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调查报道的界说

第一节　电视调查报道的界说

从一般意义上说，每一个记者对所报道的事实都必须进行调查，但并不能据此认为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可以称得上是调查报道。美国学者特德·怀特等在他们所著的《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写作与制作》一书里，曾对新闻报道作了一个很通俗的举例说明。他们认为，对一场火灾事件的报道，如果没有对潜在线索的执著追求，没有得出无可否认的证据，有关这场火灾的报道就仍是那种充斥广播电视节目时间的最新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但如果当局怀疑有人故意放火，而且记者也查到文件记录，证明确有为得到保险金而采取诈骗行为的人，这条新闻就称得上是调查报道。

一、调查报道的界定

调查报道作为一种报道形式，最初起源于20世纪初叶美国新闻界的“扒粪运动”。尽管从1910年到1912年扒粪运动逐渐消失，它的许多价值观和传统却在新闻界保留着。在进行“水门事件”报道的时候，“调查型报道”才被用来做一种报道的名字。调查报道一般有两个目的：其一是针对那些身处公众信任职位的人们的疏忽或错误行为，去挖掘有可能被隐藏的信息；其二是解释一个人们已经有所认识的公共问题，或扩展公众对此的理解。

作为一种普遍采用的报道方法，调查性报道有着广泛的适用性，但作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报道体裁、样式，它应当有着严谨的内在规定性。从十九世纪中叶西方严格意义上的调查报道诞生开始，至今一百多年来，经过中外数代新闻人的探索与实践，调查报道的定义林林总总，现就一些有代表性的界定辑录如下：

普利策奖获得者、《新闻日报》记者鲍伯·格林给调查报道定义为：“调查报道是对某人或某集团力图保密的问题的报道”，而且“报道的事实必须是你自己发掘出来的”。他并举例进一步说明，五角大楼越战档案事件是一条很好的新闻，但不是调查报道，因为最初的工作不是记者而是兰德公司做的。而关于水门事件的新闻则是调查报道的“一个完美的样本。因为一些人力图使这些信息保密，而伍德和伯恩斯坦却把它们公之于世”⁽¹⁾。

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者们认为，调查报道“指的是一种更为详细、更带分析性、更要花费时间的报道，因而它有别于大多数日常报道”。它的目的“在于揭露被隐藏起来的情况，其题材相当广泛，广泛到涉及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²⁾。

美国新闻史学家埃德温·埃默里认为，调查报道是指“利用长期积累起来的足够的事实和文件，就事件的意义向公众提供一种强有力的阐释”⁽³⁾。

我国新闻工作者在引进西方调查报道方式后，理论界也开始了对调查报道定义的不同探讨。一种意见是直接引入、介绍西方相关定义。如李良荣在《西方新闻事业概论》一书中提出，调查性报道“又称‘揭丑’报道。它是西方国家报刊上的一种特殊报道形式，专门用来揭露社会阴暗面、政府里的黑幕、大企业的罪恶勾当以及黑社会的内幕等等”⁽⁴⁾。

彭朝丞在对一篇调查报道文章的评论中则结合中国的新闻报道实践，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调查报道主要是“记者对社会公众关心的新闻事件、新闻人物或深藏的潜在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用活生生的第一手资料和可靠的数据，写出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报道的一种报道形式”⁽⁵⁾。

甘惜分主编的《新闻学大辞典》将调查性报道界定为：“一种以较为系统、深入地揭露问题为主的报道形式。此为西方新闻学用语，中国新闻界类似的提法为‘批评性报道’。”而批评性报道是“对现实中的缺点、错误或问题的报道，俗称‘批评稿’。因新闻事业的性质不同，中国的批评性报道不同于西方的‘调查性报道’。批评性报道的宗旨不在于‘揭丑’，而在于‘治病救人’，所以在进行批评报道时，记者应从正确的立场出发，客观地提出问题，全面分析，公正报道。”⁽⁶⁾

从以上各种界定，可以得出电视调查报道的一些基本特征。西方的定义强调调查报道的揭丑性、原创性和证实性。正如现代调查报道的创始人普利策在论述这种报道的定义时所指出的，如果人们想要和世界上的罪行、邪恶和灾难作斗争，他们必须知道这些罪行，因为这些罪行、邪恶和灾难正是在秘密的基础上才得以孳生。因此，普利策将不断地揭露社会弊病作为他的终生办报宗旨之一，就是要将隐藏的罪恶曝光于公众面前。

美国新闻界素有“曝光”、“揭丑”的传统，这对社会的发展将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在强调报道之前预先定位于“揭丑”，似有失公正之嫌。调查报道同所有报道样式一样，目的是揭示事实真相。媒体的立场应当是建立在事实真相全部揭示出来的基础之上的。若在全部的事实展示出来之前，将调查报道定位于“揭丑”是不科学的。

与“揭丑”相关联的是调查报道的原创性问题，就是强调在调查报道中，调查和收集材料必须是记者的原创行为，选题和采访必须由新闻媒体独立进行。这种“独家新闻”在当代媒体竞争中固然有其重要的新闻价值，但在实际应用中却显得过于理想化，例如作为一个栏目来运作，其持久性就有相当的难度。实际上，大部分的调查性报道的题材都不是媒体独家发现的，包括美国认为是最“完美的样本”的“水门事件”的报道，其窃听事件也是首先由警方发现的，《华盛顿邮报》记者所作的“原创性”只是由媒体独立发起的调查本身。事实上，调查报道中的有些事实业已受到大众传媒的关注，如果调查记者挖掘到的内幕仍有报道的价值，可不拘泥于事实都必须是自己发掘出来的。

反观我国学者对调查报道的界定，与西方的相关定义相比要宽泛得多。首先，我国新闻界关于调查报道的理解侧重于采访、报道方法上的技巧和策略，即调查。这是一种能为人接受、并符合我国电视实际应用情况的。其次，在调查报道的题材选择上，我国的相关界定既涵盖“揭丑”式的题材，也把经过深入调查的批评性、中性和正面的报道纳入调查报道的范畴，使调查报道在题材上有了更大的包容力和内涵。

二、调查报道的发展

调查报道在美国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但揭丑性报道真正见诸报刊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如1870—1871年，《纽约时报》、《纽约导报》等联合对市府塔曼尼集团的讨伐；1896年《世界报》对贝尔电话公司的垄断行径以及纽约市议员受贿协同承包商谋取特许权的揭露等。

到20世纪初，调查报道的主阵地由报纸转向流行杂志，揭露的领域由以经济领域为主，开始向政治领域扩展，如1902年《麦克卢尔氏》杂志发表的重要报道：《城市的耻辱》、《美孚石油公司的历史》和《工作的权利》等，从而把揭露性报道推向极盛时期。这时美国第26届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曾得意地将写揭露性新闻较著名的记者，比作英国小说《天路历程》中一个不仰头望天，而只顾拿着粪耙扒集粪便污物的人，“扒粪”（muckraking）之名由此而来，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美国新闻界早期的“扒粪运动”。

1972年，美国《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揭露，将这一时期的调查报道推向了顶端，并直接导致了美国总统尼克松的下台。1973年春，美国参议院授权成立水门事件调查组，由此揭开了电视新闻全面报道的序幕。电视新闻在水门事件中的报道促进了一系列调查性电视新闻节目的产生和发展，《60分钟》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60分钟》奠定了电视在调查报道中的显著地位。对社会热点和历史事件精辟的调查分析使《60分钟》成为一档声望极大、收视率极高的名栏目。1979年至1980年，它的收视率达到28．2%，而当时的黄金时间娱乐节目的收视率是26．3%。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60分钟》曾连续两年成为黄金时间收视率最高的节目。《60分钟》“伏击式”采访和报道方式也深深影响了其他广播公司调查报道节目的风格，如ABC《20／20》、NBC的《日界线》和ABC的《黄金时间实况》等。许多地方电视台也开始制作调查性新闻节目，在晚间新闻节目时段中，大大增加了调查报道的比例。

在欧洲，电视调查报道的出现比美国还早。从1963年开始，英国Granada电视台就开始播出系列时事调查片《世界在行动》，这个栏目每集长度大约为26分钟，被誉为英国有史以来最大型、最成功的调查性报道。英国广播公司（BBC）也同步制作了类似的节目，同样获得巨大成功，并掀起了全国调查报道的热潮。据对1995年英国电视节目报告数据库搜索表明，仅当年，英国本土的电视中就有300个节目可以被纳入调查性报道之列。90年代英国的许多时事系列节目，也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调查报道；BBC的《内幕报道》、《公众视界》、《40分钟》，独立电视台的《重大报道》、《电视网优先》、《第一个星期二》，第4频道的《刀刃》、《街头法律》等。另外，在英国还有许多系列专题节目也对历史事件等进行了调查报道，如BBC的历史系列节目《时钟》和纯调查性系列节目《此时此地》、《大致公平》、《私人调查》，第4频道的《目击者》对爱尔兰民族主义政党新芬党与纳粹主义之间的关系所做的调查及纯调查性系列节目《乡村探秘》、《英国探秘》，独立电视台的纯调查性系列节目《事先报道》、《比姆和达·席尔瓦》、《伪装》等⁽⁷⁾。

与西方相比，我国的调查报道起步较晚。最早且最有影响的当推1903年沈荩所做的调查报道。当时，沈荩几经周折调查出清政府与俄商定卖国密约内幕，进而投稿到日本报纸上发表，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结果清政府将沈拘捕，以“杖刑”处死。此后，因种种政治气候的不宜，我国的调查报道屡遭重创。直到20世纪80年代，《工人时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拖航中翻船的报道，才又开启了调查报道的新局面。从这篇锋芒直指政府高官渎职和官僚主义的相关报道开始，引发了一系列以揭露社会矛盾和还历史真相为主题的调查报道，如《人民日报》发表的《白衣下的污垢》、《蒋爱珍为什么杀人》等，都是直接揭露现实生活中阴暗面的代表作。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电视调查报道在我国电视荧屏中也悄然兴起。中央电视台1980年开播的《观察与思考》，是中国较早运用调查手段的电视新闻栏目，而大规模的调查报道的出现应该是在20世纪90年代。1993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中就有不少节目属于典型的调查报道。而被认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新闻调查性报道的电视栏目乃是1996年中央电视台开创的《新闻调查》。《新闻调查》每周一期，每期长达45分钟，它以记者调查采访为主要形式，对社会普遍关注的事件或现象进行多侧面、多角度、深层次剖析的电视调查。在实践中，《新闻调查》的栏目定位不断调整，从1996年“新闻背后的新闻，正在发生的历史”，到2001年“探寻事实真相”，再到2003年提出的要做真正的调查报道，《新闻调查》定位的调整过程也是我国电视调查报道探索、发展、成熟的过程。

我国的电视调查报道是西方调查报道理论与我国电视新闻实践结合的产物，在内容和形式上，它对西方新闻界传统的揭丑型的调查报道进行了扩展。其调查内容不限于追踪某一特定罪犯或揭露丑闻黑幕，它还可以系统地调查研究政府机构、公司企业以及整个社会体制中存在的痼疾和缺陷。调查的手段也不仅仅为秘密的内线联系，还可通过搜集已经公开的资料文件，对其加以组织、归纳、分析，从中发现问题，借以促进社会的发展。

随着我国电视的发展，作为电视文本的调查报道不仅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进一步拓展，调查报道作为一种手法也频频使用于社教类、生活服务类电视节目中。譬如，《今日说法》、《经济半小时》、《每周质量报告》、《生活》栏目中的《热线3·15》板块、《为您服务》栏目中的《非常调查》板块都经常使用调查报道这一形式采制节目。

调查报道的兴起满足了电视观众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结束了电视无深度的时代。随着媒体的发展，尤其是电视媒体的发展，受众接受的信息越来越丰富，置身于信息海洋中的人们已不满足于信息的广度，而要求信息要有深度，希望知晓新闻发生的来龙去脉。在这场深度报道的竞争中，以“快”取胜的电视媒体一度处于劣势，在这种形势下，电视人开始了具有电视特色的深度报道的种种尝试，电视调查报道兴起则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

电视调查报道彰显了电视语言理性的思辨。电视调查报道围绕新闻中的“how”（怎么样）和“why”（为什么）将报道深入，力求查出事件原因、找出事件本质并预测事件发展趋势，体现了电视语言的逻辑思辨能力，满足了观众的求知欲。

电视调查报道突现了电视语言的形象感和参与感。理性的思考、判断来源于感性的认知，而感性是电视语言的天赋，电视调查报道在开拓电视语言理性表达能力的同时，也充分发扬了电视语言声画并茂、形象可感的优势。通过声画一体的记录，记者的调查过程历历再现于观众眼前。调查中充满了待揭晓的悬念，充满了矛盾冲突的细节情景，记者在采访调查过程中的斗智斗勇也使调查添了几分戏剧性和刺激性，这些都增强了对观众的吸引力。

无论在我国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优秀的电视调查报道成就了一批名栏目，也成就了不少名记者，美国CBS《60分钟》的许多调查报道还被改编为好莱坞电影，可见，电视调查报道的魅力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