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调查性报道的报道要求

第三节　经济调查性报道的报道要求

经济调查性报道的报道要求是对经济调查性报道的规范，它是受新闻报道特别是经济调查性报道自身规律的制约和影响，在长期的业务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通常经济调查性报道一方面要受到来自外部的国家政治和法律以及社会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制约和规范，另一方面也受到来自内部的业务规范和职业道德方面的制约。认识和掌握并遵循经济调查性报道的报道要求，对于做好经济调查性报道，实现新闻传播的最佳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一、记者要有高超的调查取证技巧

一位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获奖记者曾说过：“记住，只知道把事实公之于众还不够，必要时你还必须有能力在法庭上加以证明。”⁽¹¹⁾记者在采访中运用高超的调查技巧，取得关键的证据，既可以将事实调查得水落石出，向社会公布真实、准确的信息，又可以利用这些证据有效地保护自己。

《中国青年报》记者刘畅曾说：“当事件发生时，记者在现场。”这其实道出了经济调查性报道调查采访的一个关键技巧，那就是记者要深入被调查事件现场，才能不断地逼近新闻事实。刘畅为揭开繁峙矿难的事实真相，他冒着被跟踪、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危险，走近遇难者家属及知情者，终于使“死亡37人、毁尸灭迹、隐瞒不报”的特大恶性金矿爆炸事故真相大白。《山西繁峙矿难系列报道》获2002年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这组报道的力量就在于“我在现场，我有证据”。

同时，要善于采用“立体式调查法”。对于一个新闻事件来说，事件真相和相关人物通常构成一种“同心圆”的关系，要了解真相，最逼近圆心的当然是事件当事人，其次则是事件参与者，再外层则是事件目击者，然后是知情人。越内层的人物提供的信息越有价值。在此意义上，“立体式调查法”指的是：记者从当事人、参与者、目击者、知情人4个层面，根据重要程度的不同，按由内向外的先后顺序采集信息。如果内层信息由于特定原因难以获得，记者就跳过内层转向次内层，在一个由事件相关人物构成的立体空间中，并行不悖地获取信息。⁽¹²⁾朱玉采写的《龙胆泻肝丸——清火良药还是致病根源?》就是采用这种调查方法，它的优势在于当内层人物不愿或不能透露信息时，通过对外层人物的采访，记者可将调查继续下去。另一方面，记者也能够避免与有关利益集团正面交锋，从侧面切入真相内核。⁽¹³⁾

另外，要善于“捕风捉影”。大多数经济调查性报道都是深入而系统地揭露经济领域中存在的问题，采访中采访对象总是想办法回避记者，所以记者一开始介入事实时，得到的信息可能是传言或者是没有具体事实细节的线索，而且若有若无，像风和影子一样飘缈不定，因此记者要了解事实的真相，使无形的新闻事实变成可以报道的有形新闻事实，就要善于“捕风捉影”，运用追踪调查法，围绕“风”和“影子”一样的新闻线索，以追根溯源的办法通过走访和调查等来还原事实的真相，发掘出其影响和意义。

事实上高超的调查取证技巧还包括多方获取线索的能力。一篇优秀的经济调查性报道往往始于记者与高层人士的交流。一位财经记者曾经深有感触地说，“不认识一把手就不可能搞到独家新闻”，此话当然有失偏颇，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企业的重大决策就是商业秘密，往往只有少数高层人士能够了解内情，所以企业高层人士是报道线索的一个重要来源。另一个线索来源是企业内部的知情员工。当企业运营出现问题时，获知内情的决不仅仅只是老总、高层，员工们或多或少都会了解一些内幕，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或是出于义愤，他们中的不少人会选择向媒体透露内情，借助舆论达到自己的目的。获得报道线索更为主动的方法是抱有研究兴趣地进行观察，在日常报道中发现蛛丝马迹。经济调查性报道的线索还可直接来自经济科研院所的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经其科学的统计分析，深具权威性和公信力，是经济调查性报道的好选题和好材料。一些媒体采用指定选题，委托经济科研部门以调研的方式进行经济调查性报道，是媒体与学界联动的好例子。

二、采访中注意调查路径的设计

在调查性报道中，调查路径常常作为重要的构成要素在报道中显现。很多调查性报道都以记者的调查路径行文，实现结构的逻辑化。它们通常以调查时间的推进为纵线，以调查涉及的当事各方之间的平移为横线，呈现出完整的调查过程和清晰的调查路径，引领受众逐步接近事实真相。⁽¹⁴⁾因此，与其他报道形式相比，经济调查性报道非常强调调查的路径，也就是采访的先后次序、主次关系：先采访谁、后采访谁，先从什么渠道拿到什么证言证据再去约见哪位当事人或相关人。因为有时在调查路径上的一个闪失，就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或者调查被误导，偏离了正确方向；或者关键证据被销毁、重要当事人失踪，调查陷入僵局……不仅如此，调查过程中记者还需要随时根据情况的变化对已设计好的调查路径进行相应调整。

由于各种利益链条相互交织，与其他报道形式相比，经济调查性报道涉及的被采访对象之间关系更为复杂、微妙，每一方当事人都可能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叙述事实，当事各方各执一词，对同一事件的描述各不相同，甚至相互矛盾。为了报道的全面、客观、理性，记者需要对他们的话多方求证，从中找出疑点，重点突破，从而全面地还原事实真相。所以先采访谁、后采访谁，效果往往大不相同。因此，采取怎样的调查路径就变得非常关键。有些被采访对象提供的材料有可能引出其他人抛出更多的情况，这样的被采访对象就适合先采访；有些被采访对象可能是极力掩盖事实真相的人，一旦得知有人调查，会想方设法地阻挠，导致其他重要的被采访对象“失踪”或者证据被销毁，对他们的采访，当然适合在调查即将结束时进行；还有些被采访对象心有顾虑，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选择沉默，如果记者没有掌握一定的能劝服他们的证据就贸然让其开口，很难得到他们的配合。

由此可见，设计调查路径时，记者可以设计这样几个问题：要证明这一点，需要哪些关键的证据?在哪些地方能得到这些证据?谁可能接受采访?这些被采访对象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排列采访他们的先后次序?当调查遇到困难时可以向谁求助，等等，最后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对于始终要和掩盖真相的力量进行较量的调查性报道来说，发生意外情况是常有的事，即使是很有经验的记者，也有必要在设计调查路径时多作几手准备。

三、展示记者调查的全过程

经济调查性报道与一般只重视结果的客观性报道不同，它更注重“挖掘业已发生的新闻事件内在、隐蔽的联系，并向公众解释这些内在联系的重大意义”。它的魅力在于，不是停留在事实的表象上就事论事，而是力图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所以它强调和展示的，往往不是事物单纯的发生、发展过程，而是记者如何通过艰难深入、丰富细致的现场调查和逻辑推理，层层剥笋般接近并揭开被蔽或被尘封的事实真相的调查过程。

调查性报道的优势在于过程(事实是如何发生的)，而受众的快感恰恰来自过程。通过对过程的延宕(也就是持续)，可以让受众不断处于兴奋和期待的状态，从而一方面增加了受众期待的强度，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期待获得满足的强度。这就是延宕策略，也就是在叙事过程中不断地、适时地给受众提供兴奋点，引起他们对叙事的期待。经济调查性报道既重视结果，又重视过程；结果是在展示调查过程的叙述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通过报道调查过程，把林林总总的材料连为一体。展示调查过程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把记者调查采访的详细过程写入报道，以记者的采访过程为主线，通过叙述采访经过和见闻来介绍新闻事实，揭露事实真相。二是运用调查得来的大量引语和背景材料反映调查过程，不断把报道引向深入。这种写法，就是把记者的言行从报道中隐去，主要使用采访对象的话来反映调查内容，并适当穿插新闻背景对相关情况进行介绍。调查性报道中的关键性事实，都是被调查对象在接受记者调查时说出来的。把调查对象的原话按照一定的逻辑联系介绍出来，也能够讲清调查内容。在介绍某人讲话内容时，对他的相关情况(如职务、身份、相貌特征等)进行必要的背景介绍，则会使事实交代得更详尽。⁽¹⁵⁾

在“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曝光的报道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栏目记者在2000年8月就得知了线索，他们到南京进行了暗访，断断续续地拍摄了两个月，2008年10月完成，从回收陈馅到加工整个过程都拍摄到了，只缺少回收的月饼做了什么的镜头。为了使报道翔实、准确，记者没有急功近利，而是迅速改变计划，决定再耐心等一年。2001年6月，央视记者再次来到南京，在冠生园公司附近租了房子，使用了两部摄像机和望远镜。为了不被暴露，他们在屋子里挂上厚窗帘，人就像在蒸笼里。几十天下来，他们共拍摄了700分钟的带子。由于及时调整，耐心等待，使这次调查很充分，证据确凿，当事件在2001年9月曝光后遭到当事人反扑时，媒体和记者没有被打倒——因为报道详细地陈述了采访的全过程。“南京冠生园”最后在媒体、公众、市场的强大压力下申请破产。

真相是所有经济调查性报道绕不开的关键，展示调查的全过程就是把事件层层剥开引起受众共鸣的过程。2005年11月27日新华社记者采写的《550万买来最昂贵的死亡》，将调查过程中发现的我国医疗界的四大伤疤一一展示：医生开大处方、重复检查、信息不对称、医疗缺乏监管，调查所得的现实材料与背景材料交错使用，更凸显了报道的厚重感。《财经》2006年2月号刊发的《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真相调查》则将报道分为“ICU 67日救治”和“哈医大二院管理责任分析”两部分，“ICU 67日救治”通过对家属、医院医生和护士的调查采访，全面地还原了死者翁文辉的救治过程；“哈医大二院管理责任分析”则一一呈现围绕过度收费、是涂改还是修改病历、药品丢失悬疑、是否过度治疗等几个问题展开的调查过程，使受众对事件发生的每个环节一目了然，事物的真实面貌也真切地呈现出来。过程不需要修饰，不要轻易打破过程的完整性，通过过程揭示事物的本质比任何议论更能使受众信服。

此外，调查还应将事实与背景及观点的调查统一起来。例如，中央电视台2008年12月1日播出的《锗钛项圈市场盲目热捧》，这篇调查性报道围绕市场热销的锗钛项圈展开调查，先将电视购物广告对锗钛项圈的宣传、商场销售人员的介绍、商场和网上买得红火的事实和盘托出，然后记者带着锗钛项圈的生产厂家何在、检测结果如何以及对身体有无不良影响等疑问展开调查，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2001年12月就已下发的《关于日常生活用品不作为医疗器械审批的通知》，作为背景材料加以对照，发现即便有厂家具备检测报告，但依据的却居然是玩具标准，由此引出专家观点。纵观整个报道，较好地把事实、背景与观点结合起来了。

四、将新闻自由与新闻自律结合

新闻自由是进行经济调查性报道的前提，只有拥有新闻自由，媒体才能获得报道的自主权，才能深入地调查出事实的真相。但是，经济调查性报道更需要自律，需要对自身进行约束来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规范职业行为。总的来说，我国对调查性报道的要求应当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主要目的；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专业的操作和行为准则：客观、真实、准确、及时、公正的报道手法。换言之，即在经济调查性报道中，记者要把媒体所享有的新闻自由与新闻自律结合起来，力求客观理性。

陈立丹指出，“客观是一种职业理念和行业规范”，“新闻报道应该依循事件的本相展开，而不应有任何人为的变形与扭曲”。⁽¹⁶⁾2006年6月15日，因不满《第一财经日报》有关富士康员工超时加班的报道，台湾地区首富郭台铭所控制的鸿海集团旗下子公司，以名誉侵权为由，向《第一财经日报》两名记者提出总额3000万元的索赔，并要求法院查封两记者的个人财产。由此可见，经济调查性报道也不例外。

员工揭富士康血汗工厂黑幕：机器罚你站12小时

在富士康深圳基地，23岁的陈峰(化名)正在琢磨，怎样逃离这家他刚工作不到一年的全球500强企业。

这段时间，他亲眼看到三个年轻女工因为经常加班，晕倒在了生产线上。他自身的亲身经历更让他觉得这不是一个适合工作的地方。

富士康外联部的贺小姐告诉记者，员工在车间晕倒并不是在公司加班过多，而是身体素质差，“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都有病。”

三个女孩的倒下

在富士康深圳龙华工业园生产一线上作业的，大多是一些20岁上下的青年。他们学历不高，辛苦一个月的报酬大约1000多元。

生产线上没有凳子，除了少数员工之外，一般操作工都必须站立工作，连续12个小时不停干活。工作完毕后，操作工们还需要留下来开夜会。

遇到晚上倒班，有些小姑娘吃好饭只能在楼梯上坐一下，然后进入生产车间直至第二天清晨。如果谁在楼梯上躺着睡，将被管理人员记过。

车间里不允许说话。在公司流传的一种说法是，假设在车间里设凳子并允许说话，将会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

“12个小时啊，就像罚站一样。我一个男人都受不了，何况她们呢?”

深圳基地外联部的贺小姐向《第一财经日报》表示，12个小时的连续作业基本不可能，公司订单非常多，但都是8个小时一轮岗的。

“员工晕倒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本身的身体素质差。”她说，“富士康包吃包住，又买保险等，很多人都想挤破头进入富士康。”

据她说，几年来，很多人都通过缴纳千元的中介费方式，伪造文凭进入富士康。“他们正式工作以后，经常会有人晕倒或出现突发状况。”

“于是，公司就对这些工人一个个检查身体。查过以后，公司惊奇地发现，招进来1000人，500人身体本来都有病。小小年纪的他们，甚至还有一些人查出白血病。”

因此，富士康从今年三四月份起，不再从劳务市场招收这类普工，而是与国内1000多所中专技校合作，直接寻找职员。

她说，有些地方确实没有设凳子。但这是因为设备的要求，有些设备需要员工站立，但也有坐着工作的。“不可能有员工坐走廊上休息的，车间附近都有休息室。”

她还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富士康不会通过国外伙伴的考核。

富士康的“特殊”管理

相比这些小女孩，陈峰要幸运许多。

但他所经历的3个月培训，外人看来也颇为残酷。

新职员培训分为生产线实习和企业文化课程。每天早上6点40分起床后，陈峰必须吃得很饱，振作精神接受12个小时的体能考验。

实习人员同样没有凳子坐，大部分时间都要站着，且不能东倒西歪。否则，被抓到就是劈头盖脸一阵训斥。几个月下来，从生产线走到宿舍，每个人已筋疲力尽，双脚生满水泡。实习期间，还要穿插一些企业文化的课程培训，8个小时的千人集训场面，蔚为壮观。

富士康还指定了“限制加班时间”的措施。每人按不同级别有不同的加班时间。如果一个员工的每月加班时间超过指定小时数，超过部分算义务加班。

在大多数职员看来，富士康的管理有些“难以理解”。职员们也承认，容纳13万人、拥有10个食堂的偌大工厂，一些特殊的管理方法确实必要。自1991年至今，集团年均营业收入保持超过60％的复合成长率。

每天下班，无论有没有货车经过，工人们必须进入厂区的“人行道”走回宿舍，不能乱窜；下班后谁忘记拔掉计算机插头，罚款1000元；如果因工作需要调换部门，职员的电脑将被拆开三次，检查机型内外的编码是否匹配。

公司的大部分会议都在休息时间召开，如周末或者晚上下班，有时一开就是3～4个小时，如果不去一律按照旷工处理。6月初，富士康高层发现，相关机密文件丢失。管理部门规定，严禁任何员工携带笔记本电脑、MP3、U盘等进入厂区。最近，富士康在公司内部组织了一次非自愿捐献骨髓活动。一位被要求参加活动的员工迷惑不解的是，为何这次的骨髓验血特别隆重?公司的一个副总亲自披挂上阵成立专案组，一些员工甚至不上班也要去验。同时，籍贯为山东、河南、江苏、陕西、山西的男员工被点名参加，而其他地区的则不必。富士康在工作纪律上要求一向严明，谁迟到，谁就会被惩罚。但本次活动为何如此兴师动众?后来他听说，原来是富士康的一位高层亲戚得了血癌，而该人士的祖籍是山西，母亲又是山东人，所以北方人的血缘会近一些。这才恍然大悟。公司外联部贺小姐则说，捐献确有其事。公司有一位职员有一种特殊的病，所以限定了一些范围。记者询问，是否这位员工是普通职员呢?贺小姐则答道，是一名公司职员。“平时，如果员工有这方面的需求，我们也组织大家对需要帮助的员工献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富士康员工如此形容他们的生活：“干得比驴累，吃得比猪差，起得比鸡早，下班比小姐晚，装得比孙子乖，看上去比谁都好，五年后比谁都老。”(《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6月15日)

这篇经济调查性报道经媒体转载后引发广泛关注。2006年7月3日，富士康以该报道侵犯了自己的名誉权为由，向深圳市中院提出诉讼。7月17日，记者王佑和翁宝收到了法院冻结其资产的通知书。8月25日，富士康旗下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索赔3000万元，并申请冻结了被诉记者的个人财产。8月28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声明，对富士康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查封记者个人财产“表示强烈谴责”。8月30日晚，富士康将诉讼标的降为1元，相关记者的财产被解冻，同时将《第一财经日报》列为被告。9月1日，《第一财经日报》组建律师团应对富士康的诉讼。2006年9月3日18点10分，《第一财经日报》网站发表《第一财经日报社与富士康科技集团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联合声明》。双方在“相互致歉、相互致敬”之后，富士康撤销了对《第一财经日报》的诉讼。至此，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官司就这样戏剧性地握手言和。“富士康事件”的当事双方和解后，《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如此解释“为什么是和解还有歉意”：“我们报道的最后段落显得夸张，确有瑕疵。”“以一篇有瑕疵的报道即便大获全胜，也不是真的胜利。”既然有“瑕疵”，那就意味着媒体自身报道也出现了问题，即使很微小。因此，对于富士康案，如果仅仅得出“企业的霸权”这样一个结论，是远远不够的。媒体和记者在进行经济调查性报道时，如何通过业务行为的规范化，以完善自身报道，规避风险，做到法律意义上的自我保护，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

忽视客观原则，以主观情感演绎新闻，夸张、扭曲、宣泄情绪，淡化公众应该而且必须知道的事实；忽视平衡原则，只为利益冲突中的一方代言，这样的现象，影响着经济调查性报道成为负责、理性、具有公信力的报道样式，需要引起我们的警醒和反思。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钱钢曾不无忧虑地说，有些记者勇气有余而职业训练不足，存在以自由的名义妨害公正的现象。事实上，这也是目前国内调查性报道领域存在着职业规范、职业伦理问题的一种表现。⁽¹⁷⁾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记者柴静曾说：“在调查中，平衡是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它的出发点不是激起义愤，或是控诉和指责，而是指出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是一名记者，对于我从事的职业来说，真相是无底洞的那个底，而乐趣在于探寻的过程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平衡是我们的道德责任。”⁽¹⁸⁾所以在经济调查性报道中要做到平衡，就要像梅尔文·门彻在《新闻报道与写作》里下的定义一样：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所以柴静做《深圳外贸诈骗案》时坚持的就是“即使是你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一个人做了侵害公众利益的事，那么，也要尽可能给他机会开口解释。而且能够理解他的立场和出发点，不要做预设的价值判断。”十年间，《新闻调查》秉承着“理性、平衡、深入”的原则，赢得了同业的尊重和观众的口碑。《新闻调查》认为，记者的调查采访不是媒体审判，记者的角色也决不是法官和检察官，只要是当事人愿意，无论他们是升斗小民还是富商巨贾，无论是大权在握者还是阶下囚，都可以在镜头前讲述和辩护。记者的任务就是倾听和质疑。

为了保证调查的客观与真实，调查记者必须将自己置于第三方，将被披露的一方对事件的不同观点和看法一一罗列出来，使报道公正平衡，而不能将报道演绎成一群“受害者”对被监督对象的缺席审判。

五、注重策划，善于借事发挥

新闻策划使新闻报道的主体遵循新闻规律，围绕一定的目标，对已占有的信息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和研究，发掘已知，预测未来，着眼现实，制定和实施相应的调查方法和策略，以求最佳效果和创造性新闻的策划活动。经济调查性报道注重策划，就是为了更好地配置和运用新闻资源，在调查时把事件放在整个社会背景中进行联系，善于借“事”发挥，以从平淡中掘出精彩，从静止中演变出运动，从孤立中衍生出联系。

《财经》自2005年10月从间接渠道接获病人家属投诉，至2006年1月派出记者两赴哈尔滨市，独立调查，遍访病人家属、医院及卫生部调查组成员等与此案相关的人士，并与京、哈两地业内专家进行了多次讨论，于2006年2月刊发《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真相调查》，报道认为这起罕见的“天价医疗费事件”，“暴露了有关医院管理诸方面的重大弊端，也昭显了病人家属以‘钱权之势’影响和主导医疗过程之严重后果；身染绝症的患者不幸已处于终末期，大量动用宝贵的医疗资源抢救，已涉及国人目前还接触较少的医学伦理问题”。同时这一罕见“天价医药费事件”，“已经远超出了一家医院应当承担管理之责的范畴，且有着更深刻的制度背景。此类事件的发生，无疑揭示了医疗体制改革的迫切性。然而如果单方面将矛头指向医院，视之为黑心医院榨取普通百姓血汗的典型，则无助于认识目前中国医疗体制问题的本质，其结果只会恶化本来就相当脆弱的医患互信关系，更使急待开局的全面医疗体制改革举步维艰”。报道站得高，看得远，从单一事件中跳出来，发掘出了事件背后的深层信息，提升了其披露真相的社会关注度，从而引发公众共鸣，形成舆论，让单一事件形成了社会广泛注意的公共事件，换言之，为社会设定了一个可供讨论的议题。

六、记者要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和职业精神

法律意识和职业精神是指记者在从事调查性报道工作时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的风俗道德，这是作为人民记者的基本素质，也是规避经济调查性报道的各种法律风险的需要。记者无论从事显性或隐性的调查采访，都不能触及法律，也不能违反有关政策法规，必须依照各自的运作规律办事，在处理具体问题时，记者要受道德、法律规范和社会习俗的约束，有些不允许调查时亲身体验的项目如异性按摩、三陪、斗殴、抢劫等坚决不能涉足。

经济调查性报道在调查中稍有不慎，就容易引发新闻官司。美国ABC广播公司《黄金时间现场直播》曾与美国狮子食品公司进行了长达十年的诉讼。1992年11月5日，在ABC广播公司的报道中可以看到：狮子食品公司超级市场的员工正在向顾客出售过期的食品，员工有时把过期的肉浸泡在烤肉的调味汁里，然后把它们烤熟，高价卖出，乳酪货架上老鼠横行……这条新闻引起轰动，狮子食品公司的股票狂跌，总共亏损13亿美元。因为证据确凿，狮子食品公司不能起诉ABC广播公司诽谤。但ABC广播公司在派调查记者前往狮子食品公司的超市求职时使用了假身份证和虚假的工作经历，还有不真实的推荐信，被雇用后，该调查记者在假发内隐藏了微型摄影机，并随身携带了麦克风。狮子食品公司于是起诉ABC广播公司欺骗。1997年，陪审团裁定狮子食品公司胜诉，并判其获550万美元赔偿，之后一位法官将赔偿额减到315万美元。ABC广播公司不服，提出上诉。美国联邦法院认为狮子食品公司不可绕过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应该证明ABC的材料是蓄意或毫无顾忌，是谎言或者很不准确，但是狮子食品公司显然做不到这一点，所以ABC公司只能给予2美元的象征性赔偿。在这个案例中，狮子食品公司为了自身利益欺骗了公众，而ABC广播公司则为了公众利益在派出调查记者应聘时欺骗了狮子食品公司，虽然狮子食品公司因为ABC广播公司对其行为的曝光遭受了13亿美元的损失，但联邦法院2美元赔偿的最终判决明显是保护了ABC广播公司为了公众利益不惜运用欺骗手段获知真相的行为。当然，人们也可以反思另一个问题：如果有关现行法律阻碍了调查性报道记者为了维护公众利益而探寻真相的进程，该法律是否应该被修正，以及如何被修正。

调查性报道常常被称为新闻官司的“雷区”，在实际操作中它也就不免遇到一些法律风险，像被控“失实”甚至“侵权”是从事调查性报道的记者经常面临的问题。经济调查性报道中更易发生侵害名誉权、侵害隐私权、侵犯肖像权和人格尊严以及新闻采集中出现违法行为等现象，因此在我国新闻法尚未出台前，要求新闻记者在从事经济调查性报道采写时要特别慎重，严守法律底线。同时，要注意保存证据，保存证据正是保护自身的有效措施。这些证据包括：采访笔记、录音、录像带以及照片、各种书证、实物证据、文件资料的原件、副本、复印件、抄件，等等。

经济调查性报道的选题往往涉及一些社会热点、难点问题，而这些热点、难点问题的报道，又会涉及社会方方面面的矛盾，因此既要考虑群众利益、群众心理，又要考虑社会承受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轻重缓急；既要考虑社会安定，又要考虑改革发展；既要释疑解难，又要做出正确结论；既要导向正确，又要亲切可信。经济调查性报道的难点正是体现在这些“既要”、“又要”上，而攻克难点的钥匙之一，便是发扬记者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开展艰苦细致的采访和严谨缜密的写作。目前有些热点问题的经济调查性报道，泡沫多，层次浅，分析苍白，结论乏力，针对性和说服力都不强，打不开群众的心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采访作风漂浮，蜻蜓点水，浅尝辄止。因此，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切实改变采访作风，下苦功夫搞好调查研究，是写好经济调查性报道的必要前提，也是当前新闻工作者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职业道德的一个紧迫课题。

经济调查性报道对记者的吃苦耐劳的品质要求更高。因为相当多的经济调查性报道的目标是揭开种种矛盾和黑幕，可能触犯某些人的利益，必然会遭到种种压制、打击以及威胁，在这些采访中，记者必须具备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的精神，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例如，王克勤是中国进入新世纪后在经济调查性报道领域杀出的一匹“黑马”，他原是《甘肃经济日报》记者，因发表《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公选“劣迹人”引曝黑幕》两篇调查性报道，被甘肃有关方面开除工职，并立即面临杀身之祸：黑社会悬赏500万元拿下他的人头，警方派4个荷枪实弹的刑警驻扎在他家里保护。好在上述两篇报道得到朱镕基总理等领导人的批复，犯罪分子160多人先后被逮捕，使众多股民免于遭殃。由此可见，王克勤的经济调查性报道是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

作为一种舶来品，调查性报道在中国方兴未艾，经济调查性报道更是成为媒体胜人一筹的重要武器。当然，要使经济调查性报道真正成为“制造文明之利器”，记者就要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专业精神，积极开拓调查线索，加强调查的独立性和原创性，经济调查性报道就能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获得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注释】

(1)David Anderson and Peter Benjaminson，Investigative Reporting，Indianan University Press，1975，p.5.

(2)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新闻写作教程》，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页。

(3)张威：《调查性报道对西方和中国的透视》，《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2期。

(4)傅海：《西方理论视域中的调查性报道》，《采写编》2005年第5期。

(5)张威：《调查性报道对西方和中国的透视》，《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2期。

(6)傅海：《西方理论视域中的调查性报道》，《采写编》2005年第5期。

(7)张威：《调查性报道对西方和中国的透视》，《国际新闻界》1999年第2期。

(8)刘太阳：《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王克勤》，《青年记者》2003年第4期。

(9)Silvio Waisbord：《为什么民主需要新闻调查》，http://www.usembassy-china.org.cn/jiaoliu/jl02＆/why.html。

(10)崔克亮：《记者的使命与价值》，http://www.weachina.com/html/01601.htm.

(11)汤姆森基金会：《新闻写作基础知识》，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92页。

(12)曾华国：《中国式调查报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13)曾华国：《中国式调查报道》，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页。

(14)郭静：《调查性报道的调查路径设计》，《中国记者》2007年第4期。

(15)程道才：《西方调查性报道的特点及采写要求》，《当代传播》2006年第2期。

(16)陈力丹：《新闻的客观性——真实与客观形式的统一》，《新闻记者》1999年第9期。

(17)刘畅：《调查性报道：中国记者追寻真相的光荣与梦想》，《青年记者》2006年第12期。

(18)柴静：《话语权的另一半——调查性报道中的平衡原则》，《电视研究》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