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为美国在海外推行“民主化”战略提供了契机。
早在“二战”后全球化进程开始之时，美国外交政策就注入了通过贸易、市场开放促进经济自由、进而促进政治民主的美式自由主义思想。对此，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伊肯伯里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影响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的自由主义强调贸易和经济开放在创造和加强民主方面的重要性。自由主义者声称开放的市场对其他国家政权的性质产生有益的影响：瓦解专制和威权结构，鼓励更多元和负责任的政权。由于贸易和经济开放具有使政治自由化的影响，因而围绕自由市场而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促进和加强了那些最愿意追求自由市场的国家。这是一种自我加强的体系”。[57]伊肯伯里还认为上述观点深深地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他指出，“这些历时长久的、成熟的关于贸易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发展对政治的积极影响的观点，占据了美国官方对外交政策的考虑[58]，并且处于被称为‘接触’努力的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不管它是指向南非还是苏联和中国。由于它通常不被美国‘接触’政策对象国的反民主精英们欣赏，因此，贸易和市场开放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催生民主自由化的利器，是插向专制和独裁楔子的锋利的那一端”。[59]
正是基于上述自由贸易、市场开放导致政治民主的自由主义逻辑，美国政府有意利用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发展中的“引擎”作用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开放，进而促进第三世界东道国的“政治民主化”。为此，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采取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政策，鼓励本国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利用跨国公司FDI促进第三世界的“民主化”。“布雷迪计划”、里根—布什的“加勒比盆地倡议”均是美国政府采取的鼓励或促进美国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政策，目的是打开第三世界的市场，使之向美国更多的投资和跨国公司开放，而“一个向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开放的环境通常被华盛顿暗示为在第三世界促进发展、增进福利和促进民主的一个工具”。[60]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新自由主义认为全球化对“民主化”产生了积极影响。全球化导致阻碍民主的中央统制经济进一步衰落[61]；全球化业已瓦解了导致经济无效、贫穷、特权精英和政治压制的国家主义。“全球化提醒我们大政府的无效和非民主本质”。[62]市场是一种成熟的民主；我们生活在一个“市场统治”理想实现的祥和时代[63]；新自由主义还认为像西班牙、韩国、智利那样拥有相当开放的市场导向经济的威权体制的“民主化”，终结了‘官僚威权主义’假设，即第三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增强威权主义的统治。业已国际化的资本主义视角的全球扩张，将进一步促进第二世界国家主义的民主化和第三世界的军事威权主义的民主化。[64]最后，新自由主义认为信息革命去除了在获得和处理信息上的时间和空间限制。全球通讯和信息网络将缩小发达的第一世界和欠发达的第三世界之间的时间和空间差距。市场、社会、文化和政治正变得更加相互依存，结果使第三世界的专制者通过封锁外部信息来维持统治变得更加困难。随着对信息控制的减弱，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减弱。电子革命正在产生电子民主（Tele‐democracy）。[65]
新自由主义的上述观点影响了冷战后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这可从1997年9月30日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所作的题为《在不断变化的时代的持续不变的原则》这一重要政策性讲话及美国在冷战后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中得到佐证[66]。奥尔布赖特讲道：“全球化正在国际上以及国内使大政府时代走向终结。随着知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未来将从多个方向、由许多角色造就。贸易与投资，而不是援助，将推动发展。市场是经济增长唯一可行的引擎。独裁者不再能控制信息向其公民的传播，恰如一位专栏作家所称，革命不再是来自上面或下面，而是来自远处。……今天，我们在每个大陆都有重要的利益。……我们的利益是建立一个我们的价值观得到广泛认同，经济开放，军事冲突得到制止，那些残暴对待其他人权利者受到惩罚的全球环境。”[67]基于全球化促进民主化的思想，美国政府制定了利用经济全球化推动第三世界国家政治“民主化”，也即美国价值观、美国制度的全球普及化的战略[68]。奥尔布赖特声称：“我们的战略目标是，抓住历史与技术提供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将世界统一在民主、自由市场、尊重法律、支持和平的基本原则之下。”[69]小布什总统时期的国务卿赖斯在2006年旧金山演讲时直白道：“在拉美民主化方面，合众国奉行的是以经济诱导，促进政治改革的策略。”[70]在新自由主义学说的指导下，美国政府趁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或转型国家处于债务危机或经济危机之际，加紧向它们推销“华盛顿共识”，迫使后者对美国的商品、资本和价值观开放，达到促进全球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目的。“华盛顿共识”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结构调整的改革，因为“支持经济改革的国家更有可能推动民主化的政治改革”[71]。改革涉及解除对国家和地区市场的管制、取消对信息的限制以及提供吸引和便利外国资本投资所需的必要基础设施。任何妨碍这个计划的东西——不管是文化、信条还是政治——都必须要么进行调整，要么加以抛弃。“华盛顿共识”大力宣扬“三化”，即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它特别强调和坚持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和否定国家干预。它是由“民主、自由贸易以及开放市场或新自由主义这三个因素协调一致而形成的”。[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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