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突破与研究的多元

一、理论的突破与研究的多元

从1992年到现在,中国社会宏观基本面上出现了新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加入WTO与世界接轨、数字网络化生活等等,这些对政治、经济、文化及整个社会环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新闻媒介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必然受到所处的社会生态环境的制约,社会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导致新闻媒介的转变。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学的研究就是在这一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中国的新闻改革如火如荼,有研究者用“三次跨越”来概括：第一次是从1978年至1982年,高扬新闻规律的旗帜,否定“阶级斗争工具”论；第二次是从1983年至1991年,信息概念引入新闻界,重新认定媒介的功能；第三次是1992年到现在,对新闻事业只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超越,重新认识新闻媒体的性质。^[1]新闻的改革需要理论的支持,改革又为新闻学研究提出了新课题。

(一)新闻传播媒介的双重属性的确立

新闻传媒性质的重新认定,对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的认可,突破了单一的阶级工具论或政治决定论的模式,其理论创新意义重大。以后,在这一基础上新闻传媒属性的研究有补充和延伸的,如提出“产业属性、社会属性、政治属性”与“政治属性、新闻属性、文化属性、商品属性”,也有用意识形态代替政治属性,用公益性代替社会性等不同表述,但就突破性创新和理论阐释力而言,政治与经济双重属性,在新闻学研究中是一种主流的表述。从历史的视角观察,“双重性”的提出,是前期“新闻自觉”时代研究成果的积累性突破,为世纪之交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空间,新闻学的研究因此也更加多元和繁荣。

长期以来,关于新闻事业的性质一直认为是宣传舆论机关,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因此,自然地把新闻事业与宣传机构等同起来,新闻事业的经济属性一直被忽略,对其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从“双重性”演变的历史脉络看,早在1940年,邹韬奋先生在探讨媒介的经营管理时曾著文《事业性与商业性的问题》,他认为：“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这可以说是我们的事业性的含义。……但是在经济方面,因为我们要靠自己的收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仍然要严格遵守量入为出的原则。这里便涉及到所谓商业性。我们的业务费、我们的资金,既然要靠自己的收入,所以我们不得不打算盘,不得不赚钱。这可以说是我们的商业性的含义。”同时他还表示：依靠自己的收入来发展自己的事业,事业性和商业性“这两方是应该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对立起来的”^[2]。60多年前韬奋先生的这一论述,无疑给现在有关新闻事业属性的理论问题探讨提供了一个历史借鉴,这也提醒我们在新闻学研究中需要建立起一种历史意识,要善于开发历史资源。^[3]

1956年前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完成,通过清理整顿、公私合营、合并改组等方式完成了对旧中国的新闻业的全面改造,商业性的媒介就此结束。此后,我国的媒介属于完全事业性的国有单位,国家先是给予财政补贴,后又实行财政包干,但新闻媒介的经济活动的要素仍然存在,学术界也有这方面的探讨。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于1957年在《新闻学原理大纲》中就提出了报纸的商品属性问题,他认为：报纸既是政党宣传工具,又是老百姓花钱买的商品,具有工具性和商品性,“办报卖”和“买报看”两个方面必须结合,要求报纸很好地为读者服务,让读者自愿地去买。^[4]这一理论观点在当时报刊实践上得到验证,1956年的新闻改革使得报纸的可读性增强了,带来报纸发行量的增加。有材料说明：“自1956年10月1日开始,机关、团体等单位中私人需要的报刊实行自费订阅后,报刊的发行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一些报纸超过了预计的发行数。”^[5]王中的观点有事实依据,睿智、前瞻,但在当时“体制化”研究时代,显得很“另类”,故引起了争议,在接下来的反“右”运动中,王中本人为此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新闻事业的属性问题则在理论和实践上朝着“阶级斗争工具”方向越走越远,重新再探讨新闻事业属性问题是过了20多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

改革开放后,人们开始反思极“左”路线下新闻媒介的政治喧嚣,新闻要杜绝“假、大、空”,提倡“真、短、快、活、强”,新闻学研究也在探索新闻与宣传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关注到报纸的出版、印刷、发行等环节是企业的经济活动行为。另一方面,对外开放使得我们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被引进,新闻理论界也在思考新闻与信息的关系,由此开始思考新闻的功能和任务、媒介的属性问题等,新闻学研究添加了一个横向比较的坐标系统。“理论界的积极介绍和争论引进了信息观念,经济体制变革引发的社会需求的变化强化了媒介的信息观,信息概念最终为新闻界接受,新闻媒介的主功能是传播信息,在此基础上从事宣传、提供娱乐、传播知识等。媒介首先应当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应当在符合新闻规律的前提下完成宣传任务。这种信息观念引导下的多功能观使中国新闻媒介真正找到了‘本原’,20世纪80年代中国媒介的结构、内容、业务上的变化主要归因于此”。^[6]

同时,理论的探索、改革的实践与国家的政策之间有了呼应与共振：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北京八家报纸实行企业管理。1985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教育、文化和广播电视事业均列入第三产业。198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报社、期刊社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中国媒介业开始有了“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说法。199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指出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第三产业要逐步向经营型转变,实行企业化管理。1993年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委《关于全国第三产业发展规划基本思路》,把新闻业(报刊和广播电视)列入“文化、体育事业”,同时提出要遵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原则。2003年6月,“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举行,李长春指出：要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文化发展观。围绕着文化产业的大文章,新闻传播业进行新一轮的改革。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整个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此时再重新审视新闻事业的属性问题,学界、业界乃至管理决策层形成了一个共识：新闻媒介是舆论机关,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同时,它也为全社会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属于信息产业,具有经济属性。双重属性得以确立,在此基础上,还有文化属性等多重属性的提法。从世界历史考察,媒介的产业性在西方18世纪工业革命后大众化报纸的时代就已确立,而在中国却经过反复探索,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予以确认。这表明：一方面中国和西方的国情和发展的道路不同；另一方面,新闻媒介是有其内在的规律在发生影响作用的,意识形态的差异也不能忽视其存在,它们具有本体论意义,并构成了学术交流批判借鉴的基础,中国的新闻学研究也可从外国的研究中获取参照。

新闻事业的属性研究的突破,先由问题和现象着手,开始是在思想意识形态层面作观念上、认识上的探讨和论证,进而引发了制度层面变化,这种研究体现出一种学术力的功能和价值,它们对某一领域、某项事业,甚至整个国家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具有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作为互动,在给新闻事业的发展带来生机的同时,我们的新闻学也突破了仅仅是围绕宣传工具领域研究的局限,而新闻学属性问题的重新认定也为其作为一门学科奠定了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为新闻学研究在内容、观念、方法上,赢得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学术空间。

(二)新闻学研究领域的新拓展

新闻媒介双重属性的确立,这一理论上的突破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勃勃的生机：新闻媒介的结构发生了变化,从单一到多元的格局业已形成,各地、各级传统的一报、一广播、一电视的行政色彩浓厚的媒介布局已突破。报纸有综合性日报、晚报、都市报和专业报纸；电台有综合、经济、交通等各类专业频率；电视也有综合、卫视、教育、生活等各专业频道及数字电视频道。由于传播技术的突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在中国兴起,发展势头迅猛。

中国的媒介业风云变幻,进行分化组合重新洗牌后,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媒介集团纷纷成立。1996年1月,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正式挂牌成立,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家报业集团；广播影视集团也随后陆续成立。媒介集团的成立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媒介信息产业属性的逻辑必然。媒介集团通过集约化的多元经营,提高了市场竞争力,壮大了自身的经济实力,新闻媒介的经济效益的实现与社会效益的保证有了充分的基础。

媒介集团化过程中有两个背景因素值得注意。一方面,中国于2001年11月正式加入WTO组织,中国的市场将更加开放。在WTO的游戏规则下,中国的媒介要面临国际上媒介巨头的挑战和压力,而中国媒介的实力及市场化运作能力都有待提高,在全球化时代,要想在传播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必须拥有实力强大的媒介集团作支撑。媒介集团化与加入WTO组织有直接的联系,当时提出了打造中国的媒介“航母”,多少也反映出面对竞争压力的心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焦虑。另一方面是媒介技术进步促成。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数字化与网络化为技术基础的传播在中国迅速发展,数字化与网络化的传播具有革命性意义。其信息载体为0和1,通过技术手段可将其转化成文字、声音和图像的信息传播,较传统媒体报刊、广播、电视等相对单一形态的传播而言具有高度的兼容性,有利于信息的融合与媒介的整合。所以,数字化与网络化是媒介集团化发展的技术基础,媒介集团化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这些变化都给新闻学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媒介的政治和经济双重属性的确立,伴随着新闻传播事业蓬勃发展,新闻学研究也呈现出多元与繁荣的局面。在研究中除了“宣传”、“喉舌”、“舆论”、“导向”、“路线”、“方针”、“政策”、“党性”、“指导性”、“思想性”、“群众性”等带有意识形态思辨色彩的常用语之外,“信息”、“媒介”、“受众”、“广告”、“竞争”、“经营”、“管理”、“发行量”、“收视率”、“集团化”、“文化产业”等可以进行实证分析、量化统计研究的关键词频频出现,反映了新闻学研究更加专业化的学术征候,并由此衍生出研究的诸多方面。这两套语言系统在新闻学研究中蕴涵力道是：前者代表着思想观念方面的“政统”特色,即强调新闻向外部投射出来的社会影响力；后者意味着专业基础的“学理”成分,即从对象的存在性出发,探讨媒介在现代社会基本的功能和自身价值。它们构成新闻学研究的两个向度,两者再组合叠加,极大地拓展了新闻学研究的空间。

新闻学研究领域的拓宽也反映了现代科学交叉综合的研究趋势,通过学科边界的延伸突破了原有学科研究的狭隘和局限,吸收和聚合了来自其他学科的优势与新质,由此也产生了研究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有关新闻专业主义、公共领域、媒介素养、媒介批评、媒介管理、文化产业、大众传播媒介与大众文化等概念和命题不断地提出而进入研究的视野。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这些概念、命题及逻辑的推演都不是传统意义上新闻学研究所拥有的。这类研究此时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出场,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新闻学研究所做出的种种思考,它们有助于扭转固化的研究模式和思维方式,也有益于消解一元独断论,促进多元共生的新闻学研究生态形成。与以往常见的新闻学研究比较,它们不再是列几条、分几点简单地叙述和例证就可以了,如新闻专业主义显然不仅仅是要在采、写、编、评、节目制作等方面提升专业技能,更深层次的思考是,强调新闻学的独立品质,新闻传播领域从业人员应该明白现代社会对新闻传播有哪些专业化要求,以及如何更好地为促进社会整合提供专业化服务。而将大众传播媒介与“公共空间”联系起来的研究,借鉴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诸多内容,使新闻媒介的“喉舌”及有关话语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这些在新闻学研究中不断涌现的概念和命题,体现了现代新闻学研究的转型和话语空间的释放,它们都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有一定的复杂性与深刻内涵寓于其中,解释力强。研究不仅开拓了新领域,成为新的知识增长点,更重要的是从发现问题的触因、提出问题的方式、分析问题的思路,到目的性的追求等,都带有一种对问题的终极探讨和追求真理的学术情怀。通过自身专业的研究,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以及关系到新闻传播如何有效满足人们的沟通需要,以人为本,建立起和谐社会来。

新闻学研究的拓展还与“个人化”的研究视角与写作有直接的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社会的转型,以往整合社会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变化,从强调集体性、统一性到尊重个体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事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过去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也由此发生了调整。学术研究发生了与体制化时代及80年代不同的变化,即“当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知识分子思考问题和探索问题的材料都来自时代的主题,个人的独立性被掩盖在时代主题之下。……当时代进入比较稳定、开放、多元的社会时期,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那种重大而统一的时代主题往往就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于是价值多元、共生共存的状态就会出现”。^[7]这种环境下的学术经典和权威也就处在待定与竞争的状态,“个人化”的研究视角与写作于是成为一种方法和趋势。以媒介经济的研究为例,在近十年的时间内出版了百余部专著,内容研究视角不一,各有侧重,有反映中国媒介经济概观的,有研究报纸、电视、电影等不同领域的经济学问题的,有传媒营销管理,有媒介资本市场研究,有传媒板块上市公司研究,有媒介经济学案例分析等等。作者的背景也来自不同领域,有经济学研究者注重经济学原理和模型的运用,有管理部门的强调政策与宏观的把握,具有新闻传播知识结构的研究者则从媒介运行的特点来把握,等等。虽然在把握媒介经济学的规律、建构起一套理论方面尚有待时日,同时水平和质量也参差不齐,但毕竟有自己的个体知识经验和阐释实践,实现与外界、与其他个体的研究交换,这种“个人化”的研究必然产生出多样性来,从积极意义上讲,达到了丰富媒介经济学研究的效果。

新闻学研究与媒介的发展密切关联,媒介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构成种种复杂关系,形成一种多重合力作用的“场”效应,不同的经历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审视媒介的复杂关系和种种力道。而当将目光聚焦在某一关系层面上,并以此建立自己的理论观点甚至思想体系时,就形成了所谓的研究视阈。纵观百余年中外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有研究者提出了四个不同的研究视阈概念,即：政治视阈、经济视阈、文化视阈、专业视阈。其中政治视阈始终或明或暗地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影响和左右着其他视阈的研究,同时,新闻学的研究视阈基本上是沿着政治——经济——文化——专业的主线发展,并且逐步由单一走向多元,由对立趋于融合和统一。^[8]研究视阈作为一个窗口可以观测到新闻学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更新和研究多元化格局的形成。

总之,新闻观念的变化、新闻事业的发展、现代学科的演变等因素共同作用,新闻学研究的复杂性关系逐渐生成,同时学科体系也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