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迈入现代国家的近代史是一部抵御外侮的历史，“从历史来看，西方大国不过是殖民体系和世界旧秩序的维护者，而中国正是从殖民主义体系和世界旧体系的羁绊中挣脱出来的新兴力量，其反抗旧体系、旧秩序的角色，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这种国际角色一直影响到当今中国国际角色的重新定位。”[29]即中国自迈向现代国家以来一直在与西方殖民体系的世界旧秩序进行抗争。自从19世纪初开始，清帝国面对席卷全球的工业化浪潮开始走下坡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入侵和一个个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中国在20世纪初已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无论是国民党领导的旧民主革命还是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革命都是要摆脱西方殖民国际体系的民族解放革命，没有国家主权的独立，即使纳入西方大国构建的国际体系中也难以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诸如1916年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在安排战后国际秩序的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无权参与战后的制度安排，其自身利益也无法得到维护，激起中华民族的觉醒，发动举世闻名的“五四运动”。尽管中国也加入了一战后的国际联盟组织，然而，日本于1931年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中国一度对国联寄予厚望，要求它主持正义，根据盟约规定制裁侵略。国联虽然派出调查团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但该报告偏袒日本，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中国又一次深刻感受到自己受到欺骗，仍是国际体系的弃儿，没有主权的独立根本没法维护合法的国家利益。尽管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了，但是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进行政治、经济的制裁和军事的封锁，继续承认盘踞中国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并支持由其占据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席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多次努力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失败之后，由于对国际社会种种的陌生感和拒斥感，而更加强调国际体系的局限性，呼吁建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而无法走进国际体系。因此，国家领导人在权衡之后做出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也因为苏联的成就和社会主义阵营，再加上获得苏联的承认与支持，就很自然向苏联学习，但这种由于诸多原因形成的外交角色的定位，也被西方大国看作是国际社会的局外者和挑战者，使西方长期以来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一直对中国产生并强化“中国威胁论”的情结，影响到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事实上，从新中国建国初期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30]，中国国际角色的自我定位基本上也是国际社会“斗士”。这实际上就已经把自己定位于国际体系的局外者和挑战者。中国长达几十年的这种国际角色定位主要是延续“革命斗争哲学”的逻辑，也基于自身长期以来一直对国际社会所作的“战争与革命”的总体判断。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苏关系恶化，社会主义阵营宣告瓦解，而中西意识形态的斗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也愈演愈烈，导致“文革”时期提出“深挖洞”、“广积粮”，准备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传口号，信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因此，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改变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要求“两条线作战”甚至“四面出击”，与国际霸权及其主导的国际社会作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尽管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就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总方针，直到进入20世纪70年代，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意味着作为第三世界代表的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也开始淡化作为挑战者的角色。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中国越来越多地了解国际社会，但依然摇摆在国际社会局外者与局内者之间，参与国际社会的能力非常有限，基本上还是处于国际体系之外，热衷于作为亚非拉国家反帝、反殖民斗争的“可靠后方”，对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无条件支持与援助和对帝国主义坚决反对。因此，“基辛格认为，当时的中国，在对待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方面，是一个将改变国际体系本身作为追求目标的坚定的革命者……霍尔斯蒂在当时就指出，中国实际上扮演了两个角色，一个是‘革命解放者的堡垒’的角色，另一个是‘解放运动的支持者’的角色。中国这种角色定位固然是当时国际环境决定的，有其必然性，但也造成中国长期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成为国际社会‘异类’的不利局面，并成为中国今天和平崛起过程中重新进行国际角色定位的沉重历史包袱”[31]。
二、区域性大国：维护地区的发展与稳定
（一）亚太地区：从亚太经合组织到加速东亚一体化进程。199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而且中国倡导的“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等五项合作原则已经成为亚太经合组织合作的基本原则。特别是2001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九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签署的《上海共识》，使中国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关系迈上了新台阶。
1997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东南亚各国意识到与亚洲地区经济实力强大的中国、日本和韩国合作的必要性，即东盟10+3框架开始出现。东亚区域合作涵盖了经贸投资、货币金融、科技发展、人力资源开发、政治安全和跨国问题等方面。2002年11月4日，中国与东盟签订了《中国——东盟全面合作经济合作框架协议》，2010年已经启动了与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15年再与东盟新成员即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建成自由贸易区，这将是继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同时也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二）加强与中亚、南亚以及北部边疆邻国的合作。中国不仅是东亚国家，更是亚洲的重要国家，在国家战略上也就不能忽视与中亚、南亚以及东北亚的关系。这在习近平和李克强搭档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身上显得尤为突出，事实上，早在1996年初春，在上海，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正式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互信的协定，被称为“上海五国”机制，旨在解决各国之间的边境问题。实际上，后来的合作范围扩大到经贸、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2001年6月15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加入之后的六国元首在上海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宣告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构成了上海合作组织确立的“上海精神”。后来逐渐增加蒙古、巴基斯坦、伊朗、印度作为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可见，中国与中亚、南亚大陆以及北部邻疆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不再仅把目光聚焦在东亚地区，不仅仅是一个东亚大国，更准确说应该是一个亚洲大国，搞好睦邻友好关系、加强互惠互利，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融入世界和影响世界提供了平台。
（三）与非洲地区的合作。中国与非洲有着长期友好合作的历史，为非洲的繁荣与崛起提供了大量的无偿援助，也获得彼此之间的深度认同。1999年10月提议举办中非合作论坛，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以平等磋商、扩大共识、增进了解、加强友谊、促进合作为宗旨，就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中非在各个领域的实质性合作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会议通过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社会发展合作纲领》。2007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中非外长级定期政治对话机制正式启动。
（四）通过博鳌论坛促进亚洲各国之间的合作。2001年2月26日至27日，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亚洲各国希望对话、寻求合作、实现共同发展的时代要求。其宗旨为：立足亚洲，深化亚洲各国间的交流、协商与沟通；为政府、企业及专家学者提供一个共商经济和社会等诸多方面问题的高层对话平台；通过论坛与政界、商界及学术界建立的工作网络为会员与会员之间、会员与非会员之间日益扩大的经济合作提供服务。
目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角色定位是负责任的区域性大国，一方面只有稳定的周边，中国才可能专心致力于内部的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中国也为周边地区的共同繁荣与社会稳定积极地发挥作用。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国是“东亚雁阵模式”的受益者，中国模式又在其中起到很好的模范作用，也为安然渡过亚洲金融危机发挥重要作用，共谋地区繁荣。在东北亚积极推进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积极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稳定。在中亚地区以上海合作组织有力地打击了三股邪恶势力，也促进了多边经济合作与交流往来。作为亚洲的大国，不仅为亚洲的整体崛起发挥极重要的作用，也为非洲乃至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然而，“作为地区稳定的维护者，一般会被国际社会误认为是地区的主导者，会对原有的主导者构成威胁……上海合作组织却被认为是中国主导下对抗西方的‘亚洲北约’；朝核问题上的积极态度则被认为是中国企图主导东北亚局势。这样就必然导致中国与原来的地区主导者之间产生冲突。”[32]近几年，美国重返亚太的国家战略就是为了遏制中国，一方面，2012年美国推行“海空一体战”等战略，对环太平洋“海上封锁线”控制越来越紧，“美国前防长帕内塔表示，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舰，届时将有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美国超过半数的航母、核潜艇、宙斯盾舰等海军部队相继部署于这一区域。丝毫不避讳美国要做世界的领导”[33]。另一方面，美国也积极利用与亚洲盟友日本、韩国、菲律宾和印度来遏制中国，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显得格外突出。日本安倍政府打着“中国威胁论”的幌子极力推行宪法修改“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军国主义”再次兴起；韩国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搞均衡外交；菲律宾不断在南海制造争端（黄岩岛问题和排华现象严重）；印度莫迪政府坚持内政先行，与日本修好，对华消极，加强防备，由于中印都是亚洲大国，而中印边界依然没有划清，隐患重重。针对这些外部挑战，在2014年上海举办的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亚洲安全观”，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这被认为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国际多边安全平台上，对亚洲安全问题做出的最系统全面的阐述”[34]。
三、大国责任的担当：完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参与者
前文已经论述了由于近代中国的落伍而长期被拒之于西方的殖民国际体系之外，尽管直到改革开放之际，中国参与国际秩序的能力和机会是非常有限的，但这期间，在二战结束后，中国为打败法西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主要大国参与了联合国的成立过程，中国第一次成为国际最重要机构和战后国际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并成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意味着中国必然要在未来国际社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中国自1978年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以来，开始采取建设性的态度，调整革命哲学的逻辑，逐步加快融入国际制度的步伐。在高层决策者的认识观念上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不再以意识形态和阶级画线，而是从国家利益角度理解和认识国际社会，处理国家间关系，已经认识到只有广泛参与到国际社会中去才有助于我国更快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尽管整个20世纪80年代更多仍是围绕经济利益参与国际经济秩序的构建，目标仍是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但事实上，在诸如人权等非常敏感的政治领域，中国也开始参与到国际政治秩序之中。自1979年起，中国就参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会议，并于1982年成为其理事国。另外，1978年，中国决定参加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的活动。自1980年起，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并逐步签署了一系列裁军、军控文件与协议。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真正开始比较全面客观地融入全球体系中，越来越认识到，一方面国家的发展战略离不开外部世界，尽管现存世界体系仍然存在种种的弊端，但国家利益已经与外部世界紧密相连，只有融入全球化才能更快推进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现存的以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的国际体系在相当长时间内仍将存在，尽管这种国际体系存在着诸多不合理的因素，存在着美国的霸权，但它毕竟也提供了一种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秩序，这对于中国来说却是难得的国际机遇，我们应该看到，只有参与其中才有可能修正和完善它。这是基于对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国际秩序如下的客观审视：
（一）目前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确主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是一个特别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国家，天时：借助两次世界大战发了战争财，迅速崛起，“一战”之后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罗斯福的《大西洋宪章》的一些理念奠定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大体轮廓；地利：富饶广袤的国土，东西被大洋阻隔，南北又没有强敌，当国力不是很强盛时，奉行“门罗孤立主义”，当国力强盛之后，奉行“对外扩张”和干预主义，进退自如，收放可控；人和：受宗教或政治压迫的先哲们，带着梦想寻找新大陆，为了探讨共和国持久地稳定和繁荣，不再祈求于运气，而是通过精致的理性制度设计，基于人的观念、技术和制度创新，积累了美国的软权力，吸引更多的资源要素自愿流向美国。区别于“领土主义”时代直接抢占殖民地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国际市场的分工和游戏规则又都是在美国主导下制定，更隐蔽地抢占和掠夺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资源和人力，赢取丰厚利润，诸如很多跨国公司总部或高级产业链在美国本部，次要的产业链外包给新兴经济体，而耗资源耗劳动力的产业链才分给后发展中国家。从而确保“美国在两个关键领域的霸权：一是美国在最终消费品市场提供方面的霸权。二是美国在国际货币领域中的霸权。”[35]这给美国带来的好处是：一方面世界市场的主导权由美国说了算，财富源源不断地汇集美国；另一方面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来支付，所有的金融风险又由大家一起埋单，有助于转嫁美国国内矛盾。因此，这种通过规则制定的话语霸权和金融霸权要比直接抢夺殖民地的霸权更加受惠。这对其他国家而言：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不融入全球化是自取衰败，融入全球化又难免依附于霸权国家，如何在融入的进程中增强自身的自主性也就成为研究的关键所在。
（二）也的确彰显着美国强权政治和霸权逻辑的本质。大国悲剧警醒人们：国家往往在反对霸权抗争中自己又走上追求霸权的道路，由于利益膨胀和理性的狂妄走上扩张的道路而难以自拔，这也使人们难以走出“大国崛起的悲剧”。米尔斯海默对这一普遍现象的洞察和思想提炼给人们带来相当大的震惊。无论是罗马帝国、成吉思汗创立的游牧帝国，还是奥斯曼帝国，曾经盛极一时，但无一例外都走不出帝国衰败的宿命。尽管目前美国霸权优势比较明显，但是对美国霸权的反抗也愈演愈烈，尤其以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国家为甚，而且美国与盟友内部关系也因利益多元化而摩擦不断，美国也越来越从借助话语霸权和金融霸权走向借助军事霸权，在世界范围充当警察的军事干预越来越多，这既遭到国际社会的反对，把美国卷入战争的诅咒中难以自拔，也引发国内安全防御和反恐的经费逐年攀升，叠加国内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等情势，共同牵制着美国的霸权野心。美国在这一错误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而浑然不觉，不惜代价地维持世界霸权地位，当然，已经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正在崛起的中国应该以前车之鉴，超越霸权逻辑，反思这是否真如魔咒般决定了大国的宿命呢？这取决于大国如何客观认识自身，如何提升自我反思平衡能力。
（三）但美国主导的“一超多强的霸权秩序”又是有别以往的新的霸权秩序：分权制衡逻辑在国际社会的延展。是否真像有些学者声称的那样，美国已经走向衰落，应取代美国主导的国家霸权秩序。事实上，我们也应更加客观地重新审视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思考它为什么能够带来美国持久繁荣稳定？最近美国经济又开始复苏，这种国际秩序自我调适能力很强大，内生的韧性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给我们以启发：①利益兼容的共同体的打造。不管是后起的德日等发达的经济体，还是亚洲四小龙、四小虎，还是金砖五国，无不受惠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享受着贸易扩大、经济增长和交易便利的红利。这得益于美国建国之父们很好地把洛克和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分权制衡思想转化为制度设计，不仅适用于国内的权力配置，也适用于国际的权力安排。②高度制度化的国际秩序，精心打造和向世界输出自己的软权力。美国之所以能够把成员甚多、地域广泛和文化多样的国家凝聚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中，靠的就是规则意识和制度认同，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WTO）所确立和推行的金融自由化、经济发展和多边贸易谈判等相关规则和制度，遵循的都是美国的蓝本。对新兴大国来说，它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国主导的秩序或西方体系。它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作为几个世纪斗争和创新结果的广泛的国际秩序。它是高度发达的、扩展的、包容的、制度化的，并深深嵌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与经济中。而且，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这一秩序极为成功地吸收了新兴大国并融合了政治与文化的多样性”[36]。我们不排除这些制度是为了美国利益，具有不完善之处，但有这些制度有比没有要好，因为避免了国家间无序竞争，这些自由开放的国际制度、开放包容竞争的价值观念也积累起美国制度输出的“软权力”，形成稳定的权力结构，“由锋利权力、黏性权力和软权力三个关键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对应着安全结构、生产—贸易—金融结构和知识—观念—制度结构，各权力结构之间相互支持、相互拱卫和相互强化”[37]。（3）自我救赎与救赎他者的道义支撑。韦伯的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很有解释力，美国国父们多受新教影响，这有助于发挥对自己“原罪”救赎和对他者提供援助的作用，诸如二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对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复苏起到很到作用。当然会附加一些政治条件和要求承担起相应的全球治理责任，尽管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作为最终产品消费者的市场霸主地位，但也带来正的外部效应，全球相对稳定的政治经济秩序得以维系，这是各国国家建设的重要的外部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仅靠强力主导的国际秩序是不会长久的，美国秩序能够持久并具备自我修复能力，一定不能忽视其道义价值根基。大国之所以成其为大国，不在于自己说了算，而在于自己文明输出能力和别国心悦诚服的认同。在此，我不是要回到美国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价值终结的一元论中去，而是要说，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完善一定离不开道义的支撑。
因此，当前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尽管有走向军事霸权的危险，但并没有丧失体制自身的韧性和强大修复能力，也区别于以往的“领土主义”时代的殖民地霸权，全球社会已经是一个利益兼容的共同体，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大国崛起，在本质上是美国霸权主导的“系统内的地位提升”[38]，这也就非常有必要研究中国应取的态度和做法是什么。
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融入这一国际体系，在融入中加以完善，不断调整与外界国际体系之间的关系，不再以挑战者身份定位自身，而是在融入的过程中寻求国家自主性，在参与中完善和促进国际体系走向公正合理。中国也意识到要真正成为能够影响国际体系的力量，必须通过实际行动从处理周边的睦邻友好关系着手，改善其国际形象，才有助于加快融入国家社会的进程。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新秩序建设，以地区秩序为基点促进世界秩序的变革。“自1991年以来，中国共发表与国防建设有关的白皮书9份，申明维护和平的意愿；中国以积极的态度和政策，处理事关亚太地区发展与安全的金融危机、能源危机、朝核问题；中国提出睦邻、富邻、安邻的政策，本着双赢的原则解决中印、中越、中俄边界争议”[39]。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宣布“做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政府负责任大国身份的建构，表明了中国对国际社会、国际秩序的总体认识，表明了无意触及其他大国包括美国核心战略利益的积极意愿，表明了中国为国际社会做出积极贡献的承诺，表明了中国积极发展周边外交的态度。同时，中国加大各方面体制改革的力度，对内对外树立起致力于和平、发展、稳定的良好形象。中国强调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表明了中国对于促进世界发展的责任感。通过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中国着力突出中国与国际社会利益的一致性而非冲突性，力争使国际社会对中国不会以激烈方式变革国际秩序的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和负责任大国身份建构的认同”。[40]即负责任大国的新认同意味着中国一方面愈加期望自己被视为国际制度的积极而负责任的参与者，另一方面也接受哪怕并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国家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制度的调节，这种参与中改进的积极态度非常有助于中国在与国际制度的互动过程中建构起一个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国际形象，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地区性公共物品。在参与中促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是一种成本最小的优化战略，把一切推翻重来的挑战者或革命者，既带来巨大的破坏，又难以确保一个所谓的美好的诺言就是美好的，更难以确保把它转变为现实。因此，一个完善的逻辑要比一个完美的逻辑可能更符合一个充满诸多不确定性世界的秩序构建。
世纪之交，我国从1987年开始复关谈判，历时14年，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无歧视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市场准入原则、互惠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关税减免原则、减少贸易壁垒原则和透明性原则等基本原则，这些都要求中国接受市场法则和国际惯例的检验和评判。尽管刚开始担心国内民族经济可能会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但参入经济全球化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国从国际经济格局中受益良多，利大于弊；也越来越学会理性地对待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学会有理、有力、有节、有据地与发达国家打交道，学会在现有的国际框架下寻求有利于我们也有利于世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修正方案。从国家领导人和党的重要文件的表述也能够看出这一变化，不再提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是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将继续积极参加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41]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又一次强调中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要求和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42]，寻求国家利益与国际利益的有机契合，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党的十八大报告又进一步强调：“我们将积极参与多边事务，以便使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我们将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加强人大、政协、地方、民间团体的对外交流，夯实国家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43] 可见，这几个重要政府文件都重申了一个核心主题：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国家融入性自主的特征越来越鲜明。
综上所述，从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国内外的政策目标更加切实可行，融入世界的步伐更加快速、更加全面，中国也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巨大受益者。门洪华教授的总结和展望非常鼓舞人心：“中国的国内定位是，确保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2010年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出口国、最大的市场；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初步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国家实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在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应地，中国的世界定位是：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东亚一体化奠定坚实的基础，确立在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地位；2020年，进一步成长为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性作用的准世界大国；2050年，成长为世界性大国，通过全面参与、全面创新为世界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使中国倡导的各国平等相处、各种多样性自由繁荣的和谐世界体现出积极效应。这样的定位决定了，中国进入了全面融入世界、全面参与国际制度、全面参与东亚一体化的时代。”[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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