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综述
当前的甘地研究，重心仍然在印度以及欧美各国，国内虽有些突出的研究，但是整体上仍然缺乏足够的关注。就绝食这个主题而言，国内的研究无法与国际的研究相提并论。(2)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我们在撰写研究文献中，无法采取传统国内外二分的方法，只能按照主题的内在逻辑逐一进行介绍。
整体而言，当前甘地研究的基本特色可以归纳为：
（1）三个研究路径
包括功能主义、话语分析以及两者相结合的研究路径。
（2）两个研究方向
包括解读和评判两种类型。
（3）两个评判要点
对甘地绝食的评判集中于功效性和伦理性两个方面，功效性聚焦于对绝食指向的目标的实现程度，伦理性聚焦于其非暴力性质，或者说其非强迫性质。
具体分论如下：
1.研究路径
对甘地的绝食解读，研究者采取三条不同的研究路径。
（1）功能主义路径
功能主义的研究路径，研究的侧重点在于甘地绝食的功效上，只是从其外在的表现、效应和各方意见来考量甘地的绝食行为。这种研究路径鲜有关注甘地绝食本身的内在逻辑和思想理路。这种视角常常会把甘地的绝食看作是一种一般的政治行动或策略行为，倾向于从结果来分析评论甘地的绝食。如罗伯特·E.克莱特加德（Robert E.Klitgaard）就试图利用博弈论的理论来分析甘地的绝食，认为甘地的绝食是一种以极度顽固、非理性的表面姿态，来降低对手期望的策略行为。(3)又如安东尼·帕雷尔（Anthony Parel）就坦诚自己是从人类行为学，而非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甘地绝食，认为绝食是甘地的一种领导策略，一种运用政治象征发动社会运动的手段而已。(4)多尔顿（Dennis Dalton）、坎、班德尤帕蒂雅亚也持有类似的视角。(5)
（2）话语分析路径
这种路径以甘地的言论、思想作为中心，结合甘地所受的文化影响、个人思想渊源和历史场景等要素来解读和分析甘地的绝食思想。梅塔在这方面做得最为突出。他从绝食对甘地本人的意义出发，试图理解甘地绝食背后个体体验因素（自我净化和摆脱痛苦等）。(6)而A.贾亚巴兰（A.Jayabalan）就试图从“萨蒂亚格雷哈”与绝食的关系来考量甘地的绝食思想(7)，玛格丽特·查特杰（Margaret Chatterjee）考察甘地绝食与耆那教的关系(8)，其他的如宋雷特纳等人也持有类似的视角。(9)
（3）相结合的路径
更多的甘地研究采取的是功能主义与话语分析相结合的路径，虽然其中多数仍以功能主义为重心，但是都或多或少能结合甘地的言论进行分析。这种路径的一般做法是先勾画出甘地绝食思想的几个要素和精神旨趣，然后考察其现实实践状况和历史作用，进而得出相应的结论。其中比较典型的有邦杜兰特、菲斯特、约翰·盖尔滕（Johan Galtung）、福克斯、托马斯·韦伯、B.R.南达、琼斯（E.Stanley Jones）、吉恩·夏普（Gene Sharp）等人(10)。
2.解读式研究
解读式的研究，既有分析甘地绝食的目标、性质、意义、渊源、影响和贡献等诸多理论问题，也有具体探讨甘地各次绝食实践的。
（1）绝食的一般类型
夏普区分了三种绝食类型——道德压力型、绝食抗议型和“萨蒂亚格雷哈”型，将甘地的绝食作为其中独立的一种。而贾亚巴兰则区分了身体净化、精神净化和甘地的“萨蒂亚格雷哈”型。福克斯认为甘地绝食是其他两类（忏悔型绝食和绝食抗议）的不稳定结合。琼斯罗列了四种绝食（缓解消化系统压力的、精神净化的、探求道德精神问题的和改变对象道德和精神状态的），并把甘地的绝食列为第四种。这些比较视野有利于拓展我们对绝食的一般理解及甘地绝食在其中的意义。(11)
（2）绝食的性质
对甘地绝食的性质断定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绝食是否是一种独立的“萨蒂亚格雷哈”；二是绝食中的宗教和政治性质分析。
对于第一个方面，多数论者认为绝食是独立的“萨蒂亚格雷哈”，是个人使用的“萨蒂亚格雷哈”；但是，也有论者认为绝食不能独立作为一种“萨蒂亚格雷哈”，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12)
多数人都同意甘地的绝食是一种将宗教引入政治的做法，只是对这两个要素谁是主导因素起较大的争议。如琼斯认为甘地的绝食是救赎性的，它着眼的不仅仅是纯粹的政治斗争，而是“一种伟大的道德和精神抗争”，是对整个人类的道德提升。(13)约瑟夫·弗朗西斯·巴克亚纳丹（Joseph Francis Backianadan）也有类似的观点。(14)
其他论者反对这种看法，反而认为在绝食行动中，宗教只是外皮，政治才是内核。如米勒就认为甘地绝食绝不是救赎性的，而是对对手的毫无理由的强迫。吉尔完全否认这种将政治与宗教混为一谈的做法，认为，“他对爱和真必胜的信念是来自于宗教而非逻辑或理性。”甘地这种突出宗教特色的政治，恰恰是导致印度政治宗教化、教派主义兴盛的重要原因。(15)
韦伯则抱着同情性的态度来对待甘地的这种政治行为，他认为甘地的本意是要处理此世的问题，只不过他更为超远——还试图处理人的自我实现的问题。他不仅仅着眼于正义的获得，本质上更是为了结束暴力——因为暴力阻碍了人的自我实现。(16)
（3）绝食的目标
论者大多同意甘地的绝食大致有三个主要的政治目标（消除不可接触者制度、教派团结和转变英殖政府对国大党的态度）。(17)但是就每次绝食而言，也常有长期或短期的区别，如伊纳蒂斯·杰苏达珊对1932年的绝食，就区分了长期目标（消灭不可接触者制度）和短期目标（取消不可接触者分治选区制度），并分别加以分析。坎等人也有类似的做法。(18)
梅塔则从更为一般的意义来理解甘地的绝食目标——自我净化和社会服务。就甘地本人而言，绝食是“当他觉得自己的心灵被污染了，他就想去净化它。当政府或者人民行为为他所厌恶，他感到不乐。他想要摆脱痛苦。他知道他会感到痛苦，是因为自己的心灵不够纯洁”。正如佛陀绝食为了获得启发，甘地绝食是为了摆脱痛苦，是一种内在的需求。另一方面，是要通过绝食来为社会服务，促使爱他的人按照他的旨意去行动，却又不强加给他们任何强迫性。(19)
（4）绝食的要素
论者都关注到了绝食背后的精神特质，都从不同方面强调或补充绝食要素。如邦杜兰特提出了“三要素说”（真、非暴力、自我受苦），认为这是甘地绝食区别于其他绝食的特征所在。梅塔则突出强调其精神内涵——心灵和肉体的统一、精神控制战胜肉体的一个过程。其他的论者（如查特杰、杰苏达珊等），则强调了其中净化、苦行要素的地位。(20)
（5）绝食的机理
谈及此点的论者大多承认，甘地绝食的本意是通过净化自我、自我受苦，来促使对手实现道德感化，进而促进绝食的正当目标的实现。如吉尔、夏普、韦伯等都对此进行详细的论证。(21)
（6）绝食的功能
除了认为绝食能促使对手实现转化的一般观点外，还有从其外在效应来进行分析的做法，其观点也不一样。如多尔顿认为这是甘地建立本人道德和政治权威的方式之一；帕尔则认为绝食是一种政治符号，是为了唤醒民众，激发群众政治行动的一种手段；埃里克·埃里克松更将其归纳为一种印度式的领导方式。(22)
（7）甘地绝食的思想渊源
多数论者看到绝食乃是一种普遍的宗教性行为，并试图从各种有关的宗教绝食传统中来发掘甘地绝食思想的来源。如吉尔将甘地的绝食行动与耆那教的绝食相联系，认为后者只是追求一种精神的净化，个人的精神解脱，而甘地则具备政治的和社会的目标。他还勾画出甘地与大乘佛教的关系，只是佛陀的绝食是为了探求真理，而甘地则有今世社会解脱的意义。查特尔杰还从禁欲思想、不伤生、净化、自我完善等方面，勾画出甘地的绝食中这些蕴含与耆那教的关系及其不同。伊耶就勾画出这种行为与印度教徒在一些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关系。但作者也强调甘地的绝食与传统印度教徒的做法精神完全不同，认为与其说是印度教特色，不如说是甘地本人的杰作。埃斯米·温泰索还审查基督教本有的绝食传统，认为甘地的绝食与基督和保罗的绝食有可比性，但是基督教后来的这个传统被忽视了，物欲的热望超越了自我控制的范围。(23)
（8）绝食的意义
几乎所有论者都同意甘地自己的观点，将其绝食视为一种“萨蒂亚格雷哈”来看待，由此发掘其隐含的政治、社会意义。如琼斯、多尔顿都将其视为一种救赎性质，指向的是人的自我实现。(24)韦伯、罗易则认同这种绝食是要结束暴力的，甘地的绝食及其他的“萨蒂亚格雷哈”都是一种企图替代暴力的社会政治试验。(25)多尔顿、南达、梅塔、菲斯特、夏普、帕尔则侧重在其政治环境中的作用，在于能够激发对象的良知，促使其回归理性，重新确立和平的社会秩序。(26)福克斯则认为，甘地之后，其绝食模式成为新的绝食范式，是所有绝食者所效仿的对象，也正是从甘地开始绝食才成为一种广泛采用的政治抗争方式。(27)
（9）历次绝食实践的分析
几乎所有甘地绝食的研究，都不停留于理论层面来考查，他们按照自己的观点，有重点地就研究甘地的几次较为典型的绝食，其中最为集中的有1918年的阿默达巴德为纺纱工人绝食、1932年反对不可接触者分治选区制度绝食、1937年拉吉科特绝食、1943年反对英殖民政府指控绝食，以及1947年、1948年两次反对教派冲突的绝食。论者对这几次绝食的成效和伦理性及其他问题，都持有各自不同的观点，乃至几乎没有一次绝食被一致认为是成功的或者是失败的，这也体现了甘地绝食的复杂性。由于对各次绝食的实践分析是这般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零乱散落，以致难以梳理出一个整体的概况。况且，勉强归纳出来，会占据过多篇幅，而使本文献综述的主题冲淡。为此，我们将把这些争论，放在论文的行文中，在具体论及各个典型绝食实践时进行介绍。
值得一提的是，一篇别具特色的论文来自维奈·拉尔，他探讨甘地在1947年前后，面临印巴分治时，不进行绝食的理由。这个视野从反向来考查甘地的绝食理论，恰能说明甘地绝食的某些道德限制，值得引起更多的关注。(28)
3.历史人物（或政治派别）对甘地绝食的评判
甘地绝食研究的另一个重心，甚至可以说最具争议和引人注目的部分，恰是对甘地绝食的评判——这种依靠魅力型领袖的个人牺牲行为能取得预想的效果么?这种以自己生命来威慑迫使对方满足要求的做法是合乎理性和道德的么?无论历史政治人物，还是研究者，围绕着甘地绝食的有效性和伦理性这两个中心话题，一直以来都争论不休。
之所以将历史人物与研究者的观点分开阐述，其理由在于：第一，评论的本性不同。历史人物是甘地绝食运动的介入者，他们或是绝食对象、绝食同情者、甘地的同事、竞争对手，或是绝食受众，他们是绝食的直接影响者，与作壁上观的学者研究评论完全不同；第二，评论的特色不同。他们的评论与研究着重点不同，由于立场、利益、情感和背景等的不同，他们的反映有的带有政治目的，有的则是感性、直观的，他们的评论经常是简短而有力的，他们通常缺乏学究性的探讨，而带有强烈的个体性格；第三，研究意义不同。他们的反应本身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之一，为我们提供第一手的资料，并对我们审视甘地绝食提供很好的启发。
故此，笔者将历史人物的评判与研究者的评判分开论述。
（1）否定甘地绝食
其理由主要有：
a “政治勒索”、精神强迫
认为甘地的政治绝食是“政治勒索”，相当程度上来自印度总督林利思戈对甘地1943年反对英殖民政府关于发动暴力，要求释放自己促使局面恢复和平的绝食而进行的评论。持这种类似的观点还包括贱民运动领袖安倍卡和甘地的刺杀者戈德斯。(29)在1932年甘地浦那绝食中被迫退让的安倍卡，从那以后，一直反对甘地和国大党解决不可接触者问题的方法，尤其对甘地的那次绝食耿耿于怀，称之为“最为极端的强迫性手段”，并质问其从未为不可接触者开展过任何包括绝食在内的“萨蒂亚格雷哈”运动。(30)戈德斯则认为甘地的各次绝食都不过是对印度教徒的强迫。(31)
即使是甘地的最亲密战友——尼赫鲁，也对转化与强迫区别表示怀疑。他说：“甘地某些促使对方转化的方法，对我而言，其实与友善的、慎重的强迫差不多，这两者对我而言区别不大。”(32)
b “宗教政治不分”，混淆视听
绝食本身乃是一种宗教性的活动，其本意乃在于自我净化、解除心灵困惑，对至上的神进行祈祷，或如泰戈尔所言，是应该私人秘密进行的。但是甘地把这种宗教性的活动引入了公共政治中，作为一种具备要求性的手段公开进行，引发了诸多政治人物的反对。其中包括印度共产党人罗易、尼赫鲁、泰戈尔和安德鲁斯，以及穆斯林联盟领袖穆罕默德·阿里·真纳（Mohammed Ali Jinnah）。如真纳就极度反感这种滥用宗教要素的做法，认为这恰好是国大党人要将世俗政权加以印度斯坦化、进行宗教复兴的手段。(33)而包括尼赫鲁在内国大党人一开始也对甘地这些深带宗教特色的诸多行为感到奇怪而不可理解，并多次嘲笑、反对。如尼赫鲁就说：“我对他这种运用宗教和感性的方法来解决政治问题感到愤怒。他总是说神在其中起到某种作用。他甚至说神暗示他何时进行绝食。多么恶劣的例子啊。”(34)
c 独裁作风
甘地的刺杀者戈德斯认为，包括甘地绝食在内的各种手段，都是一种独裁的作风，“他使国大党人要么退出国大党，要么只能服从他的领导”(35)。而尼赫鲁也有同感，他说道：“还有什么东西比甘地的绝食更具精神强迫作用呢?它让他的亲密追随者和同事都成了智力纸浆。”(36)尤其是在1922年印度不合作运动中，甘地因为发生暴力事件而在运动高潮时通过绝食来停止运动的做法，引起了国大党其他领袖的极大愤慨，认为使当时的良好形势完全错失。
d“肮脏的技艺”、“怯弱的行为”
在1918年的阿默达巴德绝食中，纺纱厂主们对甘地的做法深表愤慨，纺纱厂主Ambalal甚至说甘地的绝食是“肮脏的技艺”（dirty trick）。同时，也有部分人说甘地的绝食是“愚蠢的”、“怯弱的”，甚至是更差的。(37)
e 可能使问题恶化
甘地忠实的跟随者，基督教徒安德鲁斯，也多次反对甘地的绝食，他说道，“绝食——这种自杀性手段，是违背我的直觉的。”虽然他同意诸如1921年的反对暴力的绝食，但是对其他的绝食，如1932年的反对分治选区绝食，则采取反对态度。他认为“如果不是出自上帝恩赐的机会，而被狂热分子滥用的话，将只会使议题倒退，而非进步”(38)。
f “边缘议题”
对于1932年的甘地绝食，尼赫鲁深感愤怒，认为甘地的目标——反对不可接触者分治选区制度——是一个“边缘议题”，不值得甘地为其牺牲生命。
g强调非暴力不合乎人类本性
部分政治家，干脆否认包括绝食在内的“萨蒂亚格雷哈”中，完全非暴力的必要性。如印度教国民大会组织的精神领袖萨瓦卡就认为，暴力乃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法则，暴力是人类建立代理来服务其目的的必要手段，也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生存的需要。甘地这种要求绝对非暴力（非强迫性就是一种绝对的非暴力）的做法，是非道德的和反人性的，也违背了其圣人特质，是一种情感冷淡。(39)
（2）赞成的理由
a 伟大的魔术师
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其他领导人，虽然对甘地的绝食行为不能理解，甚至感到无法介入。但不能不承认甘地绝食的巨大效力，如对于1932年的绝食，尼赫鲁就坦言甘地是个“魔术师”。(40)而对于1948年的德里绝食，尼赫鲁也进行一日绝食进行支持。甘地的绝食也引发其他政治人物的支持，如西孟加拉的总督拉贾戈帕拉查里就认为甘地这个“魔术师”制造了“加尔各答奇迹”。(41)英殖民政府的最后一任总督L.路易斯·蒙巴顿对甘地1947年的绝食给予盛赞，他在一封给甘地的电报中写道：“尊敬的甘地先生：在旁遮普，我们有五万五千人的军队，却骚乱不止。在孟加拉，我们只有一个人（即甘地），却波澜不惊。作为一个军官和行政官员，请允许我为您的伟大力量表示感激。”(42)
b 英雄的献身
也有部分人物，尤其是甘地的信从，把甘地的绝食视作是一种“史诗性的”、“英雄的行为”。最为突出的是甘地的秘书佩阿雷拉尔在其《史诗性绝食》（The Epic Fast）中，就高度盛赞了甘地1932年的伟大绝食。(43)同样地，泰戈尔对1932年绝食也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甘地绝食的阴影“正如日食笼罩大地一样笼罩着整个印度”(44)。
c 仿效和支持
民众对甘地的绝食，多数采用同情的态度，甚至用绝食来支持甘地。比如1932年绝食的第一天（9月20日），就有成百万的印度人进行同情性的绝食和祈祷。(45)而1947年的加尔各答绝食，更有妇女在晚上绝食，全体警察绝食一日的行动，支持了甘地绝食的道义性。(46)
从以上各种政治人物对甘地绝食的态度来看，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相当多的对手，如英殖民政府、贱民运动领袖、穆斯林联盟、保守印度教徒等，对甘地的绝食，由始至终采取反对态度，很少有承认自己被感化的。
第二，甘地的同事和同情者（包括泰戈尔、安德鲁斯），尤其是受西方教育的国大党人（如尼赫鲁），许多不能理解甘地的绝食，但是其观点呈现变化的态势，有质疑也有赞成，并且随各次绝食不同而态度有所不同。
第三，甘地的信从，尤其是非暴力主义者（如佩阿雷拉尔），对甘地的绝食抱着基本肯定的态度。而民众也对甘地的一些绝食深感同情，甚至支援这些行动。
可见，立场的差异，也是对甘地绝食评价不同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4.研究者对甘地绝食的评判
与政治人物的评价不同的是，研究者们试图从更为理性、客观而又综合的角度来分析甘地的绝食，他们的评判基本上沿着两个方面展开：甘地绝食对实现其目标的有效性，以及这种绝食的道德合理性。就后者而言，评判的中心不知不觉地向绝食的强迫性特质聚焦。具体分论如下：
（1）对成效的基本分析
对甘地绝食的成效评估，研究者们有从直接—间接、短期—长期、世俗—精神等层面来进行，由此也得出不同的结论。
第一，基本肯定其功效的。
a 创造了一个个奇迹
持这种观点的包括多尔顿、科沃德、南达、杰苏达珊。主要是关于1947年、1948年的反对教派冲突绝食的评价，认为通过个人的绝食促使社会重回理性与和平，是一个伟大的奇迹。(47)
b 基督式的救赎：提升人类的道德和精神境界
这种观点认为，甘地的绝食绝不仅仅着眼于政治本身，它更是一种救赎性的，它指向于提升人们的道德和精神层面。甘地如同耶稣一样，迫使人们去面对十字架。维玛甚至称甘地的绝食可以媲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献身。(48)
c 具有普遍性的技艺
琼斯认为绝食是一种潜在的拯救所热爱的对象的力量，只要获得足够的资格和灵巧地使用，它可以广泛的应用。(49)
d 有力的策略
如琼斯认为绝食是甘地最有力量的策略，它试图引起人们对一些道德上错误或不宽容的关注。(50)
e 弹奏心灵音符的魔术师
菲斯特认为甘地是一个伟大的魔术师和音乐家，“他能弹奏人们的心灵音符。”(51)这种绝食有着长期的影响和作用。南达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绝食使其主题戏剧化。表面上，它是要压制理性。事实上，它是要将理性从偏见和惯性中解脱出来，战胜这些千百年来使印度社会容忍不正义的始作俑者。”(52)
第二，基本否定其功效的。
也有论者从其他角度出发，否定甘地绝食的有效性，或指出其局限性。主要有：
a 实践上基本失败
如班德尤帕蒂雅亚分析了甘地最为典型的三次绝食（1932年反对分治选区制度、1943年反对英殖民政府和1948年反对教派冲突），指出这三次绝食包含甘地绝食的三大目标（反对不可接触者制度、英殖民者、教派冲突），其结果都未能让对手折服，长期来讲，也没有获得其成效。而坎、伯克和阔拉斯也从其专著中支持了这个观点。(53)
b 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否认甘地绝食成效的论者中(54)，相当多人认识到了政治绝食行动乃至整个“萨蒂亚格雷哈”的根本局限，就在于其缺乏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系统思考和制度性框架的建构。如坎就通过分析甘地对教派主义冲突的方法，认为甘地的绝食只是着眼于感性和个人例子，只是对极度暴力的控制和回归和平，但由于对强制的反感，而没有系统的社会结构框架的反思，作用力相当有限，并且也难以使对方转变。即使转变，也是暂时的，无法长期维持教派间的和平。(55)
即使甘地的同情者、著名的甘地传记作者菲斯特也对甘地1924年绝食的失败做出分析，认为甘地没有正视印穆冲突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根源，只是简单将其归纳为宗教情结，恰是这场绝食（乃至整个教派冲突解决）失败的根本原因。(56)
c 失败的宗教—社会试验
即使从宗教和精神层面来看，甘地的绝食也受到否认。如罗易认为甘地不完全是个政治家，而是个实践理想主义者，是个社会—宗教试验家，是个试图将自己的理想诉诸实践的试验者。他在1947年的绝食中言行不一致，事实上也采取一种强迫性的行动。整体上而言，他只是个失败者，不能给印度带来和平，反而是印巴分治的制造者。(57)
d 不能群众性地使用
贾亚巴兰指出甘地绝食绝不能群体使用。邦杜兰特甚至认为绝食不能算作一种“萨蒂亚格雷哈”，它只能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只能被看作一个行为，而不是一个运动。纳什也指出绝食不过是个小问题。(58)
第三，部分肯定部分否认的。
另外一些论者抱着较为客观的立场，既研究甘地绝食的成功例子，也研究其失败例子，既指出其优点，也指出其不足，以及有待完善的地方。主要有：
a 实践上有成有败
菲斯特就指出1924年绝食的失败以及对整个印穆关系和解中的不足，但是他又高度评价了甘地1932年的绝食以及1947年和1948年的两次绝食，认为获得了奇效。(59)
b 善于短期效应，难以取得长期效果
亚历山大分析了甘地1924年的绝食，认为其虽有成效，但是相当短暂，很快就又爆发了教派冲突。(60)
c 需要一定的条件才能成功的
班德尤帕蒂雅亚指出绝食严重依赖于对手的品质、社会系统、绝食者的素质和正确的运用几个条件：对手需是偏好自由的、公开的和具有同情心的，政治系统需是自由的，绝食者必须有高的社会地位，绝食必须正确使用，才可能获得预想成效。坎也指出杰出领导人的重要性。伊耶也注意到了转化的困难：在于无论是非暴力还是受苦，都有主体要求过高的困难，并且即使主体本身具有纯粹、无私的动机，也未必能为对手所承认或者引发对手的善意反应。(61)
（2）伦理性（强迫性）的分析
对甘地绝食的另一个批评的中心在于其道德性。因为绝食（尤其是绝食至死的）乃是一种以自己的生死存亡为代价来向对方提出要求的行为。这些行动本身就带有巨大的威慑力，给对手带来巨大的道德和心理压力。因此，就绝食而言，其道德性争论的核心乃在于——这种行动是否具有强迫性，是何种性质的强迫性，这种强迫性应该如何去对待呢?就这个问题而言，学界的争议更为激烈。
第一，同情者视角下的强迫性。
对甘地绝食的道德性持同情态度的，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个是否认其中具有强迫性，认为只是具备促使对手唤醒良知、采取行动的能力；另一个则是对其强迫性进行解读，认为绝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尤其是暴力意义上）的强迫。具体如下：
a 不是强迫性质的
持这种观点，是甘地及其信从组成。甘地在不同场合，对于自己绝食是否具备强迫性，采取不同的回答方式，但是其核心的观念都是否认其强迫性。比如甘地就说：“如果人们同意我的绝食是出自爱的，那么只有我们说父母对子女，或者子女对父母，夫妻之间的爱——是强迫的，我们才能说他是强迫的……我小的时候，父母的爱让我免于犯错……对子女和朋友的爱让我免于沦落。”面对琼斯的质疑，他甚至回答，“这就像基督在十字架上给你的强迫一样。”所以，甘地自认为自己的绝食是一种出于爱，对对方的拯救行动，促使对方免于邪恶，行为正义的劝善行为，不能算是强迫性的。(62)
b 非一般意义的强迫
有的研究者把问题转向于这种强迫的性质，认为不能依照一般理解的强迫来解释。比如宋雷特纳就认为甘地的绝食在三个方面不同于其他强迫：第一，动机上不同：存在非自私的（出于爱的）与自私的区别；第二，目的不同：绝食重在转变态度，而非强迫服从；第三，机理不同：绝食强调强迫反省，而非强迫采取某种行动。邦杜兰特提出两个不同：即绝食是间接的和无意地给对方带来强迫，绝食是通过自己的受苦，而不是把苦难施加给对手的，其表现完全不同。纳什则更进一步，提出其性质上的差异：绝食（包括整个“萨蒂亚格雷哈”）只是强迫对手去面对某些情景，而没有强迫对手去接受某些结论。正如“某人被强行挟持到某个现场，从而改变了观念一样”。强迫只是挟持这一行动，而非接受观念本身。(63)
伊耶的观点与邦杜兰特基本相同，但是他增加了一点，即这种强迫的性质只是一种道德上的不舒服（Moral discomfort）而已，并且存在行为者主观的不伤害和尽力避免伤害，其威胁与暴力性的强迫不可同日而语。(64)
还有琼斯认为这种强迫是救赎性质的，梅塔认为是高贵和纯洁的，都是属于这种类型。(65)
c 对强迫性进行其他的辩护
韦伯对其动机进行辩护，认为绝食即使带有强迫性，但其本意乃在于根除暴力，探寻替代暴力的方法。他写道：“用另外的话说，对暴力情况的阻止非常重要，不仅是为了获得正义，本质上更是为了结束暴力，因为暴力比保持压迫性的结构伤害更大——它通过打破人们对共享的人道的真诚赞赏，从而阻碍了人类潜力的实现。”(66)
维玛更从方法本身来谈这个问题，认为任何方法都可能会被误用，应以其后果来评价甘地的绝食，不能简单地下判断。(67)
第二，反对者视角下的强迫性。
对甘地绝食的非强迫性特点，反对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批评：
a 是一种政治勒索
如朱尔根斯迈耶就认为1932年的绝食具有强迫性。米勒则认为在非暴力中，受苦应该是自愿接受的，而不是自己施加的。这种自我施加的受苦是一种含蓄的威胁，它并不带有救赎性质，而是将自己的生命毫无理由地交到了对手手上。(68)
b 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冲突
韦伯就持有这种观点，认为甘地多次在绝食实践中强迫对手服从，其“萨蒂亚格雷哈”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冲突。罗易则认为甘地在解决教派冲突中，避重就轻，不敢采取决然的行动，这是促使印巴分治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既不能坚持暴力，也不能坚持反抗暴力到底，只能是个实践的失败者。(69)
c 效果不理想
盖尔滕认为，由于在绝食中，对手毫无选择余地，为避免巨大的道德压力只能服从，这使得甘地的绝食虽然自称具有“转化”特点，但是在实践中，往往遭遇到非难，尤其是其对手往往不能同意这一点。(70)韦伯也强调了这一点。(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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