域、哪个国度，只要是有利于人类政治进步的政治举措，最终都会超越国界、地域成为人类可以共享的政治文明。马克思当年曾以1648年的英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为例深刻论述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16]在当今，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的政治文明逐步走向深度融合的时代，当我们把来自于某地区、某国度的政治治理成果总结、升华成政治文明的时候，看重的是它对于人类政治所具有的普遍的指导意义，这种意义的实现所依赖的正是政治传播。进而言之，我们希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迅猛发展几十年的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能通过有效的政治传播惠及全世界，造福全人类。

【注释】

[1]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40－41．

[2]景跃进．政治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68．

[3]克拉莫尼克，等．意识形态的时代［M］．章必功，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6：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5]荆学民，王玉柱．体与用：艺术的审美特质与意识形态性——兼评目前讨论中的种种观点［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1992（3）：30．

[6]海伍德．政治学：第2版［M］．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79．

[7]拉斯韦尔．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M］．杨昌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19．

[8]这里我们无法对政治价值本身展开论证，我们曾提出过的价值“三个级态”理论，即经验价值、规范价值和终极价值的分类，适用于这里解释政治价值的传播问题。参见荆学民．人类信仰论［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160．

[9]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4版［M］．王沪宁，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0．这里我们之所以引用了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的旧版本，即第4版，是因为达尔在此后的新版本中删去了分析政治“四种取向”的理论。但我们认为，这个理论很有价值。达尔虽然不再提了，也不等于说他否定了这个观点。

[10]景跃进先生在他主编的《政治学原理》中，借鉴了达尔的分析方法，我们在这里进一步借鉴了景跃进先生的分析。不过，他是用“知识的可转移性”来分析的。我们是直接分析政治价值的“可传播性”问题。景跃进先生在分析完政治“知识的可转移性”之后，针对中国，创新性地提出了“政治学国别风格”问题，很值得深入探讨。

[11]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6版［M］．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72．

[12]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6版［M］．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0．

[13]陈先生的观点，参阅陈先达．论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J］．哲学研究，2009（4）：3．

[14]这种“普世价值”当然不是陈先生所批判的那种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论”。

[15]虞崇胜．政治文明概念辨析［J］．理论前沿，2002（4）：21．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