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民主化

技术民主化——芬伯格社会变革路径评析

王华英⁽¹⁾

摘　要:技术民主化是芬伯格提出的迈向社会主义的路径，公众参与技术设计是其具体表现，主体是公众，思想准备是下层民众的责任文化与技术精英的同情心结合，理论依托是微技术政治学，实施的内在机制是技术协同。这给现代性指出了一条可以期待的变革方式，但因其忽视了资本的全面充斥性，社会变革的系统性及操作性较差而有所不足。

关键词:技术民主化　芬伯格　评析

芬伯格是一位既有深刻理论洞察力又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批判理论家，他力图结合最新技术研究重振久已衰落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技术设计形式偏见批判基础上，他指出了一种与技术理性支配的专制社会具有质性差异的社会发展目标——社会主义，这不是政治替代形式，而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社会主义将是一种新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组织原则将在这种新文化中产生一种和谐的、充分综合的新型社会体系，这种新型的社会体系也将具有自己的技术体系。”⁽²⁾

受民主化进程加快，民主化浪潮高涨，公众民主意识增强及民主理论发展的社会大环境影响，在环保技术、计算机技术民主发展的技术氛围下，芬伯格指出，文明转化的逻辑是技术民主化，“在任何社会关系是以现代技术为中介的情况下，都有可能引入更民主的控制和重新设计技术，使技术容纳更多的技能和主动性”。⁽³⁾进而，“在公众参与技术决策、工人的控制和劳动力重新获得资格的基础上，一种替代的形式也许会创造出来。”⁽⁴⁾技术民主化“意味着赋予那些缺乏财政、文化或政治资本的人们接近设计过程的权力。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因为非技术人员已经卷入其中，他们的参与将是有害的，民主化仅仅增加了他们的数量和种类而已。事实上，与有时所想的那样不同，技术的民主化并不阻碍进步，它也许还能有助于避免那些目前困扰着临床研究和核能的问题。……假如精英控制对我们社会如此之多的方面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那么，更加民主化的设计的长远意义将是极其重大的。”⁽⁵⁾技术民主化使技术沿着利于边缘群体的方向发展。技术民主化的主体、思想准备，理论基础及实施机制是什么？如何评价技术民主化思想？

一、技术民主化的主体及思想准备

要实现技术民主化，必须确定主体及思想准备。芬伯格认为，技术民主化的主体是公众，公众参与技术设计是技术民主化的表现，思想准备是下层民众的责任与技术精英同情的结合。

1.技术民主化的主体——公众。

技术专制设计的主体是技术精英及统治阶级，要实现技术民主化，必须有一个主体转换，即设计主体转变为公众。只有公众参与技术设计，技术民主化才真正实现。

公众，芬伯格认为，是技术设计中专家之外的机动边缘人士。工具化理论为技术设计主体及价值观念的多元共存提供了可能性。工具化理论表明，在次级工具化技术中，无论技术专家还是边缘群体及其他利益相关者都可能成为技术设计主体，多元价值观念都能表现在技术设计方面。技术设计是多种参与者协调的结果，而非个人或单个实验室决定的，对技术感兴趣的所有社会行动者，如技术专家、企业主、消费者、政府官员等都是合格参与者。工具化理论扩大了技术设计主体的范围，从最初的只有专家参与，到吸纳利益相关者介入设计过程直至允许普通公众参与，为公众作为合理力量参与技术设计留下了缝隙。只要保持和扩大机动的边缘，增加参与技术设计的公众数量和类型，就能影响未来的设计和技术体系及产品配置，改变劳动分工和技术中业已形成的代码，创造新的替代形式。

公众参与技术设计除了民间发明家的直接设计参与，主要是价值、思想、意义的参与。“历史性的技术研究显示，公众意义对于技术发展方向具有深刻的影响，外行人的意见、态度对技术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技术发展是异常灵活的。在技术设计过程中，普通人是技术过程的参与者。他们可以通过扩大其在加入到技术网络中时已经享受的机动边缘来转化技术……技术则可以有大众的参与。要建立一种新的质性不同的现代性需要把更多的行动者包容在技术决策的过程之中。而行动者，我们的意思是指那些参与到技术网络之中的所有人，如工人、用户、技术进步副作用的受害者或受益者等。这些行动者中的每一个都有一种独特的发展观。”⁽⁶⁾多样的技术设计主体“通过提供或控制资源，通过确定他们所需要的设备的目的，通过把它们纳入适合他们自己利益的现有的技术秩序，通过把新的方向强加给现有的技术手段，他们对技术设计施加着各自的影响。技术设计是这些行动者的社会表达方式。”⁽⁷⁾由此，技术设计引入了生活世界和边缘群体，进而实现了技术质变。技术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内部张力是技术发展的空间。

2.技术民主化的思想准备——下层民众的责任文化与技术精英的同情结合。

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民主运动思想意识的研究上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卢卡奇认为，当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是历史重建的主体时，就能改变社会。由此，古希腊人在客观事物中发现的本质潜能回到了无产阶级意识中。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纯科学而且在无产阶级中发现了解放的知识，并指出，经济斗争能创造自我发展的机会；当工人由于追求自身利益而转变成利用资本主义并对其进行科学批判的独立个体时，革命便发生了，这里的自身利益不仅包括狭隘经济利益，还包括促进精神独立和社会团结。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再与批判联系在一起，反而与因循守旧结合，革命变成了海德格尔式的民族主义源泉。无产阶级失去了组织的凝聚性，不再是独立的、革命的阶级，也失去了承担变革社会秩序之历史使命的社会责任和能力，社会批判维度消失了。如果重新革命，必须寻找新的革命动机和主体。仅仅确立作为现代理性由以产生的主体与客体最深层的统一即真实性和潜能概念对于变革是不够的。唯一的办法是把工人经济利益的概念扩大到经济意义范围外，马尔库塞将经济利益变成了审美想象。

芬伯格认为，阶级斗争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实现社会变革必须委重任于技术。也就是，体系底层的人或边缘群体重新分配权力的要求及责任文化必须与部分技术精英的同情和响应汇合，这是他从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和五月事件得到的经验。五月事件中，同情工人的成员提出了非常详细的计划以改革管理和政府机构使其利于工人阶层，就实际情况看，官僚机构、同行业、公司行政部门中同情工人的人士与工人的友好结盟是发达社会革命运动的支撑力量。中产阶级也是革命成分之一，这是由其角色、身份决定的。中产阶层是被雇用从事建立在特殊技术代码基础上的工作者，他们的社会身份需要通过选拔、竞争获得，并由其在组织中的位置而不是在经济过程中的经济功能定义，支持其身份的各种组织都具有工具性特点，因此中产阶级的身份具有不稳定性，会随着法律或经济标准决定的合法性的变化而变化。革命期间，当工人阶级从下层反抗自上而下的控制时，中产阶层会失去对技术专家治国的信心，为资本霸权服务的意识也会变化，转而成为反对资本霸权的革命力量。此时，官僚机构的合法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受到挑战。运动结束后，中产阶级通过重新组合，成为了人民利益的代言人。

可见，芬伯格在社会革命上效仿了黑格尔而远离了马克思。他用黑格尔色彩极浓的神秘逻辑推演的思路解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将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神秘的逻辑力量注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认为无产阶级是历史主客体的统一，无产阶级意识到自己的阶级使命和责任意识的过程就是客观历史、社会现实为无产阶级实现其阶级使命提供客观条件的过程，就像黑格尔将历史作为绝对精神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过程。在芬伯格这里，马克思的历史成了无产阶级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过程，至于这种客观条件是如何创造的，芬伯格或者漠不关心，或将这一过程神秘化、主观化。他没有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矛盾分析历史发展，无产阶级而不是社会的矛盾性成了芬伯格历史分析的开端和起点。由于芬伯格放弃了对包括产生无产阶级的客观历史条件的真实历史过程的矛盾性分析，而仅仅指出存在着整体性矛盾却没有具体说明。因而，他所能把握的历史必定只是一种抽象化的思辨历史，所能把握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只是一种“形而上”的思辨关系。

芬伯格的理论最终陷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革命的窠臼。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已全面物化，技术成了物化结构的组成部分，所有人都被置于物化结构中，不可能真正跳出这个怪圈，特别是当人们的心理结构与技术结构合为一体时，人们更不可能打碎物化的整体存在状态，社会变革也就成为不可能了。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卢卡奇到马尔库塞一直未能解决的问题。卢卡奇通过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实现变革，但由于工人阶级的意识和心理的物化，很难出现觉醒意识；进一步，由于生产力的物化，即便无产阶级具有了革命意识，也没有实施的物质基础，这导致了悲观主义的大拒绝或乌托邦式的哲学思辨。芬伯格对此进行了改造，试图从内涵社会意识的技术而不是无产阶级那里寻找变革动机，将无产阶级的变革与技术变革结合起来，促进社会变革。但技术变革最终还是依靠无产阶级的觉醒意识，因此，他仍然没有摆脱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卢卡奇的以意识革命实现社会变革的思想印记。无论他说的工人的责任文化还是中产阶级的同情心都是不稳定的，是人本主义学者惯用的名词，他们的产生依赖文化革命或自身良心的发现，是不现实的。芬伯格也确实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文化逻辑、政治逻辑和技术逻辑共同作用成为“牢笼”的现象，但迫于无力从其他方面打破这一牢笼，芬伯格只能重蹈覆辙，又走上了先辈们的道路。后福特制之后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机械化逐渐取代工人劳动成为占主导的劳动方式，单纯的工人越来越少，更多的是雇佣中产阶级，他们在社会兼具两种身份，既是被雇用者、被控制者、被管理者又是上层阶级控制下层民众、工人的中介或管理者。但他们的管理身份建立在组织基础上而非经济基础上，因而具有分化性、不稳定性，有的倒向了工人阶级，有的倒向了统治阶级，中产阶级仍然不是革命所能依赖的牢靠主体。

二、技术民主化的理论依托——技术微政治学

公众参与技术设计实现了技术民主化，但如何参与？大规模的革命行动还是渐进性参与？芬伯格提出了技术微政治学作为技术民主化的理论基础。他一反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仅将技术看作控制系统而忽视其作为生活世界的角色，反对技术战略的支配立场，以渐进变革的策略具体地审视现代世界和技术，“现代技术既不是救世主，也不是坚不可摧的铁笼，它是一种新的文化结构，充满着问题但可以从内部加以改变。”⁽⁸⁾技术成为变革的支撑点。

技术微政治学是在哲学的微观转向、红五月风暴及局部微观技术变革的背景下出现的。首先，哲学领域出现了反对“宏大叙事”，主张微观研究的转向。其次，声势浩大的红五月风暴以失败告终，作为见证者和参与者，芬伯格陷入了深刻的理论反思，并对传统宏观政治学理论产生了怀疑。他认为，运动的失败很大原因是作为理论指导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宏观理论的无效。因而，要拒绝宏观政治学，转向微观政治学。微观政治学青睐女性主义、环境保护和生态团体、同性恋组织和反种族歧视等局部的和微观层次的多元化政治运动。“我们被不同类型的、在现代社会制造着内部紧张的战略所吸引。目的并不是要摧毁我们被框住的系统，而是通过一种新的技术政治学改变它的发展方向。”⁽⁹⁾再次，环保运动、女性运动等微观技术变革的成功为微观技术政治学提供了经验支撑。

芬伯格从微观具体入手研究了边缘群体在技术发展中的作用。“我们被不同类型的、在现代社会制造着内部紧张的战略所吸引。目的并不是要摧毁我们被框住的系统，而是通过一种新的技术政治学改变它的发展方向。”⁽¹⁰⁾这种新技术政治学就是微技术政治学，一方面它意味着改变原有战略上敌视技术的态度，而在策略上采取措施改变技术；另一方面意味着技术设计主体的多元化及边缘群体的加入，进而通过微观的、局部的运动实现技术政治意义的改变。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权力问题。权力不等同于国家机器，国家机器不是权力最主要和中心部分。“如果我们看待权力的时候，仅把它同法律和宪法，或者是国家和国家机器联系起来，那就一定会把权力的问题贫困化，权力与法律和国家机器非常不一样，也比后者更复杂、更稠密、更具有渗透性。”⁽¹¹⁾权力像毛细血管一样进入人们的肌理，嵌入人们的举动、态度、语言，融入人们的学习和日常生活，构成了存在于宏观政治体系外的新的毛细血管式的微型政权，国家机器的控制者无法控制和掌握这种无所不在的权力。权力的非中心性、多元性和无处不在性导致抵抗力量和抵抗基地的普遍性。它推崇分散性、长久性反抗，反对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短暂反抗。

其次，技术变革采取渐进的、互动的微观技术政治学策略。“在计算机和医学这些领域，现代生活的技术统治观念日益受到我称之为互动的技术政治学的质疑。”⁽¹²⁾新的互动的技术政治学“展现了人类在不同的技术设计和发展战略中的意义。它把我们确定为设备和系统中的道德和政治主体，这些设备和系统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环境并创造了我们的未来。”⁽¹³⁾技术微政治学引起的局部、小规模的运动已对技术发展和社会变革产生了影响。“我们已经学会了小规模干预中的政治学，这种小规模干预改变了生活环境但没有直接反抗国家。这种探索有时被称作‘微政治学’（micropolitics），这是一种建立在局部知识和行动基础之上的情境政治学。它没有为全面的战略提供方法，也没有对社会形成全球性的挑战，不如说，它对大量潜在的集中行动有长期的颠覆性的影响。”⁽¹⁴⁾微观政治学提出了一个与迄今为止社会理论设计的不同的未来，即技术不是一种人们必须选择赞同或反对的特殊价值，而是一种没有止境的使世界发展和多样化的挑战，它为个体、少数人参与技术设计提供了指导，是对原有宏观的、大规模技术暴动如卢德主义的扬弃。

再次，技术设计的多元主体性。芬伯格指出:“我们必须向将把属于人类个性的权威转交给残缺不全的意识形态的独裁技术提出挑战。”⁽¹⁵⁾技术设计主体必须是多元的而非独裁的技术专家，技术设计主体由各个社会阶层构成，具有多样性、异质性。“技术微政治学涉及具体的政治抗议的形式问题，这种抗议旨在通过用户、顾客或受害者的压力来改变特定的技术或技术系统。这样的鼓动缺乏许多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运动的机制，它也许没有集中的协调，只有在想要达到的方向上有一种含糊的共识，但它能够超越被实证主义对进步的信仰的霸权所妨碍的技术政治学早期的形式。”⁽¹⁶⁾边缘群体与技术专家的意见形成的多重文化在某些领域已经内化在技术设计中。技术发展是各种特殊需要的合力结果，“在最终确定一种适合这种社会需要的特殊产品的过程中，那种关系是通过发明者、公务员、商人、消费者和其他社会集体之间的协商来完成的。这个过程被称为‘闭合’（closure），它产生了一个稳固的‘黑箱’，一种能够被当作完成了的整体来看待的人工制品。在一种新技术得以闭合之前，它的社会特征是明显的。”⁽¹⁷⁾公众参与技术设计在实践上已取得了一定成就，局部公众对事关自己的技术已提出异议，环保和计算机领域的民主化便是证明。人们在环保运动中要求技术知情权，当意识到自己是潜在受害者时，便要求变革技术。同样在计算机领域，“Teletel的最终配置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用户的意愿来构造的（Charon，1987:100）。所出现的情形与原先的设想相距甚远。……今天的Teletel并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市场。与预料之中的运用相并行的是，在一个非个人的官僚主义社会中，用户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通讯形式以适应社会游戏和交往的需要。在这样做时，普通人超越了计划者和设计者的意图，并且把后工业的信息资源转变为后现代的社会环境。”⁽¹⁸⁾原本作为促动信息流动的技术，被用户改变为个人通讯媒介和人类交往平台，这不仅改变了计算机的意义，也创生了一个社会模式（计算机不仅是一种装置，而且是一种文化转换器），还创造了新颖的技术发展形式——公众参与技术设计改变技术。

当然，技术是技术关系网图和社会关系网图的统一，不仅包括装置、机器、技巧等，还包括资源、生产者、使用者及社会文化、价值等社会因素，技术设计不仅涉及对自然的把握、认识和利用，还涉及人、政治、文化等社会因素的调和。因此，技术民主化是一项系统社会工程。当代社会大众及社会制度、文化等问题使技术民主化仍存在一定困难。

就大众而言，芬伯格认为，许多民众缺乏变革热情，习惯于、安于等级控制下的生活。并且长期的技术专家崇拜使公众习惯于将自己视为技术设计的观众而非参与者，久而久之出现了淡漠态度，因此，技术民主化需要调动公众热情。从技术方面看，在与公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含量较低的领域，公众有能力在知识和价值两方面参与设计并发挥作用。但当代技术大都建立在高深晦涩的科学基础上、向高精尖方向发展，并且越来越脱离普通人的理解力。这种技术的科学基础“并不是一个大平原，一个大家都站在位于社会一般能力之上的统一高度的平原，毋宁说它是基础已被大大抬升的陡峭山峰。”⁽¹⁹⁾技术复杂性的增加降低了人类对技术知识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但在技术价值方面，公众的参与仍然意义非凡。

三、技术民主化实施的内在机制——协同

技术民主化以微观技术政治学为理论基础，以公众参与为主要标志，其内在运行机制是协同，“就是通过在它的边界上使创新具体化从而把技术系统合并到另一套功能要求中去。因此，通过在同样的结构中调和一些不同类型的功能，第二个层次就被加到第一个层次上，而不是取代它。实验和治疗，信息和通讯，就在一个多功能的系统中得到了统一。在现代社会技术民主的重建中，这种具体化策略的扩展原则上是没有限度的。”⁽²⁰⁾

芬伯格援引马克思的观点指出，“马克思认为，从传统向现代性的过渡不再需要完全根据现代术语来理解为是通过将一个最初有机的社会整体分裂成它的具体的部分而实现的社会的理性化过程。社会的分裂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引起了综合，这是现代性的结果在一种新的、有中介的总体中实现的综合和具体化。”⁽²¹⁾这种新的综合和具体化由次级工具化支持并予以实现，在次级工具化中加入生活世界边缘群体和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念及技术要素适应新的价值、观念（如自然的、社会的、人性的、道德的因素）形成新技术的过程就是具体化。技术要素与社会、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等形成一个开放的大系统，他们的竞争与协同促进了技术—社会系统的演化。具体化既包括在技术知识这一认知类型的进步中，更包含在技术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灵活适应中。⁽²²⁾具体化过程使各因素在具体的技术客体中协同地发生作用，即技术要素不断由抽象向具体化伸展，将多种功能集中到一个结构单位（综合技术），由此，技术要素被重新设计而具有了复合功能。通过具体化过程，技术对象适应并超越了多重环境（技术环境与自然环境）的限制。协同作用是从原有技术体系向新技术体系的过渡机制，具体化是对技术和环境协同作用的发现。

1.协同——技术形式的变迁。

技术不仅仅是逻辑的和历史积累的，而是嵌入越来越大的社会网络竞技场中，通过各要素相互作用产生并发展的开放的复杂系统，因此，通过协同作用能够变革技术、实现技术民主化。本质主义技术研究运用还原法，忽视了技术变化的潜能及技术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和完整性。以协同学研究技术系统既看到了其作为复杂网络的特性及技术的动力学性质及变化特征，更看到了技术系统的关系性及关系的变化，尤其是内部要素之间及技术系统与外界环境关系的变化。协同作用是技术民主化的关节点。

技术协同进化的原因是自组织。自组织是复杂系统的一种能力，“使得系统可以自发地、适应性地发展或改变其内部结构，以更好地应付或处理它们的环境”。⁽²³⁾如哈肯所说“自组织现象不仅是一切生物生成的奥秘，而且实际上也是人造系统的基础”。⁽²⁴⁾作为人造系统的技术系统也具有自组织特性。技术系统是开放的，技术活动不仅指向技术的自然要素，还指向各种非自然要素如文化、价值等，技术的自然要素代码与社会代码的不同排列组合构成技术系统向高级秩序化进化的内部机制即技术结构，这是技术系统与外界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中枢，这种结构“一方面用来接受、编码、转换和贮存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对某种形式的输出而对这样的信息作出反应”。⁽²⁵⁾因此，在没有外部设计者的干预或不存在某种中央化形式的内部控制的情形下，内部结构也能进化。“如果系统的能力满足一些约束条件，则能够通过自组织过程而发展其分布形式的内部结构。这种过程中，结构既不是对于外部的被动的反应，也不是主动的、预先编程的内部因素的结果，而是在环境、系统的现存状态和系统的历史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的结果”。⁽²⁶⁾就技术系统而言，技术结构接受、编码、转换和贮存来自外界的各种信息如自然的、审美的、文化的观念等，这些信息具有媒介作用，技术设计各子系统从中得知如何以合作的方式行动。进而，在技术设计中内化这些因素，通过技术设计和技术物变革作出反应。当外来因素的影响达到一定阈值时，各子系统包括技术要素系统、不同阶层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念系统间的竞争与协同作用越来越强，一旦各子系统间原有关联不能约束子系统的独立运动时，社会－技术系统的原有稳定秩序就可能被打破而进入失稳的临界点，整个技术系统将呈现无序状态。竞争与协同持续增强，当新输入的信息力量作为胜利者支配整个技术设计系统时，技术会自发地、适应性地发展或改变内部结构，更好地应付或处理它们的环境，技术系统于是发生了质变，涌现出新的整体性质，呈现出新质技术体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技术设计系统的自组织就是一个宏观层次上新输入信息与其他各子系统竞争与协同的自创生过程，反映了由大量子系统构成的系统的协同作用和整体性行为，也从演化机制和规律方面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关于物质世界统一性的认识。所以，在社会－技术复杂系统的进化中，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不是决定性的，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协同才是技术发展的中枢。

由于输入信息的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技术设计会出现若干不同临界点和技术发展的可能方向，不同价值观、利益观的相互作用和较量、竞争与协同的合力便成了技术设计最终决定因素。由此，原有技术系统经历了由稳定到失稳再到新质稳定的发展过程，这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结合。技术子系统的竞争与协同是技术系统演化的源泉和动力，协同导致有序，竞争促进发展；技术系统的开放性提供技术发展的外部条件；技术系统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化的内部根据。

2.技术协同作用和意义。

技术系统的协同演化及具体化是唯物辩证的。它不仅承认技术系统的客观性及其出现的必然性、规律性，也认可技术系统演化中的偶然现象即多种演化的可能性，至于那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则是偶然的。最初没有哪一种因素能取得压倒的优势，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往往出现只剩下两种甚至两种以上因素势均力敌、难分上下的局面，在这个关节点上，若加上某种偶然性的作用，就可能使双方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而使某种因素占有压倒优势，逐渐占主导地位。所以，技术设计中哪种成为可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作用的结果。

本质主义把开放的技术系统看成孤立的、甚至封闭的，抹杀了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形式的交换。芬伯格借用具体化理论对社会技术复杂系统的研究是对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还原主义技术思想的致命打击。芬伯格还技术以本原面貌，提出技术是一个不断地与社会、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的开放系统，技术系统的协同演化不求助于某个起源或某个永恒的原理，技术系统及结构本身是由于偶发的、外部的及历史的、内部的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和变化的。“技术—社会系统自组织系统也是反还原论的（anti－reductionistic）。作为相互作用的复杂模式的结果，技术—社会系统的行为不可能只按照它的原子论组分来解释，尽管事实上系统除了由其基本组分及其相互关联组成之外，别无其他。复杂的特征是通过系统中的相互作用而‘涌现’出来的。”⁽²⁷⁾具体化理论表明了技术进步将人和环境这种更大范围的情境融合到技术结构中处理技术问题的方式和过程，当这些情境包括了环境事项时，技术就重新与自然相适应了；当包括了操作者的能力时，技术进步就超越了去技能化，成了职业自我发展的基础。芬伯格运用具体化、协同说明技术质变，具有一定的新意、可行性。协同方法虽不失为一种好的方法，但它不能单独完美地说明这一过程，只能作为辅助方法、补充性方法，必须与哲学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并在后者制约下使用，基于此，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学者对科学实证主义的批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3.一种补充——转译理论。

芬伯格的技术协同和公众参与由于没有建立模型说明技术质变的具体措施而具有一定抽象性，操作性较差，如，策略上如何争取更多的人参与技术设计进而实现社会变革，芬伯格没有详细分析，这也是其技术批判理论的一个缺陷。拉图尔的转译理论不无借鉴，拉图尔在《科学在行动》中指出，在科学建构过程中，要“吸引他人（enrol others）的参与，从而使他们加入事实的建构；……控制他们的行为，以便使他们的行为可以预测”。⁽²⁸⁾吸引他人参与的方法就是转译。它由几个步骤构成:一是转译兴趣:说服客体并以迎合这些人的明确兴趣的方式裁剪客体，以达到使人相信，我想要的正是你想要的目的；如果这样就可以达到目标是最好的，但有时是不可行的，此时需要采取迂回的策略。在对他人兴趣的新的转译办法中，并不把竞争者从他们的目标上引开，而只是试图给出一条捷径，使被说服的对象相信:主要的道路显然已经被切断，而新的迂回的道路上布置着很好的路标，可以达到被说服对象的目标，并且这种迂回道路并不长。接着就要重组兴趣和目标。要置换目标，使目标蕴涵不同的含义，产生新的问题，因而就出现新目标，并为这种新目标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二是使被吸引的群体保持一致。三是扩散模型对转译模型。通过这一转译过程，边缘群体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人参与技术设计从而实现技术民主化达到技术变革的目的。

四、技术民主化的结果

在技术民主化基础上，新质技术诞生了。“我们必须回到以人为核心的技术体系中来。”⁽²⁹⁾它是综合的、利于大多数人的、与自然和谐、促进自然健康发展的技术，是主客体、自然、社会和人、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态的完美结合的产物。这种新质技术容纳更多技能和主动性，优先考虑被排斥的价值和表达这些价值的公众，提高被控阶层的地位，逐渐降低管理人员和专家的操作自主性，重建分工的和去除技能的劳动过程。

新技术设计响应建构自然、人和技术要素协同总体性的技术发展趋势，考虑效率在内的诸多因素，如自然、物质材料的审美属性、生态属性及人的诸多要求，将健康、环境、民主和工作充实、美学等技术对象的本质特点及环境的需求、操作者、消费者和客户的需要包含在技术中，以恢复资本主义将技术限定在特定阶级特殊应用时丧失的人、自然、社会等多种情境要素。其中，人对自然的控制观念有所改变，“要求我们不是控制自然，而是控制我们对自然的控制（塞尔语），这向我们必然地开启了新的包含着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的活动的形式。”⁽³⁰⁾新技术不应“退回到（backward）自然，而是前进到自然（forward to nature），朝向一种根据人的需要和利害关系的宽广范围而有意识地构造的总体性。”⁽³¹⁾它把自然作为一种辩证限制包含在技术设计中，并鼓励超越这种限制，把技术与工人、使用者、技术的机动边缘及其生活和学习过程结合起来，同其工作和使用的社会组织等集体整合起来。新技术实现了人与自然，社会系统、自然系统和技术系统和谐地向人性和自然综合的更高水平迈进。“技术转变的民主化表现了包含在技术本质自身内的潜力。通过新的并且更加民主的程序使技术决策过程与美学的、伦理的规范和民族的特性相连接不是乌托邦。现代技术不仅展现了它们所构成的独特的世界所固有的可能性，而且还展现了与它们能够被改造成为之服务的其他世界相应的变化可能性（metapossibilities）。技术变革不仅仅按照由西方资本主义所遵循的连续统一体进步或退步，而且还包括不同连续统一体之间的运动。”⁽³²⁾

芬伯格以技术民主化实现社会变革的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既然技术是社会关系的反映，技术分析就既要包括技术蕴含的社会矛盾分析，又要分析技术变化反映的现实社会关系和历史关系。但芬伯格在分析以技术民主化推进社会变革时，离开了对社会关系内在矛盾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将社会关系庸俗化了。他仅仅在表象层面分析技术中蕴含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不可能达到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分析，不可能得出真实的矛盾蕴藏的统治者与边缘群体关系的本质内容。他把技术变革、社会历史的发展与潜能联系起来，把暗含主体与客体、自然、人和社会统一的具有整体性的潜能作为历史发展的深层支撑力量，但二者并非相互支持，也不存在有机联系。因此，芬伯格的历史概念具有黑格尔式的逻辑神秘性，历史则是神秘潜能的转化过程。只有在马克思那里，作为社会矛盾统一体的整体才与历史存在相互联系、相互支持、内在统一，历史也才与社会关系有机地联系起来，社会关系概念也才真实地建立在历史发展之上，历史概念也才真正地建立在社会关系的内在矛盾性之上，真实社会关系在内在矛盾推动下的客观运动才构成了历史的本真内容。

另外，技术民主化产生了社会主义文明的基因即新质技术，但基因仅仅表明理论可能性，至于能否变成现实，成长为社会主义文明，还是一个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文明的实现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不是新质技术发展的线性、决定性结果。技术民主化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发展，不能单独创造社会主义文明，它仅仅是实现新文明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社会主义文明的出现还要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作为支撑。尤其是当代，资本逻辑的力量强大，资本主义每时每刻、每个角落无不充斥着资本逻辑，受资本逻辑支配。因此，芬伯格完全通过技术解决社会问题的技术民主化思想看上去花朵娇艳，但果实娇小，缺乏操作性。

尽管芬伯格技术民主化思想具有局限性，但却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和追求，是20世纪60年代后工人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在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统治力量面前，西方马克思主义被迫转入美学的、文学的超越后，成为工人运动的理论基础。技术民主化激发了下层民众的积极性，它用自下而上的运动代替自上而下的变革，增强了被主导理性压抑的群体力量。他的思想是作为资产阶级霸权、资本主义操作自主性和日益强大的技术专家治国论的反题出现的，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转向了为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理论境域。

【注释】

(1)王华英，浙江工商大学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

(2)［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

(3)［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4)同上，第13页。

(5)同上，第8页。

(6)［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7)［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8)［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9)同上，第40页。

(10)同上，第40页。

(11)包亚明编，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页。

(12)［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13)［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14)同上，第45页。

(15)L.芒福德:《独裁的技术与民主的技术》，《科学与哲学》1982年第9期。

(16)［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17)［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

(18)［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19)［美］诺曼·列维特:《被困的普罗米修斯》，戴建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20)［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21)［美］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22)E.Higgs，D.Strong，A.Light，From Essentialism to Constructivism: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t the Crossroads by Andrew Feenberg Technology and the Good Life，Univ，of Chicago Press，2000.

(23)［南非］保罗·西利亚斯:《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24)李曙华:《从系统论到混沌学——信息时代的科学精神与科学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2－153页。

(25)［南非］保罗·西利亚斯:《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26)［南非］保罗·西利亚斯:《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27)［南非］保罗·西利亚斯:《复杂性与后现代主义》，曾国屏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页。

(28)［法］布鲁诺·拉图尔:《科学在行动》，刘文旋、郑开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29)L.芒福德:《独裁的技术与民主的技术》，《科学与哲学》1982年第9期。

(30)［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思想》，陈一壮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2页。

(31)［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

(32)［美］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陆俊、严耕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