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与拉美关系的新特点

1.全球化背景下美国与拉美关系的新特点

苏振兴（中国拉丁美洲学会会长、研究员）

本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全球化时代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究竟以哪个历史时点作为“全球化时代”开始的标志，人们显然没有一致的看法，本文也不可能就这个问题进行论证。因此，我想首先声明一点：本文对美拉关系的讨论局限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30年。这个论述范围的选择主要是依据美拉关系本身发展的某些阶段性特点以及事态发展的连续性。我不想断定上述这30年是否都属于人们所说的“全球化时代”，但是，如果从美拉关系的全部历史过程来观察，上述这个阶段双方的关系确实具有某些与以往不同的或许可以称之为全球化背景下的新特点。

美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从来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在美国主导下的双边关系。最近30年来，随着拉美地区危机频繁发生（80年代以债务危机为表现形式的结构性发展危机，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多次金融危机和政治危机），特别是随着世界两极冷战格局结束和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以后，美拉双方地位失衡的状况进一步加深，美拉双边关系的非对称性更加突出。

从美国对拉丁美洲政策的角度来观察，尽管30年间美国历届政府之间存在着差异，但美国在拉丁美洲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却是前后一致的。笔者试图用“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来概括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对拉美政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用亨廷顿的话说就是“鼓励拉丁美洲西方化”。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重要智囊人物福山认为，20世纪最后25年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自由民主制度“始终作为唯一一个被不懈追求的政治理想，在全球各地区和各种文化中得到广泛传播。此外，经济学范畴中的自由原则——自由市场——也在普及”，“经济思想领域的自由化革命正在与全球的政治自由化进程相伴而行”^[1]。最近30年间，拉丁美洲是福山所鼓吹的这两种“福音”传播得最为广泛的地区之一，而美国则在其中发挥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美国“人权外交”与拉美民主化

拉美国家在其独立建国一百多年的历史上，政治体制方面民主政权与独裁政权频繁交替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且这种交替现象还曾先后形成几个明显的周期。可以说，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走的是一条迂回、曲折的前进道路。这种现象主要是由这些国家多种内部因素决定的，但外部因素尤其是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影响，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例，当时右翼军事政变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浪潮，席卷了几乎整个拉丁美洲。这股浪潮始于1962年阿根廷和秘鲁的军人政变。到1976年阿根廷军人推翻庇隆政府为止，整个拉丁美洲继续由民选的文人政府治理的国家已经寥寥无几。这个时期拉美的独裁政权有两种类型，一类可称为“传统型”，以巴拉圭的斯特罗斯纳政权、海地的杜瓦利埃政权、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政权为代表，政治上独裁专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无所作为；另一类即所谓“权威主义”型，政治上同样独裁专制，但积极致力于经济发展，其中巴西在军政府时期出现“经济奇迹”，智利在军政府时期启动了大规模的结构改革。

六七十年代拉美这股右翼军事政变浪潮的出现有两个重要背景。一是拉美国家的发展道路出现偏差，日趋严重的社会分化引发了剧烈的社会冲突，并进而导致激烈的政治动荡。二是在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1959年古巴革命取得胜利并进而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重大事态发展被美国视为共产主义在西半球打开了一个缺口。在美国看来，拉美那些具有民主改革倾向的文人政府都是靠不住的，唯有右翼军人的铁腕统治才是防范共产主义在西半球扩张的一道屏障。因此，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那些年代里，美国不仅扮演了拉美国家右翼军事政变的策动者、独裁政权的保护者的角色，而且也不像今天这样起劲地推销美国的“民主制度”和高喊“人权高于主权”，相反，对拉美军政府大量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

从1978年起，拉美地区的政治风向又开始发生变化，出现一股军人独裁政权“还政于民”的政治民主化浪潮。巴拿马的托里霍斯将军于这一年将部分权力移交给文人总统，开了这次拉美民主化浪潮的先河。此后，其他拉美国家的军政府陆续通过多种方式交出政权。到1990年3月智利军政府交权为止，这次民主化浪潮中的权力由军人向文人转移的阶段基本结束，拉丁美洲形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片民主的大陆”。

亨廷顿曾引述李普塞的观点说：“有极其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经济发展对民主化有巨大的积极作用。”^[2]这个观点本身并不错，但用它来解释拉丁美洲的上述民主化浪潮似乎缺乏充分的说服力。在拉美发展史上，1950—1980年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高潮期，地区经济保持了前所未有的长达30年的持续增长。尽管当时广大社会阶层有着强烈的民主诉求，但政治民主化却没有什么进展。当这个发展阶段已接近尾声，一场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行将爆发之际，却出现一次民主化浪潮。对这种现象究竟该如何解释呢？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战后几十年间拉美民众的民主诉求遭到长期压制，特别是各国独裁政权残酷的镇压政策，拉美国家普遍出现严重的社会分裂和社会反抗，其中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反对索摩查独裁政权的武装斗争正在节节胜利。葡萄牙（1974年）、西班牙（1975年）独裁政权的倾覆和代议制民主的重现，对拉美地区反独裁、争民主的斗争也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可以说，尽管到70年代中期，曾以自发的武装反抗一度震撼整个拉美地区的数十支城、乡游击队都遭到残酷镇压，日渐式微，但拉美地区如果不采取重大的变革举措，那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依旧无法化解。

1977年上台执政的美国卡特政府强调“人权外交”。显然，美国外交政策的这种变化是适应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的，是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服务的，正如有的评论指出，美国“把人权用来发动一场新的冷战”。对于拉丁美洲，卡特把他的人权外交的目的说得非常明确：“我决心既支持较为独裁专制的盟国和朋友，又有力地在这些国家促进人权，我们引导它们改变镇压政策，就会扩大自由与民主，并将帮助它们消除爆发革命的原因，因为革命常常是从那些受迫害的人们中爆发出来的。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实现我们的目的，从而无需以一个同样具有压迫性质的左翼政权去替换一个极权的右翼政权。”^[3]也就是说，美国要在拉丁美洲采取主动，用“维护人权”和恢复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的手段来化解这场政治危机，防止这场危机演变成革命。可见，美国是从美苏争霸和“防止共产主义颠覆”的战略目标来对拉美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性加以定位的。80年代初里根入主白宫之后，尼加拉瓜革命已经取得胜利，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的反帝、反独裁斗争进一步高涨，中美洲危机全面爆发。卡特所担心的危机演变成革命、极权的右翼政权被左翼政权“替换”的局面，在中美洲这个局部地区已经成为现实。因此，里根政府一方面继续保持对其他拉美国家独裁政权的强大压力，敦促它们“还政于民”；另一方面，美国政府把中美洲变成美苏争夺的战场，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低烈度战争”，并支持拉美国家发起的“中美洲和平进程”，造成强大的国际压力。美国通过这种两手政策最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第一，苏联被迫从中美洲地区退出；第二，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恢复民主，游击队放下武器，参与政治生活；第三，在1990年尼加拉瓜大选中，美国全力支持以查莫罗夫人为首的竞选联盟，使桑地诺阵线在选票箱中丢失政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拉美地区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一直延续至今，标志着拉美国家政治体制在全球化背景下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固然应当首先从拉美各国内部去分析引起这种政治变化的原因，但是，如果忽略了“美国因素”对这个进程的影响，就很难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二、从智利“试验”到“华盛顿共识”

最近30年间，拉美国家经济领域的突出变化就是由原来的国家主导型经济体制转向了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促成这种体制转轨的是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这场改革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智利的“新自由主义试验”开始，既经历了一个改革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也经历了新自由主义及其经济改革范式在拉美地区逐步推广的过程。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问世，标志着政策体系已基本定型，主要包括贸易开放、金融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税制改革、劳工市场灵活化、社会保障体系局部私有化等。大体也是在1990年前后，这场改革由前期在拉美少数国家进行开始转入在整个拉美地区全面实施的阶段。

由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智利1993年“9·11”军事政变，推翻了由智利社会党、共产党等组成的“人民团结”政府，杀害了阿连德总统。美国情报机构参与和资助这场血腥军事政变的事实是有案可查的。1970年开始执政的“人民团结”政府在其基本纲领中提出了反帝、反垄断、反寡头的任务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目标，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土地改革、外资企业国有化和征收国内私人企业等措施，迅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社会所有制领域”。智利这场激进的改革运动是二战后拉美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继古巴革命之后出现的一个新的高潮，既引起国内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更为美国所不容。因此，在“9·11”政变后，智利军政府不仅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独裁，残酷镇压左翼力量，而且在经济上大力展开对“人民团结”政府经济政策的批判，指责“人民团结”政府“全面破坏了经济”，“企图把智利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极权国家”，为军政府经济政策的右转制造舆论。这个背景决定了智利必然要转向新自由主义。从国际背景来看，1974—1975年的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滞胀”局面的出现，导致了凯恩斯主义的失灵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复兴。至于智利军政府在改革初期主要选择了现代货币主义，则与国内有一批弗里德曼的门生——“芝加哥弟子”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智利的事态发展来看，通过军人推翻阿连德政府来彻底改变智利的发展方向这样一个重大决策，美国是直接参与了的。在智利选择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美国政府所起的作用或许并不明显，但是，美国主流学术界和思想界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弗里德曼曾亲临智利指导经济改革，并为他的学生们“感到自豪”。《华尔街日报》更是赞扬智利那些“能同时降低通货膨胀、关税和失业的经济学家将在华盛顿受到欢迎”^[4]。

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的出台，新自由主义成了美英两国的主流经济思想，美国政府也开始在国际上扮演积极推销新自由主义的角色。在拉美地区，1982年债务危机的爆发使众多的拉美国家陷入一场空前严重的结构性发展危机的深渊，进行重大的结构改革已经刻不容缓；战后几十年间作为该地区主流经济思想的拉美结构主义则因这场危机的形成和爆发而逐渐失去影响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媒体以及拉美当地的自由派报刊掀起了鼓吹新自由主义的强大舆论宣传，强烈抨击拉美的“经济民族主义”，诱导拉美国家走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改革之路。西方债权国和债权银行组成了债权人俱乐部，相互协调立场和对策，拒绝拉美国家提出的“以发展促还债”的主张，停止提供新贷款，要求这些国家实行“衰退性调整”，以保证按期偿还债务利息。其结果是，拉美地区经济连年衰退。

1985年9月，以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的姓氏命名的“贝克计划”作为西方第二个债务战略正式出台。“贝克计划”与西方第一个债务战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接受债务国“以发展促还债”的建议，同意由国际商业银行和多边金融机构向发展中的重债务国（大多数是拉美国家）提供新的贷款支持，以推动其经济的适度增长，从而避免债务国完全丧失偿还债务的能力。但是，债务国要获得新的贷款支持，必须按西方国家的要求进行经济改革。因此，“贝克计划”明确提出，债务国必须进行“综合、全面的宏观经济与结构改革”，以实现“削减政府开支，紧缩财政，开放经济，放宽外资进入条件，鼓励竞争，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进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发挥私人企业积极性，实行资本流动自由化”等等。可见，这些要求或条件不仅充分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而且是通过“贝克计划”这样一个官方文件正式提出来的。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拉美国家在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改革方案上已经没有多少自主选择的余地。80年代中期，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等国成为拉美第二批启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拉美国家之所以不很多，可能跟“贝克计划”的实施并不顺利有直接关系。这主要表现在“贝克计划”所要求的国际商业银行和多边金融机构的贷款迟迟没有到位，使得许多拉美国家继续在经济衰退与还债压力之间苦苦挣扎。不过，就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地区的传播而言，“贝克计划”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是从80年代中期起，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各项基本政策全面出台，为后来“华盛顿共识”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就美国与拉美关系的发展变化而言，1989年是一个更值得关注的年份。这一年东欧发生剧变，标志着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在这个背景下，美国加快了使“拉丁美洲西方化”的步伐。当年3月，西方的第四个债务战略——“布雷迪计划”出台，使拉美国家获得重新安排债务的机会，债务危机开始走向缓解。当年11月，设在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关于拉丁美洲经济改革的研讨会，有多个拉美国家的经济部长以及国际金融机构和美国政府的代表参加。约翰·威廉姆森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华盛顿就经济政策改革想要发表的意见》（Lo que Washington Quiere Decir por Reforma de la Política Económica）的文件，归纳了指导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得到美国政府、联邦储备委员会、IMF和世界银行的支持。这就是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宣言”的“华盛顿共识”。

可以说，“华盛顿共识”的问世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拉美地区全面铺开的标志。

新自由主义改革于1990年前后在拉美进入高潮期，还与拉美一批当权的资产阶级政党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背景下开始进行意识形态调整直接相关。战后活跃在拉美政治舞台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就其意识形态而论，大多数属于所谓“第三世界民族主义”。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来临，这类政党都面临一个意识形态调整问题。对这些政党来说，由广泛的国家干预到经济市场化，由创建大批国营企业到私有化，由高保护到贸易自由化，由限制外资到欢迎外资，由扶持工会到压制工会，由对美国保持某种独立性或离心倾向到主动靠近美国，都意味着内外政策180度的大转向。它们如果还固守原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就适应不了这种变化。拉美政党的这种意识形态调整步伐在80年代后半期明显加快，其中有几个很突出的例子。墨西哥的萨利纳斯总统于1988年上台后，抛弃了他所代表的革命制度党坚持了近60年的“革命的民族主义”，开始推行“社会自由主义”。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上台的阿根廷梅内姆总统和秘鲁藤森总统，都是通过一个民族主义的竞选纲领获得大选胜利的，而上台之后就立即推行新自由主义。正如约翰·威廉姆森所说，他在1989年提出“华盛顿共识”时，注意到了“拉丁美洲正在发生的政治态度的变化”^[5]。

三、从“华盛顿共识”到“美洲倡议”

199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乔治·布什曾发表轰动一时的“美洲倡议”。十多年过去了，现在人们提及“美洲倡议”时，似乎只剩下一个内容：提倡“自由贸易”，而对于美国提出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即“美洲计划”（Proyecto de las Américas）的全部内涵和所追求的战略目标不太关注。

把拉丁美洲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等方面都纳入美国的轨道，是美国长期追求的战略目标。在冷战年代，美国只能追求拉美地区的基本稳定，既不可能在这个地区投入更多的力量，也不可能追求更高的目标，因为当时美拉双方在政治上往往缺乏互信；在经济贸易领域，当时拉美地区不仅市场潜力有限，而且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也与美国格格不入。国外一些学者认为，西半球一体化方案于80年代初开始在白宫酝酿，到90年代才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1982年5月，里根政府提出“加勒比盆地倡议”（Iniciativa para la Cuenca del Caribe），向加勒比国家提供贸易优惠待遇，但明确规定享受美国贸易优惠的国家应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必须是“民主国家”；（2）必须实行市场化改革和自由贸易；（3）必须对美国投资提供广泛保护。“时至今日，这个优惠贸易制度仍被当作发展中国家求得发展并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模式加以推行”^[6]。90年代初，由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强烈冲击，也由于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压力的加剧，拉美国家的领导层对美国的态度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认为美国是加速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增长极”（un polo del crecimiento），因而把加快与美国的经济一体化作为重要的战略目标。毫无疑问，在美国看来，随着两极冷战格局行将结束，通过自由贸易把整个美洲大陆整合起来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1988年，美国率先与加拿大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1990年6月，美国与墨西哥宣布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仅两星期之后，即1990年6月27日，老布什总统就发表了“美洲倡议”。

“美洲倡议”是美国政府在东欧已经发生剧变、苏联即将解体的时刻发表的一个外交战略文件，不仅正式提出建立覆盖整个西半球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而且明确表述了美国在拉美地区所追求的战略目标。老布什明确表示，美国这个“倡议”是在“自由事业”在东欧和美洲都取得“巨大进展”的“关键时刻”提出的，其目的是要使西半球成为“一个完全自由民主的半球”。所谓“自由事业”在美洲的“巨大进展”，就是指拉美地区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进展。不过，在美国看来，这种进展还远远不够。第一，西半球还存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因此，布什政府不仅将古巴排除在美洲自由贸易区之外，而且说“古巴也加入世界民主国家行列的日子不远了”，毫不隐晦要改变古巴社会制度的用心。第二，拉美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还必须通过彻底的经济自由化来提供保障。因此，布什认为，拉美国家“正在抛弃阻碍经济发展的国家主义经济政策，现在正在指望自由市场的力量来帮助本半球实现其尚未利用的前进的潜力”。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1993年的一份“备忘录”对“美洲倡议”的政治目标表述得更为清晰：实施“一项具有罗斯福总统的睦邻政策和肯尼迪总统的争取进步联盟政策那种广度的历史性倡议”的时刻已经到来，目的是要组成一个“以共同的经济体制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民主共同体”^[7]。

这就是说，“美洲倡议”首先是一个政治倡议，是要在美洲建立一个以经济自由为基础的“民主共同体”（una Comunidad de Democracias）。“一方面，要通过市场把各国分割的经济空间整合成一个单一的、巨大的空间；另一方面，要使规模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但具有关于自由、市场和民主的共同价值观念的国家相互共存。”^[8]

至于美国在“倡议”中提出的美拉关系的“三大支柱”，即自由贸易、促进投资和减免债务，都是以拉美国家是否实行经济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作为前提条件的。由此可见，“华盛顿共识”和“美洲倡议”的出台前后相隔仅几个月，两者是互相呼应的。“华盛顿共识”强调推行新自由主义是美国主流学术界、美国政府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共识，意在使拉美国家认识到没有其他选择余地。“美洲倡议”则是美国政府的官方倡议，不仅把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作为与美国开展自由贸易的前提条件，从而给“华盛顿共识”以全力支持，而且力图通过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形式将美国在拉美地区推进西方政治民主、自由市场经济和西方价值观念的成果巩固下来。

四、当前美拉关系中的矛盾

30年来，美国在“鼓励拉丁美洲西方化”方面并非一帆风顺。拉美国家（除古巴外）都是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在意识形态或基本价值观方面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别。在世界两极冷战格局结束后，它们更加强调要认同“西方世界”。最近30年间在拉美出现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进程，它首先是拉美国家在新形势下自身政治、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这个阶段中，美国正是基于拉美地区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大幅度地调整了对该地区的政策，但是，美国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并未改变，依然是实现对拉美地区的有效控制，以维护本国的霸权地位与经济利益，在推行政策的方式上则比以往更加咄咄逼人。因此，全球化背景下的美拉关系也依旧摆脱不了传统上双方关系所固有的矛盾与冲突：双方利益难以协调的矛盾，以大欺小、以强压弱的不平等关系的冲突。

当前美拉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民主”与“市场”的矛盾

说“民主”与“市场”的矛盾是美拉关系中的矛盾，似乎有点牵强，因此，需要做些解释。尽管自70年代末期以来拉美的政治民主化取得了巨大进展，尽管2001年美洲国家组织的34个成员国签署了一份《泛美民主宪章》，但是，毋庸讳言，拉丁美洲的民主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正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一份专题报告中所说：“自民主化浪潮开始25年来，拉美的民主历经挫折。在中美洲的武装斗争停止的同时，南美洲的武装斗争仍在继续；在不少国家发生了未遂政变，军人哗变，民众街头抗议，以及其他形式的危机，并导致了总统辞职或被赶下台。”（1997年以来，拉美国家已有7位民选总统先后在国内危机中被迫辞职或被废黜。）原因何在？“在拉丁美洲，政治民主与权利受到限制和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共存。2003年，贫困人口和赤贫人口分别占总人口的43.9％和19.4％。此外，拉美是世界上不公平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9]拉美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的出现固然与80年代债务危机的冲击有关，但是更主要的是最近20年来极端的市场化改革留下的苦果。而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正是美国在拉美极力推销的经济改革模式。正因为如此，拉美国家民众反对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浪潮持续高涨；一些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党声誉大跌；资产阶级左翼政治力量在大选中接连获胜。尽管美国对于左派在拉美国家掌权的局面并不乐观，但又无可奈何，因为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所推行的政策造成的。

（二）关于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矛盾

从9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老布什、克林顿、小布什三任总统在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上的政策基本上是前后一贯的。就目前情况来看，美洲自由贸易区尽管在其形成的道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它原定于2005年年初完成谈判的计划已经落空，而且，对于它下一步的发展前景人们现在都无法做出较有把握的预测。出现这种困境的原因显然是复杂的，不过，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巴西与美国之间的矛盾。

作为世界“中等强国”之一的巴西，对由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一直不甚热心。相反，最近10多年来，巴西积极致力于次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形成了以巴西为首的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南方共同市场”。可以说，巴西早就意识到，在美洲自由贸易区问题上与美国直接较量的时刻迟早要到来。卢拉和基什内尔分别就任巴西和阿根廷总统后，两位领导人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立场基本一致，从而增强了巴西与美国较量的地位。2003年年初，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率先提出农业补贴和反倾销措施不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范围内谈判，要放到WTO去谈，其目的是要限制巴西农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还提出“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的关税减让期要比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短，并将面临一系列相对不利的过渡措施。此议一出，正好给巴西提供了反击机会。巴西提出，对巴西工业而言，投资、服务、公共部门采购特别是知识产权，都是极为敏感的课题。因此，巴西建议：（1）降低在这4个问题上的谈判目标；（2）达成一个广泛的框架协定，包括原产地规则、区别对待半球合作计划等内容，而把市场准入问题留给双边谈判去解决。美国出于多种考虑，最终接受了巴西的建议。结果导致了2003年11月在迈阿密举行的美洲国家部长会议采纳了所谓“自助餐”模式，或称“美洲自由贸易区瘦身”（ALCA aligerado）方案。这实际上意味着美洲自由贸易区将包含两个层次的协定。第一个层次是全部34个成员国都必须遵守的产品关税减让协定，第二个层次是成员国之间就有争议的问题（如农业、反倾销、投资、公共部门采购等）进行谈判，达成双边或多边协定，从而满足了巴西、阿根廷等国所要求的充分的灵活性。这一重大变化不仅使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未能如期完成，而且也意味着美洲自由贸易区已从1994年的最初计划大大地后退了。未来的前景可能主要取决于美国和巴西双边谈判的进展。

（三）单边主义与平等协商的矛盾

当今的美国在处理全球性事务中推行单边主义，在处理西半球事务时就更改不了那种“一言堂”、“以我为中心”的传统作风。但是，即便在西半球范围内，美国的霸道行为与其他国家要求平等协商之间的矛盾冲突也在不断加剧，特别是在“9·11”事件后，这种冲突已日趋表面化。例如，拉美国家并不认为本地区面临多么严重的恐怖威胁，担心美国借“反对恐怖主义”之名干涉内政，更担心美国借此机会扩大在拉美地区的军事存在。然而，拉美国家的上述担心却正在变为现实。据报道，近几年中，美国军方在拉美地区大大扩展了名为“前沿行动基地”（Locaciones de Operaciones de Avanzada）的军事与后勤基地。“总部设在佛罗里达的南方司令部在波多黎各、墨西哥和中美洲还设有分部。在南方司令部指挥下，（美国）不仅加紧了对拉美国家军队的军事训练，而且正在中、南美洲建立一个广泛的‘前沿行动基地’网。除原有的波多黎各、关塔那摩、巴拿马、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基地外，在哥斯达黎加、伯利兹、开曼群岛和阿鲁巴-库拉索也建有基地，如今又加上厄瓜多尔的曼塔，哥伦比亚的卡格塔、莱蒂西亚和布图马约，秘鲁的伊基托斯，玻利维亚的恰帕雷和圣克鲁斯，阿根廷的萨尔塔、丘布伊和里奥内格罗。”委内瑞拉政府驱逐美国军事教官的行动是拉美国家与美国这种矛盾的一次公开表露。在美国派驻哥伦比亚的人员（800名军人、600名文职顾问）中，倒卖毒品、走私武器、驾车肇事、嫖娼宿妓等丑闻频频曝光，却受到外交豁免权的保护，引起当地群情激奋，使哥伦比亚政府处境尴尬。墨西哥与美国之间关于移民问题的冲突日趋尖锐。美国支持委内瑞拉右翼势力发动推翻查韦斯政府的政变受到拉美舆论的强烈谴责；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遭到不少拉美国家的公开反对；美国推荐的美洲国家组织秘书长人选被拉美国家否决；美国提出的关于建立民主监督机制的建议遭到拉美国家拒绝，如此等等。国际舆论指出，拉美国家正在形成一种“非美国化”的倾向。

结　束　语

回顾拉美国家最近30年的发展历程，或许能给人们提供某种历史的启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促成了拉美地区代议制民主的恢复，既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使这个地区在80年代避免了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并发的局面。然而，同期启动的、由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改革，不仅未能有效地恢复经济增长，反而使社会问题持续恶化，从而使政治民主再度陷入深刻的危机。当前，拉美国家尽管对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抱有不同程度的期待，但是很显然，谁都不会把国家的出路全部寄托在西半球的经济一体化上。因此，拉美各国正在重新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并且已经提出了多种新的改革方案。事实再次说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单靠某种外来的药方是无济于事的。

【注释】

[1]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代序”第4页。

[2]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文版，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序”第3—4页。

[3]《华尔街日报》社论，1980年1月18日。

[4]John Williamson，“Revision del consenso de Washington”，Louis Emmerij y Jose Nu1ez del Arco（comliladores）：El desarrollo economico y social en los umbrales del sigloⅩⅪ，p.51.BID，Washington，D.C.1998，p.51.Proyecto de las Americas，p.51.

[5]Christian Deblock y Sylvain F.Turcotte，“Estados Unidos，Brasil y las negociaciones hemisfericas：el ALCA en modalidad biladeral”，Foro Internacional，Enero-Marzo，2005，p.9.

[6]R.E.Feinberg，“Summitry in the Americas.A Progress Report”，Washington，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7.

[7]Christian Deblock y Sylvain F.Turcotte，“Estados Unidos，Brasil y las negociaciones hemisfericas：el/ALCA en modalidad biladeral”，Foro Internacional，Enero-Marzo，2005.p.13.

[8]UNDP，“Ideas y aportes：la democracia en América Latina：Hacia una democracia de ciudadanos y de ciudadanas”，Nueva York，abril de 2004.

[9]Anibal Quijano，“El laberinto de América Latina：Hay otra salida？”Tareas，Número 116，p.51.Abeil de 2004，p.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