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斗争学说，就中国而言完全是舶来品。它从19世纪末从西方传入中国，如本杰明·史华兹《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所述，它激发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为中国知识界提供了一种新的工具，由此可以提升人的能力，崇尚斗争，以征服外部世界，进行权力扩张。尽管学术界有人对史华兹的结论持有异议，但生存斗争实际上已成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核心观念，举凡救亡图存、民族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等，几乎无不与此息息相关。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说：“自达尔文、黑胥黎等以生物学为根据，创为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之说，其影响延及于世间一切之社会，一切之事业，举人世间所有事，无能逃出其公例之外者。”对于中国说来，至少一段时间确实如此。
严复在1895年3月发表于天津《直报》随后又作了补充修改的《原强》中，首次较系统地介绍了达尔文与斯宾塞的生存斗争学说。在评介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时，他说，其书之二篇为尤著，“其一篇曰物竞，又其一曰天择。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也，存其宜种也。意谓民物于世，樊然并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与接为构，民民物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
影响中国最大的，其实是斯宾塞的学说，即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严复所全力推介的也正是这一学说。
随后，严复译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并改其书名为《天演论》，主要意图当是充分突出“进化论”而淡化赫胥黎关于人类应以伦理制约生存斗争的论点。严复在该书中借助30条按语，反复申述了斯宾塞的观点，对赫胥黎所论，同于斯宾塞者加以申述，不同于斯宾塞者加以驳斥与补正。《天演论》卷上导言一《察变》按语中，在说明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达尔文之后，特别表彰斯宾塞《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欧洲自有生民之来，无此作也”。导言二《广义》按语更专门介绍斯宾塞的天演界说，称赞“斯宾塞氏至推之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然之故”。导言五《互争》按语更直接比较斯宾塞、赫胥黎二家之言，说明“斯宾塞氏之言治也，大旨存于任天，而人事为之辅；……赫胥黎氏他所著录，亦什九主任天之说者，独于此书，非之如此，盖为持前说而过者设也”。导言十三《制私》按语则批评赫胥黎“群道由人心善而相感而立”的保群之论，是“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氏之密也”。导言十四《恕败》再次批评赫胥黎所述保群自存之道“其义隘矣”，斯宾塞《群谊》一篇，“则无前弊矣”。导言十五《最旨》按语比较二人主张，说：“赫胥黎氏是书大旨，以物竞为乱源，而人治终穷于过庶。此其持论所以与斯宾塞氏大相径庭，而谓太平为无是物也。斯宾塞则谓事迟速不可知，而人道必成于郅治。”《天演论》卷下论十五《演恶》按语又一次激烈地批评赫胥黎说：“通观前后论十七篇，此为最下。盖意求胜斯宾塞，遂未尝深考斯宾塞之所据耳。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也。”按语还特别提醒读者，对斯宾塞所立之群学，“赫氏亦每略其起例而攻之，读者不可不察也”。赫胥黎强调以伦理指导人类发展，纠正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活动规律无条件地运用于人类。严复在这些按语中捍卫了斯宾塞的观点，认定在伦理领域，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残酷的弱肉强食的法则。在严复心目中，斯宾塞生存斗争学说的普世适用性是不容丝毫怀疑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生存斗争学说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知识界的演绎。
严复在《论世变之亟》（见《严复集》第4册）中，即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与“自然淘汰，人为淘汰”考察“今日之世变”，以此为依据，论定中国与西方之所以强弱悬殊，乃是因为“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月重，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具体表现为：其待人也，“中国人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于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正是由于这些差异，中国陷入“灭四千年之文物，而驯致于瓦解土崩，一涣而不可复收”的空前危机。这是首次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与“自然淘汰，人为淘汰”学说全面批判中国传统的“中和”宇宙观、实践观，否定了“中和”学说的不少重要理念。严复在文中大声疾呼，必须学习西方，奋起直追，以避免亡国灭种、四分五裂的祸患：“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可以自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救；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失心之人不为此。”
随后，梁启超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饮冰室合集·文集4》）中明确将国家竞争看作“进化之母”，“文明之媒”。在《豪杰之公脑》（《合集·专集2》）中说：“生存竞争，天下万物之公理，既竞争则优者必胜，劣者必败，此又有生以来不可避之公例也。”在《天演学初祖达尔文之学说及其略传》（《合集·文集13》）中说：“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使普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他们用生存斗争学说根本否定了中国传统的以“中和”为最高目标的价值系统和实践系统，并从中演绎出中国师法西方变法自强的整套理论。
在“中和”思想世界中，人们熟悉的是一治一乱、一兴一亡、一盛一衰、一分一合的运动变化，人与人之间，讲信修睦，尚辞让，去争夺，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贵贱有等，礼不逾节。这就是《论语·学而》中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进化的观念，竞存的观念，在尊奉温、良、恭、俭、让的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几乎完全没有地位。可是，生存斗争学说却将中国传统思想世界中的这些主导观念一下子全部颠覆了。正如其时陈天华《狮子吼》所说：“自有达尔文先生这一篇进化论出来，世人遂把尊崇古人的谬见丢了。事事都想突过前人。”
经常为人们所引用的胡适《四十自述》中所述一段亲身经历，生动地显示了这一颠覆速度是如何之快，方面是如何之广：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过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著相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我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
20世纪初是中国现代社会科学草创时期，而它们则几乎都是在进化学说的直接支配之下创立的。梁启超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说：“自达尔文种源说出世以来，全球思想界，忽开一新天地，不徒有形科学为之一变而已，乃至史学、政治学、生计学、人类学、宗教学、伦理道德学，一切无不受其影响。”这并非过甚其词。以“进化”为主旨的大批著作，被译介到中国来。如斯配查（斯宾塞）原著、涩江保译、韩昙重译的《社会学新义》，加藤弘之著、杨荫杭译的《物竞论》，有贺长雄著、麦鼎华译的《人群进化论》，加藤弘之著、杨廷栋译的《政教进化论》，民友社编、陈国镛译的《十九世纪文明进化论》，马君武1901年出版了《达尔文物竞篇》（《物种起源》第3章），1902年出版了《达尔文天择篇》（《物种起源》第4章），1904年出版了《物种原始》第1卷（《物种起源》前五章）。这些著作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草创的样本或主要理论依据。检视这一时期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伦理学、宗教学的实际情况，几无一例外地都处于进化论或生存斗争学说支配之下。
进化论或生存斗争学说的强势输入，在受到广泛重视与欢迎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有识者的思考，他们对这一学说的普适性和绝对性提出了异议。最具代表性的，当是章太炎1906年发表在《民报》第7号上的《俱分进化论》。
文章首先指出，西方进化学说的形成和黑格尔绝对理念学说有着直接联系：“近世言进化论者，盖
生存斗争学说被介绍到中国以后，立即获得广泛认同，并被运用于中国维新变法和革命实践。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国家生存危机和社会生存危机。面对三重生存危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确实起了当头棒喝、令人警醒的作用。
然而，生存斗争学说对中国说来，又潜伏着极为不利的方面。这是因为中国面对西方列强，是弱者，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在中国内部，广大被压迫被统治者，面对掌握着国家巨大权力与财富的压迫者、统治者，也是弱者，也在许多方面处于劣势。在线型发展与进化坐标上，西方代表高级阶段，而中国则被置于较低级阶段。按照“优胜劣败”法则，中国在同西方的竞争中，中国国内被压迫被统治者在同压迫者统治者的竞争中，都难以避免失败的结局。
生存斗争学说还有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这就是它漠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对生存斗争的抑制所具有的意义。尤其是处在中国特别重视家族伦理关系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环境中，生存竞争虽具振聋发聩的警醒功能，却常常和人们日常生活实际格格不入。因此，中国思想家们早已试图对此加以补救。如1908年9月，孙中山在南洋已指出，严复和许多人对赫胥黎观点的诠释有不少地方并不符合赫胥黎原意，《进化论与伦理学》所说“进化”，不应译作“天演”，因为进化“有天然进化、人事进化之别”，“人事进化与天然进化有相因的，亦有相反的也”（《平实尚不肯认错》，《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84—385页）。这是指明人与人之间除同于万物竞存一面之外，还有非竞存一面。1912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说中则强调：“物竞争存之意已成旧说，今则人类进化，非相依相助，无以自存。”这已是以“相依相助”为人类进化的根本原则。
后来，他在1918年撰定的代表作《孙文学说》中，对物种进化与人种进化的不同原理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物种由微而显，由简而繁，本物竞天择之原则，经几许优胜劣败，生存淘汰，新陈代谢，千百万年，而人类乃成。人类初出之时，亦与禽兽无异；再经几许万年之进化，乃始长成人性。而人类之进化，于是乎起源。此期之进化原则，则与物种之进化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
在这里，以互助为原则还是以竞存为原则，被提高到区别人性与兽性、人类进化与其他物种进化的根本标志这样的地位。
不过，世界范围内如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血腥的战争，中国国内袁世凯屠杀革命党人、复辟帝制和北洋军阀到处肆虐、鱼肉百姓，以及列强虎视眈眈继续加紧宰割中国的现实，都表明仅仅诉诸“互助”是不行的。对于兽性，要以兽性与之相对抗。基于此，陈独秀1915年10月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便倡导当以“兽性主义”为今日中国之教育方针。他就此写道：
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人间道德之活动，乃无道德的冲动之继续。良以人类为他种动物之进化，其本能与他动物初无异致。所不同者，吾人独有自动的发展力耳。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直，不饬伪自文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彼之文明教育，粲然大备，而烛远之士，恒期期以丧失此性为忧，良有以也（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88—89页）。
因1917年俄国革命成功而光彩熠熠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一下子将人们从生存斗争、优胜劣败学说所带来的两难困境中解脱了出来。马克思曾就《物种起源》一书说过：“达尔文的著作非常有意义，这本书我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依据。”（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127页）马克思所确立的唯物史观，确定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物质条件有限，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都处于狭隘阶段时，为了争取生活必需品和自身利益最大化，部族与部族、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不断展开斗争。在人类文明史开始以后，非统治阶级和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之间的对立普遍、激烈、深刻，皆由于此。于此可见，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确实给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自然科学依据。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说来，阶级斗争学说将人群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部分，一是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另一是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剥削阶级通常处于优势地位，是强者，被统治阶级、被剥削阶级通常处于劣势地位，是弱者。但是，阶级斗争学说要求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联合起来，向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作殊死斗争。这样，他们就能从劣势转变为优势，从弱者转变为强者。这就解决了竞存与互助如何并存及优者胜劣者败定势如何扭转这两大难题。
李大钊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于阶级斗争学说的解读，就特别注意将生存斗争学说、互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这三者加以打通与综合。文中写道：“马氏并非承认这阶级斗争是与人类历史相始终的，他只把他的阶级竞争说应用于人类历史的前史，不是通用于过去、现在、未来的全部。……马氏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就是互助的历史，没有阶级竞争的历史。……在这经济构造建立与阶级对立的时期，这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也未曾有过一日消灭，不过因他常为经济构造所毁灭，终至不能实现。这是马氏学说中所含的真理。”中国传统的“中和”即这里所述的“互助的理想、伦理的观念”，被诠释为马克思“所理想的人类真正历史”应用的原则。
毛泽东坦陈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6页）。早先在泡尔生《伦理学原理》一书的批注中，毛泽东已经认定：“人为自然规律所支配”，“人类者，兽格、人格并备”。泡尔生说：“吾人等于古今历史中，删除其一切罪恶，则同时一切善行与罪恶抵抗之迹，亦为之湮没。”毛泽东在这一段论述旁写道：“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导也。”毛泽东具有强烈生存斗争色彩的人生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可以说正是建立在这一信念的基础之上。
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带领下高举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革命大旗，动员了民众，组织了民众，依靠广大民众发动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然而，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历程恰恰表明，只讲对立，不讲联合，只讲斗争，不讲团结，一次又一次导致革命严重受挫，而两次国共合作，以及同其他各阶级的广泛联合，则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斗争哲学”根深蒂固的影响，使得总结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胜利的成功经验时，阶级合作、不同阶级的联合，都未得到应有的承认与肯定。对立面的统一，矛盾的同一性，都被说成相对的、暂时的，而对立面的冲突、破裂，矛盾的斗争性，则被说成绝对的、恒久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终于走出了已被困扰了一个世纪的深重民族生存危机、国家生存危机和社会生存危机。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仅是武装斗争的胜利，也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胜利，中国人民大团结的胜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合作，内外交流”，本身就是一个走出冲突与斗争而走向合作与互利的方针。它创造性地延续和运用了中国“中和”的传统。
可是在这之后，斗争哲学却继续支配了中国近三十年。这里固然有客观的原因：一是中国要加快实现工业化，加快完成从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这就要继续“与天斗”、“与地斗”，以最大力度开发和利用各种自然资源，这就是坚持“人定胜天”。二是“冷战”的国际环境。三是更主要的，还是主观原因，这就是国内“阶级斗争”的持续化与扩大化，这也是“与人斗”的一部分。
国内“阶级斗争”的持续化与扩大化，直接源于我们自身理论准备的不足，因而过度信奉过渡时期理论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理论视社会主义为生长着的共产主义与衰亡着的资本主义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作谁战胜谁终极较量的时期。认定资产阶级要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进行复辟，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尤其认定广大农民小生产者每日每时不断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成为资本主义进行复辟的温床。还相信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阶级斗争将越来越尖锐化。为尽早进入理想的终极社会，必须不惜代价地开展所谓“阶级斗争”以改造和消灭农民小私有经济，改造和消灭民族资本家私有经济。
1956年，当对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以及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出乎意料地顺利完成之后，毛泽东曾一度判断，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社会主要矛盾将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些矛盾可利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和风细雨地加以解决。然而，这一估计没有延续多久，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又重新被确定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于是，又发动了一场场新的“阶级斗争”，打击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拔去干部中与广大农民中妨碍“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各种“白旗”，并通过“阶级斗争”打倒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内持不同意见者。在此基础上，斗争哲学亦逐步升级，演变为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乡村、城市都要重新划定阶级，最后发展到发动全国全面进行“内战”的“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党内资产阶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考察阶级斗争一步步扩大化的相关论述时，人们不能不注意到，生物进化学说仍然经常被用来作为佐证、依据或思想源流。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哲学问题谈话中，在说明什么是综合时，就是从生物进化过程开始的：“从前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后来提出人能制造工具，人是社会动物。动物发展不少经过一百万年，才生出人的头与手，将来还要发展。我就不信只有人有两只手，马、牛、羊就不进化了？只有猴子才进化？猴子里面又只有过去那么一种猴子能进化？一百万年、一千万年以后还是今天的马、牛、羊？我看还要变，马、牛、羊、昆虫，要变。动物是植物变的，海藻变的，章太炎都知道。……要研究自然科学史，不读自然科学史不行。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去读书，与无目的地去读书，大不相同。”读自然科学史，讲生物进化，都是“为了现在斗争的需要”，其实就是可以据此深信阶级斗争，“一个阶级消灭，一个阶级兴起，一个社会消灭，一个社会兴起”及“一个吃掉一个，一个推翻一个”，都是合乎“一个消灭一个，发生—发展—消灭”自然规律的（《关于哲学工作的一次谈话》，见《教育革命》，第176、180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12月29日毛泽东收到一份汇报读书心得的报告，其中说道：“赫胥黎为达尔文奋斗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比严译《天演论》好看多了，由于倾注全力证明人的老祖宗是猿，曾引起神学家们的狂叫怒骂。他用的方法是解剖学的比较方法，一当进入人类历史领域，就显得论据不足了，他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当天便写了一则批语，其中特别写道：“《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请找一本给我。《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报告的批语》，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在“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刻，仍不忘《天演论》，评论此书“前半是唯物的”，是肯定赫胥黎坚持“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生存斗争学说，“后半是唯心的”，则是否定赫胥黎在论及人类社会发展时要以伦理来限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从这里不难发现，愈演愈烈的一分为二、一个吃掉一个等斗争学说，同生存斗争学说有着多么深远的内在联系。
物极必反。以生存斗争为内核的斗争哲学终于走到了自己的尽头。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人们反思二十多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不能不严肃地思考：只是一味地强调一分为二，强调斗争绝对性，强调历史和万事万物都是线型的发展，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对立面互相依存，对立面的统一，难道竟可有可无吗？人与人之间彼此互助合作，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难道不同样重要，而且更应当是常态吗？“中和”在被压抑了几十年后，重新得到人们的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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