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深度报道概述

第一节　经济深度报道概述

一、经济深度报道的内涵

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活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都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经济新闻对经济概念和现象进行详尽的解释和深入的分析，从而传播经济知识，帮助人们将零星的、个别的经济体验，整合提升为理性的认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受众不再满足于表面的、一般化的经济新闻，他们更渴望了解这些经济现象背后的新闻事实，更渴望倾听专家、学者对此发表的意见和看法。因此，经济深度报道成为经济新闻报道的重要方式。

所谓深度报道，是起源于西方新闻学的专门术语，它是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一种形式，是用理性的逻辑、通讯的技巧、消息的简明、文学的笔调、政治的气势，多侧面、多角度、超时空、深层次，生动反映和剖析重大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以引起思辨，寻求出路的新闻报道方式。20世纪美国《哈钦斯报告》中关于深度报道的定义简洁而清晰：“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有学者认为深度报道是“一种涉及重大题材，系统提供新闻事件的背景，用客观形势进行解释分析，从而延伸和拓展新闻内涵的报道形式”。⁽¹⁾深度报道在西方新闻界风行了70余年，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流行。受特定文化背景的影响，深度报道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时统宇先生把中国的深度报道定义为：“既能以情感称胜，又可以以哲理见长；既有重于当代社会的批判眼光，又有偏于历史经验的回溯思考。”⁽²⁾曾做过英国路透社和英国广播公司高级记者的福赛斯说，深度报道就是发掘性报道。可从三方面对其进行阐释：(1)揭示事件的本质，而这本质往往与事件表象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2)将深奥的理论、政策，用浅显的语言作透彻的解释；(3)突破事件的本质深度和范围界限，引申到更广阔的空间，反映更多的内涵。这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深度报道的特征。

改革开放30年，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有了意想不到的拓展和突破。特别是经济新闻，它不再是周而复始的“四季歌”，不再局限于过去那种平面的、静止的、动态的消息反映，其思维空间和写作角度已跳出了以往经济新闻报道的框架，许多宏观型、探源型、预测型相结合的大手笔报道不断涌现，这类报道能包容广阔空间和宽阔历史跨度，显示更深内涵层次，更能适应当今受众需求。由此可见，经济深度报道就是指通过系统提供背景材料，分析和解释新闻事实的性质、起因、后果、趋向等，或就经济活动中的社会现象、经济现象、生活现象等进行深层次的分析和多角度或全方位的思考，以揭示事件本身的意义，预测今后的演化趋势，给读者提供背景广阔、有理有据的视点和结论的一种报道方式。换言之，就是新闻传媒在相对集中的时间和板块中，运用广视角、大宽度、深层次、多手法的报道方式对经济活动中某经济新闻事件或新闻现象所进行的专门话题报道或问题研究报道。

二、经济深度报道在我国的发展

深度报道在我国发端于20世纪初期。当时的“五四”革命运动，既为新闻活动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报道题材和内容，又向新闻报道活动提出了十分繁重复杂的报道任务。因为革命的、进步的新闻活动本身就是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它的革命性、正义性和巨大的社会作用，对当时富有探索精神的革命知识分子很有感召力。当时，很多进步文人进入新闻界当记者，他们的加盟促进了我国深度报道的生成和发展。“五四”运动爆发后，一批革命知识分子就用新闻性、探索性和文学性兼容的手法，记录下了当时“北京公民的大活动”的情景。1920年10月，瞿秋白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去苏联进行采访，写出了内容真实、观察细致、思考深刻、记叙准确、描写生动形象的《饿乡纪行》、《赤都心史》，这便是当时比较成功的深度报道。另外，民初名记者黄远生的《政界内形记》、《最近之秘密政文》、《借款里面之秘密》等通讯，披露了袁世凯、唐绍仪、熊希龄等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各政党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以及袁世凯不惜以领土主权为抵押向六国银行团借款的内幕，对当时的政坛作了真实而详尽的记录。这些既是新闻，又是历史作品，也可称为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在我国真正盛行、蓬勃发展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0年7月，中央电视台创办了第一个具有深度报道特质的评述性电视新闻栏目“观察与思考”，这个栏目相继推出了《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有这样两个县委书记》、《包产到户后》等一批有影响的报道。这些报道的共同特点是：不满足于对一般动态性信息的陈述，而是对新闻事件、新闻人物和社会问题等进行有深度的分析报道，它初步显现出深度报道的特征。经济深度报道的发展可谓与我国深度报道的发展相伴相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经济深度报道的产生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经济深度报道的产生，是我国社会变革、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经济的转型，社会发生了令人始料不及的变化。各种社会矛盾交织、撞击，不同群体的利益重新分配与调整，使人们对改革既充满希望，又产生出许多困惑，许多问题亟待解答；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时涨时消，对改革者是与非的认识与评价莫衷一是……过时的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的解体乃至崩溃，为新闻反映社会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新闻作为时代的一面镜子，理应反映变革中各种扑朔迷离的社会经济现象和事物。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人们对新闻报道的要求不仅仅是反映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它回答了什么。但对事物仅作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白即黑的判断的两极式报道模式，显然已经无法容纳如此复杂的社会内容；原有的平面的、分散的、见树不见林的报道，也不足以反映波澜壮阔的改革与变迁。时代要求新闻记者站在时代潮头释疑解惑、指明方向，社会需要有一种能够揭示背景、探索原因、追踪过程、展示未来的新的报道方式来担当使命，经济深度报道应运而生。

《中国青年报》1984年9月13日刊发的《1+1+1=?》(作者张庵)可以说是一篇典型的经济题材的深度报道。这篇作品以1982年、1983年、1984年连续3个关于农业问题和农村工作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为切入点，描绘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给中国农村和农民带来的巨大变化。在《1+1+1=?》中，作者就这3个“1”，分别列出了3个小标题：第一个“1”——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立下合同，决定把土地分开，包产到户；第二个“1”——螺旋上升的历史：1982年中共中央的1号文件高度评价了发生在农村的“牵动亿万群众的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并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和完善做出具体规定；第三个“1”——农村包围城市、打入城市：1984年，中央发出1号文件，提出农民不但可以到集镇务工、经商等，还可以在集镇落户。报道抓住农业和农村问题这个大题材，谈古论今，超越时空，用生动的事实说明了3个1号文件对中国农村乃至中国社会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作用，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1+1+ 1=腾飞”，将深度报道“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气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1987年和1988年，即第9届和第10届全国好新闻作品评选，开始设立深度报道专项奖，《关广梅现象》(《经济日报》1987年6月13日)、《中国改革历史方位》(《人民日报》1987年10月6—7日)等深度报道分别荣获了全国好新闻特等奖和特别奖，为深度报道的发展树立了一个里程碑。《经济日报》刊发的《关广梅现象》，就是从关广梅租赁企业入手，进行深入的挖掘报道，围绕着“新与旧、进与退、未来与以往、变化与僵化”在全国展开了大讨论，引发了关于租赁企业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在冲突、碰撞甚至对峙中，引出了关于新的经济观念、竞争观念等一些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这些报道不仅仅是对一个租赁企业或对一个人的讨论，而是延伸至对深化企业改革的方向和人们思想观念变革的大讨论，通过对那些貌似“公允”、“正确”的观念进行犀利的解剖和批判，使读者始终处在两种不兼容的思想观念的激烈交锋中，最后自己得出孰优孰劣的判断。报道对革除我国以往的传统旧观念有重大意义，使读者耳目一新，使受众在讨论声中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思想上得到了启发，无形中推动了我国改革的进程。

之后，《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主流媒体，又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反映改革中现实矛盾的深度报道。如《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中国青年报》1985年12月13日)对新时期青年知识分子成长中遭遇的矛盾和困惑作出了全方位的审视与解读；《鲁布革冲击》(《人民日报》1987年8月6日)对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守旧的思想观念进行了大胆的反思和冲击；《红色的警告》(《中国青年报》1987年6月24日)对在大火中显形的官僚主义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和拷问；《命运备忘录》(《中国青年报》1987年12月2日)对中国人才体制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深层的透视和剖析。这些内容深刻、形式新颖的报道推动了深度报道的发展，使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形成了一个高潮。因此1987年被中国新闻界称为“深度报道年”。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方媒体也在激烈的竞争中纷纷开辟栏目，运用连续报道、系列报道等深度报道方式，进行大胆尝试，一时涌现了大批优秀的经济深度报道，如《沈阳市防爆器材厂破产倒闭》(《辽宁日报》1986年8月4日)等，得到受众的普遍认可。

1989年1月16日至2月2日，《经济日报》以《香香臭臭话广东》为开篇，推出了一组反映部分沿海开放省市改革开放和解决发展形势的专题系列报道。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刊登了驻各地记者采写的《穷穷富富话江西》、《高高低低话北京》、《进进退退话上海》、《大大小小话浙江》、《虚虚实实话安徽》、《真真假假话福建》、《上上下下话山东》、《多多少少话天津》、《快快慢慢话江苏》，并以《风风雨雨话龙年》收篇。这组报道作为经济深度报道一次有益的尝试，每篇都用辩证的观点评析各有关省市局部或整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形势，改变了以往形势宣传报道中的“非黑即白”、“非好即坏”的绝对化、片面化的模式，从具体解剖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入手，紧密联系各地实际，对一个地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问题和现状以及矛盾的性质做一番实事求是的分析，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二)经济深度报道的繁荣：20世纪90年代初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与形成，我国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所确定的中心任务。因此，经济新闻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各类新闻中最热门的新闻。读者对经济新闻的兴趣日益浓厚，经济新闻的数量增加了，质量提高了，报道方式进一步改进，报道面不断拓宽：经济报道由过去过多强调指导性转为强调服务性；受众由于受教育程度、经济状况、生活水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对经济知识需求程度不同，这就要求经济记者将他们对经济的理解“反哺”给受众，从而为经济深度报道拓展出新的生存空间；记者不满足于就事论事地报道经济问题、经济现象，而是把报道的视角深入到事件或现象的内部，着力探索其背后带有规律性、理论性的东西，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深入挖掘，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的相互影响和碰撞中，认识和把握改革，深入地报道经济工作和经济生活，报道的深度不断提升，理论色彩日益浓厚。

《经济日报》紧抓政府、受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经济深度报道上作出了很好的探索。1991年针对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三角债”问题，7—9月推出了以大连起重机厂为交叉点开篇的“‘三角债’追踪系列报道”，在全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有学者认为：“从长远效果来看，这组报道为1992年全国进入市场经济奠定了舆论基础。”⁽³⁾1992年是“八五”第二年，1月4日，《经济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推出了一套总栏题为“醒来，不仅是铜陵”的系列报道，着眼点在于全面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启迪人们解放思想，正确地将国家经济发展的宏伟计划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之中，使各项工作出现新的气象、新的起色。1993年，针对大连机床厂原总经济师、总设计师和总会计师助理出走的风波，从2月7日始，以《“小机”斗“大机”》为题推出了“大连两机风波”系列报道，这组报道充分体现了《经济日报》以现象为由头、讨论明辨是非的深度报道特色，通过尺度的把握和适时的引导，使读者在讨论中明辨是非。1994年詹国枢与其他两位记者合作发表了以《开封何时能“开封”》为开篇的关于开封的系列报道，在开封市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对改革开放15年后全国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的封闭保守、固步自封等落后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也由此引发了领导干部要迅速转变观念的大讨论。

随后经济新闻工作者开始把视线由“热点”投向“难点”。1993年，因为前几年的盲目“投资热”、“房地产热”，造成了通货膨胀，为了给经济“降温”，抑制通货膨胀，《金融时报》从经济、金融的“结合部”入手，抓住热点、难点问题，组织了一批分析性的深度报道，对我国的经济调控工作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其中一篇题为《人民币汇率大幅度下跌正常吗?》的深度报道，获得了当时的副总理朱镕基的肯定和赞扬，对我国的宏观调控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经济深度报道的衰落与沉寂：20世纪90年代中期

20世纪90年代中期，整个社会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市场竞争带来的自由开放，人们开始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对待任何事物不再迷信、盲从。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人们对身边的人和事能够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有时还会从相反的角度进行观察和反思。受众开始对20世纪80年代思想启蒙式的新闻报道产生反感，更反感那种家长式的说教，对媒体的要求也很简单，只需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就行了，至于为什么发生、发生的意义及社会价值是什么并不感兴趣。有了这种社会背景，再加上深度报道自身的缺陷、都市报的冲击，经济深度报道也呈现出日渐衰落之势。

对此，《经济日报》前总编杨尚德曾谈到，《经济日报》1985年1—9月与1995年1—9月推出的深度报道的数量与刊登频率相比，十年来，绝对数量增长达1.6倍，涉及的行业、领域也更加宽广，从总量看，经济深度报道从十年前的29％上升到1995年的85％以上。经济类报纸数量增加了，深度报道的数量和刊登频率增长了，但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深度报道却减少了。

《经济日报》素以经济深度报道见长，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其经济深度报道却风光不再，能够产生广泛影响、引起读者注意的报道越来越少。

有学者指出：“(20世纪)90年代，深度报道这一术语已失去了先锋性，它已不再作为一种新文体被关注，而是被作为一种基础性意识被普及泛化。”连深度报道的坚定实践者张建伟也不得不承认：“近年(1996年)的深度报道无论从规模上还是影响上，都已经大不如前。”对深度报道探索的脚步，“与过去相比，还是慢了许多，乐于在深度报道方面进行继续探索的编辑和记者，与过去相比，也少了许多”。⁽⁴⁾

(四)经济深度报道的复苏与逐渐成熟：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

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多元化的趋势迅猛发展，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一切都更深刻地改变人类的生活。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规则不仅影响我国的经济运作，还对我国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金融、电信、农业等市场准入日趋扩大，关税壁垒日渐缩小，这些都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显著的社会变化不但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也对新闻报道特别是经济报道的形式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既为经济新闻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又对经济新闻提出了直接的挑战，给经济新闻提出了新课题：经济新闻不仅要反映现实、反映舆论，更重要的还要正确地解释现实、引导舆论。为此，就必须深入到复杂的经济现象内部，深究其实质，使经济报道成为人们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正确判断现实、规范自己行为的一种有用的工具。

资深电视人张锦力曾说，20世纪90年代初期，老百姓对媒体的主流需求是解闷(晚会热、周末热、综艺热)；90年代中期，老百姓对媒体的主流需求是解气(新闻热、焦点热、曝光热)；而90年代末期到21世纪初，老百姓对媒体的主流需求应该是解惑。信息多了，老百姓对媒体有了一种新的需求，不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们还想知道为什么发生、怎样发生的；不仅需要纯客观的信息，还要求媒体能够对纷繁杂乱的信息进行梳理整合，进行半加工，再传递给他们。

在这种社会环境下，2001年开始，在竞争激烈的报刊市场上涌现了一支以财经领域为主要报道题材的新军，与传统报刊在低点切入市场后再稳步寻求发展机会不同的是，它们一开始就在大量资本和人力资源的支持下，以大版数、广宣传、高价位的强势形象轰轰烈烈地进入报业市场，这类报纸在业界被称为“新财经类报纸”，如2001年1月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创办的《21世纪经济报道》，4月在北京诞生的《经济观察报》。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两份报纸是当前我国财经媒体阵营中最接近财经报纸标准的，它们的诞生不仅激化了财经报纸市场的高层次竞争，而且还触发了媒体研究者对我国财经报纸发展状况的关注和思考，入市以来其发行量和影响力均呈现迅速攀升的趋势。《21世纪经济报道》这类新兴财经类报纸均以周报形式出现，刊登短小的动态消息时效上显然处于劣势，无法与日报竞争，因此其版面多半是大篇幅的深度报道。

这一时期的经济深度报道从抽象的体制问题的探讨转向具体的经济问题的探析。如《南方周末》2002年12月12日经济版面的《深圳谋划转身》，从一篇网络文章《深圳，你被谁抛弃》引发对深圳经济定位的深层思考，以深圳的“转身”对整个国家的金融和产业布局进行了探讨；2004年2月11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首页“焦点”中的《赖昌星会不会被遣返》，以远华走私案主犯赖昌星申请加拿大移民诉讼为报道主体，探讨了这个经济案件背后的司法规则和中国如何与国际司法接轨的深层次问题。

随着对具体经济问题的探析力度不断加大，经济深度报道所占比重也越来越大。同样以《南方周末》为例，2002年经济版面分为经济头条、趋势、产经和财经4个板块，一般有5篇左右的报道；2003年不定期增加了汽车、金融等子板块，报道数量也有所增加，最多时为8篇(2003年12月25日)；到2004年，板块数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该版面的报道数量全年平均达到了10篇左右；2005年，增加IT、观点等版面，子板块达到了8个，报道数量平均在5篇左右。而以经济深度报道著称的《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由于以较强的专业性来为目标读者提供有效信息，提供好的行业信息和评论，成了经济深度报道的典范性平面媒体。

这一时期《经济日报》在经济深度报道上同样表现不凡。针对当时中华民族母亲河出现断流的罕见情况，给黄河流域特别是下游地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并引发一系列的生态问题的现象，1998年4月15日启动了“黄河断流万里探源”大型采访活动，这组报道将批评报道与探讨性报道做了很好的结合，因而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