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反“血汗工厂”运动的评析

第三节　对反“血汗工厂”运动的评析

美国国内反“血汗工厂”运动是一场以维护人权为道德和价值诉求的社会运动，其矛头直指存在侵犯人权行为的跨国公司。在参与运动的“行动者”看来，“血汗工厂”首先不是一个阶级利益或法律责任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和价值观的问题，即“血汗工厂”侵犯了劳工的基本人权，违反了社会正义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而反“血汗工厂”运动则代表一种关于人权和社会正义的抗争。正如学生领袖所分析的，“我们在反‘血汗工厂’运动中取得成功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激进。尽管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应该彻底改变公司的权力结构，但更多的人参加集会和静坐主要是因为他们关注人权问题”^[36]。反“血汗工厂”运动的参与者为多主体。运动中，工会与人权组织、学生、消费者、宗教NGO和媒体结成“行动者联盟”（activists‐alliance），对美国跨国公司施加了巨大的压力。美国政府也是运动的主体之一，它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影响公司的理性算计。行政部门主要是通过倡议来推动跨国公司遵守生产守则的。而美国国会针对“血汗工厂”召开的听证会则起到了将“血汗工厂”事件置于公共审视下的聚焦效果。当然，最能影响公司算计的是州、市议会针对“血汗工厂”的立法活动。这些立法活动涉及将市政合同与公司遵守守则的行为联系起来，因而触到了公司的利润底线。

在反“血汗工厂”运动中，NGO对人权问题的关注产生了一种“聚焦”（spot）视角。聚焦视角虽然没有改变美国跨国公司经理的道德，但它确实改变了他们的利益底线。当美国公司投资海外时，它们并不仅仅只是带着资本和技术去做生意。它们也承载着其名牌、声誉和国际形象。它们不得不注意美国国内人权活动组织和国际媒体对自己的审视。当美国公司被抓住从事不公平或侵犯人权的行为时，这些组织立刻采取行动，对公司的行径大加挞伐，给公司投下一片轻蔑的阴影。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与过去数十年公众所熟悉的媒体“扒粪”类似。但是，近年来经济日益全球化与越来越复杂和多元化的交流渠道相结合，拓展了“低烈度”批评所造成的影响范围。在因特网上，草根行动者事实上已被电子化。通过发动耗资不巨的电子邮件运动，人权组织能较过去让自己的声音传到更远的观众，由此动员跨国界支持者的抵制或政治行动。一旦这些运动进入公众领域，永远饥饿的媒体就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甚至是很小的故事上——尤其是那些使巨型美国公司与无助的外国工人相对抗的故事上。尽管这种新形式的“扒粪”对媒体自身可能造成损害，但它影响了在海外投资的美国公司的理性算计。通过改变在海外做生意的美国公司的算计，行为准则能够改变其行为。突然间，公司在从海外供应商侵犯人权所获得的低成本劳动力或低成本收益面前，必须权衡公众对其负面的反应、公共关系的代价和消费者可能的抗议。对大多数消费品生产公司而言，这种影响尤为强烈，因为享有很高知名度的名牌为抹黑运动和其他公众攻击提供了理想的靶标。^[37]

随着公众对人权问题关注的增加，公司行为准则和标准的颁布使聚焦现象告一段落。一旦公司信守得到公开承认的标准，它们就将自己置于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之下，从而放大了自己侵犯人权的效果。在以前，只要公司辩称承包商超出了其控制范围，它们就能够限制由侵犯人权所引发的公众争论。然而，随着准则的颁布，公司不再能对其海外供应商侵犯人权行为漠不关心了。他们一旦同意遵守，就会被迫去做，公司这样做不是由于畏惧法律的制裁，而是惧于市场的制裁。公司将中断与侵犯人权的供应商的业务往来，或解决侵犯人权的问题，因为现在是自己的经济利益迫使这样做，亦即“聚焦”成功地触及它们的利润底线。

聚焦视角还有助于竞争封底，导致跨国公司在推行行为守则问题上采取潜在的合作和集体行动。对于从事商务竞争的跨国公司来讲，问题是市场使任何单个公司支付更高的工资或坚持更高的劳动标准变得困难。当然，一些公司可能出于信念而这么做；另一些公司这样做是因为它们拥有一个高品质或适销的产品，这种产品使它们能够将增加的成本转到其消费者身上。但是，从“囚徒困境”的视角来看，人们所熟悉的“免费塔车者”问题仍然存在。如果某一公司支付更高的工资或拒绝利用低成本的承包商做生意，它就将冒丢失市场份额给其老练的竞争对手的风险。于是，在不可阻止的全球竞争面前，跨国公司的理性选择是尽可能使用第三世界的低工资劳动或专横的承包商。他们声称，如果他们坚持更高的标准，他们的竞争对手就会迅速压倒他们。理论上讲，解决“免费搭车者”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采取集体行动。如果所有的公司，或至少大多数大公司坚持同样的标准，就没有一个公司因单独坚持标准而吃亏。如此，集体行动能够使竞争封底而不是无止境地逐低（the much‐heralded race to the bottom）。改变这种竞争方向的是准则与公众力量的结合。公司之所以坚持更高的标准是因为公众的注意迫使他们这样做。例如，集体行动是锐步在巴基斯坦生产守则行动的主要部分。在锐步公司进行其“无童工”运动的过程中，它获得了来自运动品产业和美国运动品制造商协会的支持和赞同。在锐步拒绝销售童工生产的足球时，其他所有竞争者都这样做。这样，没有一个公司被置于不利的商业地位，而且，所有公司都易于受到公众聚焦的审视。^[38]

聚焦视角还使美国跨国公司到发展中国家经营时带去了美国公众审视的目光。当越南、巴基斯坦或洪都拉斯的当地生产商剥削工人时，西方很少有人知晓。但是，在那些同样的生产者成为锐步、列维·斯特劳斯、沃尔特·迪士尼等美国公司的供应商时，他们的行动将成为美国新闻的标题，改变他们的行为日益成为锐步、列维·斯特劳斯和迪士尼的底线关注。在这样的情形下，“跨国公司，尤其是来自‘开放和民主社会’的巨型跨国公司，不妨视‘促进民主’为其商业利益。这虽然带有讽刺意味，但在一个烙上国际媒体和跨国行为主义者标记的世界上，美国跨国公司能够是，或许的确是追求人权的一个强有力工具”。^[39]

【注释】

[1]迈克尔·桑托罗：《全球资本主义与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何增科译，《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5期，第26—27页。

[2]Robert Vosper，“US Oil Company Unocal Liable for Human Rights Abuses in Burma，”Corporate Legal Times，October，2002.

[3]Robert Vosper，“US Oil Company Unocal Liable for Human Rights Abuses in Burma，”Corporate Legal Times，October，2002.

[4]“The Enron Corporation：Corporate Complicity in Human Rights Violations，”Human Rights Watch，Janu‐ary 1999.

[5]Robert Vosper，“US Oil Company Unocal Liable for Human Rights Abuses in Burma，”Corporate Legal Times，October，2002.

[6]Robert Vosper，“US Oil Company Unocal Liable for Human Rights Abuses in Burma，”Corporate Legal Times，October，2002.

[7]William H.Meyer，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hird World Nation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Foreign Aid，and Repression，Praeger，1998，pp.170—171.

[8]Robert Vosper，“US Oil Company Unocal Liable for Human Rights Abuses in Burma，”Corporate Legal Times，October，2002.

[9]Pratap Chatterjee，“Is Halliburton Forgiven and Forgotten？Or How to Stay Out of Sight While Profiting From the War in Iraq，” http://www.corpwatch.org/article.php?id=15372.

[10]Morton E.Winston，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Human Rights，public address to Mobil Corporation’s World Affairs meetings，summer 1996.

[11]Robert Vosper，“US Oil Company Unocal Liable for Human Rights Abuses in Burma，”Corporate Legal Times，October，2002.

[12]Representative Dennis Kucinich（D‐OH）circulated a letter in Congress requesting hearings on the role of Chevron and other U.S.multinationals in human rights abuses in the countries where they operate，March 5，1999.

[13]查尔斯·德伯：《疯狂的美国：贪婪、暴力、新的美国梦》（第2版），何江胜、何烨、相华利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8—139页。

[14]Robert Vosper，“US Oil Company Unocal Liable for Human Rights Abuses in Burma，”Corporate Legal Times，October，2002.

[15]Robert Vosper，“US Oil Company Unocal Liable for Human Rights Abuses in Burma”，Corporate Legal Times，October，2002.

[16]Rebekah J.Poston，Ritchie T.Thomas，Carol M.Welu，“New Global Trends in FCPA Enforcement，”Coun‐cil to Council Magazine，October 2007 issue.

[17]曹卫国：《美国严打跨国企业海外行贿》，《参考消息》2009年8月27日。

[18]Dan Beeton and Ted Hobart，“What is the Massachusetts Burma Law，and Does It Matter？”www.freebur‐macoalition.org.

[19]参见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市场结构与竞争政策》。

[20]根据布洛维的研究，“专制性工厂体制”的典型特征是：劳工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政府在劳动保障、劳资关系方面的干预很弱；资本采用“强制性”手段控制劳工等等；“新的专制主义是在霸权式体制上生长出来的……资本和劳工的利益还是相互协调的……并非恢复了旧的专制主义，新的专制主义的基础是资本的流动性对于全体劳工所产生的理性辖制……工人对资本外逃、工厂倒闭，或是生产转移的恐惧代替了原来对于被监工解雇的担心”，参见Bura‐woy，Michael，The Politics of Production，London：Verso.—2003，For a Sociological Marxism：The Complementary Convergence of Antonio Gramsci and Karl Polanyi，Politics＆Society 31（2），1985，pp.125—6；p.150。

[21]余晓敏：《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生产守则》，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9页。

[22]Robert Weissman，Taking On Corporate Power And Winning，Multinational Monitor，NOVEMBER/DE‐CEMBER 2005‐VOLUME 26‐NU MBERS 11＆12.

[23]查尔斯·德伯：《疯狂的美国：贪婪、暴力、新的美国梦》（第2版），何江胜、何烨、相华利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8—139页。

[24]美国大学授权品牌经营商，如Nike、Reebok、Champion、Russell等将大学校标印制在针织衫、棒球帽、T恤衫、外套、运动衫上。大学对这些授权制造产品的采购额每年高达25亿至30亿美元，参见余晓敏：《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工运动：现象、问题与理论》，《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

[25]Benjamin.Medea，“Toil and Trouble：Student Activism in the Fight Against Sweatshops.”in Campus，Inc.：Corporate Power in the Ivory Tower，（ed.）by Geoffry D.White with Flannery C.Hauck，Amherst，N.Y.：Prometheus Books，2000，p.244.

[26]Robert Weissman，Taking On Corporate Power And Winning，Multinational Monitor，NOVEMBER/DE‐CEMBER 2005‐VOLU ME 26‐NU MBERS 11＆12.

[27]Debora L.Spar，“Spot and Bottom：How MNCs Export Human Rights？”Foreign A f fairs，March/April，1998，Vol.77，No.2.pp.7—12.

[28]William H.Meyer，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hird World Nation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Foreign Aid，and Repression，pp.207—8.

[29]黎焕友：《SA8000与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年，第64页。

[30]“Code of Conduct Draft Assailed，”Washington Post，March 28，1995.

[31]“Apparel Industry Gets Conduct Code”，Wilmington News Journal，April 15，1997.

[32]William H.Meyer，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Third World Nation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Foreign Aid，and Repression，p.205.

[33]查尔斯·德伯：《疯狂的美国：贪婪、暴力、新的美国梦》（第2版），何江胜、何烨、相华利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38—139页。

[34]Spar，“Spot and Bottom：How MNCs Export Human Rights？”Foreign A f fairs，March/April，1998，Vol.77，No.2，pp.7—12.

[35]参见谭深、刘开明：《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306页。

[36]Benjamin.Medea，“Toil and Trouble：Student Activism in the Fight Against Sweatshops.”in Campus，Inc.：Corporate Power in the Ivory Tower，（ed.）by Geoffry D.White with Flannery C.Hauck，Amherst.N.Y.：Prometheus Books，p.244.

[37]Spar，“Spot and Bottom：How MNCs Export Human Rights？”pp.7—12.

[38]Spar，“Spot and Bottom：How MNCs Export Human Rights？”pp.7—12.

[39]Spar，“Spot and Bottom：How MNCs Export Human Rights？”pp.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