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网络公司对在民主化所产生的影响

总体考察_美国跨国公司与“ 民主促进”：一种国家— 市场— 社会关系分析视角

第二节　美国网络公司在“民主促进”中的作用：总体考察

从20世纪70年代起，世界进入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到90年代，美国率先启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其他国家相继跟进。在信息革命浪潮中，诸如IBM、微软、Yahoo、Google等美国IT公司是令“世界变平”的主要动力。它们发明和开发出的多种网络技术和产品有力地促进了美国民主价值观的传播，也间接地推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美国网络公司在促进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中的作用可大致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美国网络公司开发出的信息技术和产品为美国民主价值观传播提供了硬件支撑或平台。

美国民主除了制度层面的选举外，还表现为价值观层面的个人主义、自由、平等等意识。美国网络公司所开发的网络技术和产品虽然对发展中国家制度层面的政治转型缺少直接影响，但对在价值观层面的传播美式个人主义、自由、平等的意识却有着直接影响。

按照罗伯特·达尔的观点，公民拥有“获得信息的不同渠道”是民主的八项标准之一。^[25]美国信息公司开发的个人电脑和互联网为个人获得多元和充足的信息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平台。1977年美国苹果公司的两位工程师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伍茨尼亚克（Steve Woziniak）发明了著名的苹果Ⅱ型家用电脑。1981年，第一台IBM私人电脑投入市场。1985年微软公司第一个版本的Windows操作系统问世。而使得IBM电脑出现革命性改良的Windows3.0操作系统是在1990年5月22日投入市场。比尔·盖茨在初创微软的早期曾说过，他的公司的使命是让每个人获得手边的信息。在全球化3.0时代，人们将自己变得全球化，主要是通过Windows操作系统、苹果和IBM的个人电脑实现的，这些发展给个人随时随地的写作、整理并传播信息的能力。^[26]

仅有个人电脑和操作系统是不能在人际间便捷地传播信息的。美国公司发明的互联网则为个人获取充足的信息开辟了新的天地。

继伯纳斯·李（Berners‐Lee）成功地设计出万维网（World Wide Web）后，美国年轻的天才计算机专家马克·安德森成功地开发出第一个真正有效的浏览器（马赛克），使信息技术从电脑与电脑之间的互动（电子邮件的功用）过渡到电脑与网站之间的对接（浏览器的功用）阶段，从而完成了从个人电脑到电子邮件再到浏览器的信息技术革新三部曲。接着他所在公司——网景公司在1995年8月9日上市，使因特网商业化。5岁至85岁的普通人都可以很容易地上网，人们可以用自己的IBM、苹果私人电脑上网，因特网开始普及化，“从此世界就改变了模样”。接着，微软、IBM等公司开发出了在各个电脑之间传输资料的通用语言。例如HTML语言使得每个人都能够在网上设计和发布文件和数据，而且其他人在其他电脑上都能阅读和使用这些信息。HTTP是为了从网络上输送信息的计算机语言。TCP/IP（传输控制标准和互联网标准）是电子轨道，通过它可以把你的网页上的信息在互联网上传播。因特网的发展超过了电视和卫星频道对信息民主化所起的作用。没有人管理因特网，权力完全下放；没人关闭它，可以潜入世界任何家庭。^[27]

关于因特网对民主化所产生的影响，美国人凯文·梅尼总结道：“当这个改变世界的发明出现后，与因特网相呼应的，许多有个性的印刷报纸诞生了，当它进入应用阶段时，产生、传送和储存信息的价格却戏剧性地下降了，彻底打破了对信息垄断的现象。直到最近，网络上的各种医疗信息只有医生才能获得；想想你如何找到汽车型号和价格，以前都是汽车交易商控制的……数百万人现在都有自己的网页，将他们生活的细节详细记录在上。”由于信息民主化，对相互之间生活情况的了解在日益增加，即使自认为生活在一个非常孤立的国家里，当你认为只要设计一堵新的、又厚又高的围墙就能躲在里面，你马上就会发现技术的力量一定能找到办法将墙降低。所以，“古巴不再是一个孤岛，岛已不再存在，现在只有一个世界”。^[28]

表达意见的自由或言论自由是达尔给出的关于现实民主（与理想民主相对）的条件之一，互联网的发明及相关网络产品的开发为个人自由、平等的交流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

在互联网出现后不久，美国网络公司开发出了供网民上传信息、自由平等交流的网络产品。例如微软公司开发的MSN社群。MSN社群类似聊天室的网络论坛，网民在遵守互联网管理法律的前提下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和参与讨论。在“知识平民化”运动中到处是自发形成的网络社区和愿意分享观点和免费告知公众的志愿者。在“社区开发软件”运动迅速发展后，另一种新型的自下而上的、自发组织的上传形式——博客也兴盛起来。^[29]在博客空间，博客主会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选择和其他博客建立链接，并创立一种开放源的新闻室。“博客就是你自己虚拟的肥皂箱，你每天早晨起来，可以用专栏、时事通讯或长篇大论的形式，告诉世界你对任一话题的想法，并将这一内容上传到自己的网站，等待世人的检验。如果其他人喜欢它，他们将自己的博客链接到你的博客或链接到其他内容，比如在线的新闻文章或评论”。^[30]博客为媒体提供“开发源信息采集”渠道，也为媒体提供自愿的平民记者。它起到了针砭时弊、揭露丑恶、监督政府和大企业等作用（如像通用电气那样的大公司每天都监控着博客对他们的评论，并相应作出回应）。博客越来越成为没有任何准入障碍的网上平民区了，人们可以在其中自由发表言论。

此外，网络技术及产品也培育了网民的个人主义、平等和参与意识。通过设计个性化的网页和博客，及自主开发软件，网民可从中体验一种自我价值实现的感觉。通过聊天室与政府官员对话、参加网络论坛的讨论等交流形式，网民又从中体验到一种平等、参与的感觉。一位美国评论员说：“参与这种行为就好比你必须使用身上的肌肉，我们并不习惯成为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尽管各种工具都已经在那里，但很多人并不使用它们……盲目屈从权威和机构的思想仍然是根深蒂固的。简言之，上传的数量还是相对较少的。但是，随着个人上传以及写作的工具越来越普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他们的上传经验中获得积极反馈，我敢肯定地说每一个大的机构或者是等级结构都将感受到冲击”。^[31]

其二，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变化。

除了在微观方面促进言论自由、平等交流和尊重人权外，美国网络公司开发的互联网及相关网络技术也在宏观制度层面上影响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变化。互联网被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党、政治异议人士、少数族裔、外国等政治力量利用来突破官方新闻封锁、揭露当局镇压、促进政治改革，甚至推翻威权政体。下面的几个例子反映了互联网在这些方面的作用。

第一个例子是在1994年萨帕斯起义时互联网被外部利用而引起墨西哥政治变化。

1994年初，由马科斯（Marcos）领导的游击组织占领了墨西哥萨帕斯省的主要都市地区。他们抗议墨西哥政府缺少对土著居民权利的尊重。当然这不是该地区的第一次起义。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起义的新闻很快传播到国外，并开始在网上动员支持。“萨帕斯政治战争的新闻是各种信息发送者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解读事件的信息。借助媒体、新的技术手段，到达社会的公共信息流比传统交流战略所能控制的信息更多。这些由媒体开放所带来的替代观点质疑‘真相’建构的形式，也在政治体制内诱发各种各样的观点。基于权力的观点变得碎片化”。^[32]

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使查巴达（Zapatistas）迅速地在全世界扩散信息和他们的呼吁，并创造了一个支持团体网络。这些团体有助于形成一种国际公共舆论运动，这种运动实际上使墨西哥政府对起义实施大规模镇压变得不可能。^[33]

没有互联网的上述作用，这次起义的命运很可能与前几次相同。在这次起义中，由于墨西哥政府的行动被置于国外更加严格的审视下，因而使简单的镇压变得更加困难。没有互联网的连接，萨帕斯游击队似乎确定无疑地被墨西哥政府军所摧毁。对此，兰德公司的分析家评论道：“作为在20世纪早期给世界提供社会革命视角国家的墨西哥，它在21世纪前夜产生了一种信息时代激进社会网络战争的视角”。^[34]

第二个例子是互联网被塞尔维亚反对派用来宣传自己的政纲。

南联盟分裂和内战爆发后，米洛舍维奇总统在塞尔维亚国内“压制政治反对派”。然而，在塞尔维亚境内，一家被称作“B92”的电台则成了反政府的主要力量之一。尽管官方试图让它沉默，但它却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互联网。在它试图展示与塞尔维亚国内（包括针对科索沃）的政策不同的观点时，它遭到官方的严厉打压。最后，它的正常的传输线路被官方封锁。然而，该电台确立了自己在国内首家互联网提供商的地位。它对事件的反应是通过互联网向国外发送播报内容，然后又通过先是在黑山共和国的同情电台，接着是CNN、BBC和其他国家的电台将这些播报内容向塞尔维亚回播。不管米洛舍维奇政权怎样持续地向它施加压力，都不能阻止该电台向公众发布新闻。不久，随着其他媒体也求助它将材料公布于众，该电台因其与外部世界连接而演变成一家代理性的新闻机构。它帮助安排报社在国外印刷其播报材料，以使这些材料在报社遭官方查禁后传回国内。该电台后来还帮助训练记者如何使用互联网。它也及时与国外的新闻网站和报社相链接，这样使得它们从国外向塞尔维亚国内发布新闻和从塞尔维亚国内向国外发布新闻。

同样，作为在竞选中反米洛舍维奇总统的反对党之一的塞尔维亚民主党，在面临当局的封禁时，其回应方式是将其政纲文本向国外发送，以使它能够从互联网上的一个小网站向国内回发，通过这种方式避免被官方查禁。接着，它与贝尔格莱德的一家独立报社一度结成联盟，后者向国内和国外传播有关官方政策的替代信息。特别是它在科索沃种族冲突升级时，它聚焦当局对科索沃问题的处理。最后，随着科索沃战争加剧，联盟解散，该党重操旧业，运用其网站播报自己对最近事件的评论。由于因特网的存在，不管塞尔维亚民主党如何批评政府，后者都不能阻止它这样做。^[35]

第三个例子源于马来西亚。

1998年，马哈蒂尔总理突然将副总理安瓦尔解职并以性侵犯指控将其逮捕。先前安瓦尔一直担任首相，他被推测为马哈蒂尔最有可能的接班人。他的罢职在国内外引发了一场抗议风暴，但马来西亚国内媒体播发的是官方对此的解释，而安瓦尔的支持者则通过建立互联网网站来动员支持，以挑战官方对事件的解释。对马来西亚而言，该事件的出现是政府决心推进“在线国家”建设计划的一个全新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该计划是马来西亚2020年信息高速公路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在法院审理安瓦尔案件的几个月里，这些网站一直支持安瓦尔，它们为政治批评者提供了一个聚在一起的机会，反对者抗议时也不用害怕遭到当局的镇压。它们也公布来自国外的支持，如印尼总统哈比比和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的支持。它们向马来西亚国内传播有关“改革”（Reformasi）这一在邻国印尼非常流行的话语，并以此保持对马来西亚政府的压力。这标志着自独立以来马来西亚国民对“国民阵线”党领导的执政联盟政府支持的第一次分歧。这使马来西亚的政治改革既保持开放，又拓宽了可能性。^[36]

第四个关于因特网在推翻威权政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例子发生在印度尼西亚。

在印尼，互联网为国内外不满苏哈托威权统治的反对者提供了一个虚拟的集会和抗议的论坛。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抗议者通过互联网很快聚集起能量，并在苏哈托政权崩溃时达到高潮。^[37]

上述案例中，虽然美国网络公司没有直接参与其中，但其发明的网络技术及产品被当事国的少数族裔（如墨西哥萨帕斯土著居民）、政治反对派（如塞尔维亚民主党和印尼苏哈托政权的反对派）、政治异议者（如马来西亚安瓦尔事件中的抗议者）利用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所以，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网络公司客观上成了促进第三世界国家“政治民主化”的一支重要力量。

【注释】

[1]Kedzie.C.R.，Communication and Democracy：Coincident Revolutions and the Emegrent Dictator’s Dilem‐ma.Santa Monica，CA：RAND，1997.

[2]Bi，Jianhai，“The Internet Revolution in China，”International Journal，56（2000），p.424.

[3]Robin Whittle，“‘Refused Access Lists’？Why Internet communitcations cannot be reliably blocked”， http://www.Ozemail.com.au/～firstpr/contreg/refused.htm.

[4]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44页。

[5]Tom Stonier，“The Microelectronic Revolution，Soviet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the Future of East/West Rela‐tions”，Political Quarterly，Vol.54，1983，pp.137—151.

[6]Charles Swett，Strategic Assessment：“The Internet”，Wahington，DC：Office of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Defense or Special Operations and Low‐Intensity Conflict（Policy Planning），the Pentagon，17 July 1995，www.Fas,org/cp/swett.html.

[7]尹冬华：《东西方情景中的互联网与民主——一项海外文献考察》，《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6页。

[8]Taubman，Geoffry，“A Not‐So World Wide Web：The Internet，China and the chanlenges to nondemocratic rule.”Political Communication，15（1998），pp.255—272.

[9]Hung，Chin‐fu，2005，“China’s Governance：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高雄：第二届中山学术与社会科学学术研讨会。

[10]Keane，J.“Stru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Communication Review，1（1995），pp.1—22.

[11]Harwit，E and D.Clark.，“Shaping the Internet in China：Evolution of Political Control over Network Infra‐structure and Content”，Asian Survey，41（3），2001，pp.377—408.

[12]Christopher Rhoads/Loretta Chao，“伊朗借西方技术进行网络监控”，《华尔街日报》（中文版），2009年6月22日。

[13]Kalathil，S.and T.C.Boas，Open Networks，Closed Regimes：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on Authoritarian Rule，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3.

[14]Giese，K.，“Internet growth and the digital divide：Implications for spatial development，”In C.R.Hughes and G.Wacker（Ed.），China and the Internet：Politicsof the digital leap forward，London：Routledge Curzon，2003.

[15]Hartford，K.，“Cyberspa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Current History，2000，p.261.

[16]Jiang，W.，“Survey of Internet Use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Unpublished manuscript，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2002.

[17]Lessig，L.，Code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New York：Basic Books，1999.

[18]Atkins，W.，“Brand Power and State Power：rise of the new media networks in East Asia，”The Pacific Re‐view，2003，16（4），pp.465—487.

[19]Hung，Chin‐fu，“Public Discourse and Virtu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PRC：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Issuesand Studies，2003，39（4），pp.1—38.

[20]Huang，E.，“Flying Freely but in the Cage—An Empirical Study of Using Internet for the democratic Devel‐opment in China”，In formation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1999，8（3），pp.145—162.

[21]Kluver，R.，“New Media and the End of Nationalism：China and the USin a War of Words”，Mots Pluriels，18.2001.

[22]Kluver，R.and Jack Linchuan Qiu，“China，the Internet and Democracy，”In I.Banerjee（Ed.），Rhetoric and Reality：The Internet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in Asia，St.Davids，PA：Ea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3，pp.26—60.

[23]Banerjee，I.，“Internet and Democracy in Asia：A Critical Explanatory Journey”，In I.Banerjee（Ed.），Rhetoric and Reality：The Internet Challenge for Democracy in Asia，St.Davids，PA：Ea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3，p.3.

[24]Barber，B.R.，“Which Technology For Which Democracy？Which Democracy for Which Techn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Law and Policy，2000，p.6.

[25]霍华德·威亚达尔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9页。

[26]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变平”的十大动力分别是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微软视窗操作系统的问世；1995年8月9日，互联网时代的到来：Web的出现和网景上市；工作流软件：让你我的应用软件相互对话；上传（up‐loading）驾驭社区的力量；外包：Y2K；离岸经营：和登羚一起赛跑，和狮子一起扑食；在阿肯色州吃寿司；内包；提供信息Google、雅虎和MSN搜索服务；数字的、移动的、个人的、虚拟的类固醇。见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东方出版社，2006年，2004年。

[27]为应对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艾森豪威尔下令成立“尖端项目研究署”，该署开发出名叫“尖端项目研究署网络”，可连接国防部内部计算机网点的粗糙网络，并与几所主要大学研究室及政府实验室相连，实行资源共享。该项目由国防部资助。这是因特网的最早雏形，它为现代的因特网奠定了基础。

[28]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63页。

[29]社区开发软件运动源自这样一种想法：“公司或者特定社区应该让人们可依从网上获取源代码这种能让软件运作的基本程序指令，这样有能力做贡献的人就可以改进这些软件，数以百万的人也可以通过下载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把这些社区想象为自由创作的工程师共同合作开发软件的聊天室，每个人都为改善源代码作出贡献”，参见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74页。

[30]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92页。

[31]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东方出版社，2006年，第98—99页。

[32]Alejandra Moreno Toscano，Turbulencia politica：causas y razones del 9，Mexico City：Moreno，1996，p.82，cited in Manuel Castells，The Power of Identity，p.73.

[33]Manuel Catells，The Power of Identity，p.80.

[34]David Ronfeldt，John Arquilla，Graham Fuller and Melissa Fuller，The Zapatista“Social Netwar”in Mexico，Santa Monica，CA：Rand，1998，p.1.

[35]Peter Ferdinand（ed），The Internet，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2000，p.15.

[36]Peter Ferdinand（ed），The Internet，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2000，p.15.

[37]David T.Hill and Krishna Sen，“The Internet in Indonesia’s New Democracy”，from The Internet，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edited by Peter Ferdinand，London：Frank Cass Publishers，2000，pp.119—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