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1997）提出“大中国”为工作压力提供了重要的环境背景。它提供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似性以及反应工作压力过程的不同点。基于西方理论和工作压力的原因，融合中国社会的显著的社会文化特征，提出了中国的工作压力模型（Lu，et.al.，1997）。这个多层次模型采纳了工作压力交互作用的多层次模型（Sutherland&Cooper，1990），以及作为个体的、主观的和动力过程的工作压力概念。如图1.3所示，模型包括潜在的压力源、个体差异因素（中介变量／缓冲变量）、压力的结果（紧张），这些要素是工作压力过程的主要成分。
这个模型的贡献在于：①工作压力被认为是个体现象，因此知觉到的压力是一个必要的连接压力源与压力结果的中介变量。②抵抗能力的很大的个体差异反应在内部资源和外部资源上，对于塑造一个潜在的工作压力过程模式有很大贡献。这个过程模式可以改变压力对个体的影响，把不同的压力转换到结果中去（直接效果）；缓冲这些压力结果（间接效果）。③此模型基于以个体为中心的心理学观点，没有排除重要的社会文化对工作压力过程的影响。这些文化影响是通过一种特殊的现象反应出来的——工作压力过程。总之，这个模型试图揭示在中国背景下，工作压力的过程模型。
工作压力研究这一领域中，大多研究者虽然背景更为复杂，但都承认应对是个体与环境独特组合产物的交互作用论观点（Petersan，1989）。虽然用回避、否认来处理不良情绪历来被认为是不适当的，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对此有异议。Slus和Fletcher（1989）元分析结果显示，短期内涉及回避的策略与涉及积极应付的策略同样有效，而长期看来，积极应对更为优越（Rodin&Salovery，1989）。很多研究得到，在应激可以由行动直接处理或是长期问题时，问题指向应对更有效，而在低控制情境中，情绪指向应对最有效（Folkman&Lazarus，1985）。这个结论在癌症病人的应对与死亡率研究中有惊人的验证 。企业家创业过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创业环境 ，要承受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面对这些问题时，采用何种应对策略缓解职业倦怠 ，基于问题的应对方式和基于情绪的应对方式的细腻维度划分有助于更深入地挖掘倦怠的应对机制。这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本书对于解决创业压力源与倦怠之间关系的过程机制仍旧应用交互作用模型的压力评价理论 ，去发现企业家应对过程机制中仍旧未能解开的密码 。
图1.2 “大中国”背景下工作压力模型（Lu，et.al.，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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