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内容的中层

人们长期以来对意识形态与政治价值^[8]不加区分，认为政治价值就是意识形态，其实不然。意识形态蕴含着政治价值，但并不等同于政治价值。政治价值是一种政治规范，或者说是从规范角度对政治生活的规定，其要旨是建立在现实政治生活基础上，面向理想政治生活的诉求。而意识形态虽然也包含着面向未来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仰，但是，其要旨是用于指导、约束现实政治生活的经验性诉求。在政治传播中，二者均属于可传播的“政治信息”范畴。但是，如前所述，意识形态由于其特定政治经验所包裹的坚硬的“政治性”外壳，在其传播过程中往往充满着拒斥和斗争，而政治价值由于其面向未来的超经验的“理想性”，虽然在传播中也会遭遇一定程度的“歧见”，但总体上相容性更强。

当我们把政治价值视为政治传播内容的时候，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政治价值能不能被传播。一种事物的“可传播性”，取决于这种事物的“有用性”的可扩展程度。有些事物十分有用，但是可能仅适用于其原发环境和系统而不适宜扩展。产生于特定政治系统中的政治价值，除了在本系统进行“内传播”之外，能不能在本系统之外传播，取决于它对别的系统是否有用、在多大程度上有用。这是在意识形态纷争的基础上，政治价值传播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美国政治学家达尔在分析现代政治时曾指出，对一个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四种取向：规范、经验、政策和意义。每一种关于“政治”的理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时包含了它们，只是构成的比例不同而已。他是这样说的：“每一个问题代表着对世界的一个不同的取向，提出第一个问题，人们的取向是要发现一项政策。提出第二个问题，人们的取向是要寻求规范，亦即价值或标准，去判断可供选择的政策。提出第三个问题，人们力图找出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经验的关系。提出第四个问题，人们力图澄清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政策取向、规范取向、经验取向以及意义取向。根据政治分析在特定时间里注重于哪一个问题，人们分别可以说政策分析、规范分析、经验分析和意义分析（有时称为概念或语义分析）。”^[9]

达尔的这种理论适用于我们对政治价值的可传播性的分析。在四个取向中，“政策”属于具体的行政范畴，“语义”属于语言规范范畴，我们暂且不论，这里仅就“经验”和“规范”两个层面对政治价值的可传播性加以分析。所谓政治价值规范层面的可传播性，是指首先在西方或东方社会形成的政治价值是否具有普遍性。比如，首先产生于西方社会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术语所体现的基本政治价值，许多东方国家也已经吸纳或逐步吸纳，已经努力使之成为自身文化的组成部分。在这一意义上，这些政治价值是全人类的财富，是政治文明的结晶，可称之为政治价值的普遍性。政治价值的普遍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超越性，不依赖于经验政治的实证。即使政治经验生活中不存在承载这些价值的制度安排和经验事实，它们也依然是有效的，因为这种有效性建立在超越具体政治经验的政治信念的基础之上。但是，经验层面政治价值的可传播性与此不同，它受到产生这种政治价值的实证政治条件的严格检验。其可传播性程度直接受制于“传者”和“受者”两种政治现实之间的相似程度。这样一来，由于各国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的差异等，可能经验层面的西方政治价值很难直接转移到非西方国家中去，反之亦然。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经验层面的西方或非西方的政治价值视为一种地方性知识。当然，地方性知识并不意味着它不能提供关于经验事实的规律性认识，只是这种规律具有适用边界的限制。^[10]

经验层面政治价值的可传播性（特殊有效性）建立在现实政治的实证基础上，而规范层面政治价值的可传播性（普遍有效性）建立在超越特定政治现实的政治信仰的基础上，但是这两者却不是割裂的。由特殊有效性（适用于地区政治）到普遍有效性（适用于所有政治）的传播和扩展，体现了人类的政治由具有巨大分歧的现实状态不断走向没有分歧的理想状态的历史过程。得出这样的结论，是由于我们从研究分析方法上对政治价值的经验分析和规范分析是相辅相成的。因为“没有明显的理由表明，为什么在政治研究中科学方法与规范取向是根本不相容的。每种方法都可以丰富别的方法。如果没有经验导向的分析所提供的对现实的测绘，规范分析就容易变得缺乏说服力甚至分文不值。如果对政治哲学家（即我们通常对那些从事规范政治分析的人的称呼）特意提到的某些根本性问题失去关切，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当代的，经验分析就有沦落为浅薄之谈的危险”^[11]。既然如此，正像达尔所说：“其一，关于政治的陈述通常包含着规范的和经验的双重成分；其二，即使是纯经验的研究或纯经验的陈述也无一例外地具有其规范的关切，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正在加以述说的经验世界的那个特定的部分。”^[12]

当我们把政治价值视为政治传播内容的时候，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政治价值要不要传播。上述分析说明，政治价值是可以传播的。但是，政治价值规范层面与经验层面的“可传播性”或“可转移性”的限度不同，必然牵涉政治价值的“普世性”以及“普世性程度”问题。这个问题最终回答的是：政治价值要不要传播。

在我国，有所谓“普世价值”的争论，其实质是政治价值普世性的争论。这场争论严肃而尖锐，似乎完全退回到了坚硬的意识形态外壳之中，政治价值的规范层面和经验层面的“可传播性”几乎被否定了。不管怎样，从学术争鸣的角度看多少有些令人遗憾。当然，仅就我们这篇学术文章所论及的政治价值传播必要性这个话题而言，在争论中，我国著名哲学家陈先达先生所提出的价值的“普世性”与“共识性”及其关系的观点^[13]，有利于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理论问题。在我们看来，所谓“普世价值”与“价值共识”并没有本质性的矛盾：“普世价值”是从传播、交流的“结果”出发，对一种价值的共识性所做的判断和表述；^[14]“价值共识”是从“过程”和“历史”出发，对一种价值的普世性所做的判断和表述；二者的结合，反而更能说明政治价值要不要传播的问题。简言之，“价值共识”理论说明了政治价值十分需要在全世界进行传播，以便人类在传播中对政治价值取得更为深刻而广阔的“共识”。共识离不开传播，通过传播，“共识”程度会越来越强。从这个意义上说，若坚持“价值共识”观，就要肯定普世价值——当然不是从特定意识形态立场出发事先设定一个普世价值去传播；若坚持普世价值观，就要肯定这种普世价值来源于价值共识。这就是从传播角度对政治价值研究得出的辩证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