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奖对美国媒体和记者的影响

四、评奖对美国媒体和记者的影响

同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西方国家每年都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新闻奖项的评比。在诸多奖项中，又以美国的普利策新闻奖影响最大。下面以该奖为例，来看西方新闻奖活动对其媒体和记者的影响。

1902年8月末，普利策口授了一份备忘录，决定捐资设立新闻学院。在这份备忘录中，他说：“我强烈希望该学院从我提供的大笔款项中拿出一笔，用来向各类多才多艺、事业有成和出类拔萃的新闻记者和著作家支付每年颁发的奖金。”他并且预测：“对于我非常钟情的设奖计划来说，我有这样的信心：它在将来最有可能给大学带来益处和声誉，可能要大于新闻学院本身。”^[18]普利策的观点最终说服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董们，双方于1903年4月10日即普利策56岁生日这天签订协议，规定由普利策出资200万美元，帮助哥伦比亚大学建立新闻学院，另外列出50万美元“用于奖金或奖学金，以鼓励公益服务、公共道德、美国文学和教育的发展”。这就是普利策新闻奖的最初来源。

普利策于1911年10月29日去世，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于1912年9月30日成立，普利策奖从1917年首次颁发，奖励前一年的成果。

普利策奖是典型的学院奖。根据1903年的协议和普利策1904年的遗嘱，普利策奖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校董们颁发，并设立一个名叫咨询委员会的班底，由该委员会向校董推荐获奖人名单，而这个委员会具有高度的权威性。普利策还授予该委员会调换作品奖项、更换和撤销获奖人的权力。

普利策奖最初为9项，其中新闻奖4项：（1）当年任何一家美国报纸所作出的最无私和最有功绩的公益服务，一枚价值500美元的金质奖章；（2）上一年美国报界对公众的最佳服务史，1000美元；（3）当年撰写的最佳社论，其测评标准是：条理清晰、道德高尚、推理无误和在正确的方向上对舆论具有影响力，500美元；（4）当年某个记者工作的最佳范例，其测评标准是：高度准确、文笔洗练、对公共福祉有所推进、获得公众的关注和尊敬。在1917年首次颁奖时，将（1）（3）（4）分别简化为“为公众利益服务有功奖”（Meritoriou.Public Service，通常称为“为公众利益服务奖”）、“社论奖”（Editorials）和“报道奖”（Reporting），第（2）项奖被简称为“报史奖”（Newspaper History Award），这一奖项只在1918年颁发过一次。

新闻奖的授奖对象是“每日、星期日出版或者每周至少出版一次的美国报纸”，还包括1898年至1946年独立前的菲律宾和波多黎各这样的美国自治领地。由于通讯社在传统上是报界的合作组织，其新闻稿又通常通过报纸发表，因此有资格参评和获奖。但是，像《时代》周刊这样的新闻杂志则无缘获得普利策奖。

普利策奖的评选程序如下：

参与竞争者将其作品提交单项评奖委员会；

评委会将提名名单交给普利策奖委员会的秘密的小组委员会审议；

小组委员会向全体委员会提出获奖名单；

全体委员会向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推荐”^[19]最终获奖者；

校长公布获奖名单。

普利策新闻奖的奖金是微不足道的，到1988年才增加到每项3000美元。但对于获奖者来说，它意味着其个人事业的飞黄腾达。

到20世纪90年代，普利策新闻奖发展到14个奖项，它们是：为公众利益服务奖（Public Service）、现场新闻报道奖（Spot New.Reporting）、调查性报道奖（Investigative Reporting）、解释性报道奖（Explanatory Journalism）、独家报道奖（Beat Reporting）、全国报道奖（National Reporting）、国际报道奖（International Reporting）、特稿写作奖（Featur.writing）、评论奖（Commentary）、文艺批评奖（Criticism）、社论写作奖（Editorial）、评论性漫画奖（Editorial Cartooning）、现场新闻摄影奖（Spot New.Photography）、特写摄影奖（Feature Photography）。

今天，普利策新闻奖不仅是美国近300个新闻奖中最知名的一个，而且为全世界所关注。德国鲁尔大学新闻与传播系教授海因茨·狄特里希·菲舍尔说：“普利策获奖作品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单篇报道作品显示了文体的高度纯熟，而主题和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解释则具有恒久的意义。历史学家、新闻工作者、政治家、社会学家、语言学家和作家将能够品尝玩味这种经常是令人激奋的和信息量丰富的读物之价值所在。”^[20]在这样一种舆论氛围下，普利策新闻奖式的评奖活动无疑对西方媒体和记者具有巨大的诱惑作用。

从本质上讲，每一种评奖都是一种指挥棒。普利策新闻奖的评奖标准，自然离不开美国新闻的价值取向。从总体上来说，维护美国的内外政治路线，宣扬美国人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永远是美国记者和作为记者裁判的评选人共同的取舍新闻的标准。不过，通过对一些获奖作品的深层剖析可以发现，西方记者们不是单单靠简单的说教与演绎，而是运用客观报道的手法，巧妙地、隐匿地表达着这种价值取向；他们不是一味地吹捧与“帮忙”，而是更多地通过严肃的甚至是尖锐的揭露与抨击，以达到消祛毒瘤和弥补缺陷的目的。在普利策奖的评选人看来，揭露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关注社会弊病的滋生与防治，深挖公众瞩目的、与百姓生存紧密相关的热点问题，是他们首先要关注的问题。这样，就诱使西方记者对于“揭黑”具有浓厚的兴趣，而总是把政府官员、公司老总和各类公众人物当做监督对象，随时准备挖出其中的贪官污吏、营私舞弊、警匪勾结等负面新闻。

因此，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直接控制媒体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