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分析

三、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分析

（一）政策回顾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我国高教长期坚持的重点建设原则一脉相承，同时又是社会制度环境创新的要求。

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从而拉开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即“985工程”）的帷幕。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大会上进一步指出，要“加快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努力在全国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中央政府从中央本级财政教育经费占本级财政支出比例年增长的1%中，设专项资金重点支持若干所大学进入国际先进行列。“985工程”于1999年正式启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首先获得国家的大力支持，随后又确定了中央和地方共建的七所重点资助大学。

在教育部出台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重点推进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被摆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在继续推动两个国家大学重点发展计划的同时，还提出许多配套措施，例如加大实施“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力度推进“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启动“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计划”和实施“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等。同时，其他一些工程也与大学重点发展计划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与研究卓越相应的旨在推动教学卓越的“高等学校教育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为建设一流大学提供信息化基础设施和教育资源服务的“教学信息化建设工程”。另外，推动大学国际化方面的措施包括在进一步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整体计划之中。

1998年，教育部与香港爱国实业家李嘉诚先生共同筹资设立了“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它以振兴中国高等教育事业、提高中国高教学术和科研地位并发挥其在国家建设中的领军作用为目的（科教兴国、人才强校，带动国家重点建设学科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以调集海内外科研和学术领域里高层次力量为手段.是一个带有创新性的战略发展计划。2004年，教育部在统筹规划、整合资源、继承创新的基础上，制定了“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工程”。该计划包括“特聘教授岗位制度”和“长江学者成就奖”两项内容，具有以下特点:①与国家科学研究规划相结合；②与“985工程”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相结合；③与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和新兴交叉学科建设相结合。

2002年6月6日颁布的《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2005年主要目标:“努力缩小一些高等学校与世界一流高校的水平差距，一批重点学科的教学科研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创造一批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创新成果.极大地提高高等学校在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对于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继续实施‘985工程’，努力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教育部在2004年2月10日发布的《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指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对于增强高等教育综合实力，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以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它的提出是循序渐进的、前后一贯的。

（二）政策困境

1.优先发展与均衡发展的矛盾

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要在政策设计上对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进行重点支持，体现的是效益优先价值理念。但是，随着我国教育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的教育公平问题，使得政府又必须秉承公平的理念来发展高等教育，于是就出现了二者之间的矛盾。在政府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大学的优先重点发展策略是始终优先于均衡发展的。

以“985工程”为例，最早确定“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只有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所，在来自“均衡”的压力下，“优先”一再妥协，后来变成未知的“2＋X”。关于“优先发展”还是“均衡发展”的侧重点，有关调查显示，国内受访专家的意见基本上分成两派。一派认为，均衡投入的前提是中央财政经费必须非常充足，然而在现阶段总量有限的条件下，正是这样一个工程的推广，才能缓解大家长期处于饥饿状态的情形。重点投资当然会涉及社会公平合理的问题，但是考虑到教育经费投入的效益，重点扶持大学发展恐怕不能因“社会公平”而否定其意义。另一派认为，由于“世界一流大学”是我国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急于赶超心态的产物，因而往往带有好大喜功的倾向，是一种集中资源堆砌明星大学的“追求政绩行为”。而事实上，即使是重点投入也并不能让大学感到资源丰富。原北京大学校长许志宏就曾表示，重点投入也只是让北京大学得以“脱贫”。由于缺乏一个透明、公开的评价标准，未列入重点建设的大学难免对政策产生质疑:为什么“创建一流”的大学是这些？为什么增加的是这一所而不是那一所？

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只是特定时期实现特定目标的一种选择和手段，体现的是高等教育“政治论”思想。那么，如果一流大学建设并未带来“先富带动后富”的良好局面，相反却以破坏公平为代价，导致高校“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畸形发展和“同质化”发展，政府就应该深刻反思“优先发展”与“均衡发展”的政策取舍，并适当做出调整。

2.行政主导和学术自由的矛盾

政策具有鲜明的“行政主导、自上而下”的色彩。中央政府先决定政策的方向及原则，颁布命令后下转执行部门要求贯彻推动与实施，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挥着掌控的关键作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同样是“国家行政推动、大学贯彻执行”的模式。政策执行本着绩效原则，建立了一整套以投资效益为核心的考核和评价机制。行政主导带来了如下后果。第一，一流大学建设更多地表现出以量化指标为价值取向的急功近利行为，阻碍了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违背了大学的内在逻辑；第二，大学的办学自主权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受到政府干扰，特别是行政管理对学术研究的越位，大学的学术研究方向受政府需求和国家战略所左右。如在“985工程”的地方政府配套经费中，政府常对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的学科情有独钟，而忽视大学自身的学科发展需要。这样的选择性投资模式，使学术研究屈从于行政指令和资源杠杆不符合学术研究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第三，大学与政府地位的不平等，使大学只是被动贯彻落实政府的一系列文件精神，大学的主张特别是学术主张难以向上反馈给政府，对政府决策影响有限，从而降低了政策的适用性和有效性。

3.政府“钦定”和市场竞争的矛盾

与国内其他大学相比，我国目前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固然具有不错的资质和较多的比较优势，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很大程度上也是国家长期重点建设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马丁·特罗曾经区分了两种高等学校的分层体系。在第一种体系中，等级是由政府分配给各高等学校的职能、权利、特权和资源决定的。高等学校的学术地位和生死存亡是由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和措施来控制的。在第二种体系中，高等学校的分层以各高等学校的相互竞争为基础，高等学校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有助于提高学术声望的条件（如著名教授、研究经费、捐赠等等），从而提高自身的地位。^[25]显然，我国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主要是政府通过政策倾斜和赋予特权来加以“钦定”的。随着高等教育全球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在高等教育发展中引入竞争机制，培植国内竞争市场已成共识。我国能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能建成几所一流大学？什么时候能建成？哪些大学能首先建成？这一系列的问题不应由政府说了算，而应该由各大学自身发展的情况来决定。政府可以有所侧重地扶持一批大学，但更重要的是为大学培植一个公平有序的外部竞争环境，确立科学合理的分层标准和制度来引导大学的健康发展，以此催生出若干所大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而一味地政府“钦定”，不仅会使少数大学在政策的聚焦式关注和一贯支持下失去忧患意识，造成其对政策依赖性强，相对缺乏自主精神，而且会挫伤大多数高校的积极性。须知，政府“钦定”既是一种强有力的保护，也是一种束缚，它是以磨损自身应有的自我伸张能力为代价的。

4.以学术性为本的大学的内在精神与资源堆砌的外在功利思想的矛盾

学术性是大学的根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也应该遵循学术逻辑，通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加强大学学术发展来提升大学品质，以此来进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才是根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能只是依靠国家通过投资的方式进行外在的资源堆砌就可以实现。但是现行的政策，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有试图通过短期的资源集中堆砌去建设少数几所世界一流大学之嫌。这样果真能奏效吗？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不同于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建筑以及国防和航天技术等工程建设，它的创建绝不是在短期内投入巨额人力、财力、物力等就能实现的。事实上，资源堆砌的结果只是使少数大学具备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某些外形，却并未形成世界一流大学特有的制度、品格和气质。世界一流大学是一个以学术性为本的、通过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的竞争，表面上看是资源的竞争，实质上是大学体制之间的竞争。办学资源对于大学建设当然是必备条件，但必备条件并不等于首要或唯一条件。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学在资源上与世界一流大学存在巨大差距，但在制度与理念方面却无愧于“世界一流”。这是因为那时的大学敏锐地把握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本质，即先进的大学制度与精神。反观当今，国内大学长期运行于一种政治化和行政性环境中，体制障碍严重阻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的行政化管理和官本位现象日趋严重；大学的资源倒是丰富了，但学术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却不升反降。虽然一些高水平大学都推出了一些大力度的改革措施，但是，在整体自主环境没有充分建立的情况下，这些改革都难见成效。可以说，在中国大学体制还远远落后于现代大学制度安排之前，资源越是堆砌，浪费可能越大，效果可能越差。只有以体制创新为宗旨，走出体制迷墙，教育才能回归本原，我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才有希望。

【注释】

[1]春鸣、芳和《立足建设创业　敢奔世界一流——教育部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_www.nju.edu.cn/cps/site/NJU/njuc/985/YiLiu/content/ZhenCe_6.html.

[2]阿尔特巴赫著，覃文珍译《世界一流大学的成本与收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年第1期。

[3]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_www.moe.edu.cn/zhuan-ti/1stdaxue/1.htm.

[4]谢维和《战略性大学与一流大学建设的新定位》，《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第56页。

[5]王大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思考与实践》，《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第2-7页。

[6]王战军《目标与途径:世界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建设》，《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第14-17页。

[7]潘懋元《一流大学不能跟着“排名榜”转》，《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第3页。

[8]王英杰《规律与启示——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若干思考》，《比较教育研究》2001年第7期，第1页。

[9]王大中《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思考与实践》，《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年第3期，第2-7页。

[10]刘念才等《我国名牌大学离世界一流有多远》，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2001年版。

[11]李勇、闵维方《论研究型大学的特征》，《教育研究》2004年第1期，第61-64页。

[12]周光礼《世界一流大学的特质》，《中国高等教育》2010年第12期，第44-47页。

[13]龚克《一流大学要培养“大志”之才》，《教书育人》2011年第8期，第65页。

[14]顾建民、刘爱生《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追求》，《教育发展研究》2011年第17期，第54-57页。

[15]晏湘涛《世界一流大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研究生教育研究》2011年第3期，第47-50页。

[16]http://www.ox.ac.uk/international/index.html.

[17]乔元正《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129-132页。

[18]张红霞《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文化困境》，《高等理科教育》2011年第5期，第1-6页。

[19]王义遒《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究竟靠什么》，《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6页。

[20]《中外校长热议:中国建世界一流大学最缺什么？》，《教书育人》2011年第8期，第7页。

[21]蒋馨岚、徐梅《世界一流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特征与启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1年第11期，第14-18页。

[22]喻恺、田原、张蕾《后发新兴世界一流大学师资队伍的特点和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1期，第19-24页。

[23]刘亮《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战略》，《教育评论》2011年第3期，第138-141页。

[24]孟媛《创办世界一流大学——浅析香港科技大学的崛起》，《当代教育论坛》2011年第9期，第52-53页。

[25]王承绪《高等教育新论》，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