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

第一节　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影响

西方自由主义学者视经济增长或发展为民主制度生成和发育成熟的必要条件或决定性因素。早在20世纪50年代，李普塞特就试图解释经济发展对一个国家建立和维持民主的可能性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在他的分析中，经济发展对民主产生的积极影响是通过两个致变因素实现的：第一，经济增长倾向于促进教育水平的提高，这反过来促进有利于民主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态度（亦即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对反对意见的容忍）。第二，经济发展改变了下层阶级和穷人占多数的金字塔形等级结构，使之转变到中等阶级和相当富裕人口占多数的菱形结构。这一社会结构转型减少了社会中易受反民主政党和意识形态影响的人数，增加了支持温和或亲民主的政党的人数，从而缓和了“阶级斗争”的激烈性^[2]。按照这种观点，一个上升的中产阶级是产生和维持民主制度的关键，这个阶级的规模和重要性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扩展和增加^[3]。中产阶级一般代表了社会中对异议持容忍态度和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当公民衣食无虞且受到教育后，他们要求在政治进程中享有更多的发言权，要求增加大众参与和防止政治暴力与压制。^[4]因此，中产阶级可能要求实行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改革不仅要将本阶级利益考虑进去，而且还要考虑那些下层阶级所关注的问题。结果，只要中产阶级规模持续扩大，则他们对政府尊重公民权利的要求会持续增加和加强。总之，“在李普塞特的分析中，中产阶级作为主要的亲民主力量出现，这个阶级的队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壮大”。^[5]

罗伯特·达尔也认为“从长期来看，市场资本主义导致了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又有利于民主”。因为“市场资本主义不仅造成了高度的经济增长和财富，还创造了一个同情民主观念和制度的、庞大而有影响力的中产阶级，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6]在达尔看来，经济增长对民主的支持是通过下列因素实现的：

第一，通过消除极度的贫困和改善生活水准，经济增长有助于减少社会和政治冲突。当经济冲突出现的时候，经济增长可为互惠的解决方案提供资源，以使各方都有所收获。经济增长同时提供给个人、团体和政府更多的剩余资源以支持教育，这样可以培养一个有教养的、有知识的市民阶层。

第二，市场资本主义有利于民主还因为它所造成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它创造了一个庞大的追求教育、自治权、个人自由、财产权、法治和参与政府事务的中产阶级。

最后，或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把许多经济决策分散给相对独立的个人和企业，一个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不必需要一个强大的，甚至是专制的中央政府。^[7]

亨廷顿的研究也证实了经济发展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扩大。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经济成长的产物。^[8]快速的经济成长迅速地为民主产生了经济基础。^[9]与石油输出国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伴随着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业化进程，已具有广泛基础的经济发展会有助于民主化。因为“工业化的经济发展会导致新的、更加多样的、复杂的和互赖的经济，这种经济对威权政权来说越来越难以驾驭。经济发展造就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这些来源独立于国家之外，而且会有新的功能性要求去分散决策权。更加直接的是，经济发展似乎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鼓励民主化的价值观。这是因为：第一，一个社会内部经济富裕的程度决定了“其公民的价值观和态度”，而且培育了人际间相互信任、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这些情感又反过来与民主制度的存在有着高度的相关性。第二，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的教育程度。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开始形成相互信任的性格、追求和注重个人能力的性格，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相伴随的。第三，经济发展使得在社会集团之间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分配，因此，也促进了融合和妥协。第四，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既要求也促进了该社会向对外贸易、国外投

资、技术、旅游和通讯的开放^[10]。经济增长对民主化的影响如图4‐1所示：

图4‐1　快速经济增长对民主化的影响

资料来源：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79页。

美国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和《民主》杂志主编之一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也认同李普塞特、亨廷顿的观点。他在“普世的民主？”一文中分析了民主的驱动因素，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民众教育水平的提高，进而形成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复杂的中产阶级和一个多元的、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所有这些变化最终导致一种更富于质疑、更善于表达自己的、亲民主的政治文化”。^[11]

与李普塞特等学者的“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壮大—民主产生”的分析路径不同的是，卢茨米耶强调了城市工人阶级对于建立民主制度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经济发展既促使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也扩大了城市工人阶级的规模。他认为都市工人阶级较中产阶级对民主的兴趣更具有连贯性。由于经济发展使阶级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方向改变，因而在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产生了强有力的正相关关系：“社会经济发展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它总体上增加了下层阶级的组织权力。同时，它削弱了最反对民主的势力——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尤其是那些依靠强制的国家权力控制劳工的阶级”。^[12]中产阶级——城市专业从业人员、国家和私人部门的雇员、商人、工匠和农场主——在阶级权力平衡中的角色是虽是关键的，但也是模糊的。对他们的利益容易作出各种社会解释，他们在阶级结构中的中间位置使他们易受到与主导阶级—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资本所有者和管理者）的联盟的影响。^[13]

其他一些自由主义的学者认为经济增长、工业化造成生产手段的分散和平衡性权力培育的重要性。韦特霍格尔（Wittfogel）认为在农业社会中，暴政源于生产手段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从而导致总体权力的出现。相反，建立在一个更复杂劳动分工（由工业化带来）基础上的多中心社会的出现则使民主成为可能。瑟本（Therborn）写道：“民主和工业的自由创造了一个分裂性的竞争关系……市场取代了中世纪绝对封建主义的等级金字塔。正是在这种民族国家和市场统合—分离的背景下，民主化进程产生了”。^[14]

总之，“在工业发展和经济繁荣存在的地方，民主也存在”。不管是经济发展通过促进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来催生民主，还是经济发展通过壮大城市工人阶级规模来促使民主产生，经济发展显然是多元民主制度得以建立和赖以维持的一个必要条件。^[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