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与理论

关于日本对华投资的研究始终没有摆脱“经济侵略”或“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历史传统认知，然而随着世界非殖民化的完成和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人们对传统的帝国主义和经济侵略产生了新的认识与解读，特别是日本学者对日本战前在亚洲（主要是中国）的经济活动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然则过犹不及，侵略或非侵略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在研究北洋时期日本对中国的投资时必须兼顾时空背景与经济理性。研究近代中日关系任何课题（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从来都不可能避开帝国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背景。从书名即可知道，本书在理论框架上涉及经济方面的投资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主要是垄断优势论、生产折中论和边际产业扩张论，但它们在应用比重上是不同的。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也与外资密不可分，而日本对华投资所占外国投资的重要地位也必然对中国的工业化、近代化（现代化）形成重要影响，因此工业化与近代化理论也是本书必须借重之处。

早期的国际投资理论主要是为了解释当时普遍存在的国际间接投资现象，涉及的问题与层面较少，因而间接投资理论的内容也不大丰富。当时国际投资理论主要是对于直接投资形成原因进行研究。主要的国际投资理论有^[13]：

（1）海默（Stephen Hemmer）的垄断优势论。美国学者海默认为，企业在知识资产和企业规模等方面具有的垄断优势和市场的不完全性是企业对外投资的决定性因素。知识资产优势主要是技术、管理与组织技能、销售技能等在内的一系列技能，某个企业一旦拥有这些技能，就可以通过对这些知识资产的控制和使用来生产差别产品^[14]，由于差别产品在竞争力上超过同类产品，所以生产和经营这种产品的投资企业在投资和销售方面就有一定的垄断权，并由此可以确定比较高的价格，从而获得一定数量的高额利润。知识资产优势是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动力。所谓企业规模经济优势，是指生产规模越大，越具有生产节约的优势，规模扩大既具有规模效益，又最受专利制度保护，还能充分利用企业管理资源，这些与技术优势相结合，形成寡占市场结构与寡占行为。企业在国外生产具有比较优势，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国内实行的禁止垄断制度使得潜在优势难以发挥；二是国外当地市场为不完全竞争市场^[15]。垄断优势理论开创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的先河，首次提出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是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提出了跨国公司拥有的垄断优势是实现投资高额利润的前提；提出了跨国公司的寡占行为是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这些理论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弗农（Ragmond Vernon）的产品生命周期论。美国哈佛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教授弗农用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规律来解释美国与其他国家间国际投资格局和贸易格局的变化规律，并分析了这种变化的动因和影响。弗农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拥有知识资产优势、具有科技创新能力并以此获得创新利润。但新技术日新月异，跨国公司难以长期垄断这些新技术，所以跨国公司只有把技术优势和企业在投资地获得的区位优势结合起来，才能带来利润。1974年，弗农把产品周期的三阶段重新界定为发明寡占阶段、成熟寡占阶段和老化寡占阶段，因而补充和发展了这一理论。但产品生命周期论难以对发达国家之间大量的相互直接投资和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投资作出解释。

（3）内部化理论。内部化理论是把科斯定理^[16]（Coase Theorem）融入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所形成的分析国际直接投资动因的一般理论。产业因素、企业因素和交易成本是影响内部化行为的关键因素。市场不完善造成的市场交易困难主要有：中间产品（具有专利权的技术和人力资本中的知识信息）交易困难；市场无法保障中间产品的权益；市场交易成本过高，包括政府对汇率和关税进行干预也构成成本。内部贸易用内部调配代替市场交换基本取消了谈判成本；减少了各交易个体的机会主义动机；交易个体对商品质量和定价都有准确的认识从而减少了市场风险。当内部化行为超越了国界时，就表现为母公司在国外建立子公司。

（4）邓宁（John 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国际生产折中理论指出决定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三个基本因素：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所有权优势就是东道国企业无法拥有的优势，包括独占无形资产所产生的优势与企业规模经济所产生的优势，一类是可转让的技术、信息优势，一类是无法转让的经营规模优势。内部化优势是企业在运用自己的所有权优势时能够节约或消除交易成本及市场失效的障碍^[17]，从而使跨国经营得到好处。区位优势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东道国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等；另一方面是由投资环境所形成的优势，如政治、经济制度、政策法律、基础设施、市场容量、外部经济规模等。

为进一步认证这一理论，20世纪80年代邓宁提出了投资发展周期论，他从静态分析的角度指出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该国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强弱，并进而决定该国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中的地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越高，其对外投资净额越大：最贫穷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很小，也无力对外投资；低收入国家能够吸引大量外资，对外投资保持在低水平，因此对外净投资是负数；中等收入国家有较强引资能力，也有能力对外投资，但对外净投资仍是负数，因为拥有知识产权优势的企业开始对外投资，而拥有区位优势的企业仍在大量吸收外资；发达国家的企业都有技术垄断优势，其对外投资速度大于吸收外资速度，对外净投资是正数。投资发展周期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投资活动中规律性的趋势，即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对外投资最多最活跃的国家。但与现实也有相悖之处。

（5）边际产业扩张（比较优势）论。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20世纪70年代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提出日本式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美国将具备比较优势的制造业投资到国外，结果减少了本国同类产品的出口量，使本国可以通过出口而增加的巨额贸易顺差丧失。这种投资是建立在“贸易替代结构”之上的，长期持续将导致贸易和国际收支失衡。而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中资源开发型占有很大比重，在制造业方面的投资则属于“贸易创造型”，即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没有取代国内同类产品的出口，还开辟了新市场，带动了相关产品的出口。日本作为后起的工业国，与许多老牌跨国公司相比在技术上并不具有绝对垄断优势，对外投资的成功主要在于对外投资企业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原则发挥自己的优势。日本将失去比较优势的部门投资到具备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建立出口基地，将会维持或扩大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而日本国内可以发展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使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弥补日本比较优势的一个手段。

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同时也是受资国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由于各国要素禀赋存在差异，其价格也存在差异，当一国某一产业的要素成本上升，使该产业处于比较劣势，就要将该产业转移到要素价格较低的国家，使要素组合合理化，增加东道国的生产总值，此即所谓的边际产业转移。小岛清认为，要从投资国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最小的产业依次进行移植，这样的生产移植东道国容易吸收和利用。

小岛清提出了日本向发展中国家工业进行直接投资的政策^[18]：（1）要根据比较成本及其变化，从差距小、容易转移的技术开始依次进行；（2）根据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及吸引程度依次移植、转移新技术，起到所谓“教师”的作用；（3）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应当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正效应，即提高当地企业的生产效率，传播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当地企业能够独立进行生产，以避免被东道国指责为“过度扩张”；（4）在成功完成“教师的作用”后，应该分阶段地转让这些企业的所有权。

该理论从宏观的角度利用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从边际产业开始依次对外直接投资，对日本的中小企业对外投资问题进行了经济技术方面的解释。

北洋时期日本对华棉纺织业投资与中国当地企业相比在技术上并不具有绝对垄断优势，因为双方基本上都是依靠从英美进口纺织机器。而日资纱厂所占优势者，一是在经营管理上比中资纱厂更正规严格，生产效率更高；二是日资纱厂一般都拥有巨额资本并大量提取折旧，在遭遇市场危机或社会动荡之时具备更强的抗击风险能力；三是日资纱厂生产的纱布质量较好，特别在生产细纱方面普遍在支数上高出一筹，平均布产量也大大高于中资纱厂，这点也与日厂管理严格、效率较高有关而与技术优势关系较少。垄断优势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内部化理论都与先进技术转移相关，而日资纱厂在技术上并不比中资纱厂更占优势，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与日本对华棉纺织业投资无关了。

至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论中却有若干部分可解读日本对华棉纺织业投资行为：日资纱厂要么是在日本已经规模很大的棉纺企业在华分厂，要么在华大力发展集团企业，具备了所有权优势中的企业规模经营特点；而日资纱厂与日本棉商与纱布经销商在原棉采购与成品销售方面的深度合作及纱厂兼营纺纱与织布也体现了内部化优势的某些特点；至于区位优势则日资纱厂体现得最明显不过了：

一是东道国要素禀赋所产生的优势，如自然资源、劳动力、地理位置等。中日两国同处东亚仅一水之隔，历史上来往密切，日本自古从中国吸收了大量先进技术与文化，成为儒家文化圈的重要国家，许多中国人视中日两国为“同文同种”就是这种密切关系的体现，所以日本在中国投资在先天上比欧美国家占尽区位优势；而中国自身物产丰富，市场广阔，可以提供几乎是源源不断的熟练劳动力。由投资环境所形成的优势，如政治、经济制度、政策法律、基础设施、市场容量、外部经济规模等优势：在政治上日本以战胜国姿态通过《马关条约》已经取得片面最惠国待遇、治外法权与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和租界的特权，加上中国巨大的市场容量与经济规模，形成了绝好的投资环境。具体到上海这一地区，更由于其身为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地域，基础设施远胜其他各地，就是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航运、金融中心。是以日本在上海投资棉纺织业，是占尽了天时地利，具有空前绝后的优势。

小岛清教授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比较优势）论虽然是在20世纪70年代，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能够用于理解半个世纪前的日本对华棉纺织业投资。日本作为后起的工业国，与欧美列强相比在技术上并不具有绝对垄断优势（日本当时大部分纺织机器仍需从英美进口），对外投资的成功主要在于充分利用国际分工原则发挥自己的优势。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同时也是受资国具有显在或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依次进行。由于各国要素禀赋存在差异，其价格也存在差异，当一国某一产业的要素成本上升，使该产业处于比较劣势，就要将该产业转移到要素价格较低的国家，使要素组合合理化。当时日中两国的棉纺织业就处于小岛清教授所说的“在本国处于比较劣势”（劳动成本高，市场竞争太强）、“受资国具有比较优势”（中国投资环境佳，劳动成本低，税收水平低）状态。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是显著的时代特征，讨论这一时期发生的任何问题都无法脱离这一时代背景。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原来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如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断言的走向垂死，而且仍然在经济发展上继续领先，在其对内对外政策上也有一定的转化，那么所谓的帝国主义真的存在吗？在二战后亚洲与非洲的殖民地纷纷实现民族独立，但这些新独立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并没有几个在经济发展上有着令人满意的表现，如何解释传统上认为的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主要是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的呢？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努力吸收外国投资，那么又该如何理解资本输出是帝国主义的特征之一呢？

公正地讲，从殖民地获取的收入并不是今天的富国（曾经的帝国）财富的主要来源。可以说，帝国主义对其财富积累作出了贡献，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没有优良的经营管理和生产效率，是不可能有现代化的。从长远看，实际的收入取决于生产率，富国之所以富裕，在于其公民的生产效率要比贫穷国家公民的效率更高。不仅如此，推行帝国主义需要很大的代价：维持军队的费用、行政费用，最近的研究报告结论之一是，帝国主义是一个赔钱的事业，“它对经济增长既不必要，也不够”。^[19]既然帝国主义的好处这么少，它为什么还是形成并为了互相争夺殖民地而屡次刀兵相向呢？

帝国主义源于拉丁语“Imperator”一词，表达的含义是专制的权力和集中的政府。在广义上帝国主义一词意为“一个国家或人群对其他国家或人群的统治，这种统治方式使前者得到好处，而后者往往受到损害”。^[20]帝国主义的传统含义与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相联系，就具体指向而言，1500—1800年间是重商主义的时代，西班牙对南美洲的统治与葡萄牙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殖民是主要的帝国主义行为。后来荷兰、英国及法国相继走上这条道路。新的帝国主义概念一般指的是发达的欧洲资本主义工业国为瓜分亚非殖民地而展开的激烈角逐。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理论奠定了在他之后出现的各种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将那些带来了劳动和土地的商品化的历史事件定位于西欧，这些事件导致了非土地资产的积累，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劳动力的雇佣和对土地的利用成为可能。他认为帝国的征服很重要，但解释了殖民化不符合资本主义的扩张原则。资本主义有时能够进入前资本主义体系下的交换关系，并依靠自己优越的效率把它们改造成为资本主义交换关系；但更多情况下是资本主义的渗透被前资本主义的运转所阻碍，在此情况下进行某种形式的帝国统治和沿着资本主义路线的强制性结构改革就成为使扩展取得成功的根本因素。在这两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的影响，最终都将作为溶解已经确立的生产方式的溶剂发挥作用，同时又创造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和基础。^[21]这意味着西欧式的资本主义将可以在世界其他各地得到复制。事实证明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比资本主义发展的论述更有普遍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论述的最明显的不足在于他对于欧洲之外的地区并没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并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限制，^[22]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多样性的估计并不充足：他把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与后果视为具有典范意义，还将他对亚洲社会不变的本质的设想视为一切非欧洲人社会的普遍特点。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形式，他展望了一个一切民族特性、文化特性都将消失，沿着本质上和平的道路走向深刻广泛的一体化，没有预料到处于领先地位的资本主义列强将会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展开空前的野蛮厮杀。

继马克思之后对帝国主义最经典的论述来自弗·伊·列宁（V.L.Lenin）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23]。列宁在其早期的主要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展现了他善于将精心的经验性研究和认真论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能力。^[24]他利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中的再生产方案来否认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着任何与资本主义的出现相关的慢性消费不足的问题，并坚持认为对前资本主义农民生活的破坏最终是进步的。列宁显然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的俄罗斯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反对由封建主义主导的政治秩序，以创造出产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条件，使有效的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出现并推翻资本主义。列宁对资本主义明显的赞许部分来源于他对资本主义能够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从而使工人和农民在生活上能够实现更高的文化水平，资本主义能够以允许其实现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促进增长。对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更激进的观点（资本主义只能通过不断地以暴力打破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能实现资本积累来发展），列宁当时并没有接受。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以生产的集中与垄断、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资本输出、资本家同盟瓜分世界、大国瓜分世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对帝国主义的批评和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十个部分对帝国主义从产生原因、体现与后果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刻剖析，很多论断对分析今天的世界仍有宝贵价值。在分析了银行和银行的新作用与金融资本与金融寡头之后，列宁提出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对自由竞争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25]列宁认为，帝国主义在经济实质上就是垄断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向更高级的结构的过渡。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有四种表现：^[26]第一，垄断是从发展到很高阶段的生产集中发展起来的；第二，垄断导致加紧抢占最重要的原料产地；第三，垄断是从银行生长起来的；第四，垄断是从殖民政策生长起来的。可以说，卢森堡关于原始积累的理论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做的关于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分析，能够并事实上被继续用于论证在殖民主义结束后的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制定的政策。

列宁得出的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论断在今天看来当然是不现实的；作为一个革命家的立场，这一论断更有可能是他从鼓动革命并坚定广大支持者的革命信心出发的一种政治语言；尽管其中的若干论断在当时的俄罗斯却也的确发生了。但如果我们从长远来看，任何一种制度的出生与发展都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从辩证的观点来看，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已经很少见到，但也不是在今天的世界上完全绝迹了，而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大部分传统的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头换面甚至是改弦易辙，从表面上已经很难与初期赤裸裸的暴力掠夺相联系了。同时也是因为世界各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觉醒，民族主义思潮席卷全球，在今天的世界上已经很难容忍公然的帝国主义政策与行为。而且今天西方国家基本上控制着世界主流舆论，将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与民主人权思想包装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思想，更在苏联解体后在事实上主导了世界的意识形态。世界贸易组织成立迄今包括了除俄罗斯之外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发达国家最集中的欧洲与北美都顺利推进经济与贸易一体化，广大发展中国家也都在为吸引外资而努力，西方国家这一前所未有的优势使得推行原始帝国主义行为以夺取势力范围和投资场所不再成为必需。

安东尼·布鲁维尔（A.Brewer）在其《回顾帝国主义》中提出了帝国主义成立的三个原因：一是特殊利益集团指望以此获取利润；二是国家荣誉和威望的驱动；三是特殊条件促进了帝国主义扩张。^[27]这个特殊条件是指当时殖民地已经瓜分完毕，后来者如德国只能抓住最后的扩张机会，而英国认为这是对它的地位与利益的威胁。在这里权力和地位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在这里列宁的观点也许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解释：帝国主义的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与其说是直接为了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削弱对方，破坏对方的霸权。^[28]他还认为，尽管人们提出第三世界是因为受到帝国主义剥削而贫穷的说法，可所有的事实都暗示，帝国对帝国主义中心发展的长远影响是很小的，拥有帝国与没有帝国的资本主义国家都以相似的速度和沿着相似的路线发展起来了。今天的世界经济更像一个世纪或更久之前的欧洲经济——当时欧洲有许多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而不像帝国主义的世界经济，20世纪的欧洲历史说明，冲突和挫折不能完全排除，但各个地区还是能够赶上来。

中国也许是个例外：从来没有被置于直接的殖民统治之下，但受到帝国主义的多次侵犯并被迫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屡次割地赔款，失去关税自主，开放主要港口为外商提供通商便利，列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建立起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租界。相对于非洲或亚洲沦为殖民地的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中国得到的只有帝国主义的一次次烧杀掠夺，至少有两次发展机会由于帝国主义入侵而中断，两次入侵都来自日本。

具体到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帝国主义行为，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在解释其争夺势力范围以建立足以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抗的经济圈（即后来由日本武力实现的大东亚共荣圈）方面并不足够，还需要从中日两国的历史与文化（如夷夏之辨、中华文化正统之争以及日本强烈的岛国危机感）中去寻找深层的原因。日本自古就输入中华文化，久而久之，也自视为中华社会；及至最后一个汉人王朝被中国少数民族取代后，日本自认它才是真正的中国，而清朝（满族统治下的中国）已经成为“蛮夷之邦”；^[29]在与中国长达2000年的交往中日本深感自身领土的狭小并且时常遭到海啸地震的威胁，从而产生了对大陆领土的深切渴望，而它几次向大陆的扩张都被中国的强大力量所阻止。直到近代中国在清朝的闭关自守政策并受到欧美列强的打击下走向衰弱，这样2000年来日本第一次单独面对中国时有了占上风的可能。而和平时期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与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之间有何关联，这个问题的性质还要结合日本对中国的长期目标来定位。

工业化程度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标志。各国工业化阶段、水平和实践内容有差异，加上理论研究者的分析角度和出发点不同，因此对于工业化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述。对于狭义的工业化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定义，认为工业化是一个过程，是制造业和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及其就业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广义的工业化定义，有代表性的是张培刚提出的定义，他将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本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不仅包括工业部门的发展，也包括“工业化了的农业”的发展，这与一般只强调工业自身现代化的工业化定义明显不同。工业化的英文表达是Industrialize或Industrialization，本是产业化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指发展工业，因为工业只是产业之一。

目前，一般认为工业化是指从传统的以农业和手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向现代的以先进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系转变的历史过程，工业化的本意是产业化，本质是专业化。

工业化水平是国际上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的指标体系。参考大多数学者普遍采用的指标体系和衡量标准，反映工业化阶段演进的其中的核心指标有以下几个：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工业化初期人均GDP一般为280美元—560美元，中期560—1120美元，后期为2100—3300美元。中国近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长期徘徊在500美元上下，由于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长期陷入内战和外敌入侵状态，到1950年时人均收入降到最低点454美元，直到1973年才增长到1039美元。^[30]从这一点可以说，近代中国一直处于工业化的初期。

（2）制造业增加值占总商品生产增加值。国际上的划分标准认为这一指标低于20%为非工业国，20%—40%为正在工业化的国家，40%—60%为半工业化国家，60%以上为工业国。近代中国的制造业长期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上下，^[31]据此只能属于非工业国。

（3）就业结构。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工业化初期80%以上，中期50%—80%，后期25%以下。近代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长期在九成以上，到20世纪20年代产业工人也不过200万人^[32]，而中国总人口已经超过4亿人。

（4）城市化水平。一般认为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应在60%以上。^[33]

当前世界发达国家都是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落后的国家无一不是没有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由落后状态转变为发达状态、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具体体现。邓小平在论及中国的现代化时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20）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就叫中国式的现代化。”^[34]

从发展的角度看，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含义基本一致，都是对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社会变革的描述，而只有历史阶段的不同：近代化一般在研究近代历史时期的国家发展时用到，而现代化更多地与当代国家的发展相联系；近代化可以说就是近代国家当时的现代化。20世纪60—70年代，现代化研究成为国际性的学术研究热点，许多西方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在现代化研究方面出现了一大批很有影响的学术著作。代表性的有发展经济学的开拓人华尔特·罗斯托（W.Rostow）的《经济的成长阶段——非共产主义宣言》（1960年），政治学泰斗萨缪尔·亨廷顿（S.Huntington）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1968年），普林斯顿大学欧洲史专家C.E.布莱克（C.E.Black）的《现代化的动力——比较历史研究》（1965年）和《俄国与日本的现代化》（与马里厄斯·詹森、M.J.利维等合著，1975年）等。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和费正清（John K.Fairbank）合写的《东亚：伟大的传统》（1960年）和马里厄斯·詹森（Marius B.Jansen）的《日本对现代化态度的变化》则是对地区和单个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的最初典范。出现这一现代化研究高潮的历史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巨大变化：（1）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出现了核技术、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生产领域的大突破；（2）发达国家进入普遍富裕时期，经济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3）战后非殖民化浪潮带来了一大批新国家，这些落后国家如何制定发展战略就成为当务之急；（4）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使第三世界成为重要力量，因而研究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具有战略意义。

在20世纪70年代，现代化理论受到了其他发展理论（如“依附理论”）的强大挑战。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后不仅没有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反而进一步拉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附理论认为这一现实说明只要不能摆脱发达国家的控制，发展中国家就不可能改变其“依附”于发达国家的地位。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是拉美学者安德烈·弗兰克（Adrew Frank）（《资本主义与拉丁美洲的低度开发》，1971年）、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n）（《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国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1976年）与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J.格里芬（Griffin）（《从历史上看不发达问题》）。从依附理论出发，美国社会学家I.沃勒斯坦（Wallerstein）和T.K.霍普金斯（Hopkins）（《世界体系分析：理论与方法》）的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体系论”，把不发达归因于“中心”对“外围”的剥夺的结果。

目前现代化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随着20世纪80年代西方代表性论著被介绍到中国，依附理论与世界体系理论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在此基础上于8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推出了早期开拓性成果。如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新论》（1993年）和《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1993年），章开沅等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1993年）。

现代化的含义很广泛，不同的学者对它有着不同的理解：有些人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或等同于经济发展；有些人认为现代化是一个目标，是一种在各方面都具有确切规定性的转变；有些人将现代化视为历史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它既不开创历史也不结束历史。所有这些见解说明关于现代化的研究在学理上和现实需要上都是十分必要的。

现代化表达的不是一个明确的时间概念，而是一个变革的过程。现代化表达的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方面，是某种社会的蓝图。对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它的时间坐标在未来；对已经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它的时间坐标在过去；只有把已完成“现代化”与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放在一起作比较时，“现代化”才有现在的含义。英国史专家钱乘旦教授认为，现代化是一次巨大的社会变动，是人类文明的一次转换，它在工业生产力取代农业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35]也就是说，现代化是一种新文明形式逐渐确立的过程，包含着整体的社会变动。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G.罗兹曼（Gilbert Rozman）、欧洲史教授C.E.布莱克与国际问题教授M.J.利维（M.J.Levy）在《中国的现代化》中提出，现代化应被视作各社会在科技革命的冲击下业已或正在进行的转变过程，这一过程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36]在变革过程中，某些社会因素会被改变，另一些因素则会发生意义更为深远的变化，因为某些在表面看来毫不相关的因素会改变历史因素在其中运作的环境。这些与现代化相关的社会变革因素大致可包括：国际依存的加强、非农业生产尤其是制造业与服务业的相对增长、出生率与死亡率的降低、持续的经济增长、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各种组织与技能的增生与专门化、官员科层化、政治参与大众化以及各级水平的教育扩展。日本在中国的投资大体在国际依存度、制造业的增长、经济增长、各种组织与技能的增生与专门化、政治参与大众化等方面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近代化）进程。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且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这一变革终将波及一切与现有各种模式的现代化国家接触的民族，任何民族都不能再回到与现代化相遇之前的状态。罗兹曼等认为，“西化”一词与先行者国家的现代化模式相关联，但这些模式并非西方国家所专有，况且也不是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实现了高度的现代化；西化意味着采纳各种各样的西方特色，用西化来说明现代化，可以说是用词不当。中国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高度发展构成其面对现代化时的独特背景。各个进行现代化的社会最显著的区别是先行者（主要是英法美）与后来者（如俄国与日本）的区别。前者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循序渐进改变了本国的各种社会因素；而后者则是很大程度上依靠借鉴外来模式迅速扩张或更替现存社会结构。中国显然属于后来者。

上海，简称沪，是我国近代以来的最大港口城市，地处长江三角洲最东缘、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点、长江入海处；西与江苏省苏州接壤，南部毗邻浙江嘉兴，北界长江，是典型的鱼米之乡。黄浦江与苏州河流经上海全境，将上海分为淞北、淞南和浦东三大块。两江及其支流纵横交错，水网密布，构成著名的江南水乡。

清代初年，今天称作上海的区域是江苏布政使司辖下之松江府^[37]，辖有华亭县、娄县^[38]、上海县、青浦县、嘉定县、崇明县。雍正二年（1724年）为分担沉重的赋税徭役，提议将江南各县分置。雍正三四年间，先后分华亭县的云间、白沙二乡之大半，设立奉贤县，置治所于青村千户所城；分娄县的枫泾、胥浦二乡，设立金山县，置治所于金山卫城（篠馆镇，又名小官镇）；分上海县长人乡大半给南汇县，置治所于南汇嘴千户所城；分青浦县的北亭、新江二乡，设立福泉县，与青浦同廓分治（至乾隆八年、1743年又撤销并入青浦县）；分嘉定县东部滨海地区设立宝山县，置治所于吴淞千户所城。又将苏州府辖的太仓州改为直隶州，领镇洋、嘉定、宝山、崇明4县。^[39]此次变迁后上海县仅余高昌乡和长人乡的小部分，有田亩7749顷66亩。县境东到大海，西到青浦，南到华亭，北到宝山界。

至嘉庆十年（1805）上海县又经过一次分立：分上海滨海地方设川沙抚民厅，划上海县高昌长、长人乡各一部，南汇县长人乡部分。这样上海县已经远离海岸，只余原来长人乡的三成、高昌乡的九成，面积仅为元代立县时的1/3，有田亩6894顷51亩。据嘉庆十五年的调查，有人口52.7万人。此后上海县的疆域、田亩、人口稳定了相当时间。

中华民国建立后，1914年袁世凯称帝恢复道制，上海行政区域名沪海道包括上海县、嘉定县、松江县（由华亭县改称）、青浦县、南汇县、川沙县（由川沙抚民厅改为县）、宝山县、奉贤县、金山县、崇明县十县，另有太仓县和海门县。同年根据《暂行市乡自治章程》升上海县为上海市，领19市乡；1926年北洋军阀孙传芳任江苏都督，以上海、闸北、蒲淞、洋泾四市及法华、引翔等乡和宝山县、吴淞市及高桥、殷行、江湾、彭浦五乡设置淞沪商埠；1927年设立上海特别市，跨地五县，辖市乡30个，直隶南京国民政府。

近代上海的市区大部分时间里是在三家二方（即华界、英美租界、法界）特殊格局中形成的，三家互不统属，又互相影响。华界由南市、沪北、沪西、浦东北、浦东南和市中心六区组成。两个外国租界尽管有彼此矛盾拆台的时候，但在应付中国方面则往往一致；于政权结构、市政管理、社会组织与文化风俗方面，二者更是具有更多的同质性。近代上海的纱厂多分布在以租界为中心的苏州河与黄浦江沿岸，便是因为外国在上海租界的经营提供了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一些必要条件，如技术、设备、资金、电力、交通、通信与保险等，形成了比较良好的投资环境。本书所提及的上海，在一般情形下只包括由中国治理下以上海县城为中心的城区（即华界）和外人治理下的法租界与公共租界。

日资纱厂是指资本、设备主要来自日本并由日本人经营管理的在华棉纺织工厂。截至1928年，日本在上海棉纺织业投资的纱厂有32个工厂，分属九家日本公司，分别是：上海纺织株式会社、日华纺织株式会社、内外棉株式会社、同兴纺织株式会社、东华纺织株式会社、上海制造绢糸会社（公大纱厂）、大康纱厂（大日本纺织株式会社分设）、丰田纺织株式会社和裕丰纺织株式会社。在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一般称为日资纱厂或日商纱厂^[40]，具体的纱厂则称为“××”、“××纱厂”，如“内外棉”、“内外棉纱厂”。

日本学者则一律以“在华纺”或“在华日本纺织业”称之，具体纱厂称作“××纺”、“××纺织（纺绩）”，如“上海纺”、“上海纺织”；“丰田纺”、“丰田纺织”，全称为“××纺织株式会社”。^[41]其他外国学者一般称作“日本在华纺织厂”或“日本纱厂”，王菊的《近代上海棉纺织业的最后辉煌：1945—1949》则以“日资纱厂”、“日本纱厂”和“日本在华纺”并用。

本书为叙述方便，将日本在中国（上海）的棉纺织厂一律称作日资纱厂，具体的纱厂一般直呼为“××纱厂”，但由于“上海纺织”公司容易与地名相混淆，特称为“上海纺”。在制作表格时一般只简写作“××”，如大康、丰田、裕丰；在并列某公司第×厂之时则以“××公司第×厂”、“××公司××工厂”呼之，如“日华公司第一厂”、“日华公司浦东工厂”。虽然名为纱厂，但实际上很多纱厂也兼营织布，更有资本充实之公司投资于染色与纺织机械，实行多元化经营。

帝国主义的含义随着历史时期的演进而时有变化，更因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概念上的分歧与争论而大为丰富。如上文所述，帝国主义来自拉丁文“Imperator”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指专制的权力和集中的政府。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将资本主义划分为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与垄断的资本主义两个阶段，并相应地将其两个阶段对亚非拉各前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的侵略、剥削与占领、兼并等行为称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这里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含义在实质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资本主义列强在全球的扩张。所以本书倾向于将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全部以帝国主义称之。

北洋时期是指辛亥革命之后以袁世凯、段祺瑞等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42]。具体时间从1912年4月袁世凯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起，到1928年6月张作霖败退北京止，共计16年。本书研究的日本棉纺织投资在上海，而上海在1927年3月底即为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所占领，是以北洋军阀统治上海的结束时间比其在北方的正式溃败提前到来。本书为北洋时期完整计，仍以截至1928年的资料作为研究上海日资纱厂的基础，而1928年的统计资料其实也正是前一年的，是以在整体上并不对论文的结论产生何种偏离。

北洋时期日本在沪纺织业投资不仅是日本对华纺织业投资的主体部分，而且作为单项的最大投资，又是在中日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如果从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算起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只有35年）内相对平稳、和平的状态下进行，因而在研究近代外国对华投资以及日本对华投资方面具有典型性。研究这个课题，仅仅进行史实考据性质的实证研究或者宏观上的理论建构都是不够的。而且囿于时代背景和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思想背景，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诸如外国对华投资的经济侵略性质抑或正面的进步性、外国资本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和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等重大问题上的定位，至今仍然是具有很多争议的。因此，本书将在分析相关日资纱厂档案材料和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之上，以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投资经济学的理论为指导，从各个分析具体问题出发，多角度考察北洋时期日本对沪纺织业投资，以此判断以纺织业为代表的日本对华投资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作用。因此，本书的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将包括：

（1）从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来看，是资本主义工商业从无到有、由弱渐强的进步过程。而纺织业作为近代中国发展最快、力量最强的产业，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日本在华纺织投资也是日本在华除满铁外的最大单项产业投资，其中的主体部分集中在上海。因此本书将以此为背景和主线，将北洋时期日本在沪纺织业投资的一系列问题（投资动因、经营管理、生产活动、工人运动等）加以探讨分析。

（2）研究重点放在以经济学和投资学理论解读日资企业的资本运用、市场竞争、组织管理和中日企业对比，由此判断日本对华纺织业投资的经济合理性，进而确定日本对华投资与其对华“经济侵略”的具体关联程度。

（3）本书将使用政治经济学和帝国主义（及与此相联系的现代化、全球化理论）等理论作为分析工具，与投资学相结合，分析外资压力下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

（4）在资料使用上，将结合中外学者的现有研究成果，以相关日本在华纺织企业档案为基础，史论结合，将研究结论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

概括起来，本书以日资纱厂的发展与实力为中心，分五个方面展开论述：（1）日本投资上海棉纺织业的历史背景及上海的投资环境；（2）日资纱厂的资本运用，包括日资纱厂的资本来源与组成、资金的分布与投资效益；（3）日资纱厂的市场竞争策略，包括对原棉的控制使用与对纱布的贩卖路径、日资纱厂的市场竞争力；（4）日资纱厂的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与中国工人的反应；（5）日资纱厂与中资纱厂的比较，包括日资纱厂的优势地位、中日纱厂在各个指标上的对比和经济危机期间日资纱厂对中资纱厂的过度竞争损害。

前言部分分析了日资纱厂研究所应用的三种主要理论，以投资经济学的折中主义理论为核心论证了日资纱厂的经济理性与成功因素，以帝国主义理论分析日资纱厂发展的时代背景，以现代化理论分析日资纱厂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

本书的第一、第二两章考察了日本纺织资本对华投资的政策与经济背景，认为日本以对华长期战略准备而制定了详尽的侵略政策，并通过明治与大正两个时期的经济成长具备了对华投资的经济实力。而北洋时期的上海在经济基础、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政策法律、社会文化各个投资保障方面具备了良好条件，特别在棉纺织业的投资环境上优势明显。

第三章分析了主要的日资纱厂如内外棉、日华与上海纺等的资本来源与股票名单，认为日资纱厂股票具体持有人，基本上以日本财团和日本人为主。对外人开放的股票，只占很小比例，无法对企业经营管理产生任何影响。日资纱厂在中国的投资具备强大和稳定的资本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们不仅仅建设单个的纱厂，而是组建一个企业集团或与相关企业联合，并实行稳健的财务政策，多数都取得较高的利润率。日资纱厂的资本充实，流动资金充足，企业自身运营能力佳，提高了应对经济危机的能力。通过对相关档案记载的分析与计算，得出北洋时期上海日资纱厂的投资总额为1.2亿元。

第四章是对日资纱厂原料采购与产品销售的考察。无论是棉花的采购和纱布的生产与销售，日资纱厂得到日本“纵断的组织”的极大助力，保证足够的棉花供应地和市场情报，准确把握中国人民主要需求为结实耐用、价格低廉的纱布这一市场特点。而日资纱厂能够在中国人民屡次抵制日货中安然过关的原因就在于日资纱厂联合同属日本各大财阀的棉商、商社、银行与轮船公司等形成的优势。此优势使日资纱厂形成对原棉市场的垄断、以低成本产品主导了中国纱布市场，使它们的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第五章集中分析了日资纱厂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国工人的工资待遇及中国工人对日资纱厂管理体制的反应，详细考察了日资纱厂的管理体系及其对中国工人的直接管理制度，分析了在日本大力推行侵华政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工人对日资纱厂直接管理中的粗暴行为的抗争。但从整体上看日本的直接管理体制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功。

第六章分别从八个关键指标对比分析了中日纱厂间的差距，并以中资纱厂与日资纱厂的典型企业为代表剖析了各自的优势，并通过中日纱厂在1923年中国纱厂危机中的表现讨论了日资纱厂的巨大竞争优势和中资纱厂受到过度竞争损害的原因。

结论部分总结了日资纱厂在北洋时期的发展、分析其在1937年达到发展的高峰并在战争中大量以“委任经营”的方式侵占中资纱厂资产。在此基础上提出，以日资纱厂为代表的日本对华投资在外部经营环境与企业自身素质（包括资本运营、经营管理、生产效率及技术设备）方面确实具备对中国本土企业的相对优势，在对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形成竞争损害的同时也对中资纱厂的发展与当代中国的对外投资具有相当大的正面示范与借鉴意义。日资纱厂在中国的发展有其充分的经济合理性，但是随着日本对中国政治军事侵略的步步加深，日资纱厂的投资活动与日本侵略势力合作，直接占有中资纱厂，沉重打击并直接阻遏了中国棉纺织业的发展，构成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经济基础。

[1]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2] 在19世纪80年代，欧洲只有6个国家（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瑞士）的农业人口少于男性人口的一半，其中也只有英国的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的1/6，其他五国的农业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30%—45%。［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1875—1914》，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3] 钱乘旦、杨豫、陈晓律：《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页。

[4] 张二震、马野青：《国际贸易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

[5]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3卷，第43—44页，光绪八年三月六日（1882年4月23日）。

[6] 《海关十年报告，1891—1902》第1册，第514页，转引自［美］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虞和平译，中国社会科学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页。

[7] 上海纺在起步之初的分红如下：1903年为8%，1904年为10%，1905年为20%。［日］高村直助：《近代日本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版，第79页。

[8] 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的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

[9] 张肖梅：《日本对沪投资》，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丛书，学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43页。

[10] 虞和平：《50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1] 参见丁日初《议经济现代化》，《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曹均伟《对近代中外合资企业的再认识》，《广东社会科学科学》1988年第4期。

[12] 《中国棉纺织工业》（China’s Cotton Industry）载于1929年《太平洋问题》，第264页，转引自［美］雷麦《外人在华投资》，蒋学楷等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71页。

[13] 强莹编：《投资经济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6—286页；孔淑红、梁明编：《国际投资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128页。

[14] 即与其他同类产品比较，在质量、包装、型号等方面存在着竞争力差异的产品。

[15] 不完全竞争是指规模经济、技术垄断、商标及产品差别等引起的偏离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不完全竞争市场是指市场的运行及其体系在功能或结构上的缺陷和失效。

[16] 科斯认为，市场对于进行某种类型的交易来说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包括寻找合适贸易价格的成本、在合同上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成本与接受这种合同的相关风险成本、对市场贸易所支付的交易成本等；贸易在公司内部组织和展开的成本比通过市场交易的成本要低，因此贸易最好在公司内部进行。

[17] 邓宁认为市场对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都存在交易障碍，如东道国政府运用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所引起的市场失效、交易渠道不畅、交易方式僵化、交易风险增大等，都使最终产品市场不完善，因此内部化优势在最终产品交易中也一样存在。

[18] 孔淑红、梁明编：《国际投资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

[19] P.O.Brien，“The Cost and Benefits of British Imperialism，1846—1914”，Past and Present，120，1988，p.200.

[20] K.Griffin and J.Gurley，“Radical Analyses of Imperialism，the Third World，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A Survey Article”，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85，p.1091.

[21] M.C.霍华德（Howard）、J.E.金（King）：《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主编：《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施杨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2页。

[22] J.M.布娄特（Blaut）：《马克思主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扩散主义》，［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Ronald H.Chilcote）主编：《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第165—169页。

[23]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5—688页。

[24] 约翰·威洛拜（John Willoughby）：《早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式发展的批判》，［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主编：《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第149—151页。

[25]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二），第598—626页。

[26] 同上书，第683—684页。

[27] 安东尼·布鲁维尔：《回顾帝国主义》，［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主编：《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第91页。

[28]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二），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53页。

[29] 朝鲜的一些学士将大明沦入入侵者之手视为文明的浩劫，清廷赴朝使臣被通称为“蛮差”；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人也动辄辱骂清朝统治者为“野蛮和僭越”。在18世纪，日本的儒学家与其朝鲜同道竞相称自己才是儒学的真正继承者。见［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6页。

[30] 该数字系按1985年的美元和美国商品价格换算，如果考虑到中国更低的价格因素，中国的人均产值还要低于这些数字。见M.C.霍华德、J.E.金《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究竟遇到了什么问题？》，［美］罗纳德·H.奇尔科特主编：《批判的范式：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第13—14页。

[31] 1920年中国的新式产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为6.21%，到1936年也不过13.04%；资本主义经济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20年为14.05%，到1936年才达到21.81%；根据巫宝三的统计，1933年作为现代化生产的工厂制造业和矿冶业合计只占总产值的10.33%。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40—743页。

[32]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4—105页。

[33] 安徽省发改委发展规划处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课题组：《新型工业化道路研究》，网址：http：//www.ahpc.gov.cn/information.jsp？xxnr_id=10016488。

[34] 邓小平：《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一些》（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3—54页。

[35] 钱乘旦、杨豫、陈晓律：《世界现代化进程》，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36] ［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4—8页。

[37] 参见黄苇、夏根林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2页；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97—998页。

[38] 顺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析华亭县置，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复撤，并入华亭县。

[39] 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2—95页。

[40] 参见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22—525页；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1895—1927》第二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0页。而严中平、方显廷、杜恂诚还有《上海纺织工人运动史》则称为日商纱厂。此外还有“日商在华纱厂”、“日资棉纺织厂”、“日资棉纺织业”之类的名称，见中国近代纺织史编委会编《中国近代纺织史》下卷，中国纺织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0页。

[41] 亦有例外称呼，如内外棉纱厂称作“内外棉”、公大纱厂呼作“上海制造绢糸”或“上海制造绢糸会社”，丰田纱厂呼作“丰田纺织厂”，［日］高村直助：《近代日本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版，第119、213页。另可参考［日］田中正俊《中日战争后上海外资纺织业与中国市场》，山田秀雄编：《殖民地经济史诸问题》，亚细亚经济研究所1973年版；［日］清川雪彦《中国繊維機械工業の発展と在華紡の意義》，《経済研究》（一橋大学経済研究所1983年版）第34巻第1号；［日］竹本晃《在华纺织业的发展及其背景，1914—1937》，《六甲台论集》1977年第24卷第2号；［日］柴田善雅《日中战争期在华纺的活动——以政府的支持与介入为中心》，《大东文化大学纪要》2004年3月第42号；［日］东亚研究所《日本对华投资》，《明治百年史丛书》第231卷，东京原书房1975年版；等等。

[42] 参见章伯锋、李宗一《北洋军阀：1912—1928年》，（3）皖系军阀与日本、（4）直系军阀的兴衰、（5）北洋军阀的覆灭、（6）北洋军阀大事要录，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关于北洋军阀的形成，参见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