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利博爱主义和工厂运动的分析

托利博爱主义和工厂运动

个人主义时代明显是一个人道主义时代，它当时的仁慈博爱，在激发议会改革的因素之中，不允许人们忘记黑奴忍受的伤害。正当英国人对西印度奴隶制的恐怖情景感到义愤填膺时，理查德·奥斯特勒（Richard Oastler）出版的著作《约克郡的奴隶制》（Slavery in Yorkshire）却将公众的注意力引向发生在约克郡而非西印度的压迫，引向对英国儿童而非黑奴的奴役。奥斯特勒谴责的那些恐怖行径恰好是当时的人道主义最无法忍受的行为。他呼吁英国公众将眼光投向国内；这是工厂运动的真正开端。^[1]

事实上，这次运动是人道主义的果实。

最早的《工厂法》诞生于1802年，当时英国的政治家们根本从未听说过社会主义一词。奥斯特勒的影响力来自公众对幼儿受到的身体伤害的义愤，据说那些伤害是贪婪的工厂主们造成的。英国的儿童受到奴役，遭受着残忍的惩罚，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被强迫着每天走20英里，他们每天的工作要持续12到16个小时。正是这些事实和指控刺激了英国人的同情心，使他们怒不可遏。开始时，民众愤怒的情绪和社会主义理论毫无瓜葛。工厂运动和普通法的传统原则完全一致，即所有21岁以下之人有权要求特殊保护。早期的工厂运动丝毫不反对边沁主义原则和最严格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各个学派中的个人主义者们只是密切注视着某个特定阶级的邪恶利益可能产生的危险，提防它们伤害弱者和无助者。他们几乎将权力等同于专制。1836年，科布登不仅愿意而且随时准备将所有13岁以下的儿童从棉纺工厂中清退出去。

“所有年幼之人都不应当从事超负荷劳动，这不仅是正义的，也是他们的权利。这种信念很早就在我心中形成了，对此，我不愿和政治经济学家们费片刻的口舌争论。这是涉及生理医学的问题，而不是专业的经济学问题，我只需要诉诸阿斯特里·库佩（Astley Cooper）而不是麦克库洛赫和马蒂诺。这也不需要科学的帮助来告诉人们，孩子们柔弱的体质根本不能承受长久的劳动，即便是成年人也会被这种强度的劳动压垮。我认为所有13岁以下之儿童都不适合在棉纱工厂中工作，而13岁以上的人其劳动时间应合理考虑，劳动强度也不得过重，直到其身体体质自然成长至能够承受成年人劳动的重负为止。我希望有一天我的这种观点能被人们普遍接受。这些想法猛烈地冲击着我的头脑，我禁不住要说，如果在上一届议会期内我参加了下议院，我肯定会竭尽所能地反对波利特·汤姆森先生（Mr.Poulett Thomson）阻挠限制童工劳动时间的议案通过的行为。”^[2]

科布登没有急于诉诸麦克库洛赫。在1833年这位经济学家就表达了他对阿什利勋爵（Lord Ashley）^[3]博爱主义行动的同情：

“我希望你的工厂提案能获得成功；你能提出这个提案，我感到很高兴。要是能出席下议院的会议我一定会为你投赞成票。有一种观念认为，政治经济学家必须反对一切干预，但是我要肯定地告诉你，我并不是这类经济学家中的一员。我不会干涉成年工人和雇主，但是认为年幼的孩子有能力在这类问题上作出判断的想法真是荒谬之极。我认为，最近的报告揭示出来的那些事情是上述观念最无耻的后果；并且，我承认，在我读到那份报告之前，我无法想像居然有人干如此反伦常之事。也许你也看到了库塞先生（M.Cousin）最近的作品，法国政府派他去考察德国的教育状况。它十分值得阁下您的关注。在普鲁士和大部分其他德意志邦中，所有人均有义务将他们7岁到十三四岁之间的孩子送去学校接受教育；而且，学校的教育也是十分完善的。这些在我们这个国家是难以想像的。这类干预就是我们国家要逐渐地采纳的。如果您的提案还有什么缺点，那就是它并没有对劳动时间缩减太多，劳动时间仍显过长。”^[4]

麦考雷一生中从未被社会主义思想吸引过，也从未容忍过社会主义的缺陷；然而，在一般意义的人道主义的影响之下，他在议会中对《十小时法》（Ten Hours Bill）进行了最有力的辩护。^[5]苏塞，尽管是社会主义思想的预言者，却也仅仅是在人道主义的基础上谴责工厂雇佣童工。

他在给阿什利勋爵的信中写道：“对这些该死的工厂，有一件事我长久以来一直都想表达，那就是主日学校也已经屈从于残酷无情的利欲。那些工厂知道要是他们的小白人奴隶没有接受宗教教诲，一定会有人厉声反对他们。因此，他们就将周末变成周中，其后果已经清晰可见。”

“无数的人都在为你为这些可怜的孩子们所作的抗争而祈祷。我相信，无论何时，无论在哪个国家，再没有比这种制度更加不人道、更加蔑视人性。我不得不说，比起财神蒙玛（Mammon）来，即使摩洛克（Moloch）也是一个仁慈得多的朋友^[6]。死在迦太基之神那金黄的臂弯中也强于在工厂中慢慢耗尽一生。”^[7]

因此，人道主义才是工厂运动的生身父母，社会主义则是工厂运动的子嗣；并且，工厂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托利党人的指引。

这一运动将永远镌刻下苏塞、奥斯特勒、萨德尔（Sadler）以及最重要的，沙夫茨伯里勋爵的名字。

在对工厂体制以及托利主义的不正义的攻击中，这些领导者的性格特点及其生平得到了最好的描绘。

苏塞在1830年是托利党中的托利党人。他整个的一生充满着矛盾。他曾经是雅各宾派，但从未成为辉格党人。他理解革命的乐观主义，他不希望温和的改革，也不赞赏温和改革的长处。他的政治信念的基础是，他认为为了保护穷人的利益，必须能够自由地利用教会的影响以及国家的资源，这样做将带来极大的利益。这种信念能够轻易地将1794年博爱的雅各宾派转变成1830年人道主义的托利党人。自然，在苏塞的思想中，人们能够看到一座树立起来作为指路牌的风向标，但它已经锈蚀了；同样，在苏塞的思想中，早年和晚年的情感基本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掩饰了他的政治原则的转变。在他生活的时代里，他作为一名文人而获得了名气。即便他的朋友也不认为他是一名具有较强理性能力的人；他们一定认为，虽然他的作品可能会由于其文学价值而被人长久记住，但他不可能作为一名社会改革家而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可是，现在很明显的是，虽然苏塞的文学声誉已经衰落了，但他有关社会问题的思想却将产生永久的影响。他是另一个卡莱尔，却不具备卡莱尔那样的修辞天才和粗俗的幽默感，自然也没有卡莱尔那种对人道主义犬儒式的鄙薄。根本上，他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对我们来说，他是现代集体主义的先知预言家；而对他生活的时代而言，他是托利博爱主义的传道士，他极力传布的经文就是必须消除工厂生活中的残忍之处。

奥斯特勒是一名政治鼓动家，但也是一名教士、托利党人和贸易保护主义者。他憎恨新济贫法，一方面是由于它苛刻地对待贫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预见到，它将导致谷物法的废除，并且认为它将给予教会和地主的势力以致命打击。他对整个工厂劳动制度的批判使这位“工厂之王”的鼓动生涯具有某种一致性。导致《十小时法》最终通过的乐观主义因他而生，将英国工厂中童工的遭遇等同于令人厌恶的西印度奴隶制的这种过分的夸张也由他产生。因此，这种夸张描写甚至也合理地激起了那些同样坚持博爱主义精神的工厂主们的同情。

迈克尔·萨德尔是一名天生的英国国教徒。他在托利主义的影响下成长，并且毕生都是热切的托利党人。他反对天主教解放和议会改革。1823年，工厂中的童工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激起了他最深切的同情。他同样对经济与社会问题感兴趣，并且不仅成为了工厂运动的领导者，还成为了工厂运动的理论家。作为一名基督徒和社会主义托利党人，他攻击作为经济学家们（如李嘉图）的理论基础的个人主义，尽管他对政治经济学也只是一知半解。因此，他将一些最终指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引进到了工厂运动中。

萨德尔的政治生涯生动地体现了自由主义辉格党人和博爱主义托利党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他两次和麦考雷斗争，并且两次都失败了。1830年，萨德尔对马尔萨斯主义的无知、无理攻击，使他卷入一场与能言善辩的辉格党评论者的笔战。党派精神高涨。萨德尔的理论推理能力不足，因而他的观点遭到了灾难性的推翻；他展开评论，且根本不关心他那些论述不准确的理论是否包含了一些被忽视的真理。1832年，改革法案废除了萨德尔作为议会议员所代表的腐败选区，于是他成为新设立的利兹选区的代表议员候选人。他的竞争对手又是麦考雷，而他们的第二次交手又以萨德尔的落败而告终。这次斗争的结果相当合理，杰出的自由主义代表自然应当分享个人主义的普遍胜利。同样合理的是，既然托利主义已日薄西山，而集体主义又尚未被承认，作为它们的代表，萨德尔理应失败。事实上，在必须禁止雇佣童工从事过重劳动的问题上，尽管人道主义辉格党人与博爱主义托利党人曾经意见一致，但在1832年，他们不可能相互理解。在文字斗争与政治斗争的根子里潜藏着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歧。

萨德尔竞选失败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它导致当时为响应《十小时法》的要求而兴起的工厂运动的领导权转移到了工厂运动最著名的领导者手中。

沙夫茨伯里勋爵是典型的托利人道主义者。

我们可以用考伯（Cowper）著名的诗句来形容沙夫茨伯里。他这句诗颂扬或嘲讽的是一名同情早期福音派复兴的贵族：

他戴着王冠，祈祷着。^[8]

在精神上，沙夫茨伯里一直都“戴着王冠”；用一位美国评论者的话来说，他是“彻头彻尾的君主制鼓吹者”。连同那些美德，他至少继承了一项通常属于高贵血统的缺点：他缺乏理智和想像天赋，他既不精细也非多才多艺，其个性的基础是道德与理智的严苛僵硬。他虽然是牛津的一流人物，却丝毫未受那里的知识影响——牛津的知识本可以为人的头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比如纽曼大主教、阿诺德博士和格莱斯顿的天性就深受其影响。如果将来可以从他的品味和思想中推想出来沙夫茨伯里勋爵的学院生涯，那么探究历史的人们同样可以推测，他的贵族身份是在牛津获得的，并且他从未错过一场西蒙的布道。他的政治思想始终保持一致，他尽其理智与敏锐的良心之可能成为一名顽固、彻底的托利党人。他反对天主教解放，只是在皮尔的屈服使得对罗马天主教的妥协成为必要时，才最终投票通过《天主教解放法》。在议会中，他是个贸易保护主义者，而且他发现必须放弃贸易保护时，就放弃了作为自由贸易的反对者而获得的议席。在晚年生活中，他十分信任帕默斯顿；但是当这位最具贵族气的自由派首相发现可以毫无争议地改革上议院的机会（白哲特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宝贵机会”）时，沙夫茨伯里勋爵批评帕默斯顿提出的旨在设立终生贵族的提案是史无前例的，亦将贻害无穷，并且预言，它最终将使上议院变成美国的参议院。这件事（这绝非孤例）体现出的无知（这是英国贵族的通病）和偏见一样显著，因为如果1857年上议院获得和美国参议院一样的地位，将使贵族成为国家中最有实力的一部分。沙夫茨伯里勋爵毕生都反对向教皇的主张和高教会运动作任何妥协。但是，如果说他是一名热切的新教徒，在神学理论上他又不容许思想自由^[9]与讨论自由。由于对《圣经》批判成果的反对，他又奇怪地和普西（Pusey）站在同一战线。

然而，沙夫茨伯里勋爵根本上既非政治家也非神学家，而是一名宗教的人道主义者。他自己这样认为，而且他的批判者们，不论属于哪个学派也可能同样相信，正是对一条确切的宗教信条的绝对信仰迫使他将毕生献给了博爱主义事业。奇怪的是，在他的一生中，不仅仅是他的美德，还包括缺点都导致了他的成功，并且更有助于他的工作产生广泛的影响。对于我的讲座来说，这种令人费解的事情十分重要。沙夫茨伯里勋爵没有形成任何社会理论。他从未有意识地主张采取任何在他看来具有社会主义气息的措施，他似乎将社会主义同不忠诚联系在一起。^[10]同时，他又和麦考雷一样，无法理解不信任社会主义实验的人将以何种理由来为工厂辩护。他从苏塞那儿吸收了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评。这种批评是所有集体主义者的特点，并且和热忱的博爱主义者救民于水火之口味自然吻合。这些博爱主义者们希望能马上拯救各个阶级中那些无力完全保护自己免受压迫的人们；并且他们希望通过最直接的手段做成这事，而从不进一步考虑缓解了当前疾苦（例如工厂中承受过度劳动的妇女）的行动是否可能最终导致无法预知的巨大灾难。总之，沙夫茨伯里勋爵实际上（而非理论上）是政府干预的信徒，这至少一部分是由于他理智有限，无法意识到调和家长式政府和个人自由的难度。然而，我们却发现他的缺陷正增加了他的影响。由于这些缺陷，他获得了英国两个通常无法合作的阶级的支持。手工业者很乐于追随这么一位领导者，他和他们一样相信，国家权威的扩张能带来好处；用最温和的话说，他和他们一样根本不爱工厂主和作坊主。如果他潜在的、无意识的社会主义吸引了工人，那么，他的地位和缺陷又使他获得了那些决不会追随政客煽动家或民主分子的中产阶级成员的支持。他继承了英国贵族爵位，接着他成为了贵族；他是古板的托利党人，他不是理论家；他是一名低教会派教徒（Low Churchman）^[11]，也是独立派的朋友；他对罗马天主教教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和不忠深恶痛绝。18世纪中期，中产阶级善良仁慈的人们又怎能不感到他的地位是最可靠的保障呢？冷静的批评者会发现，沙夫茨伯里勋爵无意识地遵循的那些原则能够比这位博爱主义者意识到的运用得更加广泛。有一个很可能真实的故事，说的是，墨尔本勋爵向年轻的女王介绍阿什利勋爵（他当时正是阿什利勋爵）时说：“这是陛下您的国家中最伟大的雅各宾党人。”这个故事，如果是真实的，正说明了这位随和的辉格党首相准确的洞察力。但是，沙夫茨伯里的中产阶级追随者中却没有一个人能看出这个玩笑中的真实含义。“不知去往何方的行者行得最远。”^[12]这句格言被人认为出自克伦威尔，适于描述人，也适合于描述党派。沙夫茨伯里勋爵是托利博爱主义者们的领袖，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不是革命分子，但他们走上了一条极有可能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并且很明显，不论对于这条道路的方向还是目标，他们都毫不理解。然而，无论如何，工厂运动一开始就处在托利党人的支持和指导之下。

工厂运动引起了议会中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

这里我们既无意关注围绕《十小时法》而展开的激烈争论的细节，这一争论直到1850年才告终；我们也不想关注这个期间通过的众多法案；更不想关注这一议案的反对者与支持者之间此起彼伏的斗争。值得注意的是，《十小时法》的提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而由于当时的环境，参与争论的论战者并不明白这场争论的真正特点。与此同时，恰巧废除谷物法的争论也与早期工厂运动同时展开，这便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谷物法最终在《十小时法》获得通过成为法律的前一年被废除了。在这两场斗争中，托利党人和贸易保护者并肩对抗激进主义者和自由贸易论者。在自由贸易领域，托利党人扮演不受人欢迎的角色，他们反对人民的意志，为了增加地主的收入宁愿向濒临饿死的贫民征税。相反，自由贸易论者站在人民的朋友一边。在对贸易保护者的攻击中，自由贸易论者根本不在乎区分经济的异端和道德的自私。在工厂法的斗争中，角色倒转了过来。坚持国家干预具有间接害处的理性主义者被人们视为没有良心的逻辑学家，钟情一门阴暗的科学；而工厂主被人们比作奴隶主，他们从童工的过度劳动中剥削利润，因此不愿意终结让他们获利颇丰的僭政。民众认为棉纺工厂主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他们和那些政客没什么两样。那些政客在扮演了人民权利的保护者之后，首先通过新济贫法剥夺了劳动者迫切需要的救济，之后又以自由放任的名义要求奴役手工业者孩子的权利；这类自由主义者看起来不仅残酷无情，而且还有些许虚伪。相反，托利博爱主义者受到欢迎，甚至一般的托利党人都多少受到人们的好评。他们是诚实的绅士，他们和新济贫法没有瓜葛，他们能体会被贪婪的工厂主奴役的妇女儿童的悲惨处境。谁能想到托利党人能重新获得人们的欢迎，而他们的领袖也没有无视这种优势处境呢？毫无疑问，迪斯累利对工厂中发生的残忍行为的厌恶之情发自肺腑，但是，这位《西比尔》（Sybil）的作者也很清楚自己的小说是一本优秀的政党宣传手册，用以宣传只有托利党人才是工人阶级的真正朋友。双方之间有的只是误解和指责。如果在托利博爱主义者眼中，他们的对手看起来是冷漠无情的压迫者，那么对于工厂主和经济学家们来说，《十小时法》的支持者就是贸易保护者——这些人在博爱主义的遮掩下，试图为了自己的利益复活被反谷物法同盟所揭穿的假象，并且为了给被推翻的贸易保护主义复仇，他们支持社会主义；他们的仁慈顶多只是愚蠢，最坏甚至是诽谤、虚伪。^[13]

这些相互间的仇恨已成往事。如果有人认为上面的描写不免夸张，那么请比较一下沙夫茨伯里勋爵对在那场反对压迫的论战中不帮助他的人的责骂，以及布莱特对那些他认为促成了《十小时法》通过的伪善的话和《十小时法》造成的不公的谴责吧。

在他的私人日记中，沙夫茨伯里写道：“我不得不切断所有的政治联系，我面对的是最强大的一个阵营，他们包括资本家、工厂主、理论家和那些出于本能冲动而仇恨所有‘人道贩子’的人。他们很轻易就影响了那些无知、胆怯和冷漠的人；我的力量首先来自……激进主义者、爱尔兰人和一些真诚的辉格党人和保守主义者。皮尔满怀敌意，尽管他狡猾地完全遮掩了自己的敌意，直到他取得官职，接着他就反对我，不仅仅是决绝地，而且还带着恶意，他和格拉汉姆（Graham）威胁要‘归隐山林’，中断他的统治，直到下议院撤销对‘《十小时法》’的支持。托利党的乡村绅士们撤回他们投出的赞成票，但是，1847年，由于对皮尔废除谷物法的理由不满，他们又重新纠缠工厂雇佣童工的原因……”

“工厂主几乎很少站在我这边；而各个宗教派别的牧师则更少……”

“奥康内尔是个尖酸刻薄的对手。格莱斯顿曾经支持过我的主张，布罗汉姆是上议院的空论家。”

“布莱特是我最恶毒的对手。科布登，尽管他充满刻骨的敌意，也比布莱特好点。他撤回了对《煤矿法》的反对，并支持《白布印染法》。”

“在一定程度上，格莱斯顿^[14]更温和，他没有支持《十小时法》，他投票支持皮尔撤销那个支持该议案的著名决定。他是惟一努力拖延禁止妇女和儿童在矿井、深井中工作的议案通过的议员。在工厂童工一事上他一言未发，直到为西印度奴隶辩护时，他才嘲笑巴克斯顿对英国的奴隶无动于衷。”

“布罗汉姆勋爵是我激烈的敌手。1847年，他强烈地反对该议案。”

“马蒂诺小姐同样努力主张抵抗该议案。”^[15]

布莱特反驳说：“为什么我们的工厂主要成了干预的对象呢？为什么要派一个苏格兰人来监视我如何管理自己的人员，而农民、木匠、建筑工人、裁缝却只需要承担普通的法律和公共舆论的责任。我们比他们受更少的教育吗？还是我们的人员更缺乏理智，更情愿屈服于压迫或更易屈从管理？某天他们又强迫我们花大笔的钱分隔机器。我们的工厂大约有1000名工人。15年里我们发生了5起事故。我们有三个卡车司机。在同一段时间内，其中两个死了。我丝毫不怀疑，在农业劳动中，就所雇人员数量比例而言，事故要比工厂中发生的频繁100倍。但是我们却不受欢迎，我们受妒忌，我们被认为是富人，我们是激进主义者，并且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联合起来通过诋毁、抢劫我们而获取支持。如果这项机器法案通过了，既然他们不允许我们为了一丁点的利益而雇佣工人，我建议我的同伙将工厂的门锁上，把抚养几百万人的责任丢给立法议员们吧！”^[16]

这就是那些人的争论。他们都是基督徒和绅士，是人民忠实的朋友，不会有意地中伤诋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话不是在论战最激烈时，而是在《十小时法》的论战胜负已见分晓之后说的。

这些指责都不正义。布莱特不是勒格雷（Legree），皮尔不是庞德贝（Bounderby），格莱斯顿也不是格雷艮（Gradgrind），沙夫茨伯里勋爵不是政治的佩克斯列夫（Pecksniff）。^[17]工厂运动的主要反对者和主要的支持者一样，都充满高度的公共精神和无可置疑的人道精神。那么他们的敌意表达的是什么呢？反对沙夫茨伯里勋爵的人组成的名单提供了答案。他们全都是个人主义者，而托利博爱主义者是反动的领导者，尽管他们自以为不是。工厂运动是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战场，在这片战场上，边沁自由主义遭受了最早也是最严重的失败。争论的双方对彼此在这场斗争中的弱点都十分了解，这可能也使这场斗争变得更加激烈。历史证明，他们双方谁都不是站在完全正义的一边。《十小时法》没有摧毁英国工业，只是终结了许多苦难。正是在这点上沙夫茨伯里勋爵的政策得到证明，而工厂主的抵抗受到历史的谴责。但是，《十小时法》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并且其条款中包含着革命的无限可能，这场革命带来的好处与坏处还没人能自信地评估。它也不是沙夫茨伯里勋爵原本想支持的，他对这场革命的可能性完全不知晓。布莱特和他的同伴们在这点上要远比托利博爱主义者们有远见。

工厂运动将社会主义性质的立法引进了英国法中，并使集体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权威。

现行的劳动法，^[18]集合了整个系列的工厂法，是英国社会主义取得的最引人注目的成就。^[19]因此，认为工厂法是工厂运动的结果，工厂运动培育了社会主义的成长，并使集体主义取得权威地位；初看起来这种论断是倒果为因、极其荒谬的，它把立法当成了舆论状况的原因，而原本立法应是一定舆论的结果。但是，对于真正了解法律与舆论之间关系的人来说，^[20]这种表面上荒谬的论断却是显而易见的真理。对他来说，工厂运动的历史本身即足以证明法律可以成为立法舆论的创造者。

诚然，工厂立法的效果体现在《十小时法》^[21]以及支持这部法律的其他法律中；初看起来，其效果只不过是使受雇于数量有限的某些工厂中的儿童、青少年和妇女^[22]不再承受过重的劳动。但是，这项立法事实上有着更为深远的后果。它承认国家应当关注对公共劳动的规范，并建立一个完整的政府监督管理体系。它确定了工厂的劳动时间，并将之适用于所有年龄的妇女；^[23]它在给予妇女保护的同时也对妇女进行了一定的限制，这些限制在英国的普通法中完全没有，也与个人主义的基本信条直接对立。这项工厂立法为工人确定了常规的工作日，而不论受雇于法案涉及的工厂工人的性别与年龄；尽管这种规定不详也并不是直接地适用于所有情况。诚然，这部法律只适用于有限的工厂，但是其中包含的原则范围广泛，因而，这部法案能够适用于、并且最终肯定将最广泛地适用于公众意识到的一切劳动领域中。因此，它确实将社会主义立法引入英国的劳动法中。但是1848—1850年的工厂立法的直接影响并不止于此。当时，由于谷物法的废除，商业领域的人们认为个人主义看似已经逐渐地取得了胜利，自由贸易带来的繁荣几乎在生活的每个领域中最大限度地激发了自由放任的信念和实践。而由于工厂立法的成功，那些即便并非确切地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至少也包含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倾向的信念，不仅仅在劳动领域而且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取得了主导地位。

【注释】

[1]原文为：“One who wears a coronet，and prays”。——译者注

[2]英国国教的一个派别，与“高教会派”对立。“低教会派”一词始于18世纪早期，该词曾一度显得过时，直至19世纪，被赋予今天通用的“福音派”一义，重新流行起来；低教会派原来指涉的自由派被称为“广教会派”（Broad Church）。其观点较倾向于清教徒而反对倾向于天主教，不赞成高教会派恢复旧制的倡导，认为主教制度、神职圣品与圣事礼仪相对而言并不重要，强调福音派及新教的做法；反对繁文缛节的祷文和仪式；强调基督徒应提高对现实世界的责任心，并联合起来；改善与提高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与水平；反对奴隶制度，应给殖民地的奴隶以自由；主张基督徒的生活应力行节约，不应无限制地享乐；在神学上，强调以《圣经》为最高准则，严格按照《公祷书》简化礼仪。其领袖人物为查尔斯·西蒙（Charles Simeon，1759—1836）等人。因属于19世纪基督教界福音派在安立甘宗中的代表，亦称“安立甘宗福音派”。——译者注

[3]原文为：“No one goes so far as the man who doesn’t know where he is going”。——译者注

[4]勒格雷、庞德贝、格雷艮、佩克斯列夫均为狄更斯小说中的人物。——译者注

[5]工厂立法开始于1802年，但奥斯特勒的作品激发起来的工厂运动开始于1830年。

[6]Money，Life of Cobden，i，pp.464，465，Appendix。令人遗憾的是，科布登的思想没有结出果实。其实人们可以做个试验看看对儿童的充分保护能否在对工厂的经营干预最少的情况下进行。

[7]即现在人们所知的沙夫茨伯里勋爵，出于便利考虑，本书讲座中经常也会使用阿什利勋爵这个称呼。

[8]Hodder，Life of Shaftesbury，pp.157，158。1833年3月28日麦卡洛克致阿什利勋爵。

[9]有关1846年麦考雷针对《十小时法》的演讲，参见麦考雷演说集（Speeches，ed.1871），第718页。

[10]法律术语“仇敌”（Lege“fiend”）？

[11]Hodder，i，pp.156，157。1833年2月7日，苏塞致阿什利勋爵。柯勒律治是关心工厂童工的人之一（1802年）。他写信给一位律师，想了解“在白铅工厂中，难道就不存在禁止、限制或规范雇佣儿童、成年人或这两者的法律？……你还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别的例子，证明我们的立法受到了可笑的所谓‘劳动自由’（Free Labour）的直接影响，或者是其直接后果吗？（例如，胆敢一方面禁止富人精神谋杀和杀害婴儿，另一方面禁止穷人自杀！）这封信同时还暗示了S.T.C.起草的支持罗伯特·皮尔爵士的宣传单。人们很想知道这些传单是否存在”。Hutchins and Harrison.，History of Factory Legislation，p.29（n.）。

[12]他强烈反对修订《圣经》的权威版本。Hodder，Shaftesbury，iii，p.258。

[13]他写信给一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朋友：“对我来说，你已经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了，你所倡导的原则都是我所恐惧与厌恶的；因此您自然也应当相信我是怀着多么愉悦的心情阅读您来信的字句与精神。我禁不住要像你一样引用《圣经》中的话语，就像对亚拿尼亚的扫罗一样对你说：‘瞧啊，他正在祈祷。’这样做我感到欣喜万分，因为我尊重你的天才，羡慕你的热情，并且也希望你在为工人们的道德、社会和宗教的幸福作出巨大、不懈的努力时能找到一位值得信赖的真正盟友。”Hodder，Life of Lord Shaftesbury，vol.7.pp. 407，408.Conf.pp.322，323。

[14]对比皮尔对待工厂运动的态度。参见Martineau，Thirty Years’Peace，iii，p.486。

[15]注意，到1864年，格莱斯顿多少改变了对工厂法的态度。Hodder，Shaftesbury，ii，p.206。

[16]Ibid.，pp.209，210.

[17]Simpson，Many Memories of Many People，pp.263，264。布莱特明显是在1855年9月15日说那一席话的。

[18]体现在1901年的《工厂与作坊法》。

[19]起草于1905年。

[20]参见本书第66页。

[21]这部法律必须连同先前导致产生这部法律的一些立法一起考虑。用《十小时法》这样的称谓似乎会引起一点点小小的困惑。这部法律完整的称谓是“维多利亚十年到十一年《十小时法》”（c.29），1847年获得通过，并于1848年起生效。这部法律容易被规避，而且1850年上议院通过了一部法律（13＆14 Vict.c.54）取代了它的效力。1850年通过的这部法律常常被人当成《十小时法》。人们通常这样描述这部法律通过所产生的影响：“它将所有青年和妇女每天的法定工作时间减少至早上6小时，下午6小时，其中包含一个半小时的午餐时间。这部法律还规定每天工作十个半小时并且每周只工作五天，并且每周六受保护的工人两点之后便无须工作。这就是维多利亚十三、十四年（c.54）通过法律的主要特点，这部法律自1850年通过以来就调整英国工厂的每一个日日夜夜。”Hodder，Life of Lord Shaftesbury，ii，p.202。人们会发现，按照这部法律的规定，周六的劳动时间少于十小时，而在每周的其他五个工作日中，劳动时间不是十小时，而是十个半小时。

[22]在不同的法律中，受保护的人的年龄的规定不尽相同。在现行法律中，“儿童”指的是13岁以下的孩子，有时也指14岁以下孩子；“青年”指的是18岁以下的人（非儿童）；“妇女”指的是18岁及以上的女子。参见1901年《工厂与作坊法》，第156节。

[23]The Factory Act，1844（7＆8 Vict.c.15），sec.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