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

如何实现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1]

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形成日益密切的互动关系，使得科学技术不仅成为公共决策的重要内容，而且越来越多地成为公共决策的基础。如何在政府、科学家和公众三者之间建立起新型的互动关系，共同进行决策与管理，日益成为各国政府和科技界关注的热点。

为了推进我国决策科学化和科学咨询事业的发展，学习与借鉴决策科学化的先进经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近日出版了由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王春法主编的“决策科学化译丛”。1月9日上午，“决策科学化译丛”新书首发式在北京中国科技会堂举行。

科学顾问：决策者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纽带

“决策科学化译丛”是中国第一套系统研究科学咨询的理论与实践的译丛，收入了当前国际科学咨询领域的10部名著，包括史密斯·布鲁斯著的《科学顾问：政策过程中的科学家》、国际组织可持续发展科学咨询调查分析委员会著的《知识与外交：联合国系统中的科学咨询》等，分别从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等不同的学科视角，对科学家的社会责任、科学咨询的演进过程及制度设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有助于科研院所、科学团体以及专门决策咨询机构有效参与政府决策咨询过程，推进我国决策科学化和科学咨询事业的发展。

作为丛书主编的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她对科技决策咨询的理解，而选编出版这套书的想法正是以这些理解为基础的。

方新说：“大体而言，目前有两类公共决策同科学技术密切相关。一是有关科学技术本身的决策。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期，这类决策是由科学家自主进行的。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技术发展成为一项规模宏大的事业，极大地影响了工业绩效、人民健康、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提高了公众的生活质量，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由此，政府部门和政治家越来越积极地参与相关决策。另一方面，当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极大和深远地扩大了人类的能力，以至于根本上改变了作为人的观念，其影响力远大于过去出现的任何技术，也使得滥用这些技术的影响远大于其他技术。因此，公众对这些技术的发展方向、速度和规模表现出深切的关心，要求参与科学决策，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又使公众参与决策成为可能；二是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决策。在当代，科学技术无处不在，政府进行的绝大多数决策，包括国防、环境、卫生与健康等事关国家目标的领域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的立项，乃至全球气候变化、反恐、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治理问题，都涉及科学技术相关的内容，都要以科学为依据进行决策。极而言之，甚至普通公众的日常生活，诸如是否可以食用超市里的食品、垃圾焚毁等，也都需要依据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作出决策。离开了科学技术的支撑，决策科学化就无从谈起。”

然而，在这两类决策中，有一个共同的问题是信息不对称，有关科技发展前景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的信息多数掌握在科学家手中，决策者往往处于被引导甚至被误导的境地。因此，正确认识专业知识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成为理解现代决策的关键，而面向政府和公众开展的科学咨询，即向科学家征求专业意见也就成为提高决策效率、促进科学决策的关键。

方新介绍，在科学咨询发展的历史上，原子弹的发明及其使用是一个重大事件，它使科学家提供科学咨询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普遍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很少公之于众，也几乎没有受到相应的监督，但它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却与日俱增。随着决策过程更多地需要科技知识提供支撑，决策者对科学咨询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依靠单个专家的分散型传统智囊制度已经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决策日益增长的需要。于是，人们开始探索决策研究、决策咨询群体之间知识互补和智力互补的群体决策机制，以替代个体决策，提供高质量的科学技术咨询建议，各类智库机构和组织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家的角色也在发生着变化，从真理的代言人到决策者的幕僚，进而成为决策的参与者。再进一步，为解决科学咨询程序与政治程序之间的矛盾，在政府内部出现了决策者的科学顾问（或顾问机构）这一新的角色，其作用主要是成为决策者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既向决策者阐述可信赖的科学建议，也为科学家们参与科学咨询提供政治方面的指导”。

有待不断完善的科学咨询体制

科学咨询的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质疑与批评。一方面，有些人批评决策者在作出决策时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去获取高质量的科学建议，或者是有意识地将政治与科学混为一谈，因而呼吁独立的科学共同体应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科学知识的不确定性以及科学家的“经济人”属性，又使得他们可能会从其自身利益出发解读科学知识，特别是科学自治过程中发生的不检现象，例如，一些一流研究机构或大学爆出的科学欺诈和不端行为，也使科学自身的信誉遭到破坏，人们开始质疑科学家是否有能力确保科学咨询的可靠性和无私利性，因而要求加强对科学咨询的监管。

“正是在这样的批评与质疑中，科学与政治的互动不断加强，科学咨询的制度安排与程序设计不断完善，力图在满足公正透明、普遍参与等目标的同时，将政治需求和科学咨询制度化，使之既不有悖于科学道德、科学标准，又不违背政治行为的基本功能和合法性原则。”方新说，“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科学咨询在公共决策中的地位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来，而且显得越来越重要。”

方新强调：“决策咨询毕竟不是决策本身，而且科学技术毕竟只是决策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迄今为止它所发挥的作用还是有限的。要真正做到科学决策，需要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尽己所知，积极负责地提供独立的咨询意见，不断提高咨询质量，同时也需要从制度上保证决策的科学性，进而促进科学咨询事业的健康发展，而这显然又需要在社会政治框架方面作出更加深入的改革和调整。”

因此，“决策科学化译丛”选取了当前科学咨询领域较具影响力的10本著作，这些著作所体现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主流观点和发展方向，虽然每一本独立成书，合起来也是一个比较系统的整体。

探索中国的决策科学化道路

丛书的另一位主编、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王春法为这套书总结出几个特点：“第一，理论探索和案例研究结合得比较好，不仅告诉大家决策科学化的学理上是怎么样，也告诉大家那些做得好的国家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在它们决策科学化的过程中有些怎样的经典案例；第二，学术导向和问题导向处理得比较好，这套书从选题上我们有比较强烈的问题导向，在实际工作中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第三，注重了思维模式和思考方法的结合，一方面告诉大家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看问题，怎么提出问题，另一方面告诉大家在考虑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应该注意些什么；第四，西方特色和本土实际结合得比较好，我们选这套书的时候，眼睛始终是瞄着国内的，每本书都能在国内找到相关的问题，或者相关的领域；第五，决策咨询的程序与决策咨询的结果结合得比较好，书中一步步告诉读者科学决策咨询应该怎么做，也会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科学决策咨询的结果是什么，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过程；第六点，对读者来说，学习和借鉴结合比较好，对西方国家决策科学化的情况如实介绍，每一个章节都给大家提供了可资借鉴可资思考的东西。”

“决策科学化译丛”的译者多是在科技政策领域长期耕耘的学者，他们在繁忙的研究、教学工作之余，在不长的时间内高质量地完成了所承担的翻译任务。清华大学的李正风教授翻译了丛书中《诚实的代理人：科学在政策与政治中的意义》一书，他更愿意将翻译这本书的过程视为一个学习思考的过程。

“政策科学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这一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很不平衡，发展的时间比较短，推进这一学科的发展，推动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向国外的学习是非常必要的。通过翻译这本书，我们学到了很多理论和方法，而且在理论的规范性、前沿性上都会有非常重要的帮助。”李正风说，“这10本书基本有两个议题，一个是科学在政治和政策中的意义，另一个是科学家在科学决策中的作用和意义，这些问题在中国这个转型社会中表现出特殊的意义。这种意义不仅是在理论上，在实践上它一定会推进我们对各种问题的探索。”

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尚智丛教授不仅是《自然的设计：欧美的科学与民主》一书的译者，他在丛书策划之初，就参与了书目的选择。他介绍说：“《自然的设计：欧美的科学与民主》的作者是哈佛大学教授希拉·贾萨诺夫。这本书是他二十多年研究成果的体现，以生物技术政策为切入点，通过研究案例，比较了英国、德国、美国以及欧盟的科学技术政策及其制定过程的异同，并提出了用以分析各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公民认识论’，在公共决策里到底怎么能体现大众的认识。‘公民认识论’体现了一种科学发展的趋势，使得这个决策一方面能很好地体现民意，另一方面更好地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关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问题，通过阅读这本著作，大家都会得到启发。”

【注释】

[1]本文原载2011年1月20日《科学时报》，作者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