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的谋略

四、政治传播的谋略

鉴于政治过程与传播过程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关系，和信息传播在树立君主形象、争取民心、沟通上下及协调社会各阶级、各族群利益方面的作用，马基雅维里对于政治传播的谋略也作了比较深入的论述。总体而言，他对传播谋略的阐述，是站在政治家的高度进行的，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谋略就是政治谋略。其内容主要有如下几条。

第一，利用宗教情绪提高宣传效果。与中世纪经院学者的神权政治原则不同，马基雅维里不仅对宗教的真理性问题不感兴趣，而且坚决地反对宗教至上，反对世俗权力依从于教会权力，并对罗马教会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认为正是罗马教会阻碍了意大利的统一，使世界衰退下去，成为坏蛋们的牺牲品。但是批判罗马教会并不等于全盘否定宗教。在他看来，对于国家、对于统治者而言，宗教还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哪里有宗教，哪里就容易确立纪律，哪里就容易维持秩序。只不过，在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上，应该是教会服从国家，教权服从王权，教会和宗教应该成为国家政权手中的工具。一个高明的政治家应该充分地利用宗教，利用人民的宗教感情，因为信奉宗教的人往往易于管理。如果在宣传过程中也利用人们的宗教情绪无疑会取得更好的效果。马基雅维里在研究古罗马历史时，发现了古罗马人的一个重大秘密，即利用宗教“来激励——如果必要的话甚至恐吓——普通大众，劝导他们宁可选择他们的共同的幸福，而不要斤斤计较于其他的利益”^[29]。对于罗马统治者以宗教在群众中唤起恐惧心理的做法，其印象尤为深刻。他认为这种宗教感情，不仅能鼓舞人民，使人们保持善良，使坏人羞耻，而且能培养其绝对服从的品德，宣传家、统治者如果弃之不用是不明智的。

第二，暴力配合宣传。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宏图大略，有两个基本方法，一是说服人民，恳求他们的支持；二是使用强迫的、暴力的方法使他们服从。在他看来，由于人性的原因，第一种方法很难奏效。只有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即以武力强制的手段配合说服。他坚信强权即公理，因而赞赏汉尼拔的做法，因为后者认识到有必须靠他个人的威严把恐惧灌输到他的军队中去，威吓他们不另作选择，从而保持队伍的统一、肃静和绝对服从。他从历史上看到，“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因而建议统治者，当人们不再信仰、不再服从时，“就依靠武力迫使他们就范”^[30]。否则，他们就没有办法使不信仰的人信仰，使不服从的人服从，使曾经信仰的人更加坚定自己的信仰。但是，马基雅维里又提醒统治者，对暴力、残酷手段的利用，应该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只有在维护自己安全所必需，并且能为臣民谋利益的情况下，才“可以偶尔使用残暴手段”。如果漫无限制地使用武力手段，不仅对于宣传无益，就是统治者本身的地位也难以确保。

第三，口是心非，伪装骗人。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家面对他的臣民，该不该守信义，应该讲真话还是应该讲假话，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怎样做对他有利。如果讲真话、守信用有利，自然守信诚实；反之，他完全有理由不守信用，进行欺骗。他主张，君主不仅必须善于骗人，“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31]，而且还要善于为其背信弃义的行为涂脂抹粉。这种蒙蔽视听、口是心非、谎话连篇的本领，可以说是任何君主成功的主要武器。他以亚历山大六世为例，说明任何一个想要欺骗人的统治者总是可以找到某些甘愿上当受骗的人：亚历山大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做过其他任何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其他任何事情。可是他的欺骗总是称心如意地获得成功。这种欺骗的实践何以能够成功？马基雅维里提出了两个与众不同的理由：一是大多数人头脑简单，易于自我欺骗，且受到当前需要的支配，所以他们通常是毫无批判地从表面价值来看待事物。二是君主的行为受到政府权威的保护，加上君主与人民的隔离，人民观察君主只能得到他的“表面现象”^[32]，很少人能知道他的真实面目。对此政治家完全可以利用。

第四，信息传播要适应时势的变化而变化。根据马基雅维里发展的历史观，历史不是凝固不变的，时代与世事永远不停地在变化着。由于世事复杂、变幻莫测，政治家的性格、治国方法及宣传方式也必须随之改变。“如果他的做法符合时代的特性，他就会得心应手；同样地，如果他的行径同时代不协调，他就不顺利。”^[33]因此那些僵化的、以不变应万变的统治者必然会时而遇到好运气，时而遇到坏运气。马基雅维里建议政治家与时共进，随着时代和世事而改变自己的性格，改变自己行事的方式，改变自己宣传的内容和形式，真正做到“知时势而通权变”，只有这样才能将“命运永远掌握在他手中”^[34]，才能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运。

第五，利用历史进行道德训诫，报喜不报忧。如前所述，马基雅维里还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深信历史著作应该向人民灌输道德精神，用最详明的方式传达最有益的道德训诫。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史料进行精心的挑选和组织，选择组织那些看起来“值得记录的部分”，以便显示出强有力的道德教诲力量。他认为，那些值得记录的东西，应该是我们祖先的最好的成就和伟大的事迹。通过它不但能帮助人们回顾美好的时代，增强民族自豪感，而且还能鼓舞人民模仿他们的光荣的事迹。对于这些能激起人们雄心壮志的历史事迹，政治家应该而且必须加以充分利用。不仅如此，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应该成为道德训诫的教材。特别是统治者的某些善行及良好的道德品质，要加大宣传。如果这些美德善举不能见知于人，统治者就难以避免与此相反的恶名。至于统治者的贪婪虚伪、兽性发作、背信弃义，则应该尽力掩饰，不让人民知道。这种隐恶扬善的策略与古代东西方各国专制君主之所为实出一辙。

第六，旗帜鲜明，不含糊其辞。在意见必然分歧的现实环境，在对立双方尖锐冲突中，政治家是应该观望中立，还是公开表态，直接地参与其中，历来是人们争论的重要话题。马基雅维里认为，政治家应该公开表态并且支持其中的一方，成为其真正的朋友^[35]，这样有利于他获得别人的尊重。反之，如果采取滑头骑墙的态度，置身事外，则不仅不能赢得真正的朋友，而且还会增加更多的敌人。

第七，不断地树立新的敌人，干大事，吸引人民的注意。政治家要想获得世人的尊重，树立自己伟大的形象，就必须干一番伟大的事业。这种事业既可以是攻城略地，也可以是改革内政。前者要求不断地为自己树立新的敌人，并且找出种种理由，然后一个一个地加以制服，这样他才能凭借着敌人“给他的梯子步步高升”^[36]。后者则在于他能否使自己治理的国家面貌焕然一新。这样一来，人们的注意力全被集中于君主所干的大事，君主成了社会权力的中心，其伟大的形象自然就会树立起来。

马基雅维里的传播谋略直接服务于一个目的，即树立政治形象，争取人民的友谊、理解和支持，强化统治权力，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在论述这些谋略原则时，其不受道德约束的功利意识表露无遗。在他的心目中，充满了权术，而没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别，目的总将证明手段正确。与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政治家大相径庭。他们都坚持，不但目的应该是高尚的，而且手段也应当是正当的，手段和目的应该一致。马基雅维里则主张，目的是唯一的，手段是从属于目的的；只要目的正当，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同样，不论是什么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也都是好的，不能因为手段的恶而影响目的的善。正是基于这一立场的差异，在马基雅维里的谋略库中，杂生着善与恶的诸多手段，而这些手段由于切中人性，至少在他那个时代是有助于实现政治家的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