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绝食实践与理论的一致性分析

二、甘地绝食实践与理论的一致性分析

要从实践来分析绝食的感化性，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绝食的实践是否严格贯彻绝食的理论，以保障其感化性?

第二，绝食实践在效果上，是否真正实现了政治感化?这体现在是否以非强迫性的手段使对手的内心改变了（change of heart），也体现在是否获得了有效的成果，促使正义和正当诉求得到满足?换言之，非强迫性与有效性，能否同时得到满足?

最后，我们要看看各次绝食在实现政治感化上存在何种差别?差别背后的影响因素为何?

（一）实践—理论一致性的初步分析

根据第四章，我们知道，甘地的绝食必须满足5种适用条件和6个基本运作原则，我们称之为“5＋6”绝食原则，它是甘地绝食理论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也是衡量甘地绝食实践是否贯彻政治感化要求的基本标准。

根据这11条原则，我们对14次绝食进行逐一分析，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结论：

1.绝食的运作原则，基本都能得以贯彻

如题，唯一的例外是1939年反对王公绝食，因为没有完全的精神克制和主动寻求总督干预，而破坏了绝食的感化性。

2.绝食的适用条件原则，则存在较大的偏差

就5个条件而言，作为正义的、非私人的事由，绝食者必须熟悉绝食之道，这两个条件，都能得到满足。但是对于“不能反对对手”、“不能试图改变对方的观点”这两个条件，则有明显违背的例子。而“作为最后的武器”这一点，也存在理解上的争论。

具体而言，这些违背现象在以下几次绝食中发生：

（1）违背“不能反对对手”原则的情况

主要是反对英殖民政府当局的3次绝食和反对王公当局的1次绝食。如果说施暴群众、印度教种姓阶层、工人和印度政府都能说是甘地“自己人”的话，那么无论如何，都很难不将英殖民政府和背信弃义的王公视为对手，因此，这几次绝食都违反了这个原则。

（2）违背“不能试图改变观点”原则的情况

主要是1948年（第14次绝食）反对教派冲突的绝食，因为这次绝食要求印度政府支付巴基斯坦政府因分治而应得的财政份额，在两国开战关头，确实有“资寇养敌”的嫌疑，并且以绝食至死的方式相威慑，完全迫使印度政府改变原有的政策，违反了“不能试图改变对方观点”的原则。也恰是这个原因，构成了印度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极端反感，成为其刺杀甘地的重要肇因。⁽¹⁵⁾

（3）违背“作为最后武器”原则的情况

绝食作为一种“最后的”非暴力的武器，只是一般的原则。但是在定期绝食的一些情况中，则未必是最后的武器。如两次长时间的定期绝食（1924年反对印穆冲突、1933年反对贱民制度），则带有宣传和净化的意义，它们更多是意味着一种运动的开始，为运动的顺利开展提供条件，而不是最后的武器了。

（二）绝食实践的类型差异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知道，甘地在绝食实践中，并没有完全贯彻其绝食理论的要求。也就是说，甘地的绝食，并不完全都是严格依照“坚持真”的，虽然他总是强调自己做到了这一点。

但是，我们仍要考察清楚的是，这些违背“坚持真”绝食理论的例子，是出于何种缘故，是否有甘地的难言之隐，又或者是否真的完全与甘地绝食理论的政治感化特性相冲突，而成为纯粹的“饥饿抗议”或者“静坐绝食”?

根据甘地绝食的实践情况，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类别，其贯彻“坚持真”的绝食理论也相应地存在着程度的差异。

1.纯粹的“坚持真”绝食

这种类型是最为典型的甘地式绝食，它们完全贯彻甘地的绝食理论。其方式既可能是绝食至死的，也可能是定期绝食的。这种绝食类型是甘地绝食的主导和多数的方式，实践中包括1918年支持工人罢工绝食、1919年至1922年间反对群众暴力的3次绝食、1932年反对贱民分治选区的绝食以及1934年、1947年、1948年的各次绝食共8次。

2.定期净化绝食

这种绝食类型，介于净化性绝食（或称忏悔性绝食）与“坚持真”绝食之间⁽¹⁶⁾。它区别前者在于，这种绝食是长期的，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并且是绝食者独立进行的，而不是作为某个政治运动的一个时间短暂（一般为1日）、广泛进行的群众性自我净化绝食。区别后者在于，这种绝食没有完全贯彻“坚持真”的绝食理论。在“5＋6”的原则中，它似乎违背其中的“最后的武器”的信条，但其他的原则都能满足。其典型的例子，是1924年为印穆和解、1933年为哈里真运动而进行的长达21日的绝食。

所以，这种绝食，可以看作是对净化类绝食的延伸和发展，它是以更大的牺牲（甚至有生命危险）和更坚决的自我净化，来向社会宣传自己的政治观念，和为自己的追随者们树立典型，帮助他们自我净化，确保“坚持真”运作能在非暴力的范围内展开并卓有成效。

如果要说这种绝食背离甘地绝食的政治感化特性，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种绝食，它是支持政治感化的。它没有独特的反对对象——针对的是普遍的国民，它也没有以极端的形式存在——绝食控制在能力范围，并不以死相威胁。其目标也不是诉求性质的，仅仅是通过绝食者的苦难，来唤醒民众对绝食者事业的思考和良心叩问，引发各界对问题的关注，教育追随者以苦难和净化开展“坚持真”运动。它是对“坚持真”运动的宣传和准备，本性上是“坚持真”运动的一部分，是作为政治感化的一个环节存在的。为此，从根本意义上而言，它并没有违背“坚持真”政治感化的根本精神。我们充其量只能说是甘地在实践中对“坚持真”绝食理论的发展或补充，或者说，是一个政治家在政治行动中的灵活和机动，这并不构成对绝食政治感化性的冲击。

3.近乎“饥饿抗议”的绝食

对绝食政治感化性更大的冲击来自于那些针对对手的绝食。毕竟如前所言，绝食的本性是“改造自己人”，是以绝食反对对象与绝食者之间的亲密或同志关系作为基础的，是一种“爱的强迫”。没有这一点，绝食就会成为一种暴力，沦为“坚持真”绝食的反面——“饥饿抗议”。⁽¹⁷⁾

在实践中，甘地3次针对英殖民政府（1932年、1933年、1943年）、1次针对王公的绝食（1939年）都违背了这一原则。这些绝食，也恰恰都是在甘地被囚于狱中期间进行的，也都向对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作为停止绝食的条件。除了1943年的那次绝食外，采取的形式也都是绝食至死的方式。这几个特点，使其几乎完全具备了“饥饿抗议”的诸多特征，而似乎与主张非强迫性的“坚持真”绝食背道而驰。

（三）近乎“饥饿抗议”否定甘地“坚持真”绝食理论?

这种类似于“饥饿抗议”绝食无疑对甘地的“坚持真”绝食理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人们不禁要问，这种绝食真的也是“饥饿抗议”么，它们真的颠覆了甘地的绝食理论，令其成为冠冕堂皇、言行不一的政治口号么?

要准确地回答上面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这几次绝食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通查《甘地选集》，我们可以对各次绝食进行详尽的分析。

1.1932年支持科拉潘的绝食：可以容许的“饥饿抗议”

在这次绝食中，甘地并没有声称自己的绝食是“坚持真”的⁽¹⁸⁾。其事由在于英殖民政府拒绝依照惯例给予科拉潘在狱中自行进行清扫卫生的权利，并且科拉潘已经进行绝食抗议了。甘地的这次绝食具备两个目的：一是公开支持贱民解放运动，二是拯救科拉潘的生命。按照甘地的话说：

“现在对我来说，存在这样的一个选择：任由自己的同志死亡而无动于衷，还是即便自己处于险境也要拯救其生命。”⁽¹⁹⁾

所以，这次绝食具有三个特点：

（1）没有主动声称是“坚持真”绝食；

（2）事由是由于政府的失信和滥权，随意更改惯例；

（3）目的是为了拯救同志的生命。

这一点，与甘地对于政治囚犯在狱中进行绝食抗议的条件限定恰好是相符合的，甘地说：

“他（指囚犯）可以公开地反对监狱条例或进行‘饥饿抗议’的唯一情况就是：有人试图羞辱他，或者狱政方——正如他们常做的那样——自己违反条例无端剥夺囚犯的应有待遇，或者给予囚犯根本无法食用的食物。另外一个可以进行文明不服从的例子，就是破坏囚犯信仰的一些宗教戒律。”⁽²⁰⁾

按照这个条件，无疑殖民地政府破坏了其中的关于不能剥夺囚犯应有的待遇、不应破坏囚犯的宗教信仰戒律等几个条件。为此，甘地并没有反对科拉潘的绝食，甚至是支持他而进行同情性的绝食。虽然并不以之为“坚持真”绝食，但却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饥饿抗议”。

2.1933年反对英殖民政府的绝食：第二次可以容许的“饥饿抗议”

这次绝食与1932年的绝食非常相似。这次绝食，并没有被冠以“坚持真”的名号⁽²¹⁾。其起因是由于狱政方违反“浦那协议”，剥夺了原有的允许给予甘地提供进行《哈里真》杂志编撰和指导哈里真运动的所有便利条件⁽²²⁾。而这个运动对甘地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是甘地宁死也不愿放弃的运动⁽²³⁾。所以，它与1932年支持科拉潘的绝食一样，都是“坚持真”斗士可以容纳的一种“饥饿抗议”。

3.1939年反对王公绝食：认知的误区

甘地承认这次绝食是一次“坚持真”绝食。但是，值得争议的一点是，他并不认为自己和王公之间是一种对抗关系，相反，在绝食之前，他就说：

“人们必须记住我和拉吉科特及其统治者的亲密关系。我把达门德拉看作是自己的儿子，我相信自己能够通过自我受苦的形式来激发其内心最好的一面。”⁽²⁴⁾

甘地之所以有这样的自信，是因为他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拉吉科特成长、父亲曾经长期担任这里的帝万（类似宰相的职位）。这令他高估了王公对自己的感情，最终自己也在绝食中动摇，以至于寻求总督的干预。（在第六章我们还会详细分析这个案例）但无论如何，我们只能说双方之间存在认知的误区，却很难说甘地在主观上故意触犯其“坚持真”绝食理论。

4.1943年的绝食：在“坚持真”与“饥饿抗议”之间

这次绝食比较难以归类：一是它有诉求（要求英殖民政府退回对国大党煽动暴力）的指责，但是却没有把诉求的满足作为停止绝食的唯一条件（21日绝食完成，甚至生命出现危机都可以停止），其对诉求的坚持远不如一般的“坚持真”绝食；二是它还有表达性功能，但表达的不是一般的教育意义的宣传和净化，而是一种囚犯对无端指责的极端抗议，表达国大党人和自己面对无端指责的无辜。

所以，它是条件性绝食和非条件性绝食的杂糅。它也是“坚持真”绝食与“饥饿抗议”之间模糊结合之产物。之所以是“坚持真”的，是因为施暴的无端指责，是对“坚持真”斗士最为恶劣的侮辱，“对‘坚持真’斗士而言，是一种引诱其进行绝食的邀请。”⁽²⁵⁾之所以是“饥饿抗议”，因为身陷囹圄，身不由己，绝食只能是唯一的表达抗议、自我澄清的表白。为此，即便绝食所针对的对象是对手——英殖民政府，这也是唯一表达和抗争的手段，甘地也不得不采用了。

回到我们的主题——这些类似“饥饿抗议”的绝食是强迫性的么，它们与“坚持真”的感化性精神真的南辕北辙么?

强迫性显然是存在的，即便是甘地也不否认其中可能的强迫性，而把它们看作是“坚持真”绝食。但是问题在于，甘地的绝食理论已经预留了“饥饿抗议”正当适用的特殊情形，这些实践——除了1939年是认知的误区外——恰好是这个正当的适用情形。它们是政治囚犯们身陷囹圄中无奈抗争之选，是形势逼迫的产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这些针对对手的绝食，并非指向主动的政治主张，甘地从未通过绝食要求政府满足其宏大或具体的政治主张——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退出印度、释放政治囚犯等。相反，这些绝食，却是囚犯们保障自身在狱中的最后便利和名誉的抗争之举，它们对囚犯意义重大，对于它们的对手——英殖民政府——却可能是无关紧要的。比如1932年、1933年的绝食，其贱民解放运动目标无害于英国的统治，而提供清扫卫生权利和进行哈里真运动便利设施对英殖民者而言更是举手之劳，更何况，它的收益是甘地一年内不进行任何反对英殖民政府的政治活动的承诺。1943年的绝食，更多是一种口舌之争，在英殖民政府完全控制局势的情况下，谁煽动暴力、谁为暴力负责，这种表面文章又何伤大局，甘地的这种举措，在某些人看来，完全是一时意气，是基于对无端指责的痛苦。正如菲斯特所说：

“一个纯粹的瑜伽者总是能够保持无所牵挂，但是甘地却无法做到这一点。”⁽²⁶⁾

所以这种类似“饥饿抗议”的绝食，可以说并非“坚持真”的绝食，但它并不是对“坚持真”绝食的故意否定。相反，却是在特殊情形下，对于失去人身自由的“坚持真”斗争的抗争方式的一种补充。它体现了甘地非暴力斗争方式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体现了一个政治行动家审时度势，其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

1.甘地的绝食多数能够完全按照“坚持真”绝食理论进行。14次绝食中，有8次完全按照“坚持真”绝食理论进行；2次基本按照“坚持真”绝食理论进行；而只有4次绝食存在“饥饿抗议”的嫌疑。

2.4次类似“饥饿抗议”的绝食并没有对“坚持真”绝食理论产生根本性冲击。这在于甘地在理论上为这种绝食预留了余地，也在于这种绝食方式是在特殊形势下的一种无奈，它合乎“最后的武器”的要求，是“坚持真”绝食的补充。

3.对绝食“不能用于反对对手”，必须作更广阔视野的理解。比如，甘地就顶住各方压力，没有用绝食来迫使英殖民统治者在印度独立和内部政治社会改革中让步，也没有采用绝食来反对穆斯林联盟的印度分治主张。这种克制，恰恰表明了甘地深刻遵循“绝食改造自己人”，“激发同情者内部的最好一面”，“使用于对手将造成对其暴力”的各种绝食原则。因此，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甘地仍然能恪守绝食的基本道德。