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全球政治秩序民主化

三、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全球政治秩序民主化

“冷战”后，国际关系出现了一些新趋势，人们对于国际秩序的追求越来越强调国际关系民主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历史与逻辑上讲，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国际社会民主历程的必然产物和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当今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客观趋势和时代潮流。

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发展为两股潮流所主导：一是经济的全球化浪潮，二是民主的全球化浪潮，经济的市场化浪潮使计划经济几乎绝迹，政治的民主化浪潮则使形形色色的独裁统治、军人统治、威权政体和集权政体土崩瓦解。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将其概括为民主浪潮的“第三波”。按照亨廷顿的观点，从19世纪至今，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过三次民主化浪潮。民主化的第一次浪潮始于19世纪20年代，直到1926年，带来了约29个民主国家。1922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掌权，标志着第一次“回潮”的开始，到1942年为止，把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减少为12个。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带来了第二波民主化的浪潮，并在1962年达到高峰。这次民主化的小波浪使得大约36个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随之而来的又是第二次回潮。1975年，英迪拉·甘地把专制统治强加给印度，它标志着世界民主运动的最低潮。1974年葡萄牙的“尉官运动”拉开了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的序幕，经过随后的20多年民主化浪潮的冲击，民主制度在南欧、非洲、拉美、前苏联和东欧以及东南亚的土地上扎下根来，今天世界上大约有60%以上的国家是民主国家^[59]。亨廷顿的观点隐晦地认为民主化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潮流，并努力揭示这一潮流的动因和前景。其实，如果从全球化发展和全球公民社会崛起的历史走势角度考察，当今世界民主化浪潮的确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任何国家只要选择加入国际社会的整体运动，就不可避免地面对民主化的挑战，任何试图以非民主国家身份置身于国际社会之中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当然，尽管民主化在世界上已经形成潮流，但各国实现民主化之总和，并不等于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形成潮流还有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兴起和众多国际社会力量对国际事务的介入。经过20世纪的百年激荡，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动力越来越强劲而有力。早在20世纪上半叶，殖民体系的崩溃和新兴国家的兴起就已预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未来前景；“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更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努力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努力；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则切实地增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础；同时，国际关系民主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和努力方向……种种因素表明，国际关系民主化在新的世纪里必将获得更积极的发展。纵观世界历史，人权、人道主义等起初都发轫于一国国内，而现今已发展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民主应该也不例外，而且与这些人类的基本目标相呼应：“尽管民主化必须在人类社会所有（地方的、国内的、地区的和全球的）层次上发生，民主化的独特力量在于其本身的逻辑之中，该逻辑以个人这个世界中不可再分的实体和所有人权的逻辑源泉为起点。”^[60]无论从国际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还是从一般逻辑运动的规律，国际关系民主化在21世纪日益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对于全球政治秩序来说，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并不在于解决一切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问题，而在于为世界的和谐发展创造必要的程序与机制前提。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最终将有利于全球政治秩序民主化的进程。具体来说，国际关系民主化对国际新秩序建设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国际关系民主化将激励更多的全球政治民主主体参与国际事务，这是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前提。随着全球化和跨国交流广度和深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社会行为体被直接或间接地卷入到全球公共事务的利益关系中来，一个国家的政策所需支付的成本，不仅该国的公民承担，其他国家的公民也作出了部分牺牲。因此，对于全球重大公共问题的决策，不仅少数大国，小国、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也应该有参与讨论、发表意见和影响结果的资格、机会和权利。就目前而言，大多数参与全球公共事务处理的行为体基本上还是以国家委派或者间接代表国家为主，相比之下，国家和政府的影响力不是太小了，而是太大了，不是制约太多，而是制约太少，而来自民间组织的参与和对国家的制约非常有限，机会受到很大限制。因此，国际关系民主化首先意味着将全体民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地区组织、非国家行为体等统统纳入全球公共议题讨论的范围，赋予它们发表意见的合法权利，并创造条件使之成为全球政治民主的适当主体，在全球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各自相应的角色和作用。当然，全球政治民主化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实现大国关系的民主互动，大国之间的民主化是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前奏，只有大国之间的民主化真正实现了，整个全球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才能得到切实的推进。

第二，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利于推进全球公共事务的民主决策，创造平台展开深入广泛的政治协商和公开辩论，就特定公共问题创设广阔的讨价还价的公共空间，这是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基础。民主的结果与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程度和协商讨论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只有对全球公共事务进行彻底和充分的讨论，最终的公共意见才有可能体现民主的要求。目前，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事务议题的讨论并不是太充分了，而是太不充分了。许多官方的讨论往往并不透明，一些民间组织的讨论即使透明，对正式决策过程的影响也极为有限。推进全球政治民主化，一个重要的要求是尽可能地将各方面的意见都集中表达出来，并创设让这些不同意见进行辩论和比较，在扩大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增进共识。特别是为那些弱势群体和“默默无闻的大多数”提供发表意见的平台，让他们的意见得到最充分的表达。在此基础上，还要注意加强对不同意见及其代表数量进行科学地分析、比较和甄别，发现不同意见分歧的原因所在，引导社会形成相对能够为各方所能接受的公共意见。总而言之，相比社会利益的复杂性，任何充分的辩论对于民主的要求来说都是不充分的，为公民意见提供尽可能广阔的意见交流平台，是决定全球政治民主化程度的内在要求。

第三，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利于构建完善的全球民主制度和程序，提高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和有关政治程序的公正程度，确保全球政治结果实现民主化的精神，这是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关键。现代民主理论认为，没有民主程序，就不存在民主政治^[61]。越是多元的政治意见调集起来，就越是对公正公开的政治程序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在各种政治意见因各持己见和互不相让而陷入所谓的“民主僵局”的情况下，程序对于最后的政治结果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全球政治民主化必然要求把那些排斥在外的社会成员纳入政治生活中来，建立一个具有包容性但又不是折中性的制度安排。在这一共同承认的民主程序之下，无论大国还是小国，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一视同仁地尊重最终的结果并维护民主程序的权威，整个政治游戏才得以持续下去。当然，全球政治民主程序要尽可能吻合现代民主制度的有关原则，比如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政治妥协原则、保护少数派合法利益和权利原则等。特别是少数大国由于享有大多数资源的使用收益，且具有较强的实力，应当主动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以宽容并帮助弱小国家的发展。同时，为了能够确保国际决策的民主化，必须突出国家主权的原则，只有坚持国家主权的原则，发展中国家才能平等参与全球事务并具有必要的发言权，这样作出的全球决策才能具有合法性和普遍的约束力。另外，各国政府、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全球公民社会等多种权力中心和行为主体之间应该相互制约和互相监督，也有利于国际秩序得到切实的遵守。总之，提高全球政治程序的公正性和民主化，是一项具有高度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工作，对于全球政治民主化具有关键性作用。

第四，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利于加强全球政治监督，特别是应当赋予个人、公民社会部门和其他组织以更便利的政治参与渠道，确保全球公共事务的治理更多地在多样化民主力量的监督下得到切实的履行，这是全球政治民主化的保障。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使得全球治理的过程得到严格的民主监督。当前国际政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在于，一些重要的原则和制度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无法落到实处，各种违反承诺的行为由于缺乏严格监督措施和惩罚能力而无法得以矫正，久而久之导致国际制度和规范的权威流失，成为无所作为的一纸空文。特别是一些大国，一方面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就军备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环境保护、对外援助等问题达成国际意见，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却采取双重标准，甚至肆意单方面违反协议精神，最终破坏了已经达成的成果。全球政治民主化要想真正取得实际进展，必须在民主监督这个环节获得强有力的保证。为此，全球政治民主化要求健全全球监督制约，创设平台，调动广大公民社会部门、跨国公司和弱小国家监督和制约的积极性，对那些违反协议的行为予以无情的抨击和揭露，形成强大的道义压力和物质批评力量，使之回归到正常的轨道上来。特别是要逐步改革联合国、IMF、WTO等国际组织机构，使之成为有执法监督能力的行为体，并赋予更多的个人和团体参与监督和治理的权利，确保全球民主政治的运作落到实处。

第五，国际关系民主化有利于培养全球政治民主主义精神，提高全球政治行为体的民主素质，进而为全球政治民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这是全球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精神条件。现代民主理论的研究表明，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的创设和运行机制的建立，更重要的是一种民主文化的养成和民主习惯的习得。孟德斯鸠爵士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制度精神对制度的重要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强调，特别指出着力培养一种新的制度精神对建设新制度的重要性^[62]。同样，全球政治民主化要特别注重将隐含在众多政治行为体中的民主潜能激发出来，使之规范化为推动全球政治转型的民主力量。尤其是全球民间社会部门的成长，是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其生长的重要环境。这些部门和全球市场经济部门一道，共同推动民族国家日益关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议题，在这些领域中，全球市场和社会部门具有释放民主精神的巨大潜能，全球政治民主要以倡导民主参与精神为主，使之得以充分焕发，为自身发展积聚能量。

总之，在民族国家、全球市场和全球公民社会等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全球政治秩序将在不同治理层次上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状态。如同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全球社会逐渐开始走向一种复杂的“全球多层治理结构”，即从地方到全球的多层面中公共权威和私人机构之间逐渐严谨的一种政治合作体系^[63]。特别是国内与国际事务的复杂结合，全球市场的分配性影响，新经济权力与区域权力中心的出现，法人角色的凸现，通讯革命、全球化中不断扩大的政治参与模式以及民主拓展都向排他性的“多边合作俱乐部”模式提出了挑战^[64]。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也对如何推进全球民主化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看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也强调了类似的意见，他认为在国际层面上推进民主化有必要在三个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一是尽可能地发挥其现有设想的民主潜能，并改革那些尚未充分体现的民主机构，业已建立的联合国系统本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是要给国际舞台上新的行为体提供得到认可的参与正式体系的手段，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新任务。三是在国际间造就一种民主文化，这不仅需要有一个忠诚于民主原则与过程的国际社会，还要求有一个更广泛的国际公民社会，它植根于民主的组织制度（不论是国内、国家间还是超国家性质的，私人还是半私人性质的）之中，奉行民主的实践、程序和政治多元主义，并由浸润着自古以来就与民主相关的开放、公正和宽容等习性的民族构成^[65]。加利寥寥数语，道出了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其中的许多精神我们在前面亦有所强调。总之，全球政治民主化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成为实现全球正义的最重要的渠道。全球政治民主化尽管不能保证构建起最好的全球正义秩序，但它可以避免最坏的秩序，诚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言，民主本身就是一种相对不坏的制度^[66]，体现着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一个方向。

毋庸置疑，全球政治民主化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无坡的，而是极其曲折的。其中，既有来自时代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动力，也不可避免受到来自既得利益群体的强大阻力，特别是面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百般阻挠，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等也都会对全球政治民主化设置障碍。因此，要充分认识到全球政治民主化的复杂性、曲折性和长期性，牢牢抓住全球化过程中有利于推进民主化的动力因素，特别是全球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全球公民社会所动员起来的强大民主潜能，为全球政治民主化程度创造条件，进而将全球政治民主化推进到一个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