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何以统摄传播

在人们讨论政治传播的时候，如果不仅仅停留在概念的表面而深入思考，首先遇到的困惑可能就是政治、传播、社会三者的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下面简而述之。

（一）政治的生成与传播

政治貌似为人们所熟知，其实无法定义，因为政治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固定在哪种含义上。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达尔曾说：“确切地说，任何人都能懂一些政治，但政治是格外复杂的事物，很可能还是人类所遇到的最复杂的事物之一。如果不具备处理政治复杂性的技能，人们就会草率或过分地简化政治，这就是危险。公正地说，我们认为，大多数人确实都把政治简单化了。”^[1]所以，认知人类的政治，需要从历史和逻辑两个角度展开。从人类政治历史演变的“历时态”看，政治与国家、经济、社会关联。与国家关联的政治，按照马克思的理解，政治现象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以后，即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产物，因而，各种复杂纷繁的政治现象所体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社会中各阶级围绕着“国家”的统治权力而展开的激烈斗争。因此，从与国家关联的角度来认识、把握、研究政治，是贯穿人类几千年政治思想史的主线，直至当代仍然如此。与经济关联的政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生活还没有什么独立性，在很大的意义上政治生活就是他们相对于私人家庭生活的社会生活。当人们维持生活与生产资料的经济生活逐步凸显出来、越来越具有独立意义的时候，人们便开始从与经济相对应的意义上认识、把握和对待政治了。应该说，在当下社会里，人们更多的是从与经济对应的意义上，或者说是从与经济关联的维度来把握和认识政治的。与社会关联的政治，从社会维度对政治进行认知和把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境界，这两种境界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产物。在人类社会诸多领域混沌不分的早期，人们的政治生活就是“社会”生活，这种政治、社会生活可能仅仅是相对于私人家庭生活而言的。如果说，这可以视为与社会关联的意义上的“政治”，那么毫无疑义，这种分界是完全不自觉的。随着经济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突出及其对政治的制约的强化，人们开始从与经济对应的意义上认知和把握政治，而当人们能够自觉地从高于经济和政治本身的境界来把握政治的时候，实际上又是从“社会”的境界和意义上对政治进行把握。这正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

从国家、经济、社会三个维度所规限的政治，即政治的“历时态”生成过程，可以归纳为政治的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过程。这种过程既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历时展开过程，又是空间意义上的横向扩展过程。这种过程正是政治从无到有、从己到人、从私到公、从内到外、从一到多的，通过“传播”这一根基性路径生成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传播在被理解为“人类社会的特质”的基础上与政治的本质取得同一性。可以通俗地表述为：没有不通过传播而形成的政治，正像不存在没有被统治者的统治者一样，即所谓的“政治即传播”。

这种看法的深度与视角，可能不同于现在人们对政治传播的理解与解释，尤其是传播学学者对于政治传播本质的看法。我们没有具体展示所谓政治传播的历史形成过程。比如，在中国历史上，有尧、舜、禹及上古时期《尚书》《左转》等所记载的“口传”政治，先秦诸子百家的“说服”政治，秦汉时期的“书刊”政治，唐宋时期的“进奏”政治，元明清时期的“特务”政治等；在西方历史上，有古希腊罗马乃至中世纪的辩论修辞政治，近代资本主义时期英法德的报业新闻政治，美国的宣导性政治，以及传播学创建后产生于传播技术与新媒体引擎下的说服政治、修辞政治、沟通政治等。

在我们看来，展示这种具体的政治传播的发展过程，在理论上并不能揭示传播的政治本质和属性，而只能说明政治是怎样运用传播来实现自己的。毫无疑问，无论是展示政治对传播手段的运用，还是在政治范畴中讨论政治，都无法说明我们上述的政治在“国家化、经济化、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步生成自己的规定性这一理论见解。所以，这种理路，看来看去，还是一种传播学，而不是政治传播学。

（二）政治统摄传播

传播是一种交流，交流是一种过程，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在这里，“信息”实际上是传播的核心，比“流动的过程”更为重要。至少也应说二者同等重要。但传播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预设了这种信息，即把这种信息当作一种既定的东西，认为传播的变化就是传播过程的发展。认为传播学就是研究这种过程之规律的学问。

毫无疑问，传播的“过程”本身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确实越来越复杂，但是，研究者们把这种过程解释得更加复杂。打开现在任何一本《传播学》，浓墨描写的是过程，诸如线性的、非线性的、单向的、双向的、立体的、直接的、反馈的、系统的，还有所谓拉斯韦尔模式、申农—韦弗数学模式、奥斯古德模式、韦斯特利—麦克莱恩模式、德弗勒反馈模式、赖利夫妇模式、马莱茨克模式、鲍尔—罗克希依赖模式等，纷繁复杂，眼花缭乱。事实上，不仅仅是非传播学研究者们很难理解和消化，就是一些研究传播的学者自己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和消化。

为了使问题回归简单朴素，我们也就不古今中外地往前追溯了，就让我们回到“传播学之父”施拉姆当年对传播的认识和研究上来。施拉姆确认传播的“人类社会特质”的基本思想后，认为传播是一种信息流动的过程，他虽然之后对“传播关系”“传播行为”“传播契约”“传播过程”等展开了不断深入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与他对“信息”的认知是同一的。就是说，传播过程的展开与被传播之“信息”的生成扩展相互依托，是同一个过程。这一点被后来的传播学研究者忽略了，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对传播过程的研究上。这就是我们现在看传播学只看到传播形式而看不到传播内容的原因。

事实上，施拉姆当年创建“传播学”时，首先研究了传播的内容——“信息”。在他的《传播学概论》里专门有一节是谈“信息的性质”的。他指出“信息是传播的材料”，并借用了香农和韦纳的思想来解释“信息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他认为“凡是在一种情况下能减少不确定性的任何事物都叫做信息”。问题的重要性在于，施拉姆接着所讲的通过信息流动“减少不确定性”而形成“确定性”的过程，正是信息的“社会性内涵”生成与展示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要通过人的社会性本质生成与展示的过程，才能知悉“传播”究竟在传什么。这也是“传播”必须由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诸多学科来说明的原因。

施拉姆当年这种研究思路清晰易懂：“社会是各种关系的总和，在这些关系中，某些信息是共享的。我们要明确了解的一点是：人类传播是人做的某种事。它本身是没有生命的，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除非是传播关系中的人使之成为不可思议。讯息本身并无含义，除非是人使之有含义。因此，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与他们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他们怎样相互影响、受影响，告知他人和被他人告知，教别人和受别人教，娱乐别人和受到娱乐。要了解人类传播，我们必须了解人是怎样相互建立起联系的。”^[2]当我们认为，传播过程受制于所传播的内容，而传播的内容即“信息”的内涵是人类社会性本质的具体生成与展开的时候，传播本质中的政治要素便凸显出来。也就是说，传播“使不确定性不断地走向确定性”的过程，正是一个传播的内容不断地社会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播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地政治化的过程。

传播的社会化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也是一种政治化过程，这是我们观察与探究“传播究竟在传播什么”的一种理论视角。其实，现实中已发生的传播历史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2003年，法国学者埃里克·麦格雷出版了他的著作《传播理论史——一种社会学的视角》，这部优秀的著作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西方传播理论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麦格雷提出了研究传播的“三个维度”：“要更准确地定义‘传播’这个词，必须选取不同于空想家和诡辩论的角度，接受社会科学奠基人和继承者以不同方式发出的邀请，把传播看成一个我们永久居住的三维空间。……我个人赞同的表述是：传播现象是一个‘自然的’‘文化的’和‘创造性的’现象，三层意思的重要性逐层递增，分别对应的是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政治秩序。”^[3]关于三个维度的关系，麦格雷突出了他的“政治统摄传播”的学术思想：“把握上述三个层面、三个世界的关系，是传播研究面临的一大挑战。……传播首先是文化事实和政治事实，其次是技术事实。”^[4]“客体、社会关系和政治秩序，是传播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一种传播学理论都是由几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组成的：人与人交流的功能化模型、对权力／文化关系的判断、统领全局的政治秩序观。……任何理论都是由科研预设以及意识形态、伦理观念和政治判断组成的。无视理论某个部分或多个部分事先已经纳入的观点，就可能冒倒退的风险。学术研究思潮的发展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5]可以看出，麦格雷在这里已经突破了社会学的视角，讲的是研究传播所应坚持的哲学和政治学立场，是从传播的社会本性出发而超越了社会学本身。他据此非常推崇马克思侧重于意识形态的关于社会关系本质的理论，推崇涂尔干关于社会共识与社会整合的理论，推崇韦伯关于社会行动的理论。麦格雷尖锐地批评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于互联网、新技术和新经济飞速发展而出现的传播学研究的“技术决定论”的死灰复燃，认为这种对传播的研究偏离了社会与政治的轨道，是传播研究的“回归客体”式的“不可能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