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意识形态一直众说纷纭，甚至有学者称当代世界仍然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时代”，并认为“意识形态的时代，既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困惑失望的时代。乌托邦式的幻想接踵而来，然后暗淡无光地接踵而去。正像许多其他方面所证明的，我们的现代世界又被意识形态证明，确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3]在此，我们不进行意识形态的争论，而是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马克思主要以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为根据来界定意识形态的本质。他从是否反映经济、是否受经济基础决定的角度，把社会意识区分为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和非意识形态（不属于上层建筑）。[4]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使用了哲学意义上的“本质与属性”“体与用”的概念，准确而深刻地揭示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5]可以说，由此展示的对意识形态的界定与理解，统领和指导着马克思整个政治思想的历史进程。
从政治传播的视野看，或者从被传播的政治信息的角度看，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政治性”本质的揭示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马克思赋予“意识形态”以“政治”的本质属性，从而使意识形态因为这种“政治性”而成为不易传播的、包裹在政治信息上的“坚硬的外壳”；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的天然使命，又恰恰决定了它时刻都在突破“坚硬的外壳”，通过传播发挥自己强大的作用。
纵观人类政治的历史，在任何形态的政治系统中，意识形态都具有强大的功能。现在，学术界对意识形态的探究，实际上还是在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功能论”路径前进。无论是从政治学角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研究；无论是论说意识形态的真与假、教化与蒙骗，还是论说意识形态的政治动员、政治价值凝聚、政治信仰塑造、政治理想认同等功能，都是在静态地认知和思考意识形态。然而，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离开动态的传播过程，意识形态的这些功能将无法实现。所以，需要把意识形态置于现实的政治传播中予以深入地研究。
可以说，自从人类社会有了意识形态，人类社会的政治就被绑在这架“战车”上滚动、传播、砥砺。由于人类政治的相容性，意识形态形成并传播了人类的政治文明；又由于人类政治的民族、国家的差异性，意识形态的政治外壳越来越坚硬。意识形态的滚动、传播、砥砺的历史，大体上可以以“国家与社会”“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为轴线划分出“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两大阵营。种种“主义”形态的“意识形态”，无一不是这两大阵营的延伸和变种。“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支配并伴随着人类政治走过了“热战”“冷战”“博弈”“亲和”的历史。在这种历史过程中，人们在特定意识形态的支配下的一个共同的愿望是“终结”意识形态——一种意识形态“消灭”另一种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不只是一种思想和理论领域的斗争，而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国内不同政治派别间的意识形态，还是不同国家间的意识形态，都是一样的。从曾经沸沸扬扬的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激烈争论中可以看出：“所谓意识形态终结、历史终结以及现代性终结的论断本身也可看成一种意识形态，它们不仅没有带来意识形态的最终消亡，反而显示出意识形态争论仍然存在且很激烈；意识形态的演化还在继续，或许这是个永无休止的进程。”[6]
“无休止的进程”意味着意识形态会被无休止地传播。与一般事物均有产生、发展、灭亡一样，意识形态不会终结是指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会终结。对于任何一种具体的意识形态而言，虽然政治统治者即意识形态的创立者极力维系既有的意识形态，但是终究也免不了特定意识形态的灭亡。这其中，意识形态的传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像我们过去十分不理解，为什么当年的法西斯意识形态明明很荒谬，却依赖“宣传”而那样地“深入心灵”，使人“弯曲了脊梁”。当然，文明最终会战胜野蛮，意识形态的生命依赖于传播与“宣传”，但却不取决于传播与“宣传”。当年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教授在他的《政治学》中说到意识形态，曾无比感慨地写下一段精辟的文字：“一种公认的意识形态是能够自己长期存在下去的，不需要那些受益最多的人去进行什么有计划的宣传。当有人为了寻求传播某种信念的方法而煞费苦心的时候，就表明该信念早已奄奄一息了，社会的基本前景已经衰败了，要不就是一种新的胜利的前景还没有获得男女老少各色人等的自发的忠诚。一个对自己毫无忧虑的国家多么幸福啊！至少少数几个从普遍默认中得到主要好处的人多么幸福啊！在群众受着信心的驱使，而精英又满怀自信的情况下，那些将特殊利益给予他人的生活制度是没有必要去搞什么阴谋诡计之类的活动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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