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建设

论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建设⁽¹⁾

辩证唯物主义者认为，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它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物质存在的最高形式。毛泽东在论述精神对物质反作用时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²⁾我们之所以十分强调大学精神对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重要作用，就是建立在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基础上的。

什么是大学精神？我们应当建设什么样的大学精神？近年来，关于创建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舆论可谓不小，不仅局内的那些大学争相造势，而且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也不断地披露于报端，应当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是，我认为这些讨论尚未涉及问题的本质，有的对大学精神的形容偏于文学色彩，有的讨论不免有些空泛。⁽³⁾

大学精神是关于大学建设的一种先进的理念，是关于办学方针、政策、目标、价值观念等思想意识最高、最精辟的概括，它对于学校建设起着长期的、关键的作用。根据我对国外一些最著名大学的研究，尽管它们对大学精神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创造性，它渗透到办学理念、教学、科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各部门的管理之中。什么是创造性？日本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Yukawa Hideki，1907—1981)曾说：“创造性对于人类社会，或对世界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⁴⁾如果要给创造性下一个定义的话，我认为：创造性是具有高级思维活动的人类的一种秉性，它是人的智力、实践能力和个性综合素质的最高级表现，每一个生理发育正常的人都有这种潜质。必须指出，创造性的大学精神既不是一句时髦的漂亮口号，或仅仅靠宣传炒作就能够树立起来的，也不是简单地使用“舶来品”而能奏效的。它是一种属于自己并能在办学实践中起指导作用的精神力量，是由具有远见卓识的大学灵魂式的人物提出，经过长期的办学实践，由一代又一代的学术大师们营造和培育，而且还必须获得绝大多数师生们的认可，成为他们自觉的行动。只有这样的大学精神，才是我们所追求的，我们应当为营造这种创造性的大学精神而不懈努力。

(一)

大学理念对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所谓大学理念，顾名思义就是对办好学校所追求的理想和观念。它的重要性正如毛泽东所论述的：“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⁵⁾这就是说，一种先进的大学理念，已经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它既符合教育的规律又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因而它对办好大学能够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理念是一种思想意识，它虽然产生于实践，但它又是人们行动的先导。西方学者马尔库塞曾说：“观念形态东西是不能改变世界的，但是它们能够变革人，而人能够改变世界。”美国学者莫里斯对于观念的作用，形容得更是形象而深刻，他说：“观念是人类文化的原子弹。”⁽⁶⁾这虽然是一种夸张的形容，但它确实说明了体现思想观念的文化力量是巨大的。正因为如此，一些专门研究企业文化的学者，撰写了《文化力启动经济力》的专著。⁽⁷⁾同样地，体现大学精神的文化力，对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因此，有人建议大学也需要形象标识系统，即所谓的CIS(Corporate Identity System)，它由三部分组成：“理念识别”——MI(Mind Identity)，“行为识别”——BI(Behavior Identity)，“视觉识别”——VI(Visual Identity)。⁽⁸⁾就企业来说，这三种标识体现的是企业精神，如果把它们应用到大学里来，那么它们体现的就是大学精神。大学是最高学府，集中了受过高深教育的大批文化、科学精英，因此文化的力量在这里更显得特别重要。

体现办学理念的大学精神，包括的内容十分广泛，如大学的校训、校徽、校旗、办学传统、学风和学术政策……但是一般来说，最能反映大学精神的是它们最富蕴意的校训和校徽。综观世界那些最著名的大学，它们无不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办学理念，并塑造成为自己的品牌。

例如，美国哈佛大学不仅在美国，而且在全世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成为许多优秀青年们想往的学习圣殿。自建校以来，哈佛出了6位美国总统，3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它的肯尼迪行政学院，被称为是培养高级官员的摇篮。它的这些骄人的成就和赞誉，再一次说明了它在美国乃至于全世界所享有的地位。难怪，不少美国人认为：“先有哈佛(成立于1636年)，后有美利坚合众国(于1776年建国)”。

那么，哈佛大学为什么能够获得如此的成功呢？毫无疑问，这是与它的办学传统，特别是与它的大学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哈佛大学的校训是：“Let Plato be your friend，and Aristotle，but more let your friend be truth.”它的中文译意为：“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这一大学精神，同样地也反映在该校的校徽上。它的校徽主体是一枚盾牌图案，其中由三本书组成，上面的两本书，分别刻着VE和RI两组字母，在下面的一本书上刻的是TAS三个字母，它们合起来就是VERITAS，这个拉丁字的意思是真理。耐人寻味的是，这枚校徽是1643年设计的，竟然被搁置了100多年。到了1836年适逢哈佛大学200周年校庆，昆西院长从堆积如山的文件中，发现了这枚极有创意的校徽，并正式确定为哈佛大学的校徽，一直沿用至今。⁽⁹⁾如果说哈佛大学与其他大学有什么不同，那么它的大学精神就是最鲜明的特色。在哈佛人看来，大学不仅只是学习知识，而重要的是追求真理、发现真理、创造新知识。关于这一点，可以说已经深深地融化在哈佛人的血液里了。1986年是哈佛大学建校350周年，我有幸访问了该校，使我亲身感受了哈佛大学创造的学风。我了解到，无论是教授或是学生，都铭记哈佛的一句箴言：“不出版，就死亡”(它的英文是publish or perish)。它的意思是，在哈佛大学，教授如果不出成果，就不能存在，犹如学术生命的死亡。有了这种大学精神，怎么会不出现杰出的人才和世界顶尖的创造性的成果呢！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都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两校毗邻。可是，它与哈佛大学却迥然不同，几乎没有哪一所大学像它那样，把科研上的远大抱负与追求最大的利润紧密结合在一起。反映它的大学精神，也可以从它的校徽看出来。它的校徽图案简洁，蕴意深刻。图案的左边是一个人在读书，右边是一个人在打铁，形象地寓意“理论与实际的结合”。⁽¹⁰⁾麻省理工学院的成功，还在于它教育每个学生都力求做到：“麻省理工学院集激情、痛苦和反叛精神于一身。”这种精神是一种创造性的品格，因此该校发明了世界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在激光、雷达、导弹、基因工程等研究领域里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特别受到美国许多大公司的青睐，据统计，在加利福尼亚硅谷地区，就有1/5的高科技公司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领导的。因此，麻省理工学院被称为最富有创造力的“发明家大学”、“世界科学工厂”，他们在这里创造美国公司未来，占领世界市场所需要的产品、技术和知识。

英国牛津大学不仅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大学，而且也是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之一。牛津大学从诞生之日起，就确定了自己的办学理念，它明确地表示在该校校徽上的文字上：“主照亮(启发)我(Dominus Illuminatio Mea)。”19世纪中叶，牛津大学兴起了关于大学理念的讨论，当时任英国基督教圣公会牛津运动领袖的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在《大学的理论》一书中论述道：“从最简单和最原始的形式看，大学是由来自各地的教师和学生组成，探索各种知识的场所。”“如果要用简单而又通俗的语言来阐明‘大学是什么’，可以用一句古语来表达，就是‘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a stadium general，or school of universal learning)’。”现在看来，牛津大学仍然保持了这一办学理念，并在新形势下使它发扬光大。2000年，牛津大学在陈述自己的使命时说：“牛津大学的目标是，在教学和科研的每一个领域都达到和保持卓越，保持和发展作为一所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历史地位。通过科研和毕业生的技能而造福于国际社会、国家和地方。”⁽¹¹⁾正是由于牛津大学的这种办学理念，所以它培养了40名诺贝尔奖获得者，25位英国首相，85位大主教，令其他大学刮目相看！

除了以上三所大学以外，像英国剑桥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日本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俄罗斯的莫斯科大学等，都是办得十分成功的大学，不仅出了人才、出了成果，而且还形成了影响世界科学发展的重要学派。这些大学的成功，都是与他们先进的办学理念分不开的，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我国大学在建设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重硬件轻软件、重物轻人的思想倾向，忽视人和大学精神对于学校建设所起的关键作用。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福家先生多次谈到这个问题。1998年，他到英国剑桥大学访问，该校校长告诉他，剑桥每年经费只有10%用于购买仪器设备和基础建设，而90%的经费用在人的身上，主要是从世界范围引进杰出人才和提高教授、研究生的待遇。⁽¹²⁾剑桥大学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受他们办学理念所支配的，他们相信“人是最宝贵的因素，世上的一切奇迹都是人创造出来的”。难怪，剑桥大学先后造就了5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列世界各著名大学之冠，这决不是偶然的。

如果说我国现在还没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与其说是办学硬件上的差距，毋宁说是人与软件的落后。尽管现在国内关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舆论很大，但是凭心而论，究竟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标准是什么，我看许多办学者心中并无数。现在，国内不少大学特别是那些重点大学，也开始重视大学理念的制定与讨论，但是依我看，还没有一所大学形成了像世界上那些著名大学那样先进的、独特的大学精神。尽管许多大学都制定了自己的校训、校徽，也提出了他们的大学精神，但是如果离开了创造性，那就根本谈不上是大学精神。国内大学在办学理念上存在的问题是：把办学理念意识形态化；追求词句优美和内容的全面性，不少校训雷同；办学理念平庸，缺乏创意；往往后人否定前人的办学宗旨，缺乏连续性，等等。说到底，办学理念的平庸根源在于办学的领导人不是教育家，他们缺乏创造性，不敢冒改革的风险，行使真正独立自主的办学权。

其实，在我国百年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开明的、独特的大学理念。例如，蔡元培先生当年在领导北京大学时，就提出了“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兼容并包、网罗百家”；“大学独立、学术自由”；“因而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自由听课、来者不拒、去者不究”⁽¹³⁾……这些办学理念，不仅在当时，而且即使在现在，也仍然是先进的大学理念。可惜的是，这些与国外著名大学的办学理念毫不逊色的办学方针，后来中断了半个多世纪，没有作为优良的传统继承下来。坦率地说，在我国现在诸多的大学中，尚未看到有谁提出了比蔡元培先生更高明的办学理念。因此，我时刻在思忖：如果北京大学或者其他大学，不折不扣地按照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办学，那么就一定会形成我国自己的大学精神，并指导我们向着世界一流水平大学迈进！

(二)

大学作为最高层次的教育机构，无论在什么时代，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始终是其主要任务之一。但是，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是分层次的，是多种多样的。作为培养人才的大学，也有不同性质、类型和水准之区分。那么，重点大学特别是那些准备冲刺世界一流水平的少数几所大学，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应当是不言而喻的，即为21世纪知识经济社会培养富有竞争力的创造性人才。但是，在实际上这个任务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这是因为至今我们没有在教育的过程中贯彻培养创造精神的教育——实施创造教育。

在培养人才上，量与质是相互制约的。一般来说，普通大学肩负着普及的任务，为社会输送大量的职业和实用性人才；而重点大学应当担当起提高的任务，为国家培养高质量的理论和研究性的人才。在这里，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而是大学职能分工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普通大学和民办大学，主要担负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进而为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作贡献；而重点大学应当肩负起精英教育，为国家培养少量的杰出人才。当然，这个分工也只是相对的，不排除普通大学也能够培养出少量的尖子人才，把他们输送到重点大学深造；而进入重点大学的学生，也不是个个都能够成为优秀的人才，应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把那些不合格的学生分流出去。

但是，目前我国教育领导部门，对各类不同的大学并没有做出功能定位，以至于职责不清，出现严重的错位现象。近五年来，国家实行大学扩招工程，每年普通高校竟以平均24.55%(其中1999年比1998年增速高达47.4%)的增速扩招。我并不完全反对扩招，但目前扩招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增加的速度太快，二是对不同功能的大学未加区别对待。依我看，像少数重点大学就不应该担负扩招任务，这与它们肩负提高的任务相悖。可是，国家并没有做这样的区别，而是按计划经济的思维方法，给所有的大学下达扩招的指标，致使一些重点大学不堪重负。现在，有些重点大学一年居然招收上万名大学生，其规模超过了过去全校学生的总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重点大学每个系每年只招收几个或几十个学生，培养一个是一个，所以那时出了许多杰出的人才。现在，像这样大批量地扩招，各种教学条件又跟不上，实际上培养学生的质量是下降了。大学生的扩招，又引起了研究生的规模急剧增加，2004年招生人数比上一年竟然增加了22%，这就造成了学生多导师少的极不协调的现象。实际上，研究生质量滑坡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现在还有一些重点大学动辄宣称：自己的学生规模是全国之最，专业总数在全国最多，硕士点、博士点数量位于全国之冠，这说明他们还深深地陷在求量不重质的误区之中。

综观世界那些著名的大学，没有哪一所大学是以办学规模之最或大而全而取胜的。因此，杨福家先生说：“在我们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过程中，许多学校过多地重视规模、综合，归并院校、建立新系，从表面上看，摊大饼式的建设在统计学上的确是很有建树，也很容易做到，但是对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帮助并不大。”相反的，那些最享有盛名的世界一流水平大学，无不是以“求精不求大”而获得成功的。

一个最成功的例子是法国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巴黎高师”)，该校创建于1795年，是法国最著名的大学之一。该校成立两百多年以来，除了培养出11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名菲尔兹数学奖获得者(相当于诺贝尔数学奖)和4名沃尔夫奖获得者以外，还涌现出了政治、哲学、文学等领域里众多的精英，如戴高乐、蓬皮杜、乔治、保罗、萨特、皮埃尔、布尔迪厄、梅格·庞蒂、西蒙尼·波伏娃……看了这一排巨匠们的名单就足够了，充分说明它在法国、欧洲乃至于全世界所占的地位。⁽¹⁴⁾

在中国人看来，巴黎高师不仅是一所师范而且还是专科学校，似乎根本不能入流。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这正是我国许多大学的办学者盲目追求大而全和一味使大学升格的思想根源。对比巴黎高师的精英教育，对于我们正在创建世界一流水平大学是很有启发的，如果再不端正办学思想，只会贻误我们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最佳机遇。

那么，巴黎高师的成功经验是什么？我多次访问过这所学校，也看过一些介绍它的资料，所以对它有一定的了解。据我所知，巴黎高师的特点是：入学的门槛高、寄宿制、师资力量雄厚、重视基础，注重发展学生的禀赋和能力，尤其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科学研究能力、评判能力和工作能力。该校只有40个专业，与我国一些专业设置大而全的所谓“航母型”大学相比，简直是相形见绌。该校每年只招收200名学生，是通过层层筛选挑出来的，用百里挑一来形容它决不过分。在参加巴黎高师入学考试前，学生必须参加两年预科班的学习，如果落选可以免试直接进入其他大学三年级学习。凡是被巴黎高师录取的学生，纳入公务员编制，每月发1 000欧元津贴。巴黎高师并不颁发文凭，所以学生还必须在其他大学注册，以便获得毕业文凭。这种优越的学习条件和灵活的学习制度，使得学生没有任何后顾之忧，能保持一种从容的心态，让他们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级人才的主要渠道，这是已被国外那些研究型大学证明了的经验。因此，在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声浪中，我国许多大学都着力发展研究生教育，力求把自己的学校建设成为研究型的大学。当然，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对于少数重点大学来说，这是必要的。但是，现在似乎又有一哄而起之势，不论什么大学都要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没有条件，就想方设法挖人来设立什么硕士点、博士点。美国现在有研究型大学124所，依照我国大学的水准和教育资源，充其量建成50所研究型大学就不错了。

发展研究生教育，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大学本科教育。现在，国际上出现了教育整合的新趋势，即研究型大学重视本科教育的新范式。⁽¹⁵⁾本来，我国本科教育是有优势的，可是我们现在的情况却未能跟上国际大学改革的步伐。具体表现是，重点大学没有摆平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的关系，而非重点大学忽视了自己本应该大力发展的本科生教育，而拼命往研究型大学里挤。总之，现在是普遍重视研究生教育，而忽视本科生教育。这是一种短视症，是与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驰的。

美国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是一个教育研究的权威机构，它的董事多是由大学校长、副校长和教育家、企业家组成的，其所提出的许多研究报告，如《中学：关于美国中等教育的报告》、《美国大学教育——现状·经验·问题及对策》等，基本上代表了不同时期美国教育发展的方向。1998年4月，卡内基教育保进基金会又发表了《重建本科教育：美国研究型大学发展蓝图》的报告，提出了改革本科教育的对策。在这个报告的影响下，美国许多研究型大学纷纷公布了各自的改革方案。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可谓是两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它们率先进行了本科生教育的改革，展示了21世纪本科教育的蓝图。这两所大学地处美国东西部两个学术重镇——波士顿和旧金山，而且一所是私立的，一所是公立的，因而它们的做法，基本上反映了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改革趋势。这场改革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它正如研究报告提出的：“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固然不可能立马造就领军人物，但如果其毕业生带着宽广的学识、非凡的智慧、探究的动力离开校园，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各行各业的拔尖人才，则是可以期待的。这正是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所追求的理想。”⁽¹⁶⁾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成功，对于我国目前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是很有启发的。普林斯顿大学的经验是什么呢？该校新闻办公室主任玛里琳·马科斯介绍了两条办学经验：重视本科生培养和坚持小而精的风格。⁽¹⁷⁾普林斯顿大学重视本科教育的主要表现有三点：一是体现在研究生与本科生的比例上，该校有本科生4 500人，硕士、博士研究生1 800人。同其他名牌大学相比，研究生的比例较小，这样就能够把教育资源更多地用于本科生教育。二是学校规定，所有的教师都必须承担本科生的教学任务，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都不能例外。三是大学生参加科学研究的风气很浓厚，教师也很乐意吸收本科生参加科研，他们不仅能够接触先进的研究设备，而且还能够参加难度较大的研究项目，有些大学生还在《自然》、《科学》这样高水准的杂志上发表论文。所以，大学生参加研究工作，既学习了最新的知识、科研方法，又出了成果，真是一举两得的大好事。在这一方面，我国本科教育是很落后的，对科学研究还存在迷信思想，大力进行本科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加强本科教育，绝非中国传统上的灌输式教育，也不意味着增加教学内容和追求高分。我历来认为，大学本科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基础，是“原种场”，它既为社会输送合格的人才，又为研究生教育输送优质的“原材料”。在20世纪80年代，我始终狠抓本科生教学改革，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教学制度，把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放在首位。几年以前，我又设计了针对本科生的“创造教育模式”，即SSR(Study Independently，Seminar and Research)模式，主张在大学普遍实行自学、课堂讨论和科学研究三结合式的教学模式。⁽¹⁸⁾实际上，我的这些改革措施，与现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加强本科教育的思想如出一辙。据报道，湖南大学也推出了本科生创新训练计划，在应用数学专业实施SIT(Students Innovation Training)计划。⁽¹⁹⁾这些都说明，在本科生中实行创造教育计划是可行的，问题在于我们要彻底转变教育观念，发扬大无畏的改革精神。我想只要我们有了这种紧迫感，就能够把本科教学改革推向前进，并能大大地促进研究生教育！

(三)

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变革，但是没有哪一次能够与洪堡(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所倡导的改革相提并论。洪堡于1809年任普鲁士教育大臣，创办腓特烈·威廉大学(今洪堡大学，全称为柏林洪堡大学)，并亲任校长。作为一位教育改革家，他在任职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措施。他认为：“科学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只有当它在纯粹的情况下，才能被正确地、认真地加以研究。独立和自由是科学领域中普遍的原则。”他还批评了一种偏见：“人们把大学的作用限于传播知识，而把知识的发展归于科学院，这显然是不公正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在德国甚至更多是由大学教师而不是由科学院研究人员丰富起来的。”⁽²⁰⁾基于这种思想，他正式提出把教学与科研统一作为洪堡大学的办学原则。这一改革是卓有成效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不仅使洪堡大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而且对世界大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1876年成立的，第一任校长丹尼

尔·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1831—1908)，任职长达25年，是一位有远见卓识和改革精神的教育家。他曾到德国学习，从德国聘请博士到校任教，直接引进德国大学改革经验，率先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德国办学模式。⁽²¹⁾所以，霍普金斯大学是美国最早的研究型大学的雏形。很明显，如果没有洪堡的改革经验，没有吉尔曼在霍普金斯学的尝试，就没有今天美国一批研究型的大学。

研究型大学的模式，现在已经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精英大学办学的主要模式，我国现在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那么，研究型大学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首先，研究型大学为每个国家培养了最优秀的人才，他们成为科学、技术、企业、政界等部门的领袖人物。为什么研究型的大学能够做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研究型大学不仅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且通过科学研究培养他们的研究能力、独立工作能力，这种创造精神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是一种从事一切开创性工作必不可少的素质。其次，研究型大学几乎承担着国家大部分或全部基础理论的研究任务，为科学理论的研究、发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一般的规律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决定于科学技术的进步，而高新技术的发展，又决定于这个国家科学理论的研究水准和储备。再次，综观世界的重大科学与技术发现和发明，几乎都是那些研究型大学完成的。据统计，在百年诺贝尔奖的颁奖历史上，总共有600多位自然科学家获得了此项殊荣，但是有近500人竟然出自于30所研究型大学，其他的零星分散在其他大学或研究机构。所以很难想象，如果没有研究型的大学，真不知道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是什么样子！

回顾历史上那些重大的发现与发明，从原子核结构的发现到原子弹的发明；从基因的发现到DNA双螺旋结构的证明；从加速器的发明到新的化学元素的合成；从计算机的发明到E-mail的应用；从布基球结构的发现到纳米材料的应用……所有这些重大的发现或发明，都是研究型大学的科学家直接或间接参加完成的。而且，在从事这些重大科学研究中逐步形成了许多科学学派，它们既是科学发明成果的孵化器，又是杰出人才成长的摇篮，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创造未来产品的实验室)，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实验室，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加州理工学院的航空研究中心，霍普金斯大学的生物医学实验中心，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派，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哥本哈根研究所(原子物理研究中心)，美国达拉斯大学的纳米研究中心……这些仅仅只是那些研究型大学中部分重点实验室，但由此可以看出它们在科学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从本质上说，科学研究就是探索未知，就是发现、发明和创造，而模仿不是创造，引进也不是创造。因此，在科学研究中，必须发扬创造精神，敢于打破科学研究中的各种禁区，敢于冒风险，敢于标新立异。在这些方面，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科研经费和美国人敢于冒险的精神，成为世界科技发明大国、获得诺贝尔奖大国，以及经济和军事大国，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够望其项背。在当今科技和经济的激烈竞争中，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功不可没，它们依然起着火车头的作用。

当前，我国正在着力建设一批研究型的大学，这是完全必要的，是我国面临知识经济竞争的需要。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建设研究型的大学决不仅仅是提升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地位和增加对科学研究的投资。我个人认为，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教育资源，现阶段建设研究型的大学不能太多，其中准备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也只能是少数几所。坦率地说，我国目前尚没有一所大学能够称得上世界一流水平大学，能够达到国际标准的研究型大学也没有。这不是妄自菲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认清我们的现状和差距。

那么，我国在建设研究型大学上的差距是什么呢？首先，我们科学研究的起点低，没有摆正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缺乏长远的大目标。实事求是地说，我国大学中的研究课题，大多还是跟在人家后面追赶，甚至不少是重复或填空式的工作，几乎没有由我们领军的、独立的、站在前沿的原创性的重大课题研究。与此有关的是，我们缺少国际公认的大师级的学术领袖人物，因此也就做不出世界公认的原创性的、重大突破性的发现和发明。这就是我们与诺贝尔奖无缘的原因，如果不从根本上克服这些薄弱环节，也许今后在若干年之内，我们仍然不能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

其次，我们缺乏独立、自由的科学研究政策，也没有民主、平等的“百家争鸣”的风气和法律保证。在科学研究中，计划经济的指导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这在重点实验室、重点学科、重点项目的申报和审批以及科研规划制定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美国的大学里，没有人规定什么可以研究、什么不可以研究，完全由教授们自己做主。有时候看起来似乎是很不显眼的小题目，却做出了重大的发现或发明创造。例如，过去认为RNA是一种缺乏活力的生物分子，一直把重点放在生命的遗传物质DNA的研究上。可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浦·夏普对RNA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医生们也许可以利用RNAi关闭在人体中引发癌症等疾病的有害基因或艾滋病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等致命病毒基因。这项研究的成功，将是过去几十年里最为重要的也是最激动人心的突破。”⁽²²⁾哈佛大学的神经学家劳伦斯·法韦尔研究“脑指纹”，这将为辨认恐怖分子或证明恐怖嫌疑人的清白提供有力的武器。

沃茨是康乃尔大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1995年他在研究蟋蟀鸣叫时产生了奇想，蟋蟀为什么如此迅速地相互呼应呢？这时，他想起了若干年前父亲讲过的话，世界上所有的人与美国总统之间只相隔6次握手。于是，他想蟋蟀鸣叫是否也是基于这种原理呢？他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导师——数学家史蒂夫·斯特罗加茨。奇怪的是，导师不仅没有对他呵斥或讥笑他幼稚，反而认为他的想法很有意思。于是师生合作研究，1998年他们总结了研究的成果，发表在《自然》杂志上，从而创立了一个全新的学科领域——小世界理论。更有甚者，华盛顿大学的米歇尔·林奇教授是超导研究团体的负责人，可是他对“捉鬼”很感兴趣。于是，他通过研究发明了用氯素和红外线制作的照相机，用它可以拍到“鬼怪”的影子。虽然这个发明还有待重复证明，但是这种自由研究和独特的想法，却是导致发明创造所需要的。也许，我国大学的教授们对这些研究不屑一顾，但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创造性素质。

尽管近年在我国一些重点大学也陆续地开设了“讲座”或“大讲堂”，学术报告也时有举行，但是大多流于形式，少有实质性的讨论，开展针锋相对的学术争鸣或学术批评更是没有。我看过一本叫《科学与艺术中的机构》(Structure：in Science and Art)的书，专门介绍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讲座(Darwin College Lectures)的情况，看后真是让我羡慕不已。这个讲座非常有名，自1986年开始一直没有间断，每学年第二学期举行8次讲座⁽²³⁾，18年以来共举行了144场讲座。演讲厅只有600个座位，讲座是免费的，人人可以自由参加、自由提问，每个讲题都是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听后确实让人耳目一新。为了建设我国一流水平的大学，我们急需创建像剑桥大学那样的讲座，打破万马齐喑的学术局面！

再次，必须大大地增加对少数几所重点大学科研的投资，要把研究经费交给研究者自己支配。据统计，现在全世界科技经费支出迅速增加，2003年为2.27万亿美元，2004年为2.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占了40%。仅1999年，美国政府和私人投入科研经费达2500亿美元，超过其他6个工业发达国家的总和。近年来，我国虽然加大了对科研经费的投入，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研究经费只是杯水车薪。有人问道：为什么美国成为诺贝尔奖的“得奖大户”？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美国科研经费雄厚，二是美国科学家富有创造精神。美国认为，加强基础科研是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驱动器，所以他们每年从公共和私人渠道投入基础科研的经费高达数百亿美元，如2001年投资为853亿美元，其中50%用于基础研究。可是，我国主要资助基础科研的自然科学基金，2004年的经费为22.46亿元，比上个年度仅仅增加了2亿元，连美国基础科研经费的个位数都不到。⁽²⁴⁾

以上三点，都涉及我国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速度和成败，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我还是那句老话，办学的硬件是重要的，但是我们最缺少的还是创造性的大学精神。为了克服我们的弱点，应当选拔具有远见卓识的、富有创造精神的教育家担任重点大学的职业校长，由他们构建大学的创新理念，设计和实践创新教学模式，培育教师、学生们的创造精神，营造科学研究所需要的自由创造、自由争鸣的氛围。有了这些条件，采取突出重点而不是齐头并进的战略，再经过艰苦、持久的努力，我们方能产生大师级的科学家，形成自己的科学学派，建成称得上是世界学术中心的实验室，做出世界公认的重大科学发现或发明，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虽然不能要求我国每所重点大学都达到这五项目标，但至少要达到其中的两三项，只有这样的大学方能算得上是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应当说，我们现在的办学条件比过去有了极大的改善，创建世界一流水平大学的前景是光明的，我们殷切地期待着！

【注释】

(1)本文曾发表于《高教探索》2004年第2期。

(2)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40.

(3)赵鑫珊.什么是大学精神［N］.文汇报，2001-02-13；许知远.重建大学精神［OL］.博客中国(Blogchina.com)，2003-08-19.

(4)自然辩证法哲学问题，1986(2)：34-38.

(5)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23.

(6)［美］C.W.莫里斯.开放的自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99.

(7)中国经济时报，2001-12-26.

(8)http://www.modernadvertising.net/page.asp?m_id=200308130005.

(9)http://philosophy.wisc.edu/li/public/veritas.htm.

(10)http://www.dixiashi.net/article/hkdnsddnz/oll.htm.

(11)http://www.philosophy.com/education/shownews.asp？newsID=127.

(12)杨福家.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N］.解放日报，2004-03-25.

(13)蔡元培.蔡元培选集：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4：174.

(14)蒋亦凡.中国精英教育：一头雾水［J］.新周刊，2004(8)：104.

(15)http://www.2.zju.edu.cn/zdxw/jd/read.php?recid=210；http://www.tigtag.com/community/school/17913_1_6.html.

(16)http://www.tigtag.com/community/school/17913_1_6.html.

(17)http://www.tigtag.com/community/school/17913_1_6.html.

(18)刘道玉.关于大学创造教育模式的构建［J］.教育发展研究，2000：(12)，42-46.

(19)李璀.湖南大学推出本科生创新训练计划［N］.光明日报，2004-04-10.

(20)刘传德.外国教育家评传精选［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16、120.

(21)［美］彼德·得鲁克.企业精神与创新［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6-27.

(22)参考消息，2002-12-27.

(23)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2003-10-17.

(24)光明日报，2004-0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