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生植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序

《水生植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序

《水生植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序^[1]

《水生植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一本值得各位同行一读的译著。

这本译著的出版是及时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水生植物学领域异乎寻常地活跃，尤其在水生植物分类学和生态学方面的研究论文大量发表，还出版了好几部专著，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关注。这种活跃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然而，我国水生植被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显得比较陈旧。可以说，除了少数研究引入数学方法、遥感技术外，其他方面几乎与60年代没什么两样。在国外，近三十年中，该领域已出版了一系列权威著作和重要论文，在理论与方法上都有长足进步。我国水生植被研究上的不足，在文献方面，究其原因，客观上我国许多研究单位没有收藏这些著作；主观上由于语言障碍，不少研究者都是无法直接利用外文文献。这本摆在各位读者面前的译著正好大有裨益。我预计，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国外水生植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译著不但会得到水生植被研究者的重视，而且也会得到水生植物学和生态学研究者的重视，从而推动我国水生植被研究的发展。

几年前，我曾计划翻译几本很有影响而国内同行急需的水生植物学著作，例如瑞士C．D．K．Cook教授的《世界水生植物》（Water Plants of the World）、英国C．D．Sculthorpe博士的《水生植物生物学》（The Biology of Aquatic Plants）等。前一本书我已动手翻译了。可惜，最终由于工作繁忙未能如愿。去年6月，我从美国研究北美Sagittaria属植物归来时，出乎意料地见到李伟、钟扬同志送来的一叠译稿。据他们告诉我，该书从选题、翻译、校对到联系好出版社只花了数月的时间。这种工作精神和效率令我吃惊，也由衷地高兴。然而，翻译科学著作并非易事，尤其翻译生态学著作更难，许多新术语会大量出现，因此找不到这些术语的现成中文名。读懂了原著要译成准确、通达的中文也需要较高的科学和文字素养。这本译著的质量是否达到了出版水平，当时我很是有些怀疑的。“原因”是李伟同志尽管一直从事水生植被的研究，却是一位刚从我校毕业不到一年的硕士；钟扬同志虽然在数量分类学和数量生态学领域颇有建树，但直到最近才开始水生植被的研究。我接到译稿时，主观地劝他们放弃出版的念头。但当我挑选其中一些章节审阅时，其翻译质量令我意外。总的来看，尽管译著尚未完全达到“信、达、雅”的水准，但绝不比目前已出版的许多科学译著差。为了弥补我的过失，我极力把这本书推荐给开放实验室的同志，希望他们能资助出版，并欣然答应写篇小序向各位同行推荐。当然，这本书的价值最终是由读者的评价而定的。

最近，我受托校对王徽勤副教授等的《世界水生植物》的翻译稿，可见我国水生植物学界已开始着手系统介绍国际上该领域的研究工作。这是我国水生植物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标志着我国该领域的研究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我衷心希望有更多研究者兼做翻译工作，这对翻译事业本身和读者都是大有益处的。

作者后记

水资源已愈来愈受到政府、科学界和公众的关注，原因是它已成为一个区域、一个国家乃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湿地特别是淡水河流、湖泊是可利用的淡水的主要来源，其生态系统的健康是淡水供应的基础。水生植被在湿地生态系统中十分重要，但长期以来被忽视，现在稍有好转但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1989年我指导研究生时，除了系统与进化植物学方向外，开始同时培养水生植物生态学的研究生。周进是我该方向上招收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他在湖北斧头湖做了不错的工作；李伟的本科论文由钟扬和我指导，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是做湖泊生态系统中的水生植被。这本译著是他和钟扬的工作成果，为了鼓励他们写了小序。直到现在，我不主张中青年学者做翻译工作，他们应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去。

【注释】

[1]刊于李伟和钟扬编译的《水生植被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